从中西文明比较看中国的崛起

辜正坤

［演讲者小传］

见第1页。

一、中西文明的三大差别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欧洲文明有三大特点：（1）城市性：欧洲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经济；（2）沿海性：欧洲“古代文明史就是沿海城市史”；（3）奴隶性：欧洲的社会制度可以说基于奴隶制度之上。韦伯概括的这三个特点是站得住脚的。这三个特点也可以推而广之地看成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主体特征。不过我还想在韦伯的三点上逻辑地补充一点，即掠夺性：欧洲文明——至少近代西方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掠夺性文明、好战性文明。

而中国文明恰好在上述三点上与欧洲文明背道而驰。中国文明的第一特点不是城市性，而是乡村性，长期以来农业经济构成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文明的第二个特点不是沿海性（尽管它也有颇长的海岸线），而是内陆性。中国古代文明几乎完全是在内陆，尤其是在中原一带衍生壮大的。这前两点几乎不言自明。我想侧重谈谈第三点。中国文明的第三个特点不是基于奴隶制度之上，而是具有鲜明的抗奴隶机制。中国社会虽有一定程度的奴隶现象（正如任何社会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奴隶现象一样），但是其主体社会从未实行过真正的奴隶制度。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制度，追溯起来，均与前述两点息息相关。简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在很长的时期内以农耕形式为主，这就必然造成以家庭为主要构成单位的部落式农耕社会集团。农耕形式要求生产者具备相对的稳定性，而中国先天的环境封闭性则为这种稳定性提供了更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家族纽带在和平的环境里日益盘根错节，最终自然生成强调安居乐业生活方式的家国（也就是国家）形态。在这样的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几乎多半会循根而归结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归根结底都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因此，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下太平，强调仁爱为本，反战、反掠夺、反竞争的民族心理惯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乎是势所必然。这种格局自然在本性上排斥那种完全剥夺个体生存自由与基本权利的奴隶制度。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抗奴隶制机制。由于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内陆上衍生壮大的，没有把发展空间扩张向辽阔的海洋，自然就会由于内陆的局限性而塑造了相应的封闭性或收缩性，即不利于酝酿出强有力的掠夺扩张性民族性格。而西式奴隶制度主要兴旺于地中海一带。一望无际的海洋最容易激发出人的冒险精神和征服开拓的精神。征服开拓的精神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一种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力空间、压缩剥夺被征服对象的权力空间的心理趋势。这种心理趋势不用说是奴隶制度得以产生的强有力的心理动机。在这样的心态下，战争发生的频率必定相对大些。战争的结果是大量的战俘，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剥夺战俘的人身自由，无偿占有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奴隶社会的本质特征。这种趋势几乎早就潜存于海洋性文明的核心中，同时恰恰是农耕性文明试图加以克制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即其理性表达）。所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颇强的抗奴隶机制，是在比较之下才更见其言之成理的。这一点，恰恰是中外学术界很少注意到却又非常重要的中国社会特点。它是中西文明本质差别的基础条件之一。

二、中国文明在新世纪面对重新崛起的机遇

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中国的问题》一书的第10章中指出：“在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所有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在中国，有年轻改革家们的强有力的运动，若能获得适当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机械文明远为优秀的文明。”（埃德温·赖肖尔:《中国的问题》，理想出版社，第22页）赖肖尔认为：在科学知识及应用领域，西方文明的确占据着优势，但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最高意义的洞察上，西欧文明却远非中国文明那样深刻。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1889—1975）在70年代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时代”的著名论题。1974年，在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尤其是天人合一式的保持人与自然平衡的和谐。他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汤因比将人类6000年文明分成26个文明形态。他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道路。在这一点上，现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98页）汤因比认为中国人将在21世纪初叶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对上述乐观推测，我们要严肃地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面对这种机遇？

