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烈的生活方式
对生活在五百年前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比我们要泾渭分明得多。痛苦与欢乐、患难与幸福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一切经历过的事情在他们心目中只意味着直接、绝对的快乐与痛苦。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活动都通过庄严堂皇的形式来表达，并形成严肃的仪式。这些仪式并不局限在生死婚嫁这些已经神化的人生大事，其他诸如旅行、任务、拜访等小事亦同样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祝福仪式、庆祝仪式及其他必需程序。
与现今相比，当时的灾难祸害招致着更大的痛苦。人们无法躲避灾难，寻得一片净土。疾病与健康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人们往往经受不住冬天的严寒与漫漫长夜。荣誉与富贵同随处可见的悲惨景象构成强烈的对比，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追逐着荣华富贵。现代的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时一件皮衣、一张好床、一杯酒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的情景。
那时，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自豪炫耀或残酷的象征，麻风病人喋喋不休地走在仪式行进队伍前后，乞丐可怜地缩在教堂的角落里。每一级别、每一职衔、每一职业，均以服装加以区别。大领主们总是悬剑腰间，华服上挂满贵重饰品，令人一望油然而生敬畏与羡慕之感。处决犯人、沿街叫卖、婚嫁、葬礼，一切活动均伴随着喧嚣声、音乐声及隆重的仪式。小伙子穿着与情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好友们装饰着伙伴的标记，参加仪式者和仆佣都戴有主人的徽号。在过去，城镇与农村两者差别十分明显。城镇周围以城墙环绕，并间夹以无数的角楼，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不与农村相混杂。不过，无论贵族与商人的宅邸多么高大，多么气派，那些巍巍矗立的教堂，却总是主宰着当时的景观。当时，安静与吵闹、明与暗的差别就像夏天与冬天一样，要比现在显著得多。现代的城市几乎不知道寂静与黑暗是何物，更不用说一盏孤灯及远处一声呼叫。
如前面所说，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泾渭分明，并都被赋予隆重礼仪，这给他们每天的生活带来热情与兴奋，也带来了失望与欢乐、残酷与善意间的矛盾，这就是典型的中世纪生活的特点。
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有一个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将万物提升到秩序与宁静的境界，这就是钟声。这为人们所熟悉的钟声，像友好的精灵，每天伴着人们哀伤，伴着人们高兴，提醒人们注意危险，催促人们虔诚。人们仍能记住这些钟的名字：大陶壶、罗兰钟。每个人均熟识每种敲法的含义。无论敲得如何频繁，人们依然能直觉地理解钟声的意义。
在1455年瓦朗西安(Valenciennes)城内市民的一场著名的决斗中，钟声——夏特兰(Chastellain)说“这太难听了”——始终不绝于耳。当和平到来或选举新主教时，巴黎教堂及修道院的钟声更是从早到晚，敲个不停，真难想象这钟声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频繁的游行，亦使虔诚的人们总感到兴奋。尤其在天时险恶的时候，游行可持续几星期不止。1412年，为替国王祈求胜利，巴黎的人们天天游行一，从五月直游到七月，每天的仪式、团体均有所变化，每次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并捧着不同的圣物。巴黎市民称之为“历史上最隆重的游行”。人们或观或随，“虔诚地哭泣流泪”，上至议会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一，律赤足游行。有些还带着火炬和小蜡烛。孩子们亦夹杂其中。乡下的穷人们及巴黎郊区的人们亦不辞遥远赶来，赤足游行，尽管每天都下着倾盆大雨。
