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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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勇强

《红楼梦》是清代乾隆时期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号。他的生卒年有不同说法,大约生于1715年(一说1724),死于1763年(一说1764)。曹雪芹的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即满洲贵族的家奴。曹雪芹的高祖因随清兵入关有军功得授官职。从他的曾祖曹玺开始,直到他父亲曹頫,世袭江宁织造。祖父曹寅还当过康熙的侍读和御前侍卫,极受康熙的赏识。曹家也因此成为当时财势熏天的“百年望族”。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以织造府为行宫。《红楼梦》中提到江南的甄家“独他们家接驾四次”,暗示的就是这一宠信。但是,到了雍正初年,由于上层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拢驿站”和任内“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抄家,下狱治罪。曹家遂移居北京,从此一蹶不振。

曹雪芹一生经历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少年时代曾经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晚年住在北京西郊,生活贫困,“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家境的败落使他深刻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也随之提高,从而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艰苦环境下,创作了《红楼梦》。由于贫病交加、爱子夭折,以及其他现在尚不清楚的原因,他的《红楼梦》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最初以手抄本流传。现存最早抄本,是乾隆甲戌年(1754)的,但只有不连续的十六回。后来又发现了若干手抄本,较重要的如乾隆庚辰年(1760)抄本,今存七十八回。这些抄本都题名《石头记》,并且有署名“脂砚斋”等人的许多批语,所以又被统称为“脂评本”。不过,脂砚斋到底是谁,脂本又何以出现与流传,这些问题则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脂本实为后人伪托。

大约在曹雪芹去世三十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冬至后五日,“萃文书屋”以木活字印刷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仅仅过了70余天时间,该书坊又一次印行《红楼梦》,但文字与前一次印刷有两万多字以上的改动。由于这两部书出版的主持者为程伟元和高鹗,胡适把它们命名为“程甲本”、“程乙本”。这种称谓沿用至今。程本所具有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存在较大的反差,按曹雪芹的构思,贾家最后是要破落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而后四十回却写成宝玉“中乡魁”,贾家“沐皇恩”、“延世泽”。但它也使《红楼梦》的故事,有了完整的规模,人物的命运大致都有交代,其中宝黛钗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所以,人们说起《红楼梦》,往往指的就是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续书的总称。后四十回的作者有不同看法,有人相信其中包含曹雪芹的原稿,也有人认为是高鹗续补的,还有人认为是一个佚名作者所作。本书题署“曹雪芹原著;程伟元、高鹗修辑”。其中“修辑”二字取自程乙本“引言”,至于“修辑”的范围、性质、程度,则有待红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红楼梦》问世以后,受到广泛的欢迎,以致清代人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得舆《京都竹枝词》)。但真的要谈起《红楼梦》,却又是众说纷纭。其实,鲁迅早就指出过,对《红楼梦》来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何况现今社会发展如此迅猛,一些原本不难理解的事,也渐渐变得有些生疏隔膜了。

显然,我们阅读古代小说,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作者的创作意图。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呢?他在小说的开篇作了说明,那就是追悔已往人生,纪念当日“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女性。在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悲悼意识指引下,曹雪芹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其中既有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这样的贵妇人,也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小姐,还有袭人、晴雯、紫鹃等丫环,她们身份不同,各具性格,但结局都是不幸的。而曹雪芹的描写处处体现出强烈的忧伤和怜悯,尤其是对那些美丽聪慧的年轻女性,作者更是充满了无限的同情。金钏投井,晴雯屈死,鸳鸯上吊,尤二姐吞金,尤三姐自刎以及探春远嫁、惜春出家、黛玉泪尽而逝,等等,使风光旖旎的大观园,始终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中,恰如作者所说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曹雪芹并没有为自己的感情所左右,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造成这种种不幸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原因。

在这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无疑是作者悲悼的主要内容之一。据小说描写,贾宝玉与父母双亡、寄居在贾府的姑表妹林黛玉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产生了真挚的恋情。他们思想情趣相通,相互引为知己。特别是贾宝玉,在众多美丽动人的女孩子中,感情逐步专一,几次向黛玉表明心迹。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婚事却只能由家长们决定。而贾宝玉的祖母、母亲为了家族的利益、宝玉的“前途”,却更欣赏也暂住在贾府的薛宝钗。宝钗是宝玉的姨表姐,出身出于富有的皇商家庭,聪明贤惠,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博得贾府上下一致赞誉。后四十回,由于家长们的周密安排,宝玉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与宝钗成亲,黛玉则在忧伤中死去。正如曹雪芹在第五回《红楼梦曲》中咏叹的那样:“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玉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宝钗也将在孤寂中抱恨终生。

