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形无神的村落

除了强拆并村人为消失和因生存环境恶劣等原因自然消失外，乡村还有一种消失方式就是乡村文化消失，可以称其为“形在而神散”。就是说，村落的形态还存在，建制依然健全，甚至经济繁荣、居民富裕，但是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没有乡村的味道了”。什么是“乡村的味道”？乡村味道就是具有乡村文化氛围，一个丧失了乡村文化的乡村，其实已经称不上是乡村。有人用“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乡村”形容中国的村镇建设，形象地反映了城乡建设趋同的现状。按照城镇理念、思路建设乡村的后果之一就是消灭了乡村文化。所谓乡村文化，是指农村区域内的人群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在农村广泛流传的文化形式，它们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记录的是历史文明，是综合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艺术学的重要课题，不仅蕴含了民俗内涵、科技内涵等，同时又富有深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独特的艺术思维，乡村文化既是传统文明的活化石，同时又是现代精神文明的源泉。乡村文化内容非常丰厚，它包括农村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庆典仪式、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价值观念、宗族文化、乡村景观等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未来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是乡村文化的载体。

然而，在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有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一些优秀文化形式正逐渐从农村消失，甚至灭绝。可以说农村文化独特性的根基正在动摇中，有些已经或正在丧失。在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中的一些文化娱乐形式如划旱船、踩高跷、黄梅戏、样板戏、集体看电影等活动还有声有色，90年代中后期，乡村乐队、家庭卡拉OK也风行了一段时间，而今都已销声匿迹。如今的农民，除了电视广播等基本文化生活之外，就连走门串户、亲朋聊天等都已经少见了，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化和传统娱乐形式几乎绝迹。

一　农村民间传统艺术丢失

农村民间传统艺术项目十分丰富，概括而言可以分为农村手工艺、农村文艺表演两大内容。其中农村手工艺主要有剪纸、年画、木雕、石刻、漆艺、草柳编织、金工首饰、刺绣以及陶瓷、印染以及其他手工制作等等，而农村的文艺表演则主要有社火、花会上的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等。

我国农村传统民间艺术受到各种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文化越来越强的冲击和侵蚀，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作为基础载体的农村文艺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农村传统艺术的萎缩，使其面临着传承的危机。

我们曾在北京市延庆的农村做乡村文化的调研，踩高跷是这个地方很多村子主要的传统文艺活动，但现在很多村子里踩高跷的人正在变少。65岁的张大爷在他17岁的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踩高跷，而且十分热爱。他告诉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村里的高跷队有40多人，现在也就有不到20人，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年轻人不在家的越来越多，都出去打工了。年纪大点的虽然喜欢玩，但身体差了，玩不了了。”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村里才会组织一两场踩高跷演出，因为一出了正月，年轻人就出去务工了，留在村里的人则要忙着农活，没时间也没有人来练习踩高跷和组织演出活动。“我们这些老骨头总有踩不了高跷的时候，年轻人又不愿意玩这个，将来总有一天这些家伙什儿会没人要了。”老人手拿着高跷满脸忧虑。

大量的传统民间手工艺或因为缺乏传承人，或因为人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农村里被人们冷落、丢弃，乃至遗忘。这些曾经作为农民共同生活和记忆的手工艺术渐渐失去。看过电影《剃头匠》的人，或许还记得当中的场景：一个老人的脸上涂满肥皂，一只手一刀一刀地伴着“刺刺啦啦”的声音将老人脸上的胡须剃掉。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动态鲜活，最后老人抬起脸，容光焕发，正对镜头，长出了一口气，吐出京片儿十足的两个字“舒服！”。如今我们已经很难见到农村剃头匠了，剃头师傅必备的十六般技艺（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懂的人也不多了。在河南驻马店一些乡村，偶尔可以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剃头匠游走于村子里，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他的老主顾们服务，过着农村最底层最普通也是最平淡的生活，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后，这个职业也就消失了。掐辫子，是流行北方千年的民间工艺。说是流行，确切地说是家家都知、人人都能做的一种手工技艺。它取材于小麦秸秆，即是小麦的最上节，紧靠麦穗的一部分。每当男人们下地后，留下来的女人就会用它来掐辫子消磨时光，先用清水将麦秆浸泡数小时，直至麦秆泡软为止。然后再像姑娘家梳帽辫一样编成辫子。当地妇女掐辫子成为习惯，一般女孩子到了五六岁便学习掐辫子，七八岁时就已经成为掐辫子的行家了。麦秆辫子主要用来加工草帽，也有的做成其他工艺品。曾几何时，这是北方麦区农家的一项主要的家庭副业。不仅女人会编辫子，大部分男人也掌握这一技艺。“千层底”布鞋对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恐怕都不陌生，传统乡村是很少买鞋穿的，要由母亲用手工制作出来。布鞋的底子是用旧布（一般是旧衣服、旧床单等）为原料，一针一针衲出来的，每一双鞋底子需要数千针。不仅节约了材料，废物得到重新利用，很符合当今提倡的低碳生活，穿起来舒适美观，很有乡村文化内涵。如今，有些乡村还保留了手工制作鞋垫的工艺，但是制作“千层底”鞋已经很少见了。