此外，还有王公的各种名目的什物，是为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奢华之资源而安排的。最后，可以说，最频繁且从未间断过的是行刑仪式。由行刑产生的残酷的兴奋及粗野的同情心构成人们精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仪式很壮观，很有感情色彩。根据法律，人们采取极其残酷的刑罚来惩罚那些犯下重罪的人。在布鲁塞尔，曾有一个年轻的纵火杀人犯被绑在桩上，用链条紧紧地捆住，周围点上火把。临行刑前，犯人声泪俱下，感动得围观者悲恸不已。在1411年巴黎的勃艮第派的恐怖事件中，有一个名叫马塞尔·曼沙尔·杜·波伊的罪犯，人们要求行刑者根据习俗原谅他，他不但非常愿意接受，还要求行刑者拥抱他一下，“在场的人们无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犯人是大领主时，平民百姓们更乐于围观行刑仪式，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一种正义的安慰，并领会到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些是在其他仪式（如布道）中所看不到的。地方官必须负责行刑仪式的每一道程序：将犯人带至绞刑架下，令犯人穿戴起表明其高贵身份的服装。国王的膳食总管让·德·蒙太古(JeandeMontaigu），这个让·桑斯·保尔(JeansansPeur)的牺牲品，被置于马车上，前面由两个鼓手开道。他身上穿戴着礼袍、头巾、斗篷、半红半白的紧身衣裤，还有金马刺，它们被扔在砍头之后吊起的尸体脚下。路易十一曾下令把拒绝议会席位的奥达尔·德·布西(OudartdeBussy)的头挖出来用猩红头巾盖着，在赫定(Hesdin)集市示众，头巾上写着：“依照议会人士的方式”，还写有解释性的韵文。
除了游行、行刑之外，还有一些巡回传教士的布道仪式，他们的雄辩之辞震撼人心。现代人很难理解当时语言对那些无知之辈的巨大影响。1429年有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理查在巴黎连续布道十天，每天从五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十点或十一点，大多是在圣童罹难教堂的墓园举行。在第十天，当他宣布由于未获准继续布道，所以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布道时，“听众中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抽泣声，仿佛正在看着他们最好的朋友下葬一样，而他亦如此”。人们认为他可能星期天会在圣德尼教堂(SaintDenis)再讲一次，于是星期六晚上纷纷赶来，露宿街头，为的是占个好位置。
还有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安托万·弗拉丁(AntoineFradin），巴黎的行政官禁止他布道，因为他猛烈抨击当时的弊政每日每夜均有一。大群妇女带着土灰、石头，围在他歇宿的考得里尔(Cordeliers)修道院四周保护他。在著名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樊尚·费尔(VincentFerrer)所经之处，平民、地方官、低级教士，甚至高级教士和主教们都高唱着歌欢迎他，并不断有人加入到随行队伍中。这些随行者一到晚上便围城游行，载歌载舞，狂欢不停。每个地方都专门派官员负责解决这些人的食宿。大群不同修会的教徒跟随着他，帮他做弥撒，接待忏悔的人。关于这位牧师的布道还有不少轶事。他布道的讲坛每次都要用围栏围起，以防那些想冲过来吻他的手与法衣的人压得太近。每次布道他总是站着，而听众每次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当他讲到“最后的审判”“、地狱”“”、耶稣受难时，他和听众们挥泪如雨，只得暂停布道。那些做错事的人，当众葡蔔在他脚下忏悔一。有天他布道时，看见两个被判死刑的犯人正要被带去行刑他便要求推迟一，下刑期把这一男一，女带到讲坛前，继续讲道，宣讲他们的罪行。布道结束后，发现两人站立的地方只剩下两具皮囊了，听众们更坚信是这位圣者的言辞毁灭了他们，同时又拯救了他们。
牧师奥利弗·麦拉尔(OlivierMaillard)有一次在奥尔良作了四旬斋布道后，收到一张索赔单，原因是他布道时有许多人爬到那间房子的屋顶上，房子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整整修了六十四天。
牧师们批评世人的奢侈放浪，认为它激起人们的盲目行动。早在萨沃那罗拉(Savonarola)开始焚烧佛罗伦萨的圣品而造成艺术品大量损坏之前，法国、意大利就已盛行破坏奢华娱乐物品之风。在一个著名的牧师号召下，人们纷纷拿出纸牌、骰子、饰品等，疯狂地烧毁。对罪恶的理解已变成这样一种形式，并成为一种固定的严肃的群体活动，不过这是与时代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要想完全理解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话，就必须牢记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公众活动。
