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作人文学翻译概观

周作人先后学过英文、古英文、日文、古日文、希腊文、古希腊文、俄文、世界语和梵文。他一生共翻译和介绍了154位作家的326 种作品，分属22个国家。周作人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希腊文学、日本文学以及俄国和欧洲近现代文学三个方面。希腊文学的翻译以古希腊文学作品为主，若将1918—1923年翻译的蔼夫达利阿蒂思等人的“新希腊”文学作品和他从英文转译的英国人著的希腊文学作品，如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威格尔的《萨波传》等也计算在内，约有210万字；日本文学的翻译包括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两部分，约有170万字，也以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成绩最为突出。俄国及欧洲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有110万字左右。三类合计，周作人一生翻译的总量约为490万字，所涉国籍、作者之多，翻译总量之大都是现代翻译家中少有的。按钟叔河编辑的10卷本《周作人文类编》统计，周作人的创作共有620万字，从量化的角度考察，周作人的翻译和创作几乎是平分秋色的。

1904年，还在南京学堂求学的周作人得到了一本伦敦纽恩斯公司发行的英文插画本《天方夜谭》，他很喜欢，便翻译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改名为《侠女奴》发表，这是周作人翻译生涯的开端。1966年5月31日，《平家物语》第七卷脱稿后，周作人最终放下了译笔，他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62年，可以说文学翻译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开眼看世界”的初期，周作人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因此以译介他国作品为主；具备了自己的文学观和人生观后，周作人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偶尔用翻译“曲折地言说”；由于政治的原因，晚年的周作人已“不便言说”，这时他再次进入了翻译的高产期，翻译了大量日本、希腊的古典文学作品，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先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及其同时代的文学革命主将，立志变革陈旧的文言文，通过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新思想、新词汇和精密的语法，以期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为新思想找到新的载体。周作人认识到第一代翻译家严复、林琴南翻译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并进行了60余年的翻译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周作人凭借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深入了解，以优美的译笔沟通了中国读者与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从语言学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文言文体的翻译和白话文体的翻译两部分。其中文言文体的翻译集中在小说、寓言、童话等叙事性作品上，早期试笔时翻译了《侠女奴》和《玉虫缘》，后来有规模地翻译了《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匈奴骑士录》《劲草》（10万字，未出版）等。白话文体的翻译可以分为小说、诗歌和戏剧三类，小说如《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迦尔询的梦》等，诗歌翻译了《石川啄木诗歌集》，还有一些诗歌收在《陀螺》中，翻译的戏剧主要是希腊拟曲和日本狂言。

周作人十分看重自己的翻译，认为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在《永日集》《艺术与生活》等几部自编文集中，周作人将译文与自己所作的文章合编，且将译文置于显要的位置。《〈永日集〉序》里，周作人阐明了他这样做的用心：

有五篇是翻译。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这些译文我可以声明一句，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我现在只恨译得太少。^[1]

引域外的火种，点燃自己的故土，照亮人们，周作人是想走一条“拿来主义”的路，借域外的思想、域外的文学，发展我国的新文学。翻译也是周作人的一种言说方式，有与写作互补的作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的译文，并在译者附记中说：

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抑，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我译这篇的意思，与其说是介绍武者小路君的著作，还不如说是我想请他替我说话。^[2]

