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语境与语言变革

在某种意义上，从晚清至五四这一段历史演进，可以被勘察为有关语言的更迭和交替史。在这段历史转型期中，长期占据中国语言中心和正统位置的文言与一直被压抑游寄于语言边缘位置的白话，实现了一种颠覆式的位置对调和语境置换。文言由中心位置跌落到底层，受到了批判和打压，而白话由边缘逐渐趋向中心，受到鼓吹和追捧，并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语言。但是，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并非仅仅是发生在语言内部的语言范式之间的单向度的互换和挪移，而是与社会发展趋势、时代精神走向、历史整体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晚清至民初时期，白话报刊的大范围崛起，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使语言的使用语境、传播渠道、接受方式和受众群体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成为语言变革的重要维度：一、促进了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使白话文成为一种社会通用语言；二、通过语言的转换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

具体而言，清末的最后十年，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白话文运动”，即晚清白话文运动。应该说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才有根据。当时中国人口大概有四万万，其中识字的不足五千万，在这五千万中可以阅读报纸的不满两千万，可以阅读文言文的就更少了。于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翻清政府，掀起了办白话报高潮。清末最后十年，大约出现过140份白话报纸和杂志。

1897 年11 月7 日，维新派第一份以“白话”命名的报纸《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1898 年5 月11日，裘廷梁和裘毓芳在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该报五期后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提倡变法和改良，影响极大。多数的晚清白话报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目的创办的，因为用白话办报可以降低普通民众的阅读困难，使改良派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常州、安徽、绍兴等地都有白话报，杭州有《杭州白话报》；江西有《新白话报》；上海有《中国白话报》；连最偏僻的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日本东京出现过9种中国白话报刊。像《平湖州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初学白话报》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白话报纸。而天津的《大公报》、香港的《中国日报》也不时参用白话。白话报刊运用浅显的白话向民众传播启蒙思想，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对于促进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白话报还产生了更广泛、更深远的作用，即作为“开通民智”“浚导文明”的利器。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同时，更深远的归旨是对国家民族的改造，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一味认定，创办白话报的工作，只属“狭隘的宣传工具”。1898年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指出：白话报可以“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古今中外，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1]。

1899年，陈子褒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说：“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民智之开民智之通塞，每根由此。”^[2]而其时中国报纸“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3]。进而断言，“大抵今日变法，以开通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文言”^[4]。

刘师培也认为白话报是促进言文合一的有效途径，白话报的发展可以促进全国语言逐步统一。1904年，他发表了《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指出：“欲统一全国语言，不能不对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进以官话。欲悉进以官话，不可无教科书，今即以白话报为教科书……以驯致全国语言之统一。……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行固可推矣。”^[5]并说：“此皆白话之势力与中国文化相随而发达之证也。”^[6]其他倡导白话报的人，莫不高标此意。

晚清白话报作为维新派启蒙民智和改良社会的工具，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晚清白话文运动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思想旨归，没有成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因此没有最终完成近代文言文向白话文彻底转型的任务。但是，以晚清白话报为传播渠道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奠基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随着白话报刊力量的凸显和崛起，逐渐构建了一个以白话报刊为主导的传媒生态语境，白话报刊直接嵌入白话文语言变革过程中，为白话文在晚清时期的生成、确立和转换，以及发挥其思想启蒙工具的作用设置了一个“公共空间”。在白话报刊所构建的“公共空间”背后渗透了一种语言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白话文在报刊中的语言主导地位和广泛应用，改变了报刊的受众群体和接受方式，把普通民众纳入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中，普通民众能够真正地与社会发展互动，通过白话报刊接收现代性的思想，发表自己的舆论，打破由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知识分子所掌控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实现信息的自由生产和自由传播，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这种情境形成的基础就是白话报刊的兴起，白话报刊在晚清时期的急速扩散为白话文的推广打通了一个无限扩展的通道，白话文语言变革正是通过白话报刊的“中介”而进入“正途”，并不断地冲击和改变民众的思想，将公众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语言空间内的。

更为重要的是，白话报刊不仅仅是白话文的传播载体、渠道和外在包装，它与白话文的语言本体意义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对白话文的审美现代性构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晚清时期白话报刊所刊登的白话文在语言审美意义上依然存在着缺陷，但这些白话文所彰显出来的对于新国家、新民族和新社会的现代性想象，却从另一个向度上呈现出白话文本身的现代色彩。同时，在白话报刊的巨大影响下，社会的焦点也自然集中到白话文语言本身上，人们对于白话文本体的关注和探讨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起到示范性作用。

毋庸置疑，晚清时期白话报刊所构建的媒介语境，全面地、大规模地介入到白话文的生产中，使白话文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革，加速了中国语言现代化的进程。

[1] 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

[2] 陈子褒：《论报章宜改用浅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由门人编辑，1952年于广州刊行。

[3] 同上。

[4] 同上。

[5]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