集体哀悼仍是一种表达灾难的方法。在查理七世(CharlesⅦ）的葬礼上，人们惊讶地看着那些达官显贵们，“身穿深色的丧服，令人不禁为之落泪。仪式笼罩着一种极度悲痛的气氛，人们泣不成声，到处都是一阵阵的悲恸”。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披着黑色毡毯骑着马的六个见习骑士(pages），其中有一个据说已连续四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哦上帝，他们是多么伤心啊！只因为他们失去了国王。”
政治的严肃性有时也会导致伤心大恸。一次，法国大使在向好人菲利普(PhiliptheGood)发表长篇演说时，中间哭了好几次。还有如英法两国国王在阿德雷(Ardres)会晤时，在布鲁塞尔迎接皇太子时，在科英布拉的约翰(JohnofCoimbre)离开勃艮第时，围观者皆泪流满面。夏特兰曾描述过皇太子即后来的路易六世在布拉班特(Brabant)流亡时亦哭过好多次。
毫无疑问，这些描述都有些夸张。如1435年在阿拉斯(Arras)的一次各国使节参加的和平大会上，夏隆(Chalons)的主教让·热尔曼(JeanGermain)竟能让听众们哭得捶天擂地，倒地抽泣不止。很明显，听众是不会哭到这种程度的，不过这种夸张是可以理解的，并且用得恰到好处。对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者(Sentimentalist)来说，眼泪是神圣、美好的。即使是现代人，一个漠不关心的观众在看公众游行时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感动得想哭。而在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时代，这种场面就是很自然的了。
只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中世纪的人们是多么易受刺激。这一点跟现代人完全不同。比如下象棋，这本是一个默不出声的游戏。但正如几个世纪前的《武功歌》中奥利弗·德·拉马歇(OlivierdelaMarche)提及的，棋桌上常发生争吵：“总是失去耐心。”
研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家们总是首先寻找官方资料，那些资料除暴力与贪婪以外，很少涉及激情。他们还经常忽略了中世纪人与现代人生活情调的不同。官方资料有时并未描述这种特征，而当时的史学家们，虽然有时篡改事实，却总表现出这种中世纪特有的疯狂激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生活依然有一种神话色彩。那些御用史学家都是一些文化水准较高的人，他们观察并详尽记录着王侯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显得迂腐古板一些。夏特兰写过这么一段故事，在此引以为证。夏罗莱(Charolais)——年轻的伯爵，即后来的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离开斯鲁伊斯(Sluys)抵达荷兰的戈库姆(Gorcum)时，得知他父亲老公爵停止提供他一切费用。于是他把手下召在一起，涕泪横飞地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讲给他们听，并说他依然爱戴一时心迷的父亲，现在他担心的是随从的未来。他让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跟他待在一起，等待好运的到来。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可以暂时离开他，等他好运来时再回来。他们依然能得到原有的一切，并会得到他的奖赏话刚落定。，“下面响起一阵抽泣声，众人齐声高喊：‘会的，我的主人。我们会与你同生死，共患难。。’”查理深深为此情景所感动，接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并说道：“那好吧，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迎接好运。”于是，很多贵族都奉献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并说道：“有人说我有一千，又有人说我有一万。没错，我有这么多，现在我拿出与你共享。”结果，查理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困境。