贴年画曾经是农家最喜庆的事情，虽然，国内几个有名的年画产地都在借助年画打文化牌、旅游牌，对年画的流传和保护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总让人觉得如今的年画并不扎根在年俗文化的土壤中，年画的“年味儿”似乎越来越淡了。由于引入印刷技术，使得木版年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的那些年画就看不出那种中国木版年画所特有的味道了。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时代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导致中国年画消失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改变，灶王爷没有了，祭拜神仙没有了，那些节日风俗也没有了，自然年画也就失去了“年”的意义。再有如今人们的家居装修都非常精致，而木版印刷的纸质并不好，以前年画都是用糨糊张贴的，现在为了保持门窗洁净，很多人也就不再注重张贴年画了。

2011年1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主持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研项目在北京美术馆进行了调研成果展，展出涉及山东省潍坊、临沂、菏泽3个地市的7个调研项目，即杨家埠风筝、年画；临沂柳编、红花乡中国结；曹县桐杨木艺、鄄城土布、巨野农民工笔绘画。展览通过文献、实物展示、手艺人演示、传统手艺创意和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展示丰富精湛的山东农村文化，交流手艺文化发展经验，从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农村建设等角度就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进行讨论。我们认为乡村手工艺的价值在于它是内化在乡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当中，实现着对人的情操陶冶、感情寄托、道德传承和对社会规范的理解，许多手工艺作品，如对联、窗花、年画等都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或励志，或激励，或教育。我们呼吁要对农村手工艺的价值做更深入的去研究，研究传统优秀文化存在的形式和条件，新农村建设和现代文化发展要从传统手工艺中汲取营养。目前社会对乡村手工艺的认识在迅速提高，特别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乡村手工艺得到了重视，但对乡村文化如何保存和发展还没有破题。

除了手工艺，农村传统戏曲也在渐渐消失。传统地方戏曲大都产生于农村乡野，是我国农村文化生活中最为传统、最为流行、最具影响的一种行为方式。目前全国有据可考的戏曲剧种就有275个。这些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的优秀传统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爱憎分明的传统品德，其本质主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随着社会主流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传统戏曲的内容、形式和农村的文化建设发生了错位，一些现代歌舞，甚至色情表演风靡盛行，严重冲击了农村传统文艺，使得传统戏曲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一些优秀的农村传统戏曲表演几近“消亡”。在河南的一些地区，豫剧已不如以前那样受到大家的欢迎，一些豫剧演员为了生活，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口味而转行改做歌舞演员。在山西，戏曲有辉煌的历史，而现在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都能感受到在当代社会戏曲的不景气现象，在城市人们很少能看到戏曲演出活动，即便有活动也很少有人为之捧场，观众锐减，人们对戏曲的漠视程度让人感到寒心。在农村地区戏曲市场也在不断萎缩。是人们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还是传统文艺形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是城市文化冲击了乡村文化，还是乡村文化自然衰落？是我们文化建设者片面地导向改变了人们的胃口，还是传统文化缺乏生命力？这些都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

二　农村传统道德失落

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作为优秀文化为人们世代传颂，但是今天却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我们难以吃到放心的农产品，对农民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见死不救现象屡屡发生，提示人们正视人际冷漠的现实；不肖子孙的增加，告诉人们孝文化传承受阻……