宝、黛、钗的悲剧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性格密不可分。贾宝玉的性格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不愿按贵族家庭为他安排好了的道路循规蹈矩地生活,十分鄙弃功名富贵及其相关的世俗观念。他追求随心所欲、率性自然的生活,把当时知识分子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斥为“国贼”、“禄蠹”,进而认为那些武官文臣以至一切男人,都不过是“须眉浊物”。他断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二十回)。因此,他极力赞赏那些聪明灵秀的女子,声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这种偏激的思想既反映了他作为贵族公子的生活情调,又表现了他虽然幼稚、却很执著的清高脱俗意识。所以,当薛宝钗、史湘云等女孩子也劝他致力功名时,宝玉感到特别痛心。他觉得好好的清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是“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三十六回)。也正因为如此,他倾心热爱才情洋溢、孤标傲世的林黛玉。虽然贾宝玉没有、也不可能从理智上对传统文化作出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带有鲜明感性色彩的言行中,隐约感受到一种对世俗价值标准的反叛精神。

林黛玉则是最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女性形象之一。她娇弱清丽,有着十分敏感、细腻的感情世界。由于她父母早亡,孤身一人投靠到贾府。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养成了强烈的自尊意识。这种强烈的自尊在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她经常对贾宝玉“使小性子”,但两人的感情却在争吵中明确了,加深了。关键就在于他们的思想情趣有相通之处。贾宝玉身边的大丫环袭人很不理解贾宝玉对林黛玉、薛宝钗的不同态度,在她看来,宝钗是“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谁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贾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三十二回)所谓“混账话”,就是指要他读书求功名。林黛玉确实没有这样劝过贾宝玉。相反,她还曾与贾宝玉在美丽的花园里共读《西厢记》,不知不觉地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薛宝钗却告诫林黛玉:“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相比之下,薛宝钗当然更符合传统的封建闺范。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处处随分从时,端庄稳重,是一个标准的“名媛淑女”。即使是在众姐妹开诗社,逞才使性时,她出的诗题也是艰涩乏味的“咏太极图”。很难想象,鄙弃功名、厌读诗书的贾宝玉能与她和谐相处。

如果不了解传统的礼法社会对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束缚,不了解“男尊女卑”的观念对女性的压制,不了解科举制度对整个知识阶层的精神戕害,我们也许会简单地把贾宝玉看成一个“问题少年”;也难以理解他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为什么就比他与薛宝钗得到封建家长认可的“金玉良缘”更值得同情与肯定。最重要的是,《红楼梦》通过宝黛的爱情,表现了一种对更加合理的人生追求。

《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但曹雪芹没有流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幼稚、肤浅,而是把对人的情感世界的刻画与对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反省结合起来。因此,《红楼梦》还深刻细腻地描写了当时贵族家庭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冲突。一面是“情重愈斟情”的感伤,一面是“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末世感,两者互相衬托,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容量。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大家庭,包括荣国府、宁国府两支。作者对这个贵族家庭饮食起居各方面的生活细节都进行了真切细致的描写,表现了这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树倒猢狲散”的没落过程。小说开篇不久,作者就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揭示了这个显赫一时的大家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的说法,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实际上是这一规律性现象的反映。但是,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贾府的衰败,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事理,而是与现实生活中的摩擦、冲突相联系的渐进过程。作者既描写了贾府后继乏人,“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实;也描写了这个大家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互间“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争斗;作者还描写了贾府所牵涉的社会矛盾,并暗示了它与宫廷的微妙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对“抄家”的不祥预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曹雪芹着眼的并不只是一家一族的兴衰荣枯,由于作者对人物所处环境及其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描写,小说中一再渲染的“末世感”也昭示了整个社会的衰败。