很明显，这则故事有些夸张，有趣的是夏特兰是用史诗式的语言来描述这则传说。假如这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想象的话，那时皇族的生活对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是多么绚烂多彩，富有神秘气氛啊！
虽然当时政府的组织机构实际上采取了相当复杂的形式，但老百姓却把它想象成简单不变的样子。当时的政治观点来自《旧约全书》及谣曲传奇。国王们分属于各个类型，每个人对应着一个文学形象，要么是聪明智慧的王侯被奸臣蛊惑，要么是为家族复仇，或者是人们忠实于不走运的王侯。在人们看来政治问题只不过是冒险经历。好人菲利普深知如何运用人们能理解的政治语言。为了让荷兰人和佛莱芒人相信他能征服乌德勒支(Utrecht)主教，他在1456年海牙(Hague)的一次典礼上展示了价值三万银币的餐具。人们蜂拥而至，争相观看。他还展示了从里尔(Lille)带来的装在两个箱子里的二十万只金狮子。瞧，这是多么的巧妙，借集会娱乐来证明一个国家的财力。
我们经常可以从王侯的生活中找出些怪异荒诞的因素，这些都令我们不禁想起阿拉伯的神话《一千零一夜》。查理六世乔装打扮，与一位朋友同骑一匹马，看到他所钟爱的女人被追求者围困。好人菲利普，医生让他把胡子刮掉，他因而发一道命令，要求贵族们效仿，并授权彼埃尔·德·哈根巴哈(PierredeHagenbach)剃掉那些抗命者的胡须。皇族们在处理需要谨慎从事的事务时有时会莽撞，做些会危及性命的举动。爱德华三世处处炫耀他和威尔士王子的阔绰，为的是使西班牙商人感到自卑，以报复他们的海盗行为。好人菲利普仅为一时兴起，便中断一次重大政治活动，从鹿特丹涉险穿到斯鲁伊斯。又有一次，在与儿子争吵后，他大发雷霆，深夜一人离开布鲁塞尔，在森林里迷了路。骑士菲利普·波特(PhilippePot)受命负责在他回来后设法平息他的怒气，说了一句很有名的俏皮话：“你好，你好，我的国王，你在演亚瑟王呢，还是兰瑟洛特爵士？”
在十五世纪，王侯们经常就一些政治问题向那些狂热的布道者和大幻想家们咨询，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往往带有宗教色彩，并随时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决定。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西欧各国冲突重重，国内政治不稳定。人们只好从有关皇家之事中寻找快乐和浪漫。英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Ⅱ）被废黜后，又被暗杀；几乎与此同时，他的表兄，罗马国王，基督教国家的最高统帅温泽尔(Wenzel），也遭废黜。在法国，国王盛怒，党派纷争。1407年，奥尔良的路易(LouisofOrleans)遭到骇人听闻的刺杀随后是。1419年的报复让，·桑斯·保尔在蒙特罗(Montereau)被刺杀。在无穷无尽的敌意和报复下，这两次刺杀给法国历史上留下整整一个世纪的黑暗。对当代人来说，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不平息奥尔良与勃艮第之间的纠纷，无法理解仅由王侯间的仇恨便引起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些历史事件是无法找到解释的，只能从个人争吵与感情因素来理解。
除了这些，他们还不断经受土耳其侵扰的危险。1396年，在尼克波利斯(Nicopolis），法国骑兵部队想经此一役拯救基督教国家，却全军覆没。另外，西部的大分裂已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大大破坏了宗教的稳定，分裂了每块土地、每个社区。不久，就有人出来呼吁重建教会制度，其中一个是顽固的阿拉贡人(Aragonese)卢纳的彼得(Peterof Luna），即本尼迪克十三世(Benedict XIII），“法语俗称le Pappe de LaLune”（卢纳主教）。当一个无知之徒听到这名字时会怎么想呢？
有很多被逐的国王，如亚美尼亚(Armenia)国王、塞浦路斯(Cy-prus)国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皇帝，丢掉了王冠和权杖，到处游荡，但仍抱负远大，仍过着在东部时令人炫目的生活。毫不奇怪，1427年巴黎的人们会相信吉普赛人讲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公爵和一个伯爵，带着十个人，均骑着马”，而剩余的约一百二十人只好待在城外。他们说他们来自埃及，教皇命令他们流浪七年，不准在床上睡觉，以赎叛教之罪；他们有一千二百人，但他们的国王、王后及其他人均死于路上。为了安慰他们，教皇让每位主教和修道院长给他们十镑图尔币(tournois)。巴黎城中有很多人出城观望，并让他们看手相，测命运，而他们则以此骗钱谋生。
