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

韦政通

［演讲者小传］

韦政通，1929年生，江苏镇江人，1949年到台湾，国际著名的思想史学者和思想家，先后受到劳思光、牟宗三、殷海光等人的思想影响，走上思想与学术探险之路。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为最活跃的知识精英之一，长期担任《中国论坛》半月刊编委会召集人。曾受聘中国文化大学（台北）教授，清华大学（新竹）中国哲学主讲人及历史研究所博士生指导，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导师。著有《中国思想史》（目前两岸已出版48版，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思想史著作之一）、《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伦理思想的突破》《儒家与现代中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著作32种，编有《世界哲学家丛书》（大型思想史系列，100余册）和《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等书。现为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香港《二十一世纪》编委，中山大学（广州）特聘讲座教授。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这个场地使我感觉又回到了教室，是一个平常上课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可能讲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要重新温习一下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一位开创性的人物，我们看看他在九十年前是怎么办大学的。北大的同学，你们在这儿受教育一定要知道蔡元培先生，他是我们20世纪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教育界的贡献可能是无人能比的。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你们不能够想象，在清代，他是进士，并且做过翰林学士。在那个年代，像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他们都是在这科举时代转过来的，但是就没有人像蔡元培有那么高的地位，他当时是翰林学士，可以算翰林院数一数二的学者了，也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他已经得到学术界、政界、社会各界的认可，可以说他做任何事情的条件都是最优越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人做到进士，到了翰林院，那么他的人生就到达巅峰了，从此以后便可以高枕无忧地做大官了。但是，虽然蔡元培先生在旧社会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但是他后来完全没有沉溺在如此优越的外部环境中而不思进取。蔡元培先生二十几岁开始学日文，三十几岁到四十岁左右到欧洲游学。他在德国柏林学习德文，然后到德国的大学里听课，他在德国呆了整整四年，完完全全地把他过去在旧社会得到的所有的荣誉全部放弃，开始了全新的人生。对于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仔细研究过原因。那么，蔡元培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元月开始，来到北京大学做校长。在他以前，由民国开始，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就改成了北京大学。严复是民国时期第一任北大校长，章士钊是第二任，他们做的时间都非常短暂，都做不下去。为什么呢？我们这儿如果有研究近代史的同学就知道，因为民国初年，正是20世纪初，中国的政局非常混乱。北洋军阀掌权的时代就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北京的当权派就跟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最高的领导也经常变换，所以北大这个学校要办好非常困难，这个问题令历任当权者都十分头疼。

但是，蔡元培先生在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大刀阔斧的各项改革举措让北京大学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整个北京大学几乎脱胎换骨，彻底改变。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一讲，蔡元培先生是怎么让北大改变的。我们一共从八个方面来说明他当年是怎么治理北大的。

第一点，蔡元培先生开创了北大的自由学风。所谓“自由学风”指的就是兼容并包，新旧并重。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你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只要你在学术上能够言之成理，能够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都能允许在北大教学。他所提出的自由学风，根据的就是近代人类历史上许多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教学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现代的国家科学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培养自由的意识。因为只有具备了自由的意识，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判断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思考能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所以培养自由意识是近代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在蔡元培先生那个年代，就是根据这种理念给北大建立了第一个“了不起”，从现在看来，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优良传统。

我们讲到兼容并包和新旧并重，我就想到北大历史上几个重要人物。当时的北大，有几个新人物。大家都知道的是陈独秀，新派学者，那个时候他当文学院院长，38岁左右；其次是胡适，他当时刚从国外回来，那个时候26岁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新派人物，其实他是从旧派出来的，即钱玄同，大家听说过没有，他其实也是从中国旧经学的背景走出来的，随着新思潮思想逐渐激进，后来就和这些新派的人物为伍了，钱玄同那个时候差不多30岁；还有一个就是刘半农，那个时候他26岁左右；再有就是鲁迅，他当然是人人皆知，鲁迅那个时候在北大教书，36岁左右。当时旧派里也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第一个是刘师培，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新旧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刘师培在清朝末年甚至主张过无政府主义，思想是非常激进的，但是他在北大教的是中国的旧学，所以我们将他归为旧派；然后是黄侃，这个人的名字大概只有中文系的同学可能还知道。他是一个文字学家。最近中国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语文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中国语文应该怎么恢复，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现象，中国人连自己的语文都丢了。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中断的呢？就是在1952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院系调整以后把所有的理工科都集中在一起，所有的文科也都集中在一起。所有理工科学生都不学中国语文了。所以现在就面临着精通中国语文的老师非常缺乏的状况，当然，这里边“语文”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一旦你这方面的修养不够的话，你就没办法通读经典古籍，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黄侃就是当年的文字学大家。当年北大，就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持下，在一个自由的学风下面，让新派和旧派的学者一起在北大教学授课。