“孝”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经指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加剧，传统“泛孝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在数千年来以孝文化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如今已出现与传统孝文化大相径庭的现象。过去，城市“啃老”一族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农村“啃老”却鲜见人提及，然而当前晚辈“剥削”长辈现象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普遍存在。许多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困难，借结婚之机，要求父母大操大办，为其成家立业。即使父母东挪西借使其立业或成家后，子女也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常年在父母处“啃老”。

我们曾在北京郊区农村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14.5％的留守老人辛苦一辈子为子女盖了新房，而到了晚年却只落得在村头沟边另建简易房（棚）居住，这一凄凉的景象成为部分留守老人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某村60多岁的范老太，28岁就守了寡，好不容易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帮助他们各自成了家并盖了新房。两个儿子平分了家里的农田，破旧的老宅子和7棵杨树、1棵泡桐归了老人，留着养老。老人心里失落了好一阵子，才逐渐适应，后来靠帮人家带孩子、做零工过日子……几年过去了，树长大了，春节前老人从外面干活回到家时，发现养老的8棵大树成了8个光秃秃的木墩。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小儿媳叫人砍走卖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待老人，关爱老人，让老人安度晚年，这是做儿女的本分，更是于情、于理、于法不能推卸的责任。农村素有养儿防老的伦理传统，然而本以此为荣的农村孝文化传统也日渐衰落。仅以某镇司法所为例，去年一年，形成法律文书的近70起调解案件中，三成以上为赡养问题，而日常的口头调解案件中，老人问题更是占到了主要部分。一位老人感慨地说“能干活，是儿女的劳力；不能干，就成了儿女的累赘；能动一天就得干，不能干躺下就等死。”当前，农村老人自杀率的升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儿女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一些老人伤感地说，“养儿防老”已经成为一句空话，现在是“养儿烦恼”。

在某乡村社区调查，老年人告诉我说“我们家族风水坏了。”我们问为什么这么说，老人介绍说他所在的家族一向知书达理、孝敬父母，而今不肖子孙越来越多了，他向我历数了各种不孝行为，有的为了不尽赡养义务而搞假离婚；有的因不孝敬父母被告上法院；有的家庭有钱了，儿子盖了新房，却没有了老人的安身之处，老人住在猪圈里被冻死；有的儿子不管老人死活，85岁的老人还在外给人“打工”。诸如此类的孝文化丧失确实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据人民网的一项调查称[1]，在当今农村，老人权益被儿女侵害的现象很普遍，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暴力夺财型。有些儿女图谋父母财产，要么想尽办法逼老人交出财产，要么为了达到占有财产的目的，将老人赶出家门。二是精神虐待型。在家庭中，把老人视为累赘，公开指责、辱骂、殴打，或者给予无形精神摧残。一些老人受不了这种精神虐待，甚至走上了绝路。三是经济歧视型。农村老人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生活一般都是靠责任田和儿女的接济，可是，一些子女不但不给父母养老费，种着老人的田却不给老人粮，一些老人的日子因此分外艰难。四是无人赡养型。老人虽有众多子女，无奈他们相互踢皮球，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五是有病难治型。人进入老年后，往往是疾病多发期，也是重点需要子女赡养的阶段，可是互相推托、多方躲避、不给治疗的子女大有人在。

传统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村民间有着深厚的地缘和浓厚的血缘、亲缘关系。因此，乡村舆论在调解家庭矛盾、维持家庭和谐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而学者王会在《孝与不孝——村庄舆论的作用变异》一文中调查了乡村舆论在今天的变异表现，他发现在乡村，年轻媳妇们聚到一起，谈到家里的家务活婆婆会帮着做，公公婆婆都帮着带孙子孙女，可她们说到最后都抱怨起自己的公婆多么坏，要么抱怨婆婆做家务做的不够多，要么说老年人不干净，还有的说公婆对几个儿子有好有孬，总之不公平。中间有一个年轻媳妇说自己的婆婆很好时，立刻受到大家的一致“攻击”：“怎么好了？那就叫好？你见没见过好的？”“那还不是他们应该做的，老了不能动了还指望我们养活呢？好也是该的！”“还不是该的？自个儿（自己）的儿子，自个儿的孙子，老两口不关心，谁来关心？”她们中有外地嫁过来的媳妇，也有家是本村的媳妇，可她们像是受过训练似的，口径都很一致，即公婆受苦受累，为儿孙省吃俭用都是“该的”。