王侯命运的动荡在勒内王(KingRenê）身上表现最为彻底。勒内王渴望成为匈牙利王、西西里王、耶路撒冷王，但他却厄运连连，经历了不断失败、监禁和逃亡的生涯。有一个热爱艺术的皇族诗人，对自己在安茹(Anjou)和普罗旺斯(Provence)庄园的失意作了自我安慰，但残酷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他对田园乐趣的钟爱。他的几个儿子全死了，只留个女儿，过着比他更悲惨的生活。安茹的玛格丽特聪明、漂亮、热情，在十六岁时嫁给了愚蠢的亨利六世，却多年生活在仇恨和迫害中，在最终导致了国内战争的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冲突中丢了王位。她只好到处流浪，忍受各种威胁和苦难，最后在勃艮第找到避难所。她向夏特兰诉说不幸的遭遇，她和她的儿子怎么受一个强盗的欺凌，她怎么在做弥撒时向一个苏格兰主教讨一个便士，而这主教怎么“不情愿地嘟哝着掏出钱给她”。夏特兰听后，深受感动，写了“一篇有关命运的短文，诉说命运的坎坷”，并题为《薄伽丘的安慰》。他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不幸的了。1471年，图克斯伯里(Tewkesbury)战役爆发，兰开斯特一方自此一蹶不振，王后唯一的儿子病死在那儿，也可能是在战争中被杀。她的丈夫被杀，她自己被关在伦敦塔里整整五年，最后爱德华四世将她引渡给路易十一，路易十一要求她放弃继承权以换取自由。
王侯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激情和冒险，并不是因为人们的喜好才富于这种色调的。
现在的读者在研究那些基于官方资料的中世纪历史时，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那时人们的情绪是多么易于激动。虽然官方的资料可能是最可靠的来源，但这些资料缺少一点，无法充分地表达出王侯和老百姓皆有的炽热的激情。说实话，现代政治也有感情因素在内，只是这种因素大部分已被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所限制与异化。在五百年前，这种感情因素强烈左右着政治问题，使其非理性化。尤其对于皇族，这些暴烈的情感被尊严与权势意识所强化，从而以双倍的冲动作用于政治。因此，夏特兰说，毫不奇怪，王侯们相互敌视，“因为王侯是人，他们的工作高贵而危险，而他们无法不受多种情感的支配，如愤恨与嫉妒，他们的心因为统治而变得高傲”。
在写勃艮第家族史时，我们应时刻记住复仇精神这一主题。当然没有人会试图寻找整个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原因，如法国与奥地利间的世俗纷争，或奥尔良和勃艮第之间的世代纠纷。种种因素——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等等、——都对这些冲突有所促成。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明显的或主要的因素是十五世纪以至后来的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对他们来说，好人菲利普首先是个复仇者。“他为报复约翰公爵的不敬，发动了战争，并使其持续了十六年。”他将此作为一种神圣的职责，“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怀着刻骨仇恨，不顾一切以求报复，只要上帝允许，他也会将自己的身体、灵魂、土地等等一切交给天命，把它视为更为神圣的职责，然后义无反顾地去复仇”。
读一读1435年的《阿拉斯和约》中列出的长长的赎罪义务的清单——修建礼拜堂、修道院、教堂、教士集会场所，设立十字架，举办弥撒，你就会意识到人们珍视尊严的程度以及复仇的迫切需要。勃艮第人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埃涅阿斯·西尔维斯(AeneasSylvius)在一封写给菲利普国王的信中，盛赞他为父报仇的复仇心胜于当时所有的王公贵族。
