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诗赋形:闻一多诗歌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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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框架

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闻一多诗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我觉得仍然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闻一多诗学是否成立?一个明显的道理是,并非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形成自己的诗学。闻一多有自己的诗学吗?或者说闻一多是否具备形成其独特诗学的实力?如果具备的话,其诗学包括哪些部分,有何特点?如此等等都值得追问。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认为闻一多本人在其有生之年尚未建立一套自己的诗学,但他构想了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学史计划。这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篇文章将整个中国文学分成了四个阶段八个时期,其中的四个阶段是: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1000年左右);第二段,本土文化区域的扩大(从“三百篇”到“十九首”,1291年);第三段,从曹植到曹雪芹(1719年);第四段,未来的展望——大循环(公元1918—?)。[1]但是由于他不幸英年早逝,这个计划终成断章,令人痛心。编成《闻一多全集》后,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诗歌成就做了如下总结: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钞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写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农民的严肃的工作。这样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2]

诚如朱自清所言,闻一多对诗歌的贡献很多。在我看来,这些贡献并非闻一多诗学,但它们足以构成闻一多诗学的基本材料,除了这里提到的诗歌创作、新诗批评、古诗研究之外,构成闻一多诗学的基本材料还包括他的诗歌理论、诗歌翻译以及对外国诗歌的评论。这表明闻一多不仅将古今打成了一片,而且将中外打成了一片;不仅将创作与理论打成了一片,还将翻译与批评打成了一片。这就使得闻一多诗学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独特的深度。尽管闻一多各方面的作品并不以多著称(事实上我遗憾他写得太少),却毫不减弱他出众的创作和批评才能。在我看来,闻一多的鉴赏力整体上大于创作力,因而我很看重他的批评作品,尤其是他对《女神》的批评以及那几篇唐诗杂论。闻一多的批评没有长篇大论,他长于独到而精深的判断,而不屑于机械琐细地论证,这有点接近中国古代诗话,但它比诗话更有力。他的评论大多体现了浓郁的诗人气质与敏锐的批评眼光的有机融合,语气中无不洋溢着十足的自信,以至于使他的观点显得不容质疑。在我的印象中,像闻一多这样深刻自信而富于才华的评论家在整个新诗史上并不多见。这无疑是促成闻一多诗学的一个有力确证。

但由于闻一多的著述具有未完成性,其诗学的整体框架尚未形成,因而有赖于闻一多研究者的梳理和重构。除了李子玲与陈卫等人研究之外,有论者对闻一多诗学的结构体系做了如下归纳:

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结构大致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是诗的节奏研究,它包括诗的节拍与韵律等发声因素的研究,闻一多认为这是诗的形式研究的基础,所以这也是他着力最多的部分;第二个层面是诗的语言研究,它包括诗的语义及语言单元的视觉功能的研究;第三个层面是诗的意象的研究,这是对由情感和意境构成的诗的特殊形式体系的总体功能的研究;第四个层面是诗的总体性质的研究,也就是对诗学理论中一些带根本性的艺术观念问题的研究。这四个层面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了闻一多所独创的现代诗学理论体系。[3]

我觉得这个概括还不够完善。在节奏、语言、意象与观念这四个层面中,节奏其实是由语音因素体现出来的,因而属于诗歌语言的一个方面,意象源于语言视觉形象的组合,而观念则是语义的交织连缀。由此可见,这四个层面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语言是个核心性因素,其余三个因素都是借助语言的不同功能实现的。遗憾的是,目前从语言的角度研究闻一多诗学的著作还没有出现,相关论文也不多。仅有蒋晓梅的《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和欧阳骏鹏的《论闻一多对新诗及新诗语言的贡献》等寥寥几篇。[4]德国图宾根大学的Brigitte Hoehenrieder在《闻一多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中谈到了闻一多的语言研究,但针对的并非诗歌语言。[5]基于对闻一多诗学研究现状的总体把握,陆耀东(1930—2010)在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列举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其中有一项就是“闻一多对新诗语言的探索”。[6]本书旨在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闻一多诗学体系的建构,我选取的角度是语言,即从语言入手建构闻一多诗学体系。因为语言是诗歌最表层的东西,也是诗歌最深层的东西。它不仅可以把闻一多诗学的相关问题融会在一起,而且能有力地突出闻一多诗学的特色。事实上,包括“三美”在内的诗歌形式以及诗歌内容都与诗歌语言密切相关,我把这些统称为闻一多诗歌语言问题,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包括三章,第一章分析闻一多的诗歌语言观念及其模式。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古瓦”时期(旧体诗,1916—1919)、“红烛”时期(自由体新诗,1920—1922)和“死水”时期(新格律诗,1923—1928)三个阶段。无论是从诗歌创作还是从诗歌观念来说,闻一多都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语言工具观,把诗歌语言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闻一多的诗歌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四原素”说(即幻象、感情、音节、绘藻),“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三美”说和“弹性”说)和“鼓点”式诗歌语言。对于闻一多诗学来说,任何语言都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诗歌语言既是建构诗歌的基本材料,又是诗歌空间的营造者。因此,本书把闻一多诗歌语言放在诗歌空间里加以探讨。诗歌空间源于现实空间和内心空间在词语里的汇合。现实空间的核心是身体,内心空间的核心是思维,诗歌空间的核心是词语,从身体感觉到内心思维,再到词语表达,它们明显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所谓创作其实就是实现这三个空间的转换:从现实空间到内心空间的转换,以及从内心空间到诗歌空间的转换。而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模式正是在现实空间、内心空间和诗歌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对应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诗歌语言可以是诗人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再现语言),也可以是对主观感受的表现(抒情语言);可以是对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契合关系的发现和表达(象征语言),也可以是对客观现实所做的批评或讽喻(智性语言)。再现语言、抒情语言、象征语言和智性语言,这就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主要模式。