第二点，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治校”。这个治校方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蔡元培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学校实际工作中真正执行的治校方式。所谓教授治校，是蔡元培从欧洲学习回来的，“教授治校”的目的就是要免于学校校长独断独行。再者，各科各系的老师都是由负责的教授自己选出来的，那么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也就没有话说了，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人事纠纷。在那个年代，学校的行政体制观念就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假如我们的中华文化要复苏，要能够创新，要能够进步，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教育、学术都要独立。只有教育、学术都独立了，基本不受到太多的政治干预，我们这种学术上的创造力，才真正有机会被发挥出来。现在的大学比过去是自由多了，但还是有些限制。所以，教授治校的前提就是这些教授他都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且人格方面也能够自主，蔡元培先生是在这两个前提的夹点之下实行这个制度的。因此，在蔡元培那个年代，大概90年前，他就有这样的管理理念，而且付诸实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点，蔡元培先生加强师资阵容。在蔡元培接手北大以前，依照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在里面读书的都是一些中了举人、中了进士，或在京城当官的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僚子弟。这些人到这儿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好好学习，一旦有大官来当老师，他们就紧跟那些老师拍马屁，希望找一个好的前程。但是当蔡元培先生当了北大校长以后，他把旧的师资一扫而空，完全根据自己的新理念重新请了一些人进来，加强了北大的师资阵容。如，梁少敏来北大当教员的时候，他只有高中数学的教学水平，但是蔡元培不计较这些，他就看到梁少敏的一篇文章写得不错，是关于佛教的，他就请他来讲佛教方面的课程。在那个年代，蔡元培就是你有能力我就请你，你不能当教授你就当教员，那个年代有个制度我觉得很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当教授的资格，你不能当教授你就当教员，你的授课也很好啊，在一些你擅长的领域里做研究，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蛮好的。毛泽东的一个老师叫杨昌济，他原来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杨昌济在他那个年代也是个奇人，从日本到欧洲游学了十年，回国后对西方的一些知识比较了解，也懂得西方语言，懂得英文和日文。后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的时候做了毛泽东的老师，这个人的相貌并不好，人长得黑黑的、瘦瘦的，但是这个人当老师当得非常好，毛泽东受他的影响很深。杨昌济后来也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样，在全国的范围之内找一些好的老师，慢慢地加强北大的师资阵容。另外，蔡元培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他认为一个大学没有大师就不能被称为大学，主张大学就一定要有大师，没有大师我们来培养，因为我们的学校有责任培养大师。当时老师教学生，不像现在，大家选了课就一定要去上，只要你觉得这个课无聊，就可以离开到图书馆去读书，如果这个教室的学生都走光了，那么这个老师就被解聘了。当时蔡元培先生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激励老师的，因此在那个年代，在北大当老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有真正的本事、真正的学问才能把学生留在教室。蔡元培先生当时是公开鼓励学生，如果老师教得不好，就可以离开教室，不要浪费时间。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就不允许点名，老实说，如果学生不来上课，我自己反省：为什么我不能教得让学生爱听这个课呢？那个时候我专门教选修课，既然同学们来选我的课，而我又不能把同学留在教室，那么问题就在我不在学生，我有这种感觉。因此，作为一个老师，如果有这种想法，每一节课的备课都会下很大的工夫，因为你一定要把学生留下来。

