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陀—茨瓦纳人和迪法肯战争

南班图黑人另一大支系——苏陀　—茨瓦纳人　　居住在德拉肯斯山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东缘的苏陀—茨瓦纳人，是南班图黑人的另一重要支系。按居住的地域划分，他们可分为三个部分：居住在威特沃德斯兰德（简称兰德）及其以北的称北苏陀人，以佩迪人为代表；居住在兰德以西直至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茨瓦纳人称西苏陀人，以赫鲁策人为代表；居住在卡勒登河一带和巴苏陀高地的称南苏陀人，以魁纳、福肯人为代表。

苏陀—茨瓦纳人居住的地区，尤其是茨瓦纳人（西苏陀人）居住的西部地区均属高维尔，地势高峻，居民点分布相隔遥远，人口相对集中，雨量不稳，水源缺乏等自然条件严格限制了一些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和四季牧草的旺盛成长，使这一广袤地区不少部分只适宜种植耐旱低产的非洲蜀黍，放牧数量有限的牲畜。尽管如此，德拉肯斯山以西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一些地区仍有大片宜农宜牧的肥沃地带。锄耕农业仍是生产的两大部门之一，主要种植玉米、烟叶和各种瓜果（南瓜、甜瓜等）。研究南部非洲早期历史的斯托曾指出：“茨瓦纳人以挚爱农业而著称”，“早昔旅行家看到他们的巨大城镇周围环绕着大片耕地，显示出（手）工业的雄厚基础，都感到惊讶和赞佩”。^[1]与东部沿海地带不同，德拉肯斯山以西地区矿产十分丰富，铜、铁、金等矿分布很广。北苏陀人熟谙开采矿藏，拥有金属财富的资源，其经济重要性仅次于牲畜财富。在德兰士瓦北部帕拉博鲁瓦地区，当地居民（佩迪人）以矿业为主，生产大批铜铁和金属制品，用来换取牲畜、谷物等物品，少数地区已出现制造精美陶器、金属器皿和纺织品的手工业。西苏陀人中的特哈平商人经常趁雨季到来前越过沙漠到达奥兰治河边，运来铜匙、象牙手镯、铁项圈、斧子、带倒钩的长矛、鞣制过的鹿皮、烟草等，同科伊人交换牲畜。从德兰士瓦西部有一条自西向东穿越整个高原、直到德拉戈阿湾海口的贸易商路。从西苏陀人居住区还有一条直达开普敦的商路。铜、铁、盐、烟草、象牙、牲畜和一些欧洲商品通过这几条商路进行长途贩运。苏陀—茨瓦纳人通过两条商路同欧洲人进行直接或间接贸易。伦巴商人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各地酋长乘机在通商要道或集市上开征路捐和商税，中饱私囊。

佩迪王国借财源茂盛而兴起　在苏陀—茨瓦纳人中，佩迪人是最早建立集权王国的民族。他们居住在斯蒂尔普特河谷地带。这里是连接几个商路网的重要地段。辎铢必较、颇善经商的聪加人也汇集于此，用从内地收购来的象牙、牲畜和皮革等换取欧洲商人的玻璃珠子、黄铜和衣服。佩迪人也派遣自己的商队到沿海去，与德拉戈阿湾的欧洲商人直接联系。除象牙交易外，他们还将其特产——帕拉博普瓦出产的金属物品用来换取高