显然，村庄舆论已经变异了，对于孝与不孝的评论不再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反而可能使他们面临更加尴尬被动的境地。农村孝文化淡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被逐渐瓦解，而原本村落里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也被弱化，孝与不孝在一些农村也变成了个人私事，这就使得当前农村的孝文化加速消亡。现在不少村民都是“比着过”的，当不孝成为风气时，不孝就会越来越多。这种普遍化、泛化的现象本身甚至会成为原因，即因为别人都不孝，我是不是没必要甚至不应当孝？或者，不孝的人多着呢，又不会多我一个。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甚至也被不自觉地滥用了，人都是自私的，既然大家都不看重孝抑或不孝了，“孝顺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时不孝甚至已经戴上的人性化的高帽，相应的舆论压力荡然无存。

三　消失的农村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满足需要，把自己的某些思想形态或观念意识同自然景观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复合景观，其实质就是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改造的结果，它包含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环境和地域特征、民俗和经济状况、艺术和信仰等多种内容，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交流和抗争的历史[2]。传统农村文化景观是先辈们长期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的智慧结晶，具有多样性、特色性、地方性、真实性和社会性等特点。

中国农村文化景观类型众多（如表1-1所示），历史文化信息丰富，被称为乡土文化的“活化石”、民间收藏的国宝，至今这些村落文化景观仍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这其中的许多都面临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遇到了“生存危机”。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活动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进，在为农村文化景观的保护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农村传统聚落与建筑遭到破坏

农户的院落式居住模式是农村生活形态的最突出表现，是维系乡村居民价值认知、生活方式的重要条件。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日趋城市化的社会而言是越来越稀缺和珍贵。由于对乡村价值缺乏认识，甚至把乡村与落后、愚昧画等号，一些地方片面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实质，以为建设“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就是大拆大建，结果导致大量历史文化村镇和乡土建筑遗产的消失和损毁。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受错误政绩观的驱使，片面理解华西模式和义乌经验，不顾村落周边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把一些依山傍水、古朴宁静的村落，推倒重新规划、重新建设成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小洋楼或者公寓楼，视为现代的标志。传统村落患上了文化“失忆症”。

一些地方大肆搞“旧村改造”，让“旧村换新颜”，制造出的新农村要么是面目全非，要么是“千村一面”，忽视了原有乡村特色和民族特色。红砖房穿衣戴帽工程

，追求指标，缺乏特色，甚至有的村庄为了争取上级经费和完成相关指标，把村落的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把池塘驳坎变成整齐的水泥方块石堆砌，村旁的风水口改造成城市化倾向的粗制滥造的小公园，甚至庸俗化建筑、雕塑等出现在乡村，不伦不类，与乡村自然景观极不和谐。

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部分地方的农村，特别是古村落乡村旅游业存在着不当开发，极大损害了乡村文化的原真性。有些地方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村落文化景观具有自身经济价值以后，立即把它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过度开发利用，全村皆“商”，全民皆“导游”，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弄得支离破碎。这种现象不仅在江南古镇的保护开发中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北方一般的旅游乡村也出现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招揽客人，平房变成了多层，整洁的四合院被挤上了数十间房子，村落中有窝棚、平房和楼房，私搭乱建，杂乱无章，毫无乡村文化可言。村落失去了错落有致的层次，也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甚至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过度的经济利益追求从根本上打破了村落本应具有的宁静，甚至销毁了它存在的文化基因。

2.夹缝生存的乡村信仰载体

信仰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乡村信仰是乡村文化的核心。敬神、敬天、敬祖先，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和谐人际关系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信仰是要通过一定形式、仪式或活动来表达的，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承载信仰的载体。庙宇、庙会、宗祠、家谱、坟地、祭祀以及婚礼、葬礼等仪式都是传承乡村信仰的重要渠道。然而，这些过去可以称为乡村“风景线”的文化形式随着一次次运动、一次次洗涤，几经折腾，已经所剩无几了。偶然保存下来的一些文化形式，也因难以赋予其灵魂而变得奄奄一息。

