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话写作与地位确立

信奉“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胡适曾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提倡新文学创作。他自己一方面积极从事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戏剧的创作，一方面用白话翻译易卜生、莫泊桑、都德等人的作品。白话诗的诞生最能体现五四文学语言的革命实绩。胡适在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其中最有名的是《蝴蝶》，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此后，刘半农、沈尹默等五四文人纷纷响应，群起写作，不断有新诗在《新青年》上发表，由占据制高点的文学研究者撰写的白话诗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的殿堂。

周作人最早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是《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1号，此文于1917年9月交于钱玄同）。该文翻译了美国批评家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批评，内中有一些引用原文的话，引用小说的部分，是白话。（胡适1917年1月提出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翻译的白话评论文章，也是最早翻译的小说。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不是偶然的。

1918年5月被称为第一篇现代小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此后，大量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白话文学评论和白话译作借助《新青年》得以刊行。仅1918年5月至1921年8月，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50篇作品，另外，叶圣陶的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郭沫若的白话新诗《凤凰涅槃》等大批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新青年》问世的。20 世纪20 年代后创办的《语丝》《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刊载的也都是白话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

白话文的创作实践证明了白话文理论的可行性，五四作家们通过试写证明白话“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尽管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对白话文大加赞赏，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浅薄、贫乏、文法混乱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表面看来是由于文言文的僵死，事实上，是由于白话文在当时承担了将新思想最快最广泛地传播给更多的人的使命。文言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和使用的工具，影响范围太小，不能满足尽快传播新思想的现实需求，而白话文却切合了“大家不能等”“社会不能等”的时代精神，因此，五四白话文彻底取代了文言文。

《新青年》从1915年开始倡导思想革命，1917年开始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使思想革命获得了传播工具。五四白话文运动建基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在量上的积累。而“新文体”大量输入的表现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则弥补了晚清白话文的不足，成为五四白话文学汲引的另一源泉。源远流长的明清白话小说（包括清末受西方与日本影响产生的“新小说”），也培育了五四文人的白话文素养。五四文人取三者之精华，将白话文、新名词与文学的美感合为一体，祛除了简陋、缺乏现代性、不长于论说等文言文体的短处，造就出傅斯年所谓“理想的白话文”即“欧化的白话文”。

白话文经历了从理论提倡到以白话报刊为标志的实践性发展，并最终通过五四文人的试写证明了其理论可行性的过程。晚清和五四的先觉知识分子，以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己任，站在启蒙的立场和语言进化的角度，论证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问题，为我国国语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规定小学课本改用白话文教材，很快，中学的国语课本乃至大学的文学课本也大量收入新文学作品。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化起草委员会颁布了《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国文科统一定名为国语科，明确规定国语课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为白话文。至此，文言文正式寿终正寝，白话文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真正具备了“文学正宗”的资格，开创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新局面。

但我们需要将思考的靶心聚焦在五四白话文写作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精神现象上，从五四文学语言的白话现象中透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空间、灵魂深度和诗意表述，探寻五四白话文写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语言变革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进而考量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五四白话文写作对于白话语言的运用和欧化趋向，在实质上应该是具体历史情境中中国人的一种深刻的现代性精神体验。语言的白话与欧化是在中国社会特定转型期内，中国社会将西方语言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一种表征和符号移植到中国本土情境中，并通过文学运动的方式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文学语言的白话与欧化一方面是对传统文言落后性的批判和否定，另一方面是一种新的人生体验与文化体验，白话文运动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格局，激活了中国人沉寂的心灵体验，并将这种体验以白话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也彰显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普遍的变革精神和现代转型观念，而这种精神和观念具有激进的先锋性和破坏性，以一种激进和决绝的姿态，断裂式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变。

尽管如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实际历史功效却值得怀疑和警惕。虽然白话文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文言文的逐渐消隐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断裂和瓦解，但实质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人权等西方现代性思想、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规则却并没有随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而生成。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文言文的全盘否定切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的语言通道，以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态构建起来的白话文对于新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白话文的确立不是以思想文化的更新为起点、通过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有效渗透和引进来推进文言文改革的，而是直接将文言文彻底否定和驱赶，以一种语言暴力的方式进行语言革命。也就是说，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希望通过文言与白话的颠覆式转换完成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更替与置换，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实质上，白话与文言的颠倒只是一种语言工具和表述方式的变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和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言的消隐而消失，白话文所裹挟的并不是真正的西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飘浮在白话文上的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表层和外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系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现代变革和完成深度现代化的改革。

从另一种视角而言，白话文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启蒙的语言工具实质上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具有西方现代意义的科学、真正的民主政治、人的自由解放、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等一系列现代性命题并没有植入中国人的精神思维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中。虽然，对语言的变革牢牢占据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心，但他们并没有反思这种语言变革本身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势和实践方式中存在的内在缺陷和漏洞，而是一味地批判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中国人的国民性，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本身产生了虚妄和困顿。而从白话文的历史实践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写作激情并没有在中国作家写作中转变成一种常态，而是逐渐蜕变为一种矛盾和困境：一方面是必须依然将白话作为表明自己新文化传播者身份的语言认同，另一方面又明显地感知到白话文所带来的各种虚妄与局限，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语言焦虑，一种汉语主体性缺失的深层次焦虑。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中，中国作家忽然发现汉语无法寻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渊源，汉语成为飘浮在纸上的僵死的符号，失去了文化母体的喂养，从而引发了汉语在世界语言体系被边缘化的危机，这不能不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种面相。

[1]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