三、中国人如何面对这种机遇？

有关中国将要在21世纪崛起的断言不论在海内还是海外，都已经是一个火爆的话题。一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写了厚厚的书来证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一个威胁，因此应该对中国进行遏制（2001年我在美国还看见许多家书店的最显眼的书架上陈列着精装的英文版《中国威胁》一书）；另一些人则尽量说服人们相信中国不会崛起，因为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自我拆台的矛盾；还有一些人则坚信中国会崛起，并从而用西方的崛起概念来按图索骥地论证中国所要崛起的基本证据。然而，中国人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能否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崛起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姿态崛起的问题。历史学家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几乎都伴随着给世界其余的若干国家带来不可避免的奴隶地位或奴隶现象。埃及、古希腊、罗马诸国的壮大史及衰落史就是证明。近代战前的强国诸如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崛起也是证据。幸运的是，上述历史教训并非没有反证。这种反证就是中国。中国在16世纪前曾长期崛起于世界，然而并未让其他国家沦为奴隶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内在的至少长达五千年的源远流长的抗奴隶机制。如果有人说这是一个孤证的话，这就进一步证明它对世界人民来说具有加倍宝贵的意义。然而中国人尤其不能因此沾沾自喜。在面对成为世界强国这种机遇的时候，不是要带着咬牙切齿的仇恨欣赏自己荣登榜首的尊荣，而是要诚惶诚恐地反省自己是否还承继着传统中国人曾经具备的宽容谦让、不以力而以德服人的真正的君子风范。试想一个人在平时表现得非常具有道德约束力，声称自己酷爱民主、憎恶霸权，可是一旦在位，便同自己的前任一样的专横跋扈，一样的缺乏仁爱之心，那么，由他的前任或是由他自己来专权，其危害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中国人如果试图以西方式的思维模式来谋取西方式的霸权地位，那就是悲剧，那还不如让西方人继续保持这种领导地位。中国人要以最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件事情。要以真正的主人翁的心态来调整自己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世界应该在中国人的道德教化模式下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像整个20世纪那样充满了空前的灾难。20世纪是历史上西式科学技术达到顶峰的时代，然而，它在维护人类的起码的生命权（联合国《人权法》第一条）方面做得如何呢？根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统计，20世纪的战争遇难人数超过人类历史上战争遇难者的总和！如果领导世界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人身上，那么，我们必须牢记：中国万不能像此前的传统的世界强国那样试图谋求用武力来达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中国要遵从自己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逻辑，主要谋求以文化发展战略来承担这种义务。换句话说，中国不要去追求成为第二个英国、第二个德国或第二个美国式的强国，中国应该以独一无二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征服天下，成为使天下人心服口服的真正的朋友与尊者。

四、国际和国内发展战略回顾

为了进一步理解与把握国际上林林总总的发展战略与中国发展战略的关系，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世界各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发展战略和中国自己曾经实践过的战略措施。

1．国际发展战略回顾

四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传统发展战略（20世纪50—60年代）。这种战略主要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工业化程度低、人均收入水平低。德国的费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过：“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此时一个国家的发展完全以工业化为实力基础，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水平为战略目标，以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作为衡量标准；其战略手段则是采取工业化政策、提高积累、压缩消费。例如：印度、埃及、巴西都曾采用过这种发展战略。这些国家也曾一度繁荣。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例如：农业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激增、分配不均、人口膨胀、城市拥挤、两极分化等等。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增长，但是社会成员总是处于低消费的水平上。

（2）第二个阶段（70年代初）：这个时期的战略主要调整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这是一种变通的发展战略。它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优先考虑基本商品的生产来促进广泛就业；第二，将中央集权和资源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模式改变为分散的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第三，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第四，引进适用技术，反对引进高技术。此外，注意增加农业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工业，提供优惠贷款和补贴，加强职业训练，增加国内消费生产，稳定物价，对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累进税，对低收入阶层给予补贴。但是专家们认为此战略也有若干缺陷：例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等。尤其是这种战略没有回答如何才能赶超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历史性使命的关键问题。

（3）第三阶段（7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若干国家主张采取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其基本特点是：A．目的是为了人，以人为中心来发展；B．强调集中国内本土的人、财、资源，减少对外依赖，力主独立发展；C．多方位、多目标、多方面、多因素地综合发展；D．大力发展科技和精神文化，优化人的素质。这类发展战略遇到的问题是：有关方面常常需要综合发展的投资，但此类投资难以赢利，因此难以得到投资方的青睐，从而容易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此外，这一战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环境问题。

