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作家的“上海”

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以及新文化人来说，上海具有至关重要的“现代性意义”，有研究者甚至将其称为“圣地”。首先，上海现代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得“五四”倡导的新文化得以在此植根。它以其具体的形态，给了中国文化人一个感知现代文明的窗口。1930年代，林庚曾说：“这个现代的都市与我以初次的惊奇，车过静安寺路时那百乐门舞场的灯火，是北方所从来看不见的。路的好、街的整洁，在一恍惚里，我只看到一个纯粹现代化的社会……”^[1]在当时，许多未曾留洋或长期寓居内地的文化人，是最先从上海得到对现代文明的初步印象的。大批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萃集上海，而上海作为发达的都市社会，也满足了新文化人的职业需求与成就愿望。其次，在当时黑暗的年代里，上海以其多元的政治色彩与工人力量的强大，成为进步文化力量的栖身之处。美国学者梅尔·戈德曼曾说：“中国青年作家之所以被上海所吸引，不仅是因为鲁迅在那里，也因为上海的外国租界中尚有若干自由，尚可发表一些不同政见。”^[2]由于上海较其他地方更能保证作家人格的自由与完整，因此也易于形成进步文学的集团性力量。1930年代，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作家都寓居上海。在新文学的流派团体中，除京派与解放区文学团体外，绝大部分都立足上海，如左联、海派、现代评论派，以及普罗小说派、现代诗派、创造社、太阳社，乃至乡土小说派、东北流亡作家群等等。在文坛上，不占领上海，便是失掉了全国。新文学作家与上海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城市文学产生的基础。作家城市意识的获得、城市文学作品的内容表现，甚至文体技法，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上海给他们的生活实感。因此，上海不仅是城市文学的开创之地，而且始终占据十之七、八的地位。在1930年代，表现上海的城市小说，其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上海现代性、多元性文化的产物。众多城市意识、表现内容与技巧文体不尽相同的文学流派，竟能同时并存于一地，这在其他城市中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比之对上海城市现代性的理性认知，现代文人对于上海的道德与情感态度要显得复杂得多。尽管在进化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系统中，上海完全符合新文化人的理性判断，然而几千年来积淀于文人文化心理中的传统价值尺度与情感需求，并未被这份理性完全替代。在许许多多作家，包括那些外表看来非常洋化的作家心中，上海的城市概念仍是中国人难以认同的。它的高度运转，它的聒噪繁乱，它的贫富悬殊，它的道德沦丧，乃至上海人住处的逼仄，视野的迫促，都难以吻合文人的传统价值体系，以致时时被人称为“红尘十丈”“水深火热”。在新文化初期，周作人、陈独秀、林语堂、沈从文等都以殖民地形态去看待上海的腐烂，试图将上海概念与传统中国和内陆中国在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都划清界限。陈独秀就曾写下《上海社会》《再论上海社会》《三论上海社会》《四论上海社会》等文章，在他眼中，上海一无是处。“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直斥上海是“铜臭”“行尸走肉”的“大城”，是“中西陋俗的总汇”，是“浮华、平庸、浇漓、浅薄”，是“豪奢”“贫乏”，是“淫靡”“颓丧”。^[3]王统照认为上海“各种人民的竞猎，凌乱，繁杂，忙碌，狡诈，是表现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威风派头”^[4]。梁遇春则直斥“上海是一条狗”^[5]。傅斯年将上海看成毫无创造力的地方，“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6]。周作人虽然辩证一些，认为“上海气是一种风气，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滩以后方才发生的也未可知。因为这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但“恶化”之因在哪里呢？他又认为“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因此，这种“恶化”，“总以在上海为最浓重，与上海的空气也最调和”。^[7]

新文化人一方面无法离开上海，但同时都不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归属之地。在许多表述中，作家们都以“逃离上海”作为潜在的心理趋向（尽管并不曾实现）。即使是在某些情感上亲近上海的作家的文字中，我们也能读到另一番滋味。比如张爱玲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然而有趣的是，张爱玲由高层公寓生活中发现的，却是解脱都市烦嚣的所在：“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8]柯灵在面对“人海滔天、红尘蔽日”的上海的同时，却在夜间寻觅些许“片刻的安宁”，于冷清的末班电车与街头小铺中领略人际的温馨与“辽远的古代”的意蕴^[9]。像殷夫这样明确地意识到上海产业工人集团力量之美的城市无产者代言人，也竟于初到上海时诅咒道：“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市／鬼狐魑魅到处爬行。”^[10]文人们不断疾呼：“回去、回去，上海不可久留。”^[11]甚至像叶灵凤这样的都市之子，在游历了北平之后，竟一再表示：“我真诅咒这上海几年所度的市井生活。”^[12]由此可见，在作家们内心，这是另一个上海概念中的城市形象。它根深蒂固，长达百年。

[1] 林庚：《四大城市》，载《论语》1934年第49期。

[2] 〔法〕梅尔·戈德曼：《〈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前言》，《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3页。

[3] 林语堂：《上海之夜》，《我的话》，上海时代书局1948年版，第26—27页。

[4] 王统照：《青岛素描》，《王统照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5] 梁遇春：《猫狗》，载《骆驼草》1930年9月1日第17期。

[6] 傅斯年：《致新潮社》，载《新潮》1920年1月19日第2卷第4号。

[7] 周作人：《上海气》，载《语丝》1927年1月第112期。

[8]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流言》，五洲书报社1944年版，第36、30页。

[9] 柯灵：《夜行》，见《乡风市声》，钱理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10] 殷夫：《妹妹的蛋儿》，《殷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1] 浑沌：《上海不可久留》，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7号。

[12] 叶灵凤：《北游漫笔》，《灵凤小品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