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于1227年病逝至今780多年来，对他的祭奠活动在草原上一代接一代地始终进行着。成吉思汗去世后，季子拖雷在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进行祭奠。所建的白色宫帐，成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祇”。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立祭灵白宫，使成吉思汗祭奠的规模逐渐扩大。随着成吉思汗眷属的相继去世，蒙古民族祭奉的祭灵白宫和成吉思汗遗物的增多，形成了以成吉思汗白宫为核心的“八白宫”。八白宫，亦称成吉思汗八白室。

元代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期，萨满教在其中起到相当的作用。蒙古族萨满教中的祖先崇拜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祭祖活动是蒙古萨满教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古代文献记载，祭祖“由珊蛮（萨满）一人面向北大声呼成吉思汗及诸故汗名，洒马乳于地以祭”。据《成吉思汗祭祀史略》一书，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祭奠进一步扩大和完善。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1264年（至元元年）在元上都建立成吉思汗“失剌斡耳朵”（黄色宫殿），1266年（至元三年）在元大都建太庙“八室”，祭奉祖宗，完善祭祀制度，使成吉思汗祭奠日趋规范化。明代北元时期，成吉思汗祭奠进一步程序化。16世纪初，巴图蒙克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诸部，划分六个万户以后，制定了各万户所承担的义务，产生了有关祭祀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规定了祭奠礼俗、祭奠程序，使成吉思汗祭祀进一步规范化。清朝时期，守陵部落鄂尔多斯部定居于黄河河套，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集中供奉于鄂尔多斯，使成吉思汗祭奠趋于稳定。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扈特，专门从事成吉思汗宫帐的守护、管理与祭祀事务。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祭祀的祭文祭词得到恢复和完善，并产生了一批祭祀书籍，几次修订元代祭祀礼仪专著《成吉思汗金册》，使成吉思汗祭奠趋于定型。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吉思汗祭奠基本沿用了清朝时期定型的祭祀形式。过去，基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加之由于成吉思汗圣物分散在鄂尔多斯各地，祭奠活动也分散在各地举行。1955年，当地政府征得守陵的达尔扈特人和蒙汉同胞的同意，将分散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各旗的成吉思汗画像、苏勒德、宝剑、马鞍等圣物集中到现今成吉思汗陵所在地，并把各种祭奠活动适当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举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成吉思汗陵不断进行修缮和扩建，使成吉思汗陵园文物景点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配套设施不断完善，逐渐成为环境优美、内涵深刻、特色鲜明，更加雄伟壮丽的文化旅游胜地。成吉思汗祭奠是在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教观念、祖灵信仰和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体蒙古人共同信仰的精神民俗，是成吉思汗八白室和苏勒德等成吉思汗所有圣物祭奠的总称。成吉思汗祭奠，是对祖先、英雄人物灵魂的祭祀的集中体现。成吉思汗祭奠，内容丰富、内涵深刻、规模宏大、形式独特，是萨满教对灵魂祭祀的典型，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核心。传至今天的蒙古族祭祖活动中成吉思汗祭奠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古老传统的祭祖形态。成吉思汗祭奠包括平时的瞻仰性祭祀、每月的礼祭、正月（春节）大祭以及四季祭典等祭祀仪式。

进入21世纪，成吉思汗祭奠作为蒙古族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经典登上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入到中文语境后，马上引起了学术界、政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公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鲜的术语，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各民族及各领域中，成为热门的词汇。这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受到大家特别关爱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部分。在民俗一项中必然要包括一些信仰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有利于从更宏观、更整体的文化形态视角，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语境下客观、公正地理解信仰民俗所承载的特定群体或地域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非物质文化作为民族民间文化，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主体的实际参与，体现为特定时空下的一种活态传承。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自然、现实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变异和创新，这也注定它处在永不停息的传承和变化之中。当前在非物质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是核心， 是灵魂。传承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指民间知识， 特别是口传民俗文化的传授和继承。然而， 文化传承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传承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学术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 而在于文化的“传承”， 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差异在于， 前者在传承过程中不存在“传承人”，而后者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也就是说， 传承人消失，原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复存在。因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遗产，注重的是可传承性。现实文化的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重视传承人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诉求。

在《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作者以成吉思汗祭奠的仪式活动和传承主体——达尔扈特人为主线，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成吉思汗祭奠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并展现了成吉思汗祭奠在新时期的真实面貌，挖掘其深层次文化内涵，并重点关注了旅游业和现代化背景下成吉思汗祭奠的发展和变化趋势。作者充分利用人类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和仪式理论、口述史相关成果，重点探讨了成吉思汗祭奠的各种仪式和仪式承载者——达尔扈特人。以达尔扈特人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成吉思汗祭奠内部结构、组织方式和传承机理。在整理和爬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和论述了成吉思汗祭奠现状，深入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成吉思汗祭奠的影响以及传承主体——达尔扈特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采用人类学研究由近及远的方法——以当前传承人和黄金家族后代为线索推向古代历史，并结合文献资料由远及近——从古代溯源逐渐回归到当前的方法，比较熟练自如地运用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在广泛利用文献资料的同时，更加重视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调查研究比较深入细致，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人类学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作者借助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述了成吉思汗祭奠的结构、功能以及象征意涵，为成吉思汗祭奠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作者借助历史人类学和新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无事件境”等概念和分析视角，在丰富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相互参证的基础上对达尔扈特人的司祭生活进行解读，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提升了成吉思汗祭奠研究的理论高度。