（4）第四阶段（80年代至现在）。这一阶段的许多国家纷纷提倡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源于世界各国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严重失衡，因而主张人类与大自然长期和谐发展，主张把恢复生态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均衡发展，做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里有两个重点概念需要做进一步解释。第一是“需要”这个概念；第二是“限制”这个概念。所谓需要，是特指满足世界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所谓限制，是指限制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增长是必要的，但是要改善增长的质量，要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提高能源利用率，社会能源结构逐渐转向可再生能源系统，以节约型社会代替20世纪的浪费型社会。这一战略试图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恢复成良性循环，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相统一的全面尺度来对待生态环境，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并更明智地管理经营基本的生态基础。目前，可持续发展战略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决策者的共识。从本质上说来，这一发展战略事实上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传统中国哲学—文化思维逻辑的轨道上来，它是传统中国大道自然、天人合一论的一种社会学应用。我在后面的道家经济学原理中还要进一步提到这一点。

2．中国发展战略回顾

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仅粗线条式缕述一下，目的只是有助于廓清我们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整体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发展战略大体上可以勾勒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战略都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战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战略（1953年）。这一战略的主攻方向是使中国由农业国转换成工业国。

第二阶段战略：超英赶美的经济发展战略（1956年）。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在5—7年内使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三个阶段即四个现代化阶段（1964年）。以1964年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为标志：即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然而，这一战略刚提出约两年就夭折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后，五届一次人大才重申此战略。

第四阶段，小康目标三步走战略（1979年）。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三步走实现小康社会的设想：即第一步，从1980—1990年这十年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至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第三步，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五、关于过去经济赶超战略的反思

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谈到发展战略时，人们往往集中在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经济赶超战略上，而忽略了文化战略。我将另外专文讨论中国的文化战略问题，这里只想简单地就此前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做一点反思。

世界各国的战略都是应对各个时代基本挑战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渐被迫发生相应的改变。未来人自然无需热衷于充当事后诸葛亮，但是适当地指出过去战略的局限性也是必要的，以期为未来的战略提供借鉴。以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采用的主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为例，这是一种变通的发展战略，也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战略。它不是没有缺陷，问题是有什么缺陷。目前专家们认为此战略的一个关键缺陷是：没有回答如何才能赶超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历史性使命的关键问题。照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掉进了经济赶超的怪圈。心态正常的人认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满意就算幸福，而陷入赶超怪圈的人却认为，只有超过了自己的邻居或假想的对手，自己才能感到幸福。

为了跳出这个陷阱，我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或指标应该是：国内人民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而不是主要看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否超过了某一个国家。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实力可以远远落后于某个国家，但是，如果调理得当，也可以让该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实质上超越经济实力先进的国家。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在经济上超越别的国家，能超就超，没超越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关键是自己的心态要摆正。这里的“调理”二字非常重要。它意味着财富的分配方式，商品的生产类型、规模与销售方式如何与国民的生活心态相匹配！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有着比较健康的、理智的生活态度与心理自足优势，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生活质量就将会大大提高，甚至高于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到了欧美，看见那里的人几乎人人有车，公路上、大街上往往没有什么人走路，只有穿梭来往的车辆。按理说，这些拥有小车的人应该感到非常幸福吧？实际上，情况很难预料。当绝大多数的人都拥有了小车之后，以拥有小车为荣的优越感随即消失。人们需要尽可能大而豪华的居住空间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如此循环下去，欲壑难填，永无尽头，因此，不但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甚至会痛苦，因为邻居老超过自己！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到了一个阶段，许多人有了购买小车的能力，于是小汽车制造业应运而生，政府也在这方面投资巨大。经济决策者们认为既然西方人差不多人人有车，因此中国即使不是人人有车，也应该大力发展小车制造业，以便将来赶上欧美的人均小车拥有水平。他们无形中把人均小车的拥有水平看做了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但是，且慢，我们应该想一想：第一，中国，例如北京市，容纳得了那么多小车吗？北京市有一千五百多万人口，即使只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拥有一部桑塔纳，也会有500万辆车，而北京市现在只有大约170万辆机动车，就已经拥挤得苦不堪言，再增加三倍，必定使这个城市瘫痪。西方同等规模的城市即使拥有同样多的车辆数也不容易有像北京这样的车辆拥挤现象，抛开其道路设计及管理上的优点不说，其关键的因素是其人口数量远远低于北京市。在西方城市的大街上行人稀少，而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有成千上万的人穿梭来往，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容忍北京市也像西方城市那样人人拥有车辆呢？因此，至少在城市里，中国不能容许相同规模的西方城市中那样的车辆通行数，否则就是灾难。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中国的小汽车生产的主要市场，应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瞄准国外市场和中国的农村，而不一定是中国的城市。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城市中，应该大力调整、限制小汽车流通量。