周作人早期、中期的译文、译序乃至跋文，无不在言说他的思想，而且，周作人的翻译往往比他的创作更早、更微妙地反映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变化。1909年，周作人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译介“被侮辱被压迫的”文学，驱逐了文学的游戏性，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人的文学》，1919年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这些文章中“驱逐文学的游戏性”的观点与10年前译介《域外小说集》时的思路是如出一辙的，可见翻译走在了创作的前面，翻译对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1920年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译作《点滴》集中共收录了21篇小说，是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作品依然是以尼采式的超人的启蒙姿态为基调的。1922年，周作人宣布放弃“启蒙者”的立场，开辟“自己的园地”，这一转变令许多人觉得突然。其实，早在1920—1921年周作人已经开始了古希腊神话、日本诗歌和日本狂言的翻译，将文学的游戏性又请了回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这块园地的耕作。1925年翻译集《陀螺》出版，从《陀螺》选目我们可以感受到周作人对以往启蒙形象的弃绝，对个性主义文学的张扬。1928年周作人将《点滴》更名为《空大鼓》由开明书店重新出版，将启蒙姿态换成了拥抱一切的姿态。透过翻译，我们可以清晰地追寻到周作人思想变化的轨迹，甚至比他的文章更为清晰、丰富和耐人寻味。

翻译在周作人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将翻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认真地对待。日本狂言约有300种不同版本，周作人在翻译前，曾把不同的版本找来相互参照，并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最有趣味的拿来做自己翻译的底本，这种译前多方求证、择优选取底本的做法，足见周作人对翻译的重视程度。晚年他曾谈到了这段“择善而从”的经历：

狂言的翻译本是我愿意的一种工作，可是这回有一件事却于无意中做的对了，这也是高兴的事。我译狂言并不是只根据最通行的《狂言记》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鹭流的狂言来看，采用有趣味的来做底本，这回看见俄译本是依据《狂言记》的，便也照样的去找别本来翻译，反正只要是这一篇就好了。近来见日本狂言研究专家古川久的话，乃知道这样的办是对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附录二《在外国的狂言》中说：

据市河三喜氏在《狂言之翻译》所说，除了日本人所做的书以外，欧译狂言的总数达于三十一篇，但这些全是以《狂言记》为本的。新加添的俄文译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库和日本文学大系的，那么事情还是一样。只有中国译本参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番》的鹭流等不同的底本。

他这里所说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这种译法始于一九二六年，全是为的择善而从，当时还并未知道《狂言记》本为不甚可靠也。^[3]

周作人原本对日本的落语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东京时他曾专门去看过落语的演出。为了翻译落语，他曾多处搜集材料，搜集了六册约一百篇讲谈社的《落语全集》、今村信雄的《落语事典》、安藤鹤夫的《落语鉴赏》及《落语国绅士录》等。后来，周作人认为日本的落语与中国的读者隔膜太大，再加上内容中多有不健康的东西，放弃了落语的翻译，仅写了一篇《关于日本的落语》的文章向中国的读者进行普及意义上的介绍。他后来回忆说：

还有一种《日本落语选》，也是原来日本文学中选定中的书，叫我翻译的，我虽然愿意接受，但是因为译选为难，所以尚未能见诸事实。落语是一种民间口演的杂剧，就是中国的所谓相声，不过它只是一个人演出，也可以说是说笑话，不过平常说笑话大抵很短，而这个篇幅较长，需要十分钟的工夫，与说相声差不多。长篇的落语至近时才有记录，但是它的历史也是相当的悠久的，有值得介绍的价值。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办了，因为这里边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4]

日本落语中最突出而精彩的是东京公娼所在地的吉原的“倌人”，就是俗语的窑姐儿的故事，还有就是专吃镶边酒的“帮闲”或者那些寿头码子的土财主的故事。周作人很喜欢《挑人》和《鱼干盝子》两篇，他“虽然考虑好久，却终于没有法子翻译。这一件事，因事实困难只好中止，在我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恨了”^[5]。1909年森鸥外在《性的生活》里有一段文章，说到过落语家表演的情形：“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爷们的消遣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一个人带了不懂世故的青年，到吉原（公娼所在地）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一篇讲义。我听着心里佩服，东京这里真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抓到的那样便利的地方。”^[6]

由于中日两国风俗的差异，周作人认为如果把日本吉原（公娼所在地）入门的讲义译出来，国人未必能理解，担心不能收到好的效果，尽管自己有兴趣，并且已经找到了大量翻译的底本，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翻译，也足见他的良苦用心。