第四点，蔡元培先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观念。当时的北大学生受京师大学堂时期遗留的一些腐化风气的影响，学风要改变实在是不容易，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学生们都被惯坏了，脾气坏得很。以前的学生有些年纪很大，那个时候三十几岁上大学是很平常的，家里小孩好几个的人才来读大学都不稀奇。所以改变学生观念，重点在哪里呢？当时蔡元培先生的做法就是创办大量的研究所，因此研究所是北大的首创。当时凡是到研究所的人统统都以研究学术为主，非常严格。蔡元培先生就是通过从事学术研究来改变北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观念。因此，在后来的北京大学里面，不管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很多人的人生终结目标都是要献身学术，在学术上有所追求。

第五点，蔡元培先生主张“文理不分”的教学模式。这一点我可能要多说几句，因为这个问题跟你们现在在校的学生有点关系，你们要注重这种改变。蔡元培先生接北大以后，他主张不能因为你是理科生或工科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就可以不念了，不行，还是要念。可是他这个想法到了20世纪中叶，变成了我们全人类高校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重理工，轻人文”。在学校里面，资源大部分给理工科、给医学院，跟科技有关的学科，都能够拿到大批的资源，而文科学院能拿到的资源就很少。其实，我们整个社会“轻视文科”的心态由来已久。英国有一个教授，叫史诺，他写过一本小册子，有翻译版本，叫做《两种文化》。他指出，所谓“两种文化”，就是科技与人文的分家。他分析了科技与人文分家以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想用一种方法叫“通识教育”来挽救。“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全世界最早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的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最近又打算把“通识教育”进一步地改变，因为他们发现人类过度重视科技，重视理工，导致一些人整体人文素养太差，等到他们有一天当了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时候，他的决策就会有所偏差，决策的偏差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是可能带来大灾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用“通识教育”的方法，就是希望补救“重理工，轻人文”这个社会观念的缺陷，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平衡人才的知识构成。下面我再提一个新的问题，从“文理不分科”延伸出的一个问题。20世纪，各类知识分得越来越细，有些老师对在自己专业领域中的一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但是跟其他学科的联系就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学术界本身内部交流就发生了问题，比如心理学家怎么跟那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交流，可能连他们学科的基本词汇你都不懂，那要怎么进行交流呢？所以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我们学术界有一个新的运动叫做“学术整合运动”。我去年在深圳清华研究生院讲学的时候，讲到这块的问题，我将这个运动称作“科际整合”，结果他们的记录人把“科际”的“际”字写成了“技术”的“技”，这个你们能听懂么？“科际整合”的“际”指的就是“国际”的“际”。什么意思？指的就是我们找一个题目，然后各种科目的人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做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

第六点，蔡元培先生注重培养北大学子的国际观。如今的北京，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到处都是外国人，尤其是北大里面那么多外国学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语言学好，要有国际观，这样的话你自己活得也愉快。蔡元培先生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接手北大以后，除了英文、日文以外，他在学校里增加了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意大利文系等语言院系。因为学生要增加一定的国际观，就一定要从语言上打基础。我常常说，一个人如果多掌握一种外语，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看了别人看不到的世界。尤其是现在，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你们从一个好的大学毕业，将来一定有非常多的机会到海外去，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国际观非常重要，你所掌握的外语非常的重要。蔡元培比你们年纪大得多，但是他仍旧坚持学习日文和德文。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够的话，补救还来得及，要下苦工夫努力学习。因为在这么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能掌握起码的一种外国语的话，我想应该是一种人生遗憾了。所以在当时，蔡元培就设立了很多的外语学系，只有打下了这个基础以后，才可能培养出具有广阔视野的和具有高瞻远瞩国际观的学子。除此之外，在那个年代，北大不仅教学生旧文学，新文学的知识也统统教，各国的文学如果找得到老师也都教，这都是蔡元培先生为了培养北大学子国际观的举措。