第二，北京市需要那么多小车（比如1000万辆）才能够提高北京市民所享受的交通便利吗？事实刚好相反。15年前，当我从北大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站时，通常情况下不会堵车，只需要7到8分钟就可以了。现在呢？大街比15年前扩修了许多，交警比15年前增加了许多，车辆比15年前增加了若干倍，但是，在单位时间内，我们能够享受的交通便利（例如在一小时内能够在城市里移动的距离）有多大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不足15年前的三分之一！从北大乘公共汽车到达白石桥，在一般情况下，少说也得40分钟！也就是说，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享有的交通便利只是15年前的至多三分之一！表面上看来，交通的各个方面都在大力改进，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人们实际享受的交通便利却在大幅度减小，这是一个极为尖锐的现实问题。它让我们感觉到，人们的实际享受不能只以表面的物质占有额作为测量指标，更不能主要以是否超过别人作为测量指标。如果认为一个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万元，另一个五口之家月收入1000元，因此前者拥有的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或幸福总量就是后者10倍的话，这将是十分荒唐的。尽管人们追求物质上的丰富，但是物质丰富的程度给人的满足感是有一个临界值的，超过这个临界值，其他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更加重要。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是一个极大的疏忽。关于这一点，我有专文，此不赘。

第三，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拥有小车真是总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幸福感吗？邻居有了车，我们就非有不可吗？把拥有小车作为一种生活指标的价值观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许多人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只能看别人拥有什么，误以为只要自己没有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就是一种缺憾，就是不幸福。实际上，我们只要学会颠倒一下自己的思维习惯，就可能发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和结论。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中，尤其在北京，拥有一辆小车尽管可以暂时给予车主一种心理优越感或者交通方便的感觉，但是在相当多的场合小车所带来的不方便可能会反倒超过它带来的幸福感。当你拥有了一辆小车，抛开它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不说，停车场地、维修条件、安全设施、废气污染、噪音等等，都会带来若干不便。而利用买车的钱来搭乘出租车，也许更加划算和方便。在一定的意义上，如果你没有专门的私车，北京城的七万多辆出租车都成了你的私车，因为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要到车辆，而且爱在哪里上下车就在哪里上下车，通常不用去考虑停车场、维修、设施安全、路上抛锚之类的问题。如果政府进一步在加修地铁、改善现有公共汽车的服务及发展现状、减少个人私车拥有量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则北京市在更干净、卫生、美丽与生活舒适方面更能够成为合乎生态指标的理想城市。这里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布局问题，它涉及人们的价值观问题。如果适当采用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战略，让人们真正看清生活幸福与否的实质性指标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指数（例如小车拥有量或住房面积之类）一个方面的话，那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才会有更大更完整的实际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一切战略都是应对具体挑战而形成的。因此，战略制定者应该明白，一切战略都会过时，无论它们多么精妙，无论它们有多少种类。比较不容易过时的不是具体战略本身，而是关于战略设计的玄理思考（metatheory of strategies）。战略可以分为总体战略和局部战略、远期战略与近期战略、主导战略与变通战略、对内战略与对外战略、刚性战略与柔性战略、隐性战略与显性战略、有为战略与无为战略，等等等等，这里无法一一缕述。有的战略可以公布于众，敌我双方均可以使用；有的战略则具有天机性，一旦说出战略不复为战略。每种战略都是可行的，但不是每个时刻都可行，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战略，很多时候要搭配使用。依据以上的文明比较及战略理论反思，作者拟就有关的未来中国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和人权战略分别专文阐述。

