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一、国际祖先崇拜研究的理论背景及对成吉思汗祭奠的界定
所谓“祖先崇拜”，是指后人以其祖先为主要祭祀对象的活动，成吉思汗祭奠是典型的祖先崇拜习俗。关于祖先崇拜，当代人类学界已不太使用这个词，19世纪有关它的观点非常繁多。[1]日本学者池泽优对国际人类学、民俗学界祖先崇拜研究作了梳理，我们可根据池泽优的总结简单回顾一下祖先崇拜的研究历史。
如果从斯宾塞算起，国际上对祖先崇拜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泰勒、斯宾塞等进化论学派的代表者看来，对梦境和影子的解释产生了灵魂观念，基于灵魂观念之上的对死者的祭祀，逐渐发展为祖先崇拜。斯宾塞的研究未能区分“祖先”和“死者”的概念，他将二者混淆，没能指出作为祖先崇拜要素的社会背景（亲属关系）。[2]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迈耶·福蒂斯和杰克·古狄二人综合前人成果，形成了结合亲属集团解释祖先崇拜的普遍理论。此二人的研究受到两种思想流派的影响：一是始自法国学者菲斯泰尔·德·库朗热（1830—1889），将亲属关系引入祖先崇拜研究，经涂尔干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最终得到完善的功能学派；二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图腾与禁忌》中的心理学研究影响。由于资料收集等存在问题，库朗热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性。涂尔干发展了库朗热“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的观点，为祖先崇拜研究打下了基础。涂尔干的贡献在于：第一，他认为祖先崇拜是“家庭”这一特殊亲属集团所固有的宗教现象；第二，提出亲属集团领导权威及其相对应的服从伦理（秩序）密不可分。涂尔干的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福蒂斯和古狄的思想源泉。拉德克利夫·布朗继承了涂尔干的思想，指出“宗教无非是社会生活的投影”，并以此命题作为典型例证，确定了祖先崇拜的研究方向。布朗深刻地影响了福蒂斯和古狄，布朗对祖先崇拜研究的贡献可总结为两点：第一，指出祖先崇拜是单系集团（出自一个祖先的人们组成的亲属集团）特有的宗教现象。布朗指出，宗教的作用在于向人们提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和特有的依存感（在依赖社会的同时遵循其秩序），祖先崇拜就是这种社会要求的典型事例，人们通过祭祀祖先而获得依赖社会的归属感，同时也被社会所控制，不允许他们脱离这个社会。第二，布朗指出在祖先崇拜中，祖先性格是父亲和母亲性格的投影。除布朗外，弗洛伊德的观点也影响了福蒂斯和古狄，弗洛伊德曾指出，可从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矛盾性，探寻产生自祖先崇拜和神灵观念之上的机械论。弗洛伊德认为，由于人们对自己亲近的人有着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因此在这些人死后，既感到悲哀，又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满足感，基于这种心理产生了对死者的恐怖感。福蒂斯和古狄将弗洛伊德的观点引入祖先崇拜研究之中。但是，由于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身存在种种问题，福蒂斯和古狄的研究也带有一定局限性，加之二人建立在非洲东北、西北地区田野调查之上的祖先崇拜理论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因此不能不说他们二人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3]
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池泽优以解决崇拜祖先的动机为目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以回答“为什么有些社会存在祖先崇拜，而有些社会却不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池泽优认为，祖先崇拜的产生与活人的宗教心理密切相关。他指出人们崇拜祖先是由于：“在亲属集团内部有某种要素或特征发挥了作用，当死者与生产性联系起来时便产生了祖先崇拜”。在池泽优看来，祖先崇拜是跨越两个领域的现象，一方面它是对死者的信仰，另一方面是有关生者——亲属关系（或为父子关系）的宗教现象。在祖先崇拜中有两个因素很重要，即死者及死者的亲属集团，这二者缺一不可。他回顾了前人对“死”的研究成果：人之死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之死”，另一种则是“社会之死”，反秩序之死；与自然之死相对应的是肉体（腐烂）、悲哀、不洁、破坏、个体，是作为生物体的死亡；而社会之死恰相反，相对应的是骨（永远）、欢喜、祝福、生产、集团，是文化上的死；社会之死通过仪式的操演而完成，相互矛盾的两种死离不开“死”和“社会”；在死的观念和仪式里包含了将死的危险一面转变为安定的“生产之源”的功能，死的构造中存在着死者能够成为生产、祝福之源的极高可能性。池泽指出，虽然前人的研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死者为什么拥有了对现世发挥作用的力量，同时他将上述成果引入祖先崇拜的研究之中。池泽的观点是：在亲属集团内部当某种要素或特征发挥作用，将死者与生产性联系到一起时，便产生了祖先崇拜。因此，寻找祖先崇拜的原因便是在亲属集团内部寻找促进死者神格化的条件，池泽优认为这种条件就是父子关系（不只是生物体意义上的父子关系）。[4]
