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经济增长与波动

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
（2004年8月）

2004年8月2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先生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做了题为“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的演讲。诺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理论和方法为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的经济史研究都提供了新元素。下面是演讲的内容实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力机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原理。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增长，然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结果却是喜忧参半的。资本主义为某些地方带来的增长甚至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但在其他地方，情景就远非如此乐观。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扩张迅猛。对这类非同寻常的现象我们应做何解释？

制度变迁的焦点已经从解决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化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一千年来西方世界的兴起仅是这一本质性转变的一部分。这一变化的前提是相互依赖的、具有广泛外部性和非个人化交易特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漫长的人类原始生存状态所造就的倾向相比，这种结构太特别了。在此过程中，需要构造出适当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机制，以奖励生产性活动，阻止反社会的行为。当然，克服掉原始蒙昧的先天倾向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知道生产率的增长之源，甚至知道达到此目的所需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对如何获得它们却知之甚少。

尽管尚未有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制度的形成，但我们知道经济绩效的关键是规范人际行为以奖励生产性活动，而制度就是社会激励结构。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及其执行性、强制性特征组成的。不难理解，政治经济系统的表现与制度在本质上能否执行及其执行的程度有关。

正式的经济规则是由国家权力制定的，因此首先是要能够将政权纳入模型中。麦迪逊早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号文章中就已提出政权的根本困境：如果一个政权强到足以维持游戏规则，那么它也强到有可能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以追求其自身目标。所以建立一个强有力并且“有限”的国家权力是本质要求。在经济活动中，是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单个生产者的逐利行为转化为了社会福利，但竞争必须是受到约束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可以起到约束作用，但它又是从何而来？隐含于新古典理论中的激励系统是依赖于特定的信仰体系的。历史和当今世界上种种不同的信仰体系产生出不同的激励机制，当遇到不确定性时，不同的激励机制又会产生不同的选择。所以，能提供所需激励机制的信仰体系也是必要的。除此之外，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信息成本和相对价格，灵活的制度结构也同样重要。当然，上述条件均为长期演化的结果，在现实的转变中还会遇到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可能源于因循守旧、对新现象麻木无知，也可能是来自担心变革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的阻挠。

20世纪美国的交易成本急剧上涨反映出美国经济重点的变化——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至针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交易成本上升的同时也反映了市场规模扩大下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交换次数随着专业化的深入而增加。交易成本的上升来源于：（1）评估一项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这是准确界定产权的前提；（2）有效的第三方强制力的作用，凭此补充对产权的保护；（3）合约的执行需要监督、惩戒等交易成本；（4）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促使知识分散，整合知识需要相应的成本。

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改变制度，包括建立统一的度量系统，加强司法系统和执行体系，发展制度或知识整合，监督衡量合约的执行和裁定纠纷。这些活动势必会带来交易成本的上涨，但这种成本增加的副作用会被生产成本的降低大大抵消。

在美国的经济中，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而且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种情况。鲍莫尔在《自由市场创新机制》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使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条件。鲍莫尔认为，“一些历史过程中，资本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只有资本就够了，需要由自由市场来提供一些变化，而且使那些变化能够直接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因素”。“人力资本虽然很重要，但并不足以保证创新总能带来经济增长。还需要一套有力的激励机制……它保证了发明及其转化的产品从创新阶段就直接服务于生产并带来产量的增加。”而制度就恰恰能起到这种“激励机制”的作用。

具体而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充满活力？首先，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需要市场使参与者对合约的执行机制充满信心，由此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在产权和机制之外还需要很多必要的因素：（1）以创新为主要手段的寡头竞争保证了创新活动的持续和发展；（2）要把这些技术创新活动变得制度化、常规化；（3）鼓励企业家精神以促进创新；（4）法治；（5）技术交易和贸易，由此促进技术的有效传播。企业家必须由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但是真正的激励机制与新古典理论中的模型并不一样。

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Nathan Rosenberg和DavidMowery（1999）曾经描述了美国20世纪产权的一些变化。这些产权变化，包括反托拉斯条例和专利权法，确实强化了企业从内部和外部获得创新的激励。起作用的并不只有司法系统转变和反托拉斯条例等。整合知识所需的不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价格系统。如果鲍莫尔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交易成本的增长必然伴随或是促进创新机制的运转，那么他的论述会更有力。

鲍莫尔批评新增长理论对历史因素缺乏考虑是正确的。解释“创新机制”的核心是按时间顺序对制度、组织的复杂性进行阐述，并显示出正是这种复杂性在特定的背景下导致了现在的结果。美国、欧洲、日本或是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各具历史特色，但它们支持创新机制的主要制度必然有其共同之处。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在经济和政治的分析中同时加入时间维度，这才是我们深入理解经济表现的必由之路。

提问和回答

林毅夫教授：我对您讲演的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如您所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严肃地研究制度。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这些制度呢？有些制度是依赖于以往的历史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是好的？我们怎样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借鉴，但是同时又要突破对于过去历史条件的这种依赖？

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问题就应该有好答案。我在书中讲到，机制都是有依赖性的，这种依赖有两种：一种是时间上带来的依赖，这也是经济史学的重要性所在。因为你不研究它的话，就无法研究制度的变迁。而且，制度随时间不断变化，你要研究一下，是什么东西使得制度发生了变化。另一种是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固定的思维方式，他们拒绝变革，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就像苏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现象。有时候国家是在发展，有时候是在走向衰退，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变革，但是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则在尽量阻止变革，因为变革会危胁到它们的生存。如果这些阻止变革的组织成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像前苏联那样的现象。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怎样才能尽力保持一个高效运行的机制，这个机制要能够不断地激励人们采取新的方式做事并且接受新的变化。在这个方面，没有现成的完善的理论，由于对过去的依赖，原有机制本身会促成一些阻碍变革的组织的产生，当你想改变原机制的时候，这些组织就会尽力阻止你这样做。

这就是对过去的依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和来源。这个因素在前苏联的解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对过去的依赖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我们怎样才能够突破这种限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的经济现在不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这是不是与机构作用相关呢？

回答：我对印度的经济了解得不是很多，对中国的经济了解得更多一些。我的印象就是，印度的经济是在英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之下发展起来的，在长时间里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构，并且保持到现在，所以很难进行变革。如果是从机构变革的角度来看的话，印度是很难的。但是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比较实用主义。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势头的话，中国肯定会继续发展。

提问：我是新浪网的记者。我注意到，近十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很多人都具有数学、工程背景，甚至是心理学背景，而真正具有经济学背景的非常少。您认为这对经济学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回答：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有的是学经济的，有一些是学物理的，或者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只能作为一个工具。我本人根本就不懂数学，我希望我懂，但是我确实不懂。数学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我们必须要建立模型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世界上面临的问题中，不必把它们都和经济学挂钩。数学是金融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非常有用。总的来讲，如果你跟我关注的是同一些问题的话，即使你懂数学，帮助也不会特别大。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您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那么，从您的个人观点来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获得成功？

回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对人类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他有很多正确的论断，比如他理解技术变化和制度机构之间的关系，我发现他的思想里面确实包含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在我读社会学博士以后，就想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候我想，要了解人的思维方式是怎样来进行活动的，而且怎么样做选择的，这需要考虑创造力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为什么做各种各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