在本书中，作者还关注了对成吉思汗祭奠的旅游开发和人文资源化现象。近些年，随着成吉思汗陵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成吉思汗祭奠和达尔扈特人的民俗文化成为一种人文资源。成吉思汗祭奠的人文资源化过程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宏观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2000年，为了平衡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人们在关注到西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关注到了西部丰富的人文资源。对于西部的人文资源，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如费孝通先生提出，人文资源之所以能够称为资源，就说明其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他认为：“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1]。费孝通认为，人文资源作为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自古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他指出人文资源具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价值，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够产生新的人文精神，为人们提供精神享受，同时也能够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为人们提供物质享受，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从2001年起，方李莉研究员牵头对西部人文资源进行专题研究，历经七年多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2]一书，提出了文化遗产和人文资源是同一个对象，文化遗产成为人文资源有一个前提，就是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当文化遗产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标志、成为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时，文化遗产就变成了人文资源。

进入新世纪，成吉思汗陵也迎来新的发展。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站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依托成吉思汗陵文化资源将这一文化做大、做深，充分利用成吉思汗陵文化打造现代旅游景区的新构想，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各种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如：利用成吉思汗陵文化的影响力及现代民俗旅游的发展，将成吉思汗陵所在地伊金霍洛镇打造为“西部第一镇”，鼓励当地牧民参与到以民俗文化为主的蒙古族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婚俗文化和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文化中来，拉长成吉思汗陵文化旅游的产业链条。成吉思汗陵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体系为其适应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当下，在成吉思汗陵功能日益多元化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在保护传统文化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是解决成吉思汗陵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

旅游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旅游业对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却往往被忽视。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入境游客和旅游收入最高的国家。再者，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掀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视为一座“金矿”，受到政府、商界的热捧，各种项目纷纷上马，如果听任其无序、盲目开发，势必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特色的民俗风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祖先祭祀、婚丧嫁娶这些标志性民俗事项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这些“非日常民俗”既具有一般民俗的特点，又具有其“非日常”之处：严格的礼仪禁忌，特别是宗教祭祀具有神圣性、严肃性、民族性。但是，一些旅游景点每天向游客表演祭祀仪式、祭祖场面等“非日常民俗”事项。这些“非日常民俗”的日常化、表演化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给旅游地民众和民俗传承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某些旅游景点不按民族宗教习俗办事，把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意展示的文化要素商业化，如果涉及某些敏感的内容，就很容易伤害到民族的自尊和宗教感情，甚至升级为民族矛盾。某些可能会引起旅游者强烈兴趣的民俗事项，也许在文化传统上十分敏感或者不适宜向旅游者展现，尽管它们有着潜在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比较严肃的祭祀礼仪、宗教仪式、婚俗，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过分商业炒作，以确保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肃性和纯真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令人纠结的一道难题。任何民族对待自己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往往是比较复杂的。既想保存传统文化，又想发展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然而所谓的“传统”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地累积而形成的。把传统文化看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观念本身是错误的，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应不断克服这种牢固观念，用发展的观念来对待“活态文化遗产”，不能够以“保存”“保护”的名义来阻挡或阻碍一些民族和相关族群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发展。所以在今后的“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各地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政策，将传统的保存方式和新型的保存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和工作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和改进保存方式和保护模式，这样才能够达到既要保存和保护，又要开发和发展的“一举多得”的最终目的。本书作者虽然关注到对成吉思汗祭奠的旅游开发和人文资源化现象以及旅游开发对成吉思汗祭奠及其仪式传承者——达尔扈特人的影响，但对如何解决成吉思汗祭奠的旅游开发和保护传承之间的矛盾、如何保持成吉思汗祭奠的“本真态”等问题的研究略显薄弱。不过，这并不影响该书的整体水准和学术价值。总体而言，该书视角广阔，资料翔实，论证充分，结构严整，方法新颖，逻辑严谨，行文缜密，环环相扣，体现了作者对成吉思汗祭奠的深入理解和较强的分析阐释能力，不失为一本具有很 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开拓性创新著作。

本书作者乌云格日勒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补充、修改、打磨，终于把这本题为《信仰的薪火相传：成吉思汗祭奠的人类学研究》的书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导师我非常愿意为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写序，为她的学术成就喝彩！希望她的研究成果能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色音
于北京寓所
2013年4月

[1] 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2] 学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