提炼前人祖先崇拜研究的理论内涵，并根据成吉思汗祭奠的特点，本书总结如下：第一，祖先崇拜是基于灵魂崇拜的一种祭祖行为；第二，祖先崇拜是连结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的一个桥梁，因此，这一桥梁并非被定格在一个固定模式之下，它将随着生者世界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第三，成吉思汗祭奠作为一种祭祖行为，有着人类祖先崇拜的共同特点——它是祖先灵魂被神格化的产物。所不同的是，由于成吉思汗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祭奠还融入了帝王崇拜、英雄崇拜的因素，因此，他的灵魂被神格化后所能“影响”的范围和人群扩大了。它不只影响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还影响了其他蒙古族，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国祭，对整个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因素，使得成吉思汗祭奠拥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绚丽一笔。
成吉思汗祭奠有着人类祖先崇拜的共性，但作为一个延续并跨越了九个世纪的文化现象，它更有着区别于一般祖先崇拜的特点。这里需要对成吉思汗祭奠作一个界定，将成吉思汗祭奠置入蒙古族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探寻其特点。古代蒙古族本土信仰是萨满教，成吉思汗祭奠是建立在萨满教信仰基础上的祖先崇拜活动。但由于蒙古社会曾两次受到佛教文化冲击，作为古代蒙古族重要宗教行为的成吉思汗祭奠也被注入大量佛教因素。日本宗教民俗学家宫家准将原始信仰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融合而成的信仰现象称为“民俗宗教”，在他的定义下，世界宗教与日本本土信仰融合折中的宗教现象便是“民俗宗教”，他将研究民俗宗教的学科称为“宗教民俗学”[5]。显然，根据宫家准的界定，民俗宗教是介于原始信仰与世界宗教之间的信仰现象，原始信仰在世界宗教的冲击之下，为了继续生存必须引进世界宗教的某些因素，而世界宗教为求得更多的信众也需一定程度上向原始信仰“妥协”。建立在萨满教根基之上的成吉思汗祭奠就是在佛教格鲁派（喇嘛教、黄教）冲击之下，大量吸收了佛教文化成分被保存下来。至此，对成吉思汗祭奠的特点可归纳如下：第一，成吉思汗祭奠是根植于古代蒙古族本土宗教萨满教之上的祖先崇拜；第二，成吉思汗祭奠的发展变化与蒙古族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密不可分，随着蒙古社会变迁，它被赋予新的内涵；第三，可将成吉思汗祭奠纳入“民俗宗教”的概念范畴。民俗宗教建立在民俗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民俗社会，即“处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之中，虽然以坚固的集团联合为基础形成了固有的生活习俗，但由于受周边城市和国家等外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6]
二、国内外对成吉思汗祭奠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课题希望解决的问题
研究者介入成吉思汗祭奠是从清末开始的。笔者在所接触到的相关资料中找到了记录国外传教士在鄂尔多斯进行研究的情况，从中可找到他们涉足成吉思汗祭奠的点滴线索。宣统二年（1910年）俄国学者札姆查拉诺观察了春季大典仪式，并记录了当时的祭祀场面。[7]此后，在俄国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8]一书和德国海西希的相关研究中[9]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成吉思汗祭奠的内容。民国时期随着成吉思汗陵西迁，当时国民党报刊上出现了相关线索，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根据当初鄂尔多斯王公提出的请求，拟定了迁陵办法。[10]解放后，蒙古国学者波·仁沁和策达木丁苏荣到伊金霍洛旗在达尔扈特人中做了短暂调查，并整理收集了部分祭词。[11]较为系统地研究成吉思汗祭奠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中断十年的成吉思汗祭奠得以恢复，这为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对外开放，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成吉思汗祭奠研究中发挥奠基性作用的是赛音吉日嘎拉和沙日勒岱，1983年他们二人合作整理的《成吉思汗祭奠》（蒙文）问世。该书详细描述了成吉思汗祭奠的各祭祀仪式，并对八白宫来历、八白宫历史沿革和达尔扈特人的形成做了介绍。笔者于2005年5月份访谈赛音吉日嘎拉老人时了解到，编写该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文革”期间中断，“文革”后恢复调查重新整理资料。当初进行调查之时，主持传统仪式的部分达尔扈特还健在，作者先后花费八年时间走访了涉及成吉思汗祭奠的鄂尔多斯七旗三十多处地方，收集到珍贵的一手资料。[12]“文革”期间成吉思汗祭奠中断十年，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推出的这一成果是对成吉思汗祭奠的抢救性工作，这本书成为后来人们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1987年郭永明汉译《成吉思汗祭奠》[13]出版，为更多国人了解成吉思汗祭奠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赛音吉日嘎拉专著《蒙古族祭祀》（蒙文）出版，书中用大量篇幅对《成吉思汗祭奠》的不完善之处进行了订正和补充。1987年出版的鄂尔多斯汉族作者梁冰《成吉思汗陵与鄂尔多斯》[14]一书从历史角度对成吉思汗陵历史变迁、达尔扈特人与成吉思汗陵的特殊关系、鄂尔多斯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等进行了探讨，是一本介绍成吉思汗陵的汉文著作，但书中成吉思汗祭奠部分并非重点。1998年成吉思汗八白室编辑整理小组整理的《成吉思汗八白室》（蒙文）[15]一书出版，全书近120万字。书中收集了从元朝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历史文档中出现的有关成吉思汗祭奠的所有资料，是研究成吉思汗祭奠的必备资料汇编。2000年萨·那日松的《成吉思汗八白室与鄂尔多斯人》（蒙文）[16]出版，该书对鄂尔多斯人的族源及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分朝代对鄂尔多斯人的历史变化和八白宫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书中明确提出达尔扈特人是从鄂尔多斯人中抽调出来的群体，是清朝形成的专司祭祀的人群。