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女性与革命的分与合

如果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词，那也许就是“革命”。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说，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上演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有六次。最早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次农民革命；接下来是戊戌变法，这是一次知识分子变革和宫廷政变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然后是1925到1928的国民革命，这是一次为确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发生的革命；然后是1921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一次更为特殊的革命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这里所讲的“革命”大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召唤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这个革命和女性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如果了解一点中共党史，或读一点中国妇女运动史就会知道，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妇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个构成部分是中共的领导者非常有意识地倡导的。毛泽东的许多论述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比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四大绳索”，这其中就有夫权，夫权是和妇女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以及许多共产党领导，其实他们都非常关心怎么把女性纳入无产阶级这个运动当中。更准确地说，性别解放和阶级解放在他们看来是合在一起的事情。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或者说是基本原则上的重视。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那是在1950年。这部《婚姻法》有人叫它“女人法”，因为它基本上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确立女性的继承权、女性对孩子的抚养权，以及女性和丈夫的关系等等这些事情。从这部法律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多么重视女性。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是全世界妇女地位最高的。女性的工作权、财产权等等在法律上与男性是非常平等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很老套但是很重要的。有些同学会觉得香港是很开放很现代很国际化的地方，而事实上那里的女性直到1972年才有继承权。在韩国，女性能够得到继承权和作为户主的权利也是非常晚的。相对来说，中国女性很早就有了这些权利。

很简单地介绍这些常识只是想说明：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中，革命和女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在今天很多人的理解中，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女性问题如何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提出来讨论的当代历史。

大家知道“女性文学”这样一个概念是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女性成为独立的社会话题也是在这个时间。随着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有了很多女性的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引入。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讨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女性与革命这两个问题分开。好像你要讲女性主义，你就不会去讲所谓革命，或者不会去讲马克思主义。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毛泽东时代女性问题和阶级问题合在一起，所以讲女性时，都是一个工农的女性形象，而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讲女性问题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形象。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简单地梳理出的三种资源，第一种是新启蒙主义。引用新启蒙思想资源的人都会这么说：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女人，而且不希望在做“人”和做“女人”之间形成冲突。另一种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具体地来说是60年代之后形成的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当我们讲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其实应该分清楚所谈的是哪一种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事实上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它的特点是把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指认为男性，认为女性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最关键原因是男权的压制。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等。在8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激进女性主义，它是以批判男权为特征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我们忘记了一种在20世纪中国产生了最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以相当刻板和僵化的形象出现的，它更多地是一种国家政策和政治制度上的规范，而很少被人们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资源来看待。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80年代中国变成了大家不喜欢的东西？从理论上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可能是以前关注得不太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关心女性的问题，但是它关心的方式基本上是把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重叠在一起，认为只要解放了工农阶级，性别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它的主体是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农民的形象，它不关心（或不那么关心）这个形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所以后来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是“性别盲”，就是它没有性别视点和性别立场。“性别盲”的最大问题是用阶级解放的方案去取代性别议题。它虽然谈的是女性问题，但却希望把女性问题变成一个阶级问题，而不承认女性和男性有很多生理的、文化上的差异。这种理论上的“性别盲”造成了80年代之后女性议题从革命议题中的分离。另外一个历史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政策。这个时期妇女政策的基本观念是“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的好处是认为女人和男人平等，都一样是民族—国家的国民，是一个主体，可以获取同等的很多社会权利。但是它的缺陷，就是“男女都一样”要求的是女人跟男人一个样，它所预设的一个潜在的标准主体形象其实是男性。所以“文革”后经常讨论的女性社会问题就是“铁姑娘”“女强人”的遭遇，很多女性因为要做很重的工作得了妇女病、把身体累垮了等等。这里的关键原因，是不去考虑女性主体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很少讨论女性承担的特殊的劳动（家务劳动），不会认为在家庭里女性承担的那些劳动，是一种应该给工资的、应该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这是我要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