据拉马歇所说，维护尊严与复仇也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他说，被公爵征服的人们，在吵嚷着要向他复仇。我们可能难以相信这些事实。因为我们记得，佛兰德斯与英格兰的经济关系要比公爵家族的尊严重要得多。为理解当时的感情作用，让我们看看当时的政治观点吧。毫无疑问，没有哪个政治因素能比仇恨与复仇的原始动机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王公的随从也有情感个性，他们天生就有忠诚的情感，虽然说到底只是一种封建意识，这是一种党派意识而非政治意识。中世纪最后的三个世纪正是党派纷争的时代，从十三世纪开始，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断有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首先是意大利，还有法国、荷兰、德国、英国。虽然党派之争中包含着经济利益，但任何想平息纷争的企图均落空。热心于寻求经济原因有时反而让我们忘了解释这些冲突的简单的情感原因。
在封建时代，家族间争斗无非是为了争夺地位与财产。种族的优越感、复仇的渴望、忠诚，都是主要的直接的动机。除了对邻居垂涎这一原因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原因了。因此，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与拓展，这些斗争便变成集团的争斗，从而产生党派之争，而其所有的成员都深知没有和好的余地，他们的经济差别往往只是他们同统治者关系深浅的结果。
中世纪历史的每一页都证实人们对王侯自发而强烈的忠心和崇拜。1462年在阿伯威尔(Abbeville），有一信使连夜赶来报告勃艮第公爵病危的消息。公爵的儿子要求全城的人为公爵祈祷，圣弗尔弗兰(SaintVulfran)教堂的钟立刻敲响。全城的人从睡梦中醒来，跑到教堂，彻夜为公爵祈祷。有的跪拜，有的匍匐在地上，真是“烟火盛大，不可思议”，钟也整夜不休地敲着。
人们可能认为，无关教理的分裂不会唤起远离阿维尼翁和罗马的国家中的人民的宗教热情，在那些国家，人们只知两个教皇的名字。但事实上，分裂立即引起了狂热的仇恨，如忠诚者与背叛者之间的仇恨。当布吕赫城归顺阿维尼翁时，很多人离开家园、丢下生意、抛下牧师俸禄，并随他们的派别居住在乌尔班拥护者(Urbanist)的教区，如列日(Liège)、乌德勒支等。1382年，只能在神圣重大场合才能展开的方形王旗(oriflamme），被人们用来反对佛兰德斯人(Flemings），因为他们是乌尔班拥护者，即不忠者。彼埃尔·萨尔蒙(PierreSalmon），一个法国政治代表，在复活节前后到达乌德勒支，却找不到一个牧师愿意让他做演讲，“因为他们说我是个分裂主义者，相信反教皇的本尼迪克”。
党派的情感因素与忠诚进一步被一些外在的符号特征所强化，如服饰颜色、标志、口号等。在阿曼涅克人(Armagnacs)与勃艮第人之战的头一年里，巴黎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党派标记，如画有圣安德鲁十字的紫色或白色的头巾等。连教士、妇女和儿童也都戴有各自的标志，他们用圣徒的图像来装饰。据说有一些牧师在做弥撒和布道时，拒绝按传统的方式划十字，而是按圣安德鲁十字的形状来划。
在这盲目的狂热中，人们跟随各自的党派和主人，到处表现自己不可动摇的正义之情，而这正是中世纪的一大特征。那时人们深信正义是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法官必须消除不正义的现象。赔偿和报复必须达到极限，进而采取了复仇的形式。在这有点夸大的对正义的需求中，原始的野蛮，说到底是异教，混杂在基督徒对社会的理解中一。方面，教堂代表仁慈与温柔，并以此尽力慰藉人们的精神。另一方面，除了对罪恶的原始复仇的心理外，教堂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的正义感。罪恶对那些比较偏激的人来说常常仅是敌人所为的代名词。野蛮的复仇意识又被狂热所强化。长期形成的不安全感使人们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使政府当局称心如意。犯罪被认为是对社会和秩序的威胁，也是对神的侮辱。因此中世纪晚期很自然地会成为司法酷刑的时期。人们深信罪恶理应受到惩罚。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往往促成了最残酷的刑罚，法官不时地发动一些严打严惩的运动，一会儿对土匪，一会儿对抢劫或性罪恶。
在这些司法酷刑和人们从中获得的快乐中，最令人瞠目的是其残酷性，而不是人们的意气用事。人们像观看游戏一样从行刑和惩罚中获得快乐。有一次，蒙斯(Mons)的市民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一个土匪，为的是将他五马分尸。人们比看圣灵从死者中出现还高兴。1488年布吕赫的人捉住罗马王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便将其绑在市场中的平台上，看着他受刑，看完后还不过瘾，居然怀疑法官通敌。人们拒绝犯人要求速死的请求，因为他们想慢慢享受犯人受惩罚的情景。
