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一

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涵盖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内涵，我们研究的整体框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仍然很不相称。一个明显的例子，杂文创作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中就无法得到切合实际的说明。我在本文中主要针对的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还难以与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一样进入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在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最初，文学批评是被作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或文学思想斗争）”介绍的，后来的教材则多以“文学思潮与运动”概之；这些在我们的感觉中愈来愈有类“鸡肋”的内容，在我们的文学史教学中，愈来愈成为可有可无的薄弱环节，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教学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现状。温儒敏教授在1993年就以逐章介绍批评家的形式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有刘锋杰教授所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和周海波教授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类似的研究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1]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并非是中国现代文学可有可无的“肉”，而是贯穿始终的“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至今尚难以从中国现代文学中超脱或抽象出来获得独立阐释，在整体上尚不具备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离开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认识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中国先秦儒家、道家、法家等和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美学家，通过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的研究，在观念形态的抽象中建立起中西文学艺术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他们的理论创造使此后的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发展，不再仅仅建立在对文艺创作的整体感受和认识之上，同时更是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2]，并且逐步被整个社会文化吸纳而能够在社会上得到普泛性表现，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发展^[3]，这就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阐释，结合或者游离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文学，在整体上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差异，都能得到具有整体理论框架和相对统一审美标准的说明；所以，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伍蠡甫先生的《欧洲文论简史》虽然是对西方历史上的文艺观的梳理、概括和总结，但显而易见，这些文艺观与思想理论学说一样，在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影响，郭绍虞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也大致如此，儒、道、法家以及汉魏之际进入中国的佛教，既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影响深远，又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不具备这种社会性，在中国社会中明显缺乏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批判中发生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鲁迅1929年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演讲中提出“政治先行，文艺后变”^[4]，反映了他经历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对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切实感受和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突出特征的认识。鲁迅逝世后，无论是抗战文艺的出现，解放区文艺的形成，还是揭开1949年后文艺序幕的《大众文艺丛刊》的意识形态话语批评，以及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以1965年末“批判《海瑞罢官》”为信号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1978年后的新时期文学，等等，无一不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体现，体现了文学批评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联系，体现了这种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批评仍然不可能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超脱和“纯化”出来，更主要的是，这说明了“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特殊艰难性，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进行重新思考，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较之西方的特殊形态认识之不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有价值和意义认识之不足，原因之一，我认为，是我们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文学革命是在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学术批评相结合的基础上发生的，或者说，文学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时至清末的中国文学发生蜕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其推动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五四”后文学革命发难者发生分流，陈独秀和李大钊转向了政治革命领域，胡适后则向学术研究领域发展，虽然他们仍然对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但他们已不构成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实际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这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无疑更多承担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如果说鲁迅在“五四”时期主要通过小说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那么，他“五四”后明显转向以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创作为主^[5]，更是通过杂文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他的杂文派生于“五四”的“随感录”，而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始终与“五四”紧密联系，同时，他“五四”后的杂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批评，是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展开的文学批评，这个特点在他1928年后的创作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6]，即他几乎完全以杂文创作为主，他以杂文为主要方式的文学批评也更为纯熟，直接推动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鲁迅终其一生开展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缺之不可的重要内涵，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发展的重要保证。^[7]

对鲁迅的文学批评认识之不足，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以欧洲文学批评为标准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难以承认“五四”后新文学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是文学批评，难以认同鲁迅针对社会现象在文艺界的表现展开的批评是文学批评，更难以承认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独立形态认识之不足的表现。在这里，可以结合“五四”后鲁迅与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来说明。这场论战既是“五四”后分流的社会文化与学院文化针对社会问题（女师大事件）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又是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学观的较量。被章士钊称为“当今通品”^[8]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那些《闲话》摆出的是一副英国“绅士”腔调，他和徐志摩都曾留学英国，研究过莎士比亚，深通英国文学，就以“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9]自炫，认为鲁迅的杂文“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10]，徐志摩相附和，把他们的文学观说得更为透彻：“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1]鲁迅则有“‘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回答^[12]，并且在文章中说：

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3]