第二章探讨的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弹性和限度问题。闻一多显然经历了一个从“纯诗”到“杂诗”的转化过程,这既是他诗歌探索的内在逻辑,也是特定诗歌境遇压迫的结果。从 “纯诗”到“杂诗”其实就是从纯粹的诗歌语言转向驳杂的诗歌语言。简言之,即对诗歌语言的弹性和限度加以试验。因此,闻一多20年代提出“三美”,有意将“绘画的美”“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融入诗歌。40年代,他又提出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理论,力图将小说语言和戏剧语言的优势引入诗歌当中。这就是闻一多不断发展的诗歌语言观。如果说“三美”就已经呈现出“非诗化”的倾向,那么,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则意味着“非诗化”更进了一步。本章适当扩展闻一多的“非诗化”观点,提出诗歌的“舞蹈美”和“雕塑美”问题,并将闻一多的诗歌批评纳入讨论范围。这样一来,闻一多诗学的整体格局包括视觉空间中的线条语言(绘画美)、听觉空间中的韵律语言(音乐美)、静态空间中的造型语言(建筑美)、动态空间中的肢体语言(舞蹈美)、现实空间中的冲突语言(戏剧性)和文本空间中的智性语言(诗性批评)等。

第三章意在挖掘闻一多诗歌语言的来源及其转化途径。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翻译实践构成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重要资源,而翻译实践又与文化观念交织在一起,二者处于相互激发的状态。闻一多站在融合中西的独特文化立场上,以富于个性的批评精神,在不同时期坚持“予受并重”的主张,尽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主张往往受到现实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一些变异情况,但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文化观念是健全的。在考察其翻译实践和文化观念的整体背景下,本章试图勾勒一条从诗歌语言来源到诗歌文本的转换轨迹,并揭示其变异情形及其文化观念。具体而言,本章将分别讨论闻一多诗歌语言与中外诗歌语言传统的内在关系,主体是“赋比兴”语言、唯美语言和象征语言,核心是律诗和商籁体,并以其名诗《死水》为例加以具体分析。

结论部分旨在归纳闻一多诗歌语言的意义和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推进当前新诗发展的某些可能。大体上,从诗歌形式、诗歌语言以及诗体演进三方面探讨自由与格律、文本与现实以及诗歌与非诗的关系。在自由与格律方面,坚持格律诗代表着诗歌的高峰,新诗尽可以自由发展,但应以格律为核心,讲究形式感,至少不能完全摆脱形式;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强调新诗应与现实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而不能满足于语言游戏;在诗歌与非诗方面,赞同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非诗化”的过程,但“非诗化”存在着相应的限度。当代先锋诗歌有拓展诗歌边界之功,但也应小心谨慎,以免使诗歌成为“非诗”。

[1] 闻一多:《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见《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36页。

[2] 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50页。

[3] 陈山:《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结构和体系》,见《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季镇淮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4] 《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见《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论闻一多对新诗及新诗语言的贡献》,见《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5] 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30期。

[6] 陆耀东:《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见《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陆耀东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立论早于读到此书之前。事实上,本书的研究对象闻一多是我的导师耿占春先生建议的,后来又听了耿老师关于诗歌语言的讲课,最终确定了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