2004年由旺楚格编著的《成吉思汗陵》蒙汉语版本[17]同时出版，该书定位为志书形式，分20章记述了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形成与变迁、守灵部落鄂尔多斯及司祭群体达尔扈特的历史、成吉思汗陵寝形成的历史文化和陵园现状等，是全面介绍成吉思汗陵的志史资料，对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祭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8年5月，郭雨桥著《成吉思汗祭祀全书》[18]出版。郭雨桥即郭永明，郭先生以其深厚的蒙汉翻译功底和独特的视角，充分利用新收集的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推进了成吉思汗祭奠研究，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2011年6月，吉日嘎拉图主编、旺楚格编著的成吉思汗陵丛书出版[19]，丛书分《成吉思汗陵史纲》《成吉思汗祭祀史略》《成吉思汗守灵人史记》三册，采用多张珍贵图片，分层次详尽介绍了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祭祀、达尔扈特人，必将成为成吉思汗祭奠相关研究必备的“百科全书”。
在各种著述出版的同时，学者们发表的学术论文将成吉思汗祭奠研究推入新高潮。那森乌力吉从1997年至2004年之间发表了《蒙古族天祭、鄂尔多祭祀》系列论文（蒙文）[20]，从史学和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角度对成吉思汗祭奠进行了研究。赵永铣发表的几篇文章[21]引起更多人对成吉思汗祭奠的关注。另外，苏日娜、赛音吉日嘎拉、萨·那日松、呼日查毕力格、杨海英、邢莉等学者用蒙、汉、日文，从不同角度对成吉思汗祭奠进行了研究。[22]
有关成吉思汗祭奠研究的另一重点是对《成吉思汗金书》（cingishaan nu altan bicig,简称“金书”）的研究。所谓《金书》，是记录成吉思汗八白宫相关信息的文书，内容包括：仪式祭词（祈祷词、祝福词、抹画词、赞美词）、仪式祭歌、所需祭品、献祭义务、祭器、仪式时间、程序、祭祀规则等。《金书》是蒙古族口头诗词与文字完美结合的产物，它承载了蒙古族珍贵的文化内涵。《金书》是蒙古汗廷的“秘密”，历代《金书》修订和校勘均由鄂尔多斯最高统帅——济农统筹负责。一般情况下，除黄金家族成员和司祭人外，别人接触不到《金书》的具体内容。本人有幸两次访谈了内蒙古末代济农、成吉思汗34代孙奇忠义老先生，了解到修订《金书》的相关内幕。[23]遗憾的是《金书》在八白宫被劫和“文革”的破坏中基本丢失殆尽，现存《金书》是根据保存在德国、蒙古国等国家图书馆的手抄本和达尔扈特人口头诵读整理、校勘而成。较早介入《金书》研究的是蒙古国学者波·仁沁和策达木丁苏荣，这两位学者于1956年、1957年先后到达成吉思汗陵，走访达尔扈特人，记录和收集了祭词、祭歌，这成为后来人们研究《金书》的宝贵资料。首次较为全面整理《金书》内容的是赛音吉日嘎勒、沙日勒岱的《成吉思汗祭奠》，书中出现的各类祭词是作者根据达尔扈特诵读内容整理而成。90年代后半期以后出现了以鄂尔多斯籍蒙古族学者为主的《金书》研究阵营。1998年杨海英《<金书>研究绪论》（日文）[24]，2000年奇忠义、萨那日松、那楚格等校勘的《新校勘“成吉思汗金书”》（蒙文）[25]，2001年胡日查巴特尔和朝格图（杨海英）的《成吉思汗“金书”》（蒙文）[26]等先后出版。
以上成果可总结为： （1） 研究内容集中在对成吉思汗祭奠和八白宫历史沿革追踪上，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论证依据，这是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祭奠的基础所在，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成果，那么成吉思汗祭奠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2） 以历史文档和资料整理为主，建立在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尽管表现出不同的观点，反而为分析成吉思汗祭奠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为解读这一珍贵文化现象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3） 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为蒙古文著述，特别是鄂尔多斯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其中包括达尔扈特后代及成吉思汗嫡系子孙）用蒙古文进行研究，事实上所挖掘的是民族文化精髓和本源的东西，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祭奠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4）前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抢救性调查和资料收集，展现了建立成吉思汗陵之前的真实状况。这对现行仪式提供了样本，不仅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现行仪式和过去仪式的不同，还为解读成吉思汗祭奠的深层象征内涵提供了依据。
笔者认为，在当前研究基础上，仍有如下拓展空间：（1） 成吉思汗祭奠形成于古代蒙古族萨满教信仰鼎盛时期，只有利用萨满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解释祭奠中的具体做法和现象。而前人研究中缺乏运用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理论研究的成果，部分研究涉及萨满教信仰，但没能挖掘出蕴涵在祭奠背后的观念和思想。（2） 上述成果中，除赛音吉日嘎拉和沙日勒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查外，缺乏建立在系统、全面调查基础之上的成果。现行祭奠仪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些环节已面临濒危，以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方式介入其中，展现祭奠真实情况，进而加紧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势在必行。（3） 达尔扈特人作为成吉思汗守灵司祭的群体，是成吉思汗祭奠的“活化石”，研究成吉思汗祭奠不可能跨过达尔扈特。前人研究中缺乏从达尔扈特角度深入研究成吉思汗祭奠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是以探询他们的族源为主，缺乏真正关注达尔扈特当前和自身的研究成果。（4）祭祀仪式是成吉思汗祭奠最重要的构成成分，也是最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部分，对仪式进行系统研究，是展示成吉思汗祭奠文化内涵的基础工作，需加紧进行。