第七点，蔡元培先生强调北大的社会责任。任何一个大学，它承担的不仅仅是教学的责任，它对社会还承担着一份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大学像北大这么幸运，承担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大责任。就是“五四”运动等新文化运动都是以北大作为平台、作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点我们不用讲，它不但对社会、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北大的幸运，因为它恰好碰到一个特殊历史的阶段，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我这里要讲的是，蔡元培先生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特殊的想法，就是一所大学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道德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敬德会”，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道德会”，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刚开始这个敬德会的各项限制都太严了，后来大家觉得太严苛的限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之后就改成师生一定要做到“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点。在当年的北大，蔡元培先生成立这个“敬德会”，就是要求北大的老师和学生都能做社会的模范、尽到北大学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所以，北大在那个年代逐渐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学校，老师和学生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世人的楷模，受人尊重。另外，在那个年代，北大还办了一个“平民演讲”活动，就是让北大里的学生、老师也能跟社会上的群众进行交流。现在北大有继续教育部，它就是走这个路子，就是利用北大的资源去推广、培训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的人，这是同样的道理。简单讲，就是在学术界和一般人之间的交流。这方面的工作，蔡元培先生在九十年前就已经在做，这就是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心。即大学不仅仅只是用于教学，不仅仅只是用于研究，它也承担着一份社会的责任。

最后一点，第八点，当年的北大，有一种特殊的现象，现在大概没有了，叫做“校役夜班”。校役就是学校的工佣，现在北大里面可能就有好几百人，就是专门做各种事务整理的，如树木的修剪保护、办公楼或教学楼的打扫，就是学校里做各种杂务的工佣。那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工佣里面发现了一些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大多都是迫于家里没钱读大学而出来工作的人。所以他就办了一个校役夜班，就是让学校的老师给这些工佣来上课，免费授课。这项举措使得一些在学识上有进步的工佣转化成了学校的职员。蔡元培先生为这些弱势的人提供了一个再教育的机会，这可以说是一种人道精神的体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思维敏捷，而且文笔非常好。后来，毛主席在湖南做过许多效仿北大的事情。毛主席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发起一个工人夜校的活动，就是受了北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毛主席在湖南的时候还自己办了一个杂志，你们谁能告诉我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湘江评论》）对，就是《湘江评论》。他的这个杂志就是在学习当时北京的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和傅斯年他们那些人办的《新潮》的基础上办成的。他当时非常注意北京的动向，学习北京的先进事物，就连当年他在湖南与同学们讨论问题，很多也是把北京的问题带到湖南去讨论。因此，“校役夜班”在当时的北大是一个非常人道的政策，它使得一些非常上进的工佣也可以进步当职员。当时能在大学里当上职员的人，社会地位就算很高了，因为学生们叫他老师。

下面我想谈一谈，蔡元培先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性人物，并且成为对北大历史进程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我今天就做一种解释。那就是蔡元培先生其实非常崇拜孔子，他就是孔子的化身，他把孔子的教育精神内化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因此，虽然他的一些治校观念非常新，但是当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没有丢，并且他能够身体力行，一一实践。这一点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大教育家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为什么称孔子为万师之表，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老师？因为他是第一个让教育在民间发展起来的人。下面我就举几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蔡元培先生对孔子的认同是到达了怎样的一种程度的。一个人在其成长的过程当中，假如能够把他很崇拜的那个人内化，他所崇拜的那个人的意志品质可能就化为他生命的动力。这种说法在心理学里是有依据的，并非凭空乱造。孔子一生不懈奋斗的精神在蔡元培先生那里完全被吸收了。蔡元培先生在他的自画像上题过这样的词，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形容孔子一辈子非常的勤奋，非常努力，忘掉岁月，并且“老之将至”都忘掉了。这是当年孔子的学生形容孔子的，而这句话就是蔡元培先生自画像的题字，可见他完全吸收了孔子一生不懈奋斗的精神，他已然就是孔子的化身。还有他的座右铭，就是孔子讲的两句话，“我学不厌、我教不倦”，他把这两句话贴在墙上，天天勉励自己，要不断地学习，永远不要疲倦、不要厌烦，而且一辈子都要非常热情地教导学生，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候对孔子的崇拜和认同。