在法国和英国，有一种风俗，人们拒绝对那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举行忏悔和涂油仪式，对那些罪恶深重的犯人折磨更甚。1311年维也纳会议也无力答应犯人忏悔赎罪的请求，直至十四世纪末，这种风气仍然存在。查理五世虽然性格很温和，也宣称他在位期间这一切不会改变。菲利普·德·梅茨勒(Philippe de Mézières)说彼埃尔·德·奥尔热蒙(Pierre d'Orgemont)法官对他的人道请求从来不听，他的“顽固的头脑”真是比磨石还难转。直至热尔松(Gerson)与他一起再次请愿时，王室才于1397年2月12日签发了一道命令，要求犯人受惩罚之前必须忏悔。彼埃尔·德·克拉翁(PierredeCraon)听到这消息后，高兴地立了个石制十字架，以让米诺里派(Minorite)的牧师帮忙做忏悔。但是风俗并未就此消失，巴黎主教艾蒂安·庞歇尔(EtiennePonchier)只好在1500年重新签发1311年的命令。
1427年一个摄政者在巴黎被执行绞刑。正当他准备受刑时，这位摄政者的财政大臣跑来向他发泄愤怒。他打断这位摄政者的忏悔，无视他的祈祷；他爬上后面的梯子，破口大骂，用棍棒打他，并打了行刑者一下，以告诫犯人想到他的超度。行刑者变得紧张万分，笨拙地开始行刑。绳索突然断了，可怜的犯人从上面直摔下来，摔断了腿和肋骨，只得再爬上去受刑。
中世纪根本无法理解现代人对正义的概念，如对犯人的责任感，或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谋者与促成者，或改造犯人而不是让他们饱受惩罚和对司法的恐惧。至少这些观点无意识地隐藏在同情心和宽恕的情感之中。而在中世纪，人们根本不知道酷刑的无用和同情心。他们不会采取轻微的惩罚。当犯人被原谅时，人们就无法回答他该不该受罚这一问题，人们深信同情只能由上帝赋予。事实上，同情并不可以原谅罪恶。十五世纪的王侯们都很宽容。他们可以原谅各种错事，人们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是高贵的人。大部分的这类官方资料涉及的都是穷人。
在中世纪，酷刑和同情心交替出现一。方面，人们深深同情病人、穷人与神志不清的人，这一点有些类似现代俄国文学中描写的那样，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受到难以置信的酷刑折磨。史学家彼埃尔·德弗宁·(PierredeFenin)曾这样描述过一伙土匪的死亡：“人们大笑不止，因为他们都是穷人。”1425年，巴黎发生一起闹剧，四个盲眼乞丐，被驱使着拿着棍子去杀一头猪，杀死的猪作为胜利品。在他们被带进城的第一天夜里一，人们个个带着武器，前面有面画着猪的旗，并由一鼓手带路。
在十五世纪，女侏儒是人们取乐的对象。在西班牙，委拉斯贵支(Velazquez)曾画下她们可怜的形象。好人菲利普有一个著名的棕色女侏儒奥尔夫人，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她受命与一杂技演员汉斯角斗。1468年在大胆查理的婚礼宴会上勃艮第王后的一，个著名的侏儒比尤格兰夫人，穿戴得像个牧羊女，坐在一只比马还大的金狮子上，被放在桌上供人取乐。有关这些小侏儒的命运在很多书上均有提及，如有些书讲到，一个公爵夫人抓到一个女侏儒，带回宫廷。侏儒的父母亲不时地去看她以讨点赏钱，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吹嘘他们的女儿。同年布卢瓦(Blois)有个锁匠，做了两个锁领子，一个用来拴住傻子“贝隆”，另一个用来拴住公爵夫人的猴子的脖子。
在这些残酷的日子里，也有些真诚的事发生。1418年在对阿曼涅克人大屠杀时，巴黎的人们在圣奥斯塔赫(SaintEustache)教堂设立了圣安德鲁兄弟会。每个人，包括牧师和俗人，皆头戴玫瑰花环，整个教堂非常香，好像玫瑰水洗过一样。阿拉斯人庆贺取消了对巫师惩罚的决定。1461年全城的人们沉浸在“疯狂的道德家”竞赛的欢乐中，获胜者的奖赏是一个金百合花或一对鸡等等，没有人再去想那些受刑罚受折磨的犯人了。
生活是如此复杂，混合着血腥与玫瑰。人们徘徊于地狱的恐惧与纯真的欢乐之间，徘徊于残酷与温柔之间，徘徊于苦行与享乐之间，徘徊于仇恨与善良之间——而这一切都走向极端。
中世纪结束之后，傲慢、仇恨与贪婪等罪过便不再如前几世纪那样横行，整个勃艮第家族史就是自负与英武或傲慢组合起来的篇章，如菲利普·勒·哈尔蒂(PhilippeleHardi)的勇猛与野心，让·桑斯·保尔的仇恨和嫉妒，好人菲利普的复仇与奢侈，或大胆查理的愚勇与顽固。