[1] 黄平、罗红光、许宝强：《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2] 池澤優：《「孝」思想の宗教学的研究——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祖先崇拝の思想的発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1月25日初版，第11—12页。
[3] 池澤優：《「孝」思想の宗教学的研究——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祖先崇拝の思想的発展》，第12—17页。
[4] 池澤優：《「孝」思想の宗教学的研究——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祖先崇拝の思想的発展》，第37—42页。
[5] 宮家準：《宗教民俗学入門》，丸善株式会社平成14年（2002年）7月25日発行，第16—18页。
[6] 同上书，第19页。
[7] 赛音吉日嘎拉：《蒙古族祭祀》，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8]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9] 海西希：《蒙古的宗教》，阿拉坦巴根蒙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第127页。
[11] 策·达木丁苏荣：《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3—295页；笔者于2004年访谈达尔扈特其伦道尔吉、古日札布老人笔记。
[12]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前言；笔者于2004年至2005年5月访谈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老人笔记。
[13]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郭永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 梁冰：《成吉思汗陵与鄂尔多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成吉思汗八白室》编辑整理小组编辑整理：《成吉思汗八白室》，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6] 萨·那日松：《成吉思汗八白室与鄂尔多斯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17] 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汉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 郭雨桥：《成吉思汗祭祀全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19] 吉日嘎拉图主编、旺楚格编著：《成吉思汗陵丛书》（三册），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0] 那森乌力吉：《蒙元时期的天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7年第4期；《八白宫的构成》，《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8年第2期；《蒙元时期的萨满教与政治》，《内蒙古日报》（蒙文版），1998年11月29日；《蒙古地区的天祭与鄂尔多祭祀》，《蒙古语文》，1999年第6期；《怯薛丹与达尔扈特人》，《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2000年第4期；《八白宫与元朝的国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2001年第4期；《蒙哥汗的政策与大蒙古国的国祭》，《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4年第4期。
[21] 赵永铣：《成吉思汗祭奠的由来与流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成吉思汗祭奠传说之探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成吉思汗祭奠>祈祷词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成吉思汗祭奠<大祭词>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金宫祭奠及其<金书>的地位和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2] 文章的具体信息参见参考文献所列内容。
[23] 2005年5月2日和2005年12月20日访谈奇忠义老人笔记。
[24] 楊海英：《「金書」研究への序説》，国立民族博物館調査報告7,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平成14年（1998年）3月23日発行。
[25] 奇忠义、萨那日松、那楚格等校勘：《新校勘“成吉思汗金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26] 乐·胡日查巴特尔、敖古奴斯·朝格图编：《成吉思汗“金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