《红楼梦》不仅思想深邃,在艺术上也令人叹为观止,这首先表现在作者善于刻画人物上。在描写贾府的没落过程中,曹雪芹充分展示了贾氏几代人不同的精神面貌。有人统计,书中所写的人物多至四百以上,即使是一些陪衬人物如贾雨村、刘老老之类,也大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以王熙凤为例,作者对她的描写在笔墨上不下于宝、黛、钗。她是贾琏之妻,有着出众的才干和权术,因而成为荣国府的管家媳妇。“协理宁国府”就表现了她非凡的治家本领,当时宁国府要办一个隆重的葬礼,事务繁杂,宁国府竟无人能操办,于是不得不从荣国府请王熙凤来帮忙。她果然不负众望,事无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妥帖得体。至于置身贾府复杂的矛盾中,她更是费尽心机,应付自如。在她的性格中,既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如以阴险狡诈的方法逼死尤二姐等;也有爽朗大度的一面,以其谈笑风生赢得了老少尊卑的喜悦。作者借人物之口,说她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六十五回)。但就是这样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人,也自有其艰难窘迫之处,她不仅曾遭到赵姨娘的暗算,更经常受婆婆邢夫人的气,在贾府捉襟见肘的衰落局面下,她以病体恃强支撑,终于在后四十回中因心劳力拙而死去。可以说,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始终是与贾府的矛盾及其演变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要总结《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经验,最突出的就是真实。作者彻底改变了以往小说人物描写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庚辰本四十三回夹批)的传统写法,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比如林黛玉给人的印象仿佛总是忧郁哀婉,有时又过于尖刻犀利的。其实,她也有开朗宽厚、柔顺诚恳的一面。当她与宝玉的感情不断加深、平稳发展时,她的心情就欢快轻松;当她意识到婚姻的无助、环境的严酷时,她的心情又像秋风秋雨一样惨淡凄凉。曹雪芹通过情节冲突的演进,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形成与变化的内在逻辑。此外,他还特别擅长通过人物特征鲜明的语言、人物之间的对比、环境描写等多种手段表现人物的性格。

如前所述,在《红楼梦》以前,很少有小说家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撷取素材,而曹雪芹声明他之所写乃是自己的“身前身后事”,这不但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由于题材切近作者亲身经历和感受,加强了作品现实性的深度和情感力度。而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正是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的重要表现。

从叙事的角度说,《红楼梦》特别令人赞叹的恐怕是其中真实而丰满的细节描写。因为中国古代小说从魏晋小说的“粗陈梗概”,到宋元说书的矜奇尚异,细节描写往往失之简陋、夸张。《红楼梦》则完全不然,它完全是以丰富的生活细节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这些作者所说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内涵深刻,具有以小见大的艺术容量,充分显示了曹雪芹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比如,贾宝玉在姐妹们都在场时向林黛玉使的一个眼色,林黛玉马上就能会意,表现了他们两人不同一般的默契(四十二回);因是小老婆所生而备感委屈的探春,洗一次脸也很讲礼数,其实是要摆小姐的谱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五十五回);中秋夜宴,众人强颜欢笑,从桂花阴里发出一缕凄凉笛音,暗示了贾府的日暮途穷(七十五回);等等,当我们读到这些既琐碎又显然经过作者艺术加工的细节时,一种在日常生活中领悟人生真谛的阅读快感便油然而生。

更值得称道的是,《红楼梦》没有停留在琐屑的生活细节中,而是深入挖掘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使整部作品始终洋溢着充沛的抒情性。这种抒情性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韵散结合手法的娴熟运用上,更表现在它对传统诗学理想的汲取。用脂评的话说,就是“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曹雪芹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绘画等艺术手法,使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既表现在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众多优美场景的构思中,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例如,林黛玉纤弱清丽的倩影、幽怨含情的眉眼、哀婉缠绵的低泣,以及她所住的那个静谧高雅的潇湘馆,使她在群芳云集的大观园中,独具一种“风流态度”。

曹雪芹之所以能做到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与他对人性的深入剖析和对人的命运的热切关注分不开。事实上,曹雪芹比以前的小说家更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探春说过:“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七十一回)作者着力表现的正是这“说不出来的烦难”,即人物内心的痛苦。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而在人物心理刻画的手段上,《红楼梦》也是丰富多彩,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有时是作者通过明确的分析或人物的内心独白直接呈现出来,有时则是用环境的渲染、梦幻的运用等进行暗示、衬托,更多的时候是依靠人物的言行加以表现。正是由于这些富于心理内涵的描写,使《红楼梦》耐人咀嚼,百读不厌。