蔡元培先生曾在他结婚的喜账上记录了“孔子”两字，大家看看，蔡先生结婚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呀，但他就在喜账上面写“孔子”，可见他内心对孔子的崇拜和认同已经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崇拜孔子。陈独秀曾在蔡元培去世以后写文章提到：蔡先生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但是，一旦他遇到重大的事，绝对守住原则，绝对不妥协。他这种作风也跟孔子所讲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的事情你不要违背原则，大事你要好好把握；小事你就可以稍微给它擦抹点朋友关系，就是这么简单。蔡元培恰好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新时代教育界的开创者。一方面他有在西方学习的经验，长期在欧洲，对欧洲如德国、法国的教育体制十分了解，吸收了西方的经验；除此之外，他自己又非常认同孔子，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和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精髓蔡元培先生也吸收了。所以，蔡元培先生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认同孔子，他把孔子的精神现代化，这就是一种创新。他把当时中国整个教育精神理念彻底地创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教育。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在一个文档里看到的记录。有一个人把中国大学校训和美国大学的校训都列了出来，我把它们都抄下来了，我一会再说明我把它们抄下来的原因。我这是第五次来北大了，因为我1988、1989年那个时候就来过几次，当时我没有注意过北大的校训，这次我问了，你们知道北大校训么？北大的校训我听说就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是不是？不是啊，那是什么？有一个新的校训啊？我记得，台湾大学的校训就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台湾的清华大学跟大陆的清华大学一样，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广州中山大学的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我们《中庸》里面的话。我再念一些西方大学的校训，待会儿我再稍做解释。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我们翻成中文，就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作他们理想的模范”；耶鲁大学的校训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自由随风飘荡”，意思就是追求自由，这个学校以追求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还有德国的柏林大学，它的校训是“真理、正义、自由”。所以说，校训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代表了什么，代表这个大学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总体说来，教育的大方向，我们中国的大学不管它怎么变，都与道德、与做人有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的大学追求的就是自由和真理。从这里可以看出东西两个文化的差别很大，最简单、最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智。所以，我讲这些校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今后教育的方向，使用一种范畴式的讲法，应该是“科学民主”。“民主”包含了自由，“科学”包括了科学技术。“科学民主”加“伦理道德”，这就是蔡元培先生当年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今后的大方向应该是：伦理、民主、科学三位一体。这是个范畴式的体系，它包括很多内容，如“民主”里面包括了自由、法制、人权等方面的内容，伦理道德里面包括了艺术、美学、文学等内容。这是我第一次把“科学、民主、伦理”这三个东西整合而提出的理论。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现场答问］

提问：韦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现在有很多学者在鼓励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在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据说当时蔡元培先生作为北大的校长，他提倡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样的吗？就是说他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化。那么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新文化运动加以理性地引导呢？

韦先生：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新与旧之间的调和，这早就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有些主张现代的人还是对一些主张传统的人有意见，还是有反传统的倾向；主张传统的人对现代也不太了解。其实这两个东西它不是矛盾的，不是对立的。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做了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解决了，但是很多人停留在自己那个狭隘无知的阶段，还在争吵，浪费了很多资源，还发表文章吵个没完，其实这是人自身的问题。

提问：您对研究生全国统考怎么看？

韦老师：任何制度里面都有利弊。因为人和人不一样，你知道吗？制度再好，人还是有问题。统考也有好处，比较公平。这方面的制度全世界都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就是依据老师推荐作为评判的标准，例如在美国，很多学生都是靠高中的老师推荐入大学的。所以说，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好的一面，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弊病。

提问：蔡元培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所以才能推动实施他的大学理念，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没有他当时那样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不是大学制度的制定者，很多举措实施起来都会有所局限？

韦老师：当然，一个人原来有些声望，他做起事来是有一些方便。政府方面，对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也会给三分情面，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这应该不是蔡元培先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的地位也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中华民国那个时代，第一任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就是教育部长，开创北大新时代的教育家，然后“中央研究院”，现在台湾还保留，也是他创办的，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几个学术机构都是他开创的。其实我们不能让一个文化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倘若如此，文化怎么能够创新、怎么能够发展，这个局面一定要改变的。

谢谢大家！

（2007年6月21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