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用民族志书写“中国文化”
当人们说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种自豪的感情。因为“文化”已经演化为一个让所有人群、民族、国家用以自我肯定的桂冠。任何事物、任何现象，只要被其享有者冠以某种文化之名，或者表示它是某种先进的东西，或者表示它是某种独特的东西，总而言之是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先进”也是一种与其他同类事物相比而显露时间优势的独特性，所以，“文化”总是被人们用以彪炳自己的独特性。
人们通过文化的独特性彰显自己是谁。在现代社会，“我是谁”是任何社群、民族或国家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不确定“我是谁”，就无以确定自己的认同依据、价值重心，共同体就无以维系内部的共识，无以开展有效的协商与决策。因此，在现代，确认与传承公众认同的文化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文化”被广泛使用，似乎相当泛滥、驳杂，诸如稻作文化、筷子文化、泡菜文化、独木舟文化、麻将文化。但是，“文化”的使用却是很有规律的。单纯的“文化”通常是一个褒义词，最起码也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尤其是在人们用“文化”说他人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中性。然而，好东西最怕过时，文化也是如此。人们于是大量使用表示落后的词来限定“文化”，表示贬义，常见的如“旧文化”“落后文化”“封建文化”。似乎时间是文化的克星。
可是，人们又发明了认证文化遗产的方式，让时间与文化联盟，对于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事物，通过命名为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更高的价值。这是一项从时间的腐蚀中拯救文化的社会工程。这样一种自我肯定的社会技术，先是由一些国家尝试，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来又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在全世界推行。
被命名为遗产的文化成为民族、国家的法定文化和保护对象，政府和公众要尽其所能防止时间的打磨损害它们，湮灭它们。按照自然规律，时间仍然是一切事物的孕育者和毁灭者，文化事物并不例外。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恰恰是要尽人事，让遗产项目延长生命力，即使在物质形式上作用有限，也要在内涵上让它们历久弥新，且弥足珍贵。
文化遗产的命名与保护制度造就了“国家文化”，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面，也成为知识界的社会参与、公共服务的基本方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确认各项文化。保护文化，必须首先确认要保护的对象。对于建筑物和自然景观之类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直接呈现的。它们就在那里，长宽高，面积和体积（容积），周围环境，都可以一一测量、标明。相对于这类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成吉思汗祭奠、伊玛堪史诗、杨柳青年画，它们存在于仪式过程、讲唱过程、绘制过程之中，它们本身的形态、要素与现场活态呈现形式都是需要专业工作去捕捉、书写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有目共睹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需要图片、音像和文字等全方位的呈现，其中文字的书写至关重要。
用文字书写特定的文化，最有力量的形式无疑是民族志。在近代蓬勃发展起来的文化事业中，民族志被证明是写文化的最佳文体。马林诺斯基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定型的民族志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学人在长期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他必须深入当地社会，参与实际的生活，在参与中观察研究对象，体验当地人的情感，领会当事人的观念，做到对一种生活从细节到整体全面理解。民族志是以描写与叙述见长，但是描写与叙述必须能够把对象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呈现出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申报、评审、认定为代表作的过程中只是以项目简介的形式出现，直到该项目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看到的全貌也还是不清楚、不完整的。所以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定只是整个保护工作的阶段性程序的落定，下一步必须确定该文化项目是什么。这就是民族志发挥作用的环节。知识界必须动员力量，通过实地调查用民族志把该文化的完整形态呈现出来，一方面构成保护工作的对象，一方面作为我们的文化积累。中国已经有1219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36项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由31个省（市、自治区）所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是纳入了8556个项目。
可见，用民族志书写中国文化是大有作为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投入大量人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与书写，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公共文化事业的需要。“中国文化”经过一轮一轮的民族志书写，必将有越来越丰富多样的面貌，必将有越来越完整的能见度，必将有越来越深厚的价值得以挖掘与阐发。
鉴于这项事业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也是基于这些年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众多机构及学人的努力，我们遴选部分成果纳入本丛书，只有探索之意，不敢有集大成之心。希望学界和出版界有更多贤能参与，让“中国文化”的更多面相能够被民族志书写出来。
现在纳入这个系列的项目主要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作者也都是经过相关专业系统训练的佼佼者。但是，作者们毕竟是学界的新人，民族志参与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尝试也只是刚刚开始。当然，这不是拒绝批评的借口，恰恰是欢迎批评的接口。同时我们也会尝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报告纳入进来，因为其目标也是多方面地呈现中国文化的样态，也都是以“志”体现文化的书写方式。唯愿这些尝试能够用学术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