庙会，亦称货会、香火会、山会、山市、庙市，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也是农村市场的形式之一。农业社会的农民是好敬神的，于是地方上就建起了许多庙堂。庙堂内大多塑有神像或牌位，不论所敬是何神，人们为神都定有神诞即神的生日。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一年多次的。遇到神诞，或演戏酹神，或焚香叩拜，并且因演戏或仪式引来许多民众观看，还招来四面八方的各行各业商人，到这里做买卖。玩杂耍的、拉洋片的、玩魔术的、表演特技的，也都来赶会凑热闹，于是形成了交易场所。庙会是承载着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消费的场所。然而，时下有一些庙会正逐渐变味。像打盘鼓、踩高跷、扭秧歌、划旱船之类雅俗共赏的庙会节目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迷信、恶俗、庸俗”之类的词语渐渐取代了“淳朴、喜庆、传统”等词语对乡村庙会的表达方式。在一些庙会上满眼见到的都是各种粗俗的游艺活动和劣质食品，特别是那些假冒伪劣商品和盗版书籍，堂而皇之的公开叫卖，在一些庙会上甚至出现了“脱衣舞”，充斥低级下流的淫秽表演，与传统民俗文化格格不入。

宗祠，通称为祠堂或祠庙，又称宗庙、祖祠、祖厝。它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凡一切有关宗族的事务都可能在宗祠里办，因此，它是与我国宗法社会基层组织密切相连的一种物质载体。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宗祠是同姓人们先祖灵魂的安放所在，是人们在传统节日里祭祀先祖、举行婚丧嫁娶的场所。然而，当这种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的文明碰撞在一起时，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绝大多数农村的宗祠都遭遇着尴尬的局面。

拆与不拆：祠堂面临的尴尬[3]

老祠堂位于沧州村村委大楼对面，祠堂的前半部分已被拆除，祠堂前厅的柱子都暴露在外，屋顶的瓦片有些已经脱落，开了天窗，一些木结构的房梁也已被虫蛀。根据里面的一块石碑来看，这座祠堂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记者走近屋内，只见数位老人坐在祠堂当中，里面摆放着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还供奉着香烛。

见到记者，老人们十分激动。80岁的朱老太说，“我们是不同意拆这两间屋的，以前，祖宗的牌位都是摆在这里的，你看看，那么多年了，这个祠堂没人打扫都那么干净。”

“解放初期的时候，这间祠堂还办过学校，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活动，村里就这一个古迹，拆掉就没了。”77岁的村民倪森茂说。

另一位姓倪的老伯也说：“要是把祠堂拆了，以后的子孙就再也看不到了，现代化的广场哪里看不到？可这样的祠堂一旦拆掉，要想重建就不可能了。”

62岁的倪先生是村民代表组的组长，他说他赞同拆祠堂，理由有两个：“首先，村里没有活动场所，平时村里的文娱活动几乎为零。就拿我老婆这类的中老年妇女来说，她们想练习排舞，有老师来教却没场地学，而其他村的文体活动都搞得很好。其次，就这座祠堂本身来讲，历史短，结构简单，现在又是危房，存在安全隐患，保留的价值不大。”

沧州村的村书记董贵龙说：“为了拆祠堂建健身活动中心一事，村里已经召开过多次村民代表以及全体党员会议。由于村里的房屋建得比较密集，没有较大的空余位置，很多又是农保地，加上健身活动中心需要建在中心地带，所以，只有祠堂这块位置是最适合的。决定将祠堂后半部分拆除也是考虑到安全问题，这座祠堂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平时没有人敢进去。以前也修过，但修理花费太大，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来源，实在吃不消。”

这个案例反映了当前很多地方的农村祠堂所面临的窘迫境地，拆与不拆表面上表述的是村民之间为满足各自需求进行的争辩，在深层次表征的却是对农村传统宗祠和祭祀文化的认同差异。一座祠堂之所以会年久失修，恰恰印证了农村社会的变迁，一些村民对宗族、神灵等精神文化的信仰消退与遗忘，尤其是一些农村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农业生产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远离土地和外出务工，使得村民尤其是年轻的村民逐渐遗弃了敬拜土地神和寻祖追宗的传统。