陈西滢接近周作人，在学院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中都有其贡献。但在“女师大事件”中陈西滢更是立足学院文化立场对社会文化现象展开批评，他与鲁迅的论战，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一次文化批评较量。显而易见，陈西滢的批评更是从道德主义出发的，体现的是中国传统道德非难的特点，利用传统道德进行人身攻击^[14]；鲁迅批评陈西滢是对事不对人，如他的《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针对的是中国社会中盛行不衰的传统道德在陈西滢文章中的表现，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精神的体现。其实，从“陈西滢现象”可见，在“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15],“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16]的中国社会，哪有在我们感觉中那种西式的“纯文学”和“纯文学批评”；而且，在当时包装着英国绅士的“费厄泼赖”而显俏皮幽默的陈西滢的文化批评，较之鲁迅，在中国显然更有社会文化基础，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不能不结合“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展开。1996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列出围绕鲁迅一生发生的论争就有39次，每一次都不能说是“纯粹”的文学论争，无一不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问题而发生，但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更是在这一场场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些论争中，鲁迅创造了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出发展开文学批评的一种文体，这就是他的杂文，他在充分显现这种文体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地显现了这种文体体现的新的审美形态，他的杂文向社会传递了在中国更具有现代性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这在本文中将逐步深入地给予说明。

[1]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独立形态有充分的认识，这种独立形态更突出体现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上。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在与我交谈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更是一部“大文学史”，即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批评、作家生活种种方面的文学史。王富仁先生早在2003年就有写一部“大文学史”的构想。

[2] 为鲁迅所重视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则与此有些不同，更是着眼于欧洲19世纪文学创作呈现的新的因素，对其源流和趋向展开的一种文学批评，孕育着思想理论学说的更新，这有些近于中国的情况，这种文学批评在欧洲文论中并不居于主流位置，在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认识中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鲁迅对勃兰兑斯这部著作的重视，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之不同于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特征的认识之上的。

[3] 例如中国古代六朝文论摆脱经学束缚所崇尚的“药、酒、女、佛”，在魏晋时代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就有普泛性表现。刘勰的《文心雕龙》从“原道”“征圣”“宗经”出发阐发文学理论，既是对中国古代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同时又独到地阐释了六朝文学切合文学自身特征的创作；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要“文起八代之衰”，所针对的既是魏晋时代的文学，又是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气。又如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了文艺观及文学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与欧洲社会整体上的变化相适应的，所以，这些体现不同文艺观的文学艺术都能够逐渐浸润于整个社会生活中而得到普泛性表现。

[4]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后面有关鲁迅著述的引文均出自此版），第4卷第134页。“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今后的中国文学的每一点点微小的变化，也仍然会是这样的。

[5] 《两地书·十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63页。

[6] “1928年后……鲁迅基本停止了他前期更注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向其他两个方面有更大的发展，其一是杂文，他的杂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特点更为突出，1930年他明确提出‘我们要批评家’——‘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反复强调‘文坛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他把文学批评放在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二是他更加重视外国文学翻译，他在1929年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演讲中重申他的《青年必读书》主张，说：‘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他后期把翻译看得比创作还要重要，主持创办了《译文》，组织、支持青年作家从事翻译，针对文学翻译中的问题写了相当多的文章，他自己的翻译作品较之前期也明显增加。我认为，鲁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是时至今日鲁迅研究的两个薄弱环节，是后期鲁迅研究得以真正展开的关节点，同时也是深化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联系的关节点。”（拙作：《需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7] 但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著，在整体上还未能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给予充分的注意和重视。周海波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设立了“鲁迅与批评的社会化、杂文化走向”一章，并在该章中首先提出需要对这样一种“文学批评”进行“重新认识”，我在《历史·现状·趋向：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中由于文字量的限制未能对他的这一重要见解加以评述。但综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著可见，我们更是依照西方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批评家”和“正宗文学批评”的标准来梳理和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而很少从鲁迅的文学批评出发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8] 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25日。

[9] 陈西滢：《听琴》,1925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

[10]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11] 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

[12]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1页）

[13] 《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14] “陈西滢本与‘女师大事件’无关，他是主动介入的，在《现代评论》1卷25期（1925.5.30）上发表《闲话》，题为‘粉刷毛厕’，用语在‘我’与‘我们’之间变幻，却又好像是与事无关的第三者，说‘女师大的风潮’‘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于是打了一个比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然后在故作懵懂的言辞中，以打抱不平的口吻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再例举出鲁迅等七教员支持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宣言’中的话，仍以那种口吻展露机心，说‘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其实道学家的立场与态度，在题目和那个比喻中已经一清二楚，却要摆出这样一幅腔调，即‘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拙著：《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陈西滢在那封著名的《致志摩》的信中说：‘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他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见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镌》）——不仅是以‘官’奚落，而且加之以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方虎狼’、‘窟穴’的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绍兴师爷（《郡县论》）之恶名，这显然已经不是据理争辩，而是故意混淆公、私行为而借道学家的‘道德’制裁以灭口，但却居然还摆出一幅‘绅士’腔调，可见其拙劣。”（同上书，第207页）

[15] 《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44页。

[16] 《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