六、关于传统社会主义轻、重工业发展布局的反思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是理想国家的标准应该是：人民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满足的程度。经济发达国家未必就必然是理想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在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上，中国理论界现在持反对意见的人比较多。反对者通常援引西方工业国的发展模式来做旁证。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实是有效的（尽管这一战略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它的理论基础依赖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事实。不错，传统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一般要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但这并不是它的优点，因为它的经济体制是私有制这一点就注定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把重工业的发展放在首位，而只能采用日积月累、放任自流的方式来发展，这就注定和人民生存现状密切相关的产业容易优先发展，例如轻工业就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只有资本积累特别雄厚的时候，才可能使资本家顾及重工业的发展。这种格局有可能减慢其总体发展速度。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主体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形式，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符合国情的。当然这种做法中国是借鉴自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其实是比较管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生活需求的进一步提高，忽略轻工业的发展是错误的。苏联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困境，由于它多年来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轻、重工业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可以说这是导致苏联政权垮台的一个相当关键的经济战略失误。但是，这一战略失误的根源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战略的失误造成的。苏联人最初制定出在自己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欧亚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总体框架下来考虑的。苏联人认为在理论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结成一个有机的经济发展网络，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各自发挥经济资源优势，分工合作，互通有无，一些国家可以优先发展轻工业，另一些有条件的国家（例如苏联）则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换句话说，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可以以苏联的先进技术和重工业为火车头，带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济连环式推进。如果只从经济上来考虑，这的确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经济发展大战略和最壮观的发展蓝图，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的最理想的社会主义模板。从理论上讲，它的实现并非没有可能性。但是，众所周知，这一经济战略的基础依赖于更重要的政治战略：即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必须在政治上达到完全的一致，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不应该有根本的分歧。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就如大家后来看到的那样，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失掉了自己的毫无争议的领袖人物斯大林，社会主义阵营本身的争权夺利和意识形态纷争，使得社会主义阵营早期的经济发展一体化宏观蓝图逐渐化为乌有。而苏联人自己设定的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发展火车头的角色恰好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中苏意识形态大辩论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化和大改组。当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合力封锁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还在钩心斗角，忙于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或者干脆忙于争夺第一把交椅，忙于辨明唯有自己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传人。西方世界资本集团，几乎兵不血刃地就轻取了其军事力量敢与美国抗衡的前苏联，之后不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便分崩离析。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阵营的维系是靠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而非靠经济模式本身的现实依存性来实现的，当政治意识形态发生裂痕时，由于相互关系不是物质形态上的扭结，所以只消一纸空文便可以分道扬镳，其阵营便很容易土崩瓦解。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则不仅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更主要的是依赖共同的历史性的经济利害关系而结成难分难解的伙伴关系的，经济上的盘根错节关系是物质形态上的扭结，有斩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特点，不是说分手就可以分手的，因而资本主义阵营便具有相对的稳固性。这一点可能是学术界不曾加以仔细界定的。

七、现代西方流行经济学的弊端指略

现代西方流行经济学的主要弊端是：促进人类的欲望无限膨胀，打乱了生态平衡，从而扩张了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浪费程度，使人类对幸福的理解主要局限于经济需求。

我认为，生活水平应以人类生理和心理需求两方面满足程度作为衡量指标。生理方面包括：温饱（温包括没有酷热状态）；心理方面包括：平等、博爱、安宁感。对现阶段中国而言：（1）吃、穿、住、空调；（2）财产分配；（3）环境卫生；（4）教育；（5）文艺。人们忘了，发展是无穷系列，而个体人类所能满足自己的时空却是有限系列，因此不能只顾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方面，而应综合考虑人类的整体需求。在此点上，我认为西方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观点值得借鉴。加尔布雷斯提出解决好两个难题。一个是“解放信念”的问题。他认为，所谓解放信念就是要摆脱当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对政策目标的解释，认为商品生产越多越好，计划目标就是社会目标。要使人们从一切错误的信念下“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目标。加尔布雷斯认为具体实行“信念的解放”必须先从“价值判断标准”问题入手。传统的经济学家总是盲目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善”，而妨碍“经济增长”就是“恶”。这样的信念和判断标准意味着人们往往只注重经济量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公众目标”，从而忽视了对人们生活的关心。加尔布雷斯认识到，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产品的实际效用。加尔布雷斯以此作为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之一，因为他认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过分侧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当作经济学最重要的课题。在加尔布雷斯看来，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和危机。

我的看法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需要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而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计划经济最好是主要模式，市场经济为辅；在资本成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最好作为主要模式，计划经济为辅；在资本高度发展时期，又应以计划经济为主，而市场经济为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呈曲线循环式发展，因此对发展模式的需求也是循环式的。这是老子阴阳发展观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反者道之动。阐述略。

（编者注：本文为作者在北大的讲座“从中西文化比较看未来中国发展战略”之第一部分）

（原载《北大讲座》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