处在现代社会的农村，宗祠的存亡与当地政府的治理理念又是密切相关的，是全面拆除新旧宗祠，隔断这种物质形式上的族群联系载体，以创造一个各个族姓都一视同仁的新农村文化呢？还是允许老宗祠存在，但不允许兴建新宗祠，以让这种以宗族为纽带联系的宗祠文化慢慢消失呢？但无论哪一种情形，作为曾经是村落集体记忆的依托的宗祠已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

消逝的祠堂[4]

一座规模宏大的祠堂飘摇在风雨中，已经残垣断壁，似乎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倒了。听村里人讲，祠堂马上就要拆了，取而代之的是村委办公楼。据说在提出要拆祠堂前，村里只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提出了反对，他认为自古至今祠堂都是拆不得的。但老人后来摔了一跤，竟然不治，唯一的反对声也消失了。

在江南，村落密布，旧时村村皆有祠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作用大同小异，为村民议事、供奉祖先之处。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族的祠堂依山而建，像个宫殿。里面有戏台、院落、祖先牌位等，还有不少干净清爽的房间，可供孤寡老人居住。小时候看老人们在祠堂里争吵或是骂人，我是当游戏来看的。现在回想起来，祠堂其实是一个承载了道义、公理、孝道的场所，人人都对祠堂有一种威严感。

翻阅自己的家谱，“家规”中明确规定，作奸犯科之人是不能进入祠堂的。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能在祠堂里找到自己的牌位，家谱也没有记载。试想一下，这对人是怎样的一种威慑？因为有祠堂文化，不少人就不敢做坏事。

家谱说到底是记录家族成员“丰功伟绩”和“各类光荣”的历史，照现在的话来说，这是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我想再也没有像家谱中的故事那样具有贴近性，能让人听得入耳入心了。

但是，祠堂、家谱之类在上个世纪的一场社会动荡中毁损无数，当我们在拆除祠堂，焚烧家谱的时候，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也被消灭了。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没有乡绅的农村，是不可能有现代的乡村文明的。我想，失去了祠堂的乡村，也会失去了乡村的文明。想起家乡的这个祠堂，我经常感叹，魂兮，已经无法归来！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题为《古村落“魂”归何处》的文章，文章援引冯骥才先生的话说“在被商业文化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不存在卖点的东西就会被搁置、抛弃，甚至被摧毁。在我国城市改造20多年的时间里，很多留有深刻记忆和强烈文化色彩的特色城市被无情地毁掉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要非物质遗产和民族文化的根源都在广大农村，一旦村落文化消失，人的精神情感也会荡然无存。”

农村文化的解体，农村自身文化生态的破坏，直接导致农村村民、尤其是青少年不再把目光系于家乡。他们与生养他们的乡村失去了过去时代的那份亲近与美好。农村村民与本土亲近性的缺失，使得村民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村民。他们中有许多人变得浮躁，开始看不起家乡，看不起劳动，但他们又无所适从。他们同样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市民，虽然他们极力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还要固守于他们的“几亩薄地”。因此他们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物”，成了文化荒漠中的“无家可归之人”。

既存的乡村文化处于解体之中，而新的适合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秩序又尚待建设，大量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在无根的文化处境中表现出明显的无奈与自卑，他们内在精神的贫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农村文化的不断解体也促使原本维系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渐丧失，人们对乡土不再具有广泛的认同，这迫使一些村落在缺乏文化维系力的现实困境中，不得不迷失在现代文明里而难以寻回自身原有的魅力和独特性，最终无奈地一步一步走向衰退与消亡。

[1] 人民网：《农村老人生存调查：不孝恶行种种问题异常严峻》，http://nc.people.com.cn/GB/61161/5387219.html。

[2] 胡海胜、唐代剑：《文化景观研究回顾与展望》，《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年第5期。

[3] 摘自阜阳新闻网：《常安沧州村一老祠堂去留问题引来村民“辩论”》.http://www.fynews.com.cn/html/2010/11/030906491793.htm。

[4] 原文摘自：《流沙消逝的祠堂》，《武汉晚报》2011年2月22日第32版，本文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