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不仅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也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内容之丰厚,思想之深邃,艺术之精妙,都不是轻易能够领会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的这首诗,既是作者对知音的期待,也是对后世每一个读者的诱惑。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各种版本层出不穷,清代至民初最为流行的是程本,特别是程甲本及其翻刻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标点本,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脂本与程本的结合本。这一类版本中,最权威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所组织校点的本子。此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脂本及程本等。后四十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

蔡义江认为《红楼梦》校订不当以一本为主。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蔡氏增评校注本,前八十回汇校各种脂本,后四十回主要以程甲、程乙本互校。

类似的还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郑庆山整理本,前八十回主要以甲戌、己卯、庚辰等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乙本为底本。

(二)程甲本的整理本。亚东图书馆本初版即以程甲本为底本,后从胡适建议,改以程乙本为底本。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功、张俊等校注本(1998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曲沐等校注本,程甲本影响再次扩大。此后,又有若干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校点本问世。

(三)程乙本的整理本。有亚东图书馆标点本。在上述红楼梦研究所1982年本出版前,一度最为流行的标点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整理的本子,它也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的。至今不少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的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标点本。

在粗略考察《红楼梦》的流行本后,可知现在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大体齐备,读者自可随意选择。不过,我们也发现,虽然用程甲本、程乙本与其他版本作相互参校的情况很普遍,汇校两种程本的则似乎未见。据说有的程甲本的翻刻本,如东观阁本曾取程乙本校订,但其校订工作并非全面的。上面提到的北师大出版的程甲本校注本,也有不少地方实与程乙本相同,不知何故。

据我肤浅的看法,将程甲、乙本进行互校是有理由的。首先,从程本与脂本的关系来说,早期脂本虽然因被认为与曹雪芹原著更接近而得到充分肯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庚辰本第十回张太医为秦可卿诊病后:改为“说的宝玉一笑”更符合实际。由于脂本是抄本,在抄写过程中,也时有错漏之处。如第六回“刘老老只得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庚辰本脱去了其中“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三两个妇人”等二十二字,程本及甲戌、蒙府等脂本却都是有的,这表明程本有比某些脂本完整且并非其杜撰的文字。第十三回,王熙凤听了秦可卿“树倒猢狲散”的警告,脂本作“心胸大快”。程本作“心胸不快”,显然“不”比“大”更合情理。事实上,无论程甲本、还是程乙本,与脂本相比,固然有种种不足,但也有不少较脂本可取的地方。

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

俞平伯曾称道《红楼梦》达到了不可增减一字的水平,举了“那众位”的例子,程本删了“那”字,给人的印象以为是指在场的婆子,而有“那”字,指的是另几位太医。这是不错的。但当时事态严重,张太医“笑道”,也略有不妥,程本删了“笑”字,也符合情理。又如,庚辰本及程甲本第二十回末有“说的众人一笑”,当时是湘云取笑黛玉,在场的另外还只有宝玉,说“众人”显然不当,程乙本

至于程甲、程乙本之间,问题更多。程甲、乙本相去仅两个多月,却有两万多字的差别,至今还没有十分合理的解释。据程乙本“引言”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但事实上,程甲、程乙本并不能简单区别高下。大体而言,程甲本的文字比较接近脂本;而程乙本则有不少改动与脂本有了较大的区别。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即程乙本接近脂本,而程甲本略有差异。如第十回的药方,庚辰本和程乙本有各味药材的具体数量,程甲本却没有。又如第四十五回黛玉《秋窗风雨夕》中“牵愁照恨”,程乙本即与庚辰本相同,而程甲本“恨”作“眼”,这是不对的。从具体的文字来看,程甲、乙本也互有选择和差别。举个简单的例子,第七十七回写芳官要去发当尼姑,庚辰本作原作“剪”,旁边又不知几时何人改为“铰”字,程甲本作“剪”,程乙本作“铰”,恰好各取其一。考虑到程本是最早的一百二十回本,将程甲、乙本互校,也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早期《红楼梦》合校本。

因为是普及本,本书不出校记,但在校订中,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需略作说明:

1.程甲、乙本文字有明显错讹、疏漏者,或依脂本,或据其他刊本或文理校补,如第十回“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其中“兄弟”程甲本作“侄儿”,程乙本和庚辰本都作“兄弟”,这里取后者。又如第三十九回:

庚辰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程甲本:急得热锅上的蚰蜒一般

程乙本:急得热地上的蚰蜒一般

既然程本改“蚂蚁”为“蚰蜒”,则“热锅”相应改为“热地”较为合适,故从程乙本。

有时脂本也有问题,不一定能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甲戌、己卯、庚辰诸本提到王夫人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即元春)后,都作:“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次年”显然与后面所写元春、宝玉的年龄差不符,程甲本也作“次年”,而程乙本改作了“不想隔了十几年”,这里就采用了程乙本。庚辰本第五十九回有一句“不觉到了杏叶渚”,程甲本也相同,但回目分明写的是“柳叶渚”,程乙本做了订正,也可从。

第六十五回,庚辰本有一句“夹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程甲、乙本都改“膫子”为“脑袋”,虽不那么粗俗了(脂本较俚俗粗野处还有一些),但“夹着你那脑袋”文理不通,只得从庚辰本修改。第七十二回“贾琏笑道:‘虽未应准……'”处程甲、乙本都有错行,无法读通,从庚辰本改正。第九十回宝蟾回头向薛蝌一笑,程甲、乙分别错为“薛蟾”、“宝蟾”,也据别本更改。

2.程甲、乙本有些不同,但均无明显错误,而又不能兼取,有脂本可据的,多据以核定。无脂本可据的,则择善而从。所谓“择善而从”,大致如程乙本“引言”中说的:“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如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脂本、程甲本有一句“虽然失了家也愿意”,程乙本删了,这里予以恢复。

有时,程甲本乃至脂本意思稍有不确切的地方,如程乙本通顺则取之,如第七十二回程甲本、庚辰本中,贾琏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程乙本改“三二百万”为“三五万”。虽然两者俱通,但这里取程乙本的数字。脂本喜夸大数字,不只此一例。

有些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可能不符合脂本,却也自有理由,如第一回:

程乙本: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

程甲本: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

程甲本所缺少的“当年”以下数句,脂本中也没有。虽然有的红学家认为程乙本是添乱了,但看上去也未必是程伟元妄加,所以仍从程乙本保留。又如,第三回袭人本名,脂本、程甲本都作“珍珠”,这与贾母身边另三个丫环名琥珀、玻璃、翡翠也相配。刘世德在《从〈红楼梦〉前十回看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中指出了这一问题(见《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但考虑到书中后面还有一个丫环叫珍珠,程乙本大约是为避重复而改动,这里仍从程乙本。

后四十回因无脂本可参照,取舍时有时参考了梦稿本。

3.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口语化,从本书普及的角度出发,我们多采用程乙本,如第一回:

程甲本:故当此……未足妨我

程乙本:所以……并不足妨我

两例意思相同,而脂本并没有相应的字句,兹采用程乙本。出于同样的理由,有时程甲本也有较为口语化的表述,而程乙本反而简化的,也是在第一回:

程甲本: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

程乙本:不但是洗旧翻新

两相比较,程乙本似不必缩减,这里就依从程甲本了。

但有些习惯用语,程甲本往往与脂本相同,如第八回程甲本有多个“吃”字与脂本相同,程乙本改为“喝”,这里就都用“吃”。类似的还有“手帕”、“手绢”之别,“与”、“和”之分,等等,也尽量做了统一。

4.还有不少地方的文字,两种程本都有疏误或不当,则从脂本或其他刊本径改。如第一回“先上玉人头”, “头”与“行去几回头”韵脚重复,兹从脂本改为“楼”。又如“此乃元机”“元机固不可泄露”,是清人避康熙(玄烨)名讳而将改“玄”作“元”,这里也依脂本,改为“玄”。

5.程甲、程乙本有时使用了一些俗体字、异体字等,按今天的规范,作了改正。如程甲、乙本都有“躭忧”,排点本多作“耽忧”。“躭”、“耽”实不相同,本书径改为“担”。其他如“也不採他”的“採”,径改为“睬”; “狠该问他一问”、“无聊的狠”的“狠”,径改为“很”;“顽”改为“玩”,等等。但是,两种程本,甚至一本之中,有些字的使用也不完全一致,如第八十一回程甲、乙本都有“工课”一词,第八十二回又都作“功课”。又如“捱打”与“挨打”、“新文”与“新闻”等,在通俗小说抄刻本中屡见不鲜,不强求统一。