这些均植根于傲慢与贪婪两种罪恶中，可从《圣经》中找到：“傲慢导致种种僭妄可耻之事——贪婪是万恶之根。”但是从十二世纪开始，人们更清楚地发现贪婪的罪恶甚于傲慢的罪恶，要求惩罚贪婪的呼声——但丁所说的“laciecacupidigia”——越来越高。傲慢只能被称为封建时代的罪恶。少量的财产微不足道，政权并未与金钱紧密联系。政权还是个继承的问题，只依赖于某种宗教的敬畏。它通过奢华来表现，或通过一大群忠实跟随者来体现。封建时代通过明显的符号表达奢侈，如跪拜式的崇敬、礼节性的敬拜，因此，傲慢只是象征性的罪恶，它是从万恶之首路西法(Lucifer)的傲慢中派生出来，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而贪婪则不同，它没有象征特征，也没有与神学的联系。它只是世俗之罪，是天性使然。在中世纪后期，由于钱币的广泛流通，政权相应有所改变，每个人都想积累财富，并以此为满足。这时，贪婪便成为最主要的罪恶。当时财富并未解决灵魂的不可知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解决，但黄金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对财富的梦想是直接的、原始的，并不因投资积累而渐弱，人们在奢侈和浪费中体会到财富的满足。
直至中世纪末期，封建式的傲慢并未有所逊色，对自负和奢华的迷恋依旧。这种原始的傲慢渐渐地与贪婪相融合。正是这两者的融合使得行将消亡的中世纪依旧保有一种奢侈的特性。
当时有很多文章批判这种贪婪习性。布道者、道德家、批评家、诗人都用同一种调子一致地批判贪婪。人们有一种对富人尤其是暴发户的仇恨，当时的官方记录证实了史学家们所写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毫无抑制的贪婪的例子。1436年，两个乞丐发生争斗，流了几滴血，弄脏了巴黎的圣童罹难教堂。大主教雅克·杜·夏特利尔(JacquesduChâtelier），一个贪婪无耻的小人，具有他的职位所不允许的世俗气，拒绝在这个教堂里布道，除非这两个一无所有的乞丐给他一定数目的钱。因此，仪式中断了整整二十二天他的继任者德尼。·德·莫林(DenysdeMoulins)更等而下之,1441年的四个月里，他不允许人们在圣童罹难教堂墓园葬人或游行，因为教堂付不起他所要的税。人们称德尼·德·莫林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在议会里至少有五十桩控诉在等着他，因为不上告便无法从他那儿得到任何东西。
每个人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到处都有危险。无论贵贱，人们都生活于不安和动荡之中。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下彼埃尔·尚皮翁先生在评论维庸(Villon)《遗言集》中所涉人物时提及的细节或图埃特先生就某巴黎市民的日记所做的注释就足够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殴斗和迫害。像雅克·德·克拉克(Jucques du Clercq)这样的编年史家，或像梅茨(Metz)市民菲利普·德·菲纽勒(Philippe de Vigneulles)的日记那样的资料，或许过于注重当时生活的阴暗面，但每一次细加钩沉，都会发现那的确是生活动荡的艰难时世。
在读马修·德·埃斯库希(Mathieu d'Escouchy)简洁、精确、公正的文章时，你可能认为作者是个学究式的、安静、诚实的人，但当德·贝库尔先生从档案中翻出他的历史时，他的性格真相暴露无遗。这个著名的“好怒的庇卡底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先是做了佩罗那(Péronne)的长老议员,1445年成为该市市长；而他从一开始就与让·弗罗蒙(JeanFroment)发生家族纠纷。他们互相控告对方伪造与谋杀等罪名。为得到因巫术而遭罚的敌人的妻子，他耗资不菲。他曾被传唤至巴黎市议会，接着下狱。后来他又因其他五件事被投入监狱，罪名不轻，且不止一次带上重枷。弗罗蒙的儿子有一次与他相遇，并刺伤了他。双方均聘请土匪来帮忙攻打另一方。当资料不再提及这场纷争时，另外的类似情况又发生了。但所有这些并未阻止马修·德·埃斯库希的事业。他成为一名律师，成为里贝蒙(Ribement)的市长，成为圣昆丁(SaintQuentin)的“国王诉讼代理人”。他在蒙莱里(Montlhery)又进了监狱，然后又出狱。后来他结了婚，但并不想安定下来过安稳的生活。他再一次被控告伪造图章，被押解到巴黎，强行忏悔，不让上诉，然后受感化，并接受惩罚，直至记录中有关的仇恨与迫害的痕迹消失殆尽。
人们只能从无穷尽的罪恶中看到他们的命运，这难道不奇怪吗？昏君、迫害、贪婪、野蛮、战争、土匪、抢劫、同情、告解等等，都是人们眼中看到的历史。人们害怕战争爆发，害怕正义沉沦，时刻有一种不安全感，并且因害怕地狱、魔鬼及世界末日的来临而加剧。所有的生活都是黑色的。每个地方都有仇恨与不义，撒旦用他的双翼遮蔽了整个地球。教堂在无力地战斗，牧师们在无力地布道，但情况并未有所改观。人们大都认为，从西方大分裂开始直到十四纪末，没有一个人有幸升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