先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最近《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出了一本书，叫《母亲杨沫》。这本书在去年（2006年）的影响挺大。老鬼写到他妈妈因为生孩子养孩子而要承担很重的家务劳动，因此不得不放弃正常的社会工作。这使她在精神上感到非常压抑和烦躁，导致书中写到她会经常打孩子。她得了一种很奇特的病，叫神经官能症。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可又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讲述、没有办法作出疏解和宣泄的时候，就会得神经病。那种病大概是毛泽东时代职业女性普遍会得的一种病。她们一边是职业女性甚至“女强人”，承担社会工作，另一边则要在家里理所当然地承担家务劳动。她要生孩子、养孩子，照顾丈夫并洗衣做饭。这使得她承担了比男性要更多的劳动。这些繁杂的劳动给她造成了比男性更重的压力，可是她又缺乏语言来表述这一切。所以一般来说，毛泽东时代的职业女性脾气都比较坏，因为她们承受着身体上带来的困惑，可是她们又讲不清楚，缺乏合法的有效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压力和困惑。

如果大家觉得杨沫这个例子比较想当然的话，那么可以回想一下在2002年很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家庭情景喜剧的电视剧，有意无意地呈现出了毛泽东时代相当典型的家庭日常生活状态的一面。剧中所有与家庭相关的场景中，都是那个妈妈在做家务带孩子，而那个战斗英雄石光荣却从来就认为这些与他无关。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女性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她的性别角色是很少被讨论的。这也是80年代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时代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得到深入反省的父权制。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结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父权结构。这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表现也很典型。

概括地说，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女性问题和革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彼此的协作有很长的历史。但从80年代开始，人们在讨论女性问题时开始把它和阶级议题（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革命）撇开。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的妇女政策。现在我们需要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妇女政策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又不能像80年代那样采取简单的态度。应该做的，或许是重新正面思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渊源，然后才能探询怎样更好地把女性问题和阶级解放或社会平等的革命结合起来。进行这样的历史清理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重要的思考参照，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出现在7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一种女性主义思潮。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左派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女性主义者。她/他们试图把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结合起来。她/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一种更好的、更有效的女性主义应该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一个战场当然是要反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同时还要去反对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父权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起点是：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仍旧是一个父权制的国家？东欧是这样，实际上苏联也是这样。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承诺说：等我们解放了，等我们夺得了政权，等我们解放了无产阶级，女性的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但事实是，当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时候，它的内在结构仍然是父权制结构。这些在7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者，她/他们要面对和回应的就是这样的历史问题。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刚发表一篇文章，《“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就是想正面讨论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历史的态度来面对它们。因为这同样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两种态度是需要反对的。一种态度是像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把女性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刀两断地切开。我觉得这是不正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也反对很多男性精英（比如一些新左派学者）的态度。因为一旦回到左派的时候，他们就只讲马克思主义，而认为提出女性问题太中产阶级、太个人。这两种态度我觉得都是应该讨论的。而我要做的是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导向更进步的结合》。她有一个说法被广泛引用。她说：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婚姻，就像大英法律所描述的丈夫和妻子的结合一般，二者合而为一，这个“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当女性主义者想把性别问题带进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候，她/他们总要面临这样的质疑，认为性别问题不如阶级问题重要。事实上哈特曼提出的问题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当你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中提出女性的那些不能被普遍阶级议题兼容的特殊问题时，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尴尬，或者你觉得自己这样做特别的不合法。

再举一小例子，是1942年的时候，丁玲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提出的是女性所承担的额外家务劳动在革命体制中是不是应该被正面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可是与阶级解放和中国独立这样的大问题比起来，丁玲所提的这个问题却显得那么暧昧。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小故事：丁玲的文章发表之后，贺龙听了非常愤怒，说我们在前面打仗，在卖命，你们在后面骂娘。这还好说一点。然后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束之后，所有与会者要照相。大家都坐好了，毛泽东就到处看看说：哎，丁玲在哪？坐到我身边来，别到明年这个时候又骂娘。——这些小的细节让人觉得，在一场革命运动、一个革命政权里讲性别问题，是多么的说不出口，多么的尴尬、暧昧和不合法。那背后的关键原因或许是，从观念上，人们会认为，性别问题没有阶级问题重要，不仅如此，它更像是与个人及私生活相关的私人领域的问题。这也正好是面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历史时需要讨论的问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70年代的西方左翼曾被很广泛地讨论。70年代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红色批判”的年代。那时你说你是一个左派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左派学者对于女性问题怎么和革命问题如何结合起来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但到80年代之后，人们就会认为这些问题太老掉牙了，你当左派是太落伍了，是一件应该感到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些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但是我认为这些讨论提出的问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