周作人1930年3月从英文转译了《论居丧》，后来他又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希腊文原文，于是从希腊文原文出发，将该文重新翻译了一遍，文章题目翻译为《关于丧事》，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希腊神话》周作人也前后翻译过两遍，而且两次的译稿形式差异很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2年3月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中将两次的译稿分别收入其中。另外，周作人还分别以白话文和文言文两种文体翻译了《炭画》，亦被分别收入《周作人译文全集》中。周作人对待翻译的态度可见一斑。1965年4月26日，他所做遗嘱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7]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1922年，胡适在他的名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8]这无疑是对周作人翻译工作的高度评价。

对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钱玄同评价说：

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古训，以期用字妥贴。^[9]

后来，钱玄同与周作人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对于周作人翻译的了解也更为深入，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翻译说：

周启明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象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10]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将鲁迅和周作人看作现代翻译的开拓者。比较林纾和周氏兄弟二人的翻译，可以看出，林纾不懂英文，全凭他人口述，然后以己意推之，这样的翻译，不能见原作的风貌，原作的文章体式、语言风格全凭翻译者的自我感受，所得者，主要是原作的故事情节。周氏兄弟二人后来翻译西方作品时，由于可以读原文，他们有意识地采用直译的方法，在文章体式、语言风格上都尽力接近原作，表现出和以往翻译迥然不同的特点，是开纪元的。

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对于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戏剧同样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以为周的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11]素来看重翻译的信度，甚至主张“宁信而不顺”的鲁迅难得赞扬别人的翻译，但他对周作人的翻译却完全信赖。一次，周作人将他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得知编辑正在校对，鲁迅问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12]

文洁若精通日语，1950年代末至1966年，一直担任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的编辑，她称周作人为“学者型的翻译家”，以钦佩的口吻回忆道：

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8世纪初的《古事记》、11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13世纪的《平家物语》、14世纪的《日本狂言选》、18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13]

《古事记》《枕草子》《平家物语》《日本狂言选》以及《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都堪称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深奥难懂，翻译的难度很大，治学谨严的文洁若将原文与译稿对读，从未找到过差错，她说：“周作人的译稿，我也总是搬出原文来核对，但这是为了学习，从未找到差错。遇到译得精彩处，还不禁拍案叫绝。”^[14]

文洁若是一名长期接触日本文学的著名编辑，她自己曾翻译过日本文学作品《泉镜花小说选》，并与人合译了英语文学经典作品《尤利西斯》等，她的话大体是值得信赖的。周作人逝世后，文洁若缅怀说：“周作人对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态度谨严，仔细认真，是当作毕生事业来搞的。”^[15]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和鲁迅是最初致力于“被侮辱被损害”文学翻译的翻译家，而周作人自己在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也都有开山之功。孙郁说：“看周氏兄弟的文章，观察其思想，应该懂得其翻译的历史，不看其译文，便对他们说三道四，终究是隔膜的。”^[16]周作人对文学本质、文学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有自己深刻的体认，他的翻译理论和大量的翻译实践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周作人的译作和他的序、跋、评介文字、文艺思想论著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理想，探寻他人生观的发展变化历程。

[1] 周作人：《〈永日集〉序》，1929年2月15日作，署名岂明，收入《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2] 周作人：《〈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译者附记》，收入《两条血痕》，开明书局1927年10月初版，第113—114页。

[3] 周作人：《我的工作六》，1962年9月22日作，署名周作人，收入《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7—818页。

[4] 同上书，第816页。

[5] 周作人：《我的工作六》，1962年9月22日作，署名周作人，收入《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7—818页、第817页。

[6] 森鸥外：《性的生活》，转引自周作人《我的工作六》，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6—817页。

[7] 周作人：《遗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版，第250页。

[9]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之追忆与略评》，见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82页。

[10] 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见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

[11] 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收入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12]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9页。

[13]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