6.本书在程甲、乙本的文字取舍上,很多是与艺术性有关的,这必然带有主观性,尚请读者谅察。如程乙本对程甲本有不少修改,用心细密,多有可从。如第六十五回程甲本“[这里女人]讨他们的好,准备要贾珍前讨好儿”。程乙本改前面一个“好”字为“喜欢”,虽然程甲本此处与庚辰本相同,但程乙本的改动避免用词重复,故从程乙本。

后四十回程甲、程乙本差别不大,但不同处也存在,这方面更多的是择善而从。如程甲本第九十回写凤姐听见馒头庵的事情,唬得吐血,反应过于激烈。程乙本处理稍有不同,更符合情理,本书就采用了程乙本的写法。但程甲本也有不少胜于程乙本处,如第八十八回,程甲本中贾珍说:“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几给我一块捆起来!”程乙本改“何几”为“何三”,与前者相比,语气上的愤怒与轻蔑略有损失,这里就采用了程甲本。

另外,由于程本与脂本差别较大,个别地方,本书在评点处或注释中引用脂本原文,以利对读比较。

关于注释。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使普通读者能在大体无障碍的阅读中,把握古典名著的思想精髓,领略作品的艺术境界。但所谓“无障碍”,其实是因人而异,也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彻底的无障碍。我理解,无障碍就是在不另外借助工具书可以基本清晰地把握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描写。因此,在加注时,着重对与此直接相关的词语加以简明扼要的解释。对于一些知识密度较大的段落,如大量的诗文典故,或如第一百二回的八卦、第一百五回的“抄家单”等这样的叙述,有时几乎每句皆需解释知识,本书一般不加注,以免过多于琐细的注释反而形成新的障碍,打断读者的阅读兴致。除非有特殊的意义,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典故甚多,本书只对“有凤来仪”加了一条简注,因为大观园是为省亲所建,这是核心所在。

关于评点。这其实是我非常乐意承接本书校评注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的导师吴组缃先生是著名作家,曾任首届全国《红楼梦》学会会长,晚年有意对《红楼梦》进行评点,因身体原因,未能着手即遽归道山。作为学生,我希望踏着先生的脚印前进。虽然我知道自己远不可能做到先生的水平,但我还是愿意尝试着做一下。

至于具体的评点,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评点要活泼,要紧扣作品描写的议论发挥,并能贴近当代读者的阅读感受,我努力这样做了。我想说的是,这些评点不过是一点阅读体会,并非红学家式的论断,读者大可不必当真。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校、评、注吸收了大量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因为只是一本并非面向研究者的普及性读物,难以一一说明,只能在这里一并表示敬意与谢意。但我必须提到,在我工作中,有几种排印本是我案头时时查阅的本子,它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1957年初版)的以程乙本为底本整理的《红楼梦》、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修订再版的《红楼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程甲本为底本整理的《红楼梦》和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蔡义江《增评校注红楼梦》。

在校对过程中,还利用了书目文献出版社、沈阳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数种《红楼梦》的影印本。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的周文业先生。周先生长期从事古代小说的数字化研究与软件开发,一直处于这一领域的前沿水平。更为可贵的是,周先生经常不计报酬地将他出色的工作成果提供给学术研究者使用。当他听说我在做本书的评注,就立刻在他的比对系统中加进我急需的资料,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本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教授倡议、策划,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秀芹、于海冰、姜贞、周彬、徐文宁等多位编辑倾力协作,谨表谢忱!初稿完成后,门生张红波、王颖、胡光明、刘紫云分别帮我作了一些校阅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聘胡双宝先生审阅文稿,胡先生对拙注、评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也一并致谢!

红学如海,我一向不敢涉足,这次因缘际会,搞了这么个勉强或可称为“程合本”的本子来评注,初衷只是不想投机取巧地随便取一个通行本敷衍了事,但在校勘过程中,发现这实在是一个比想象得更为艰巨的工作,其中的错误疏漏必定很多。每念及此,一面是忐忑不安,一面则拿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尚且留下诸多遗憾自我安慰,并期待日后还有披阅修订的机会。

2010年2月13日(己丑除夕)于奇子轩,忽念及甲戌本上有一条批语称“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壬午除夕”为1763年2月12日,事若属实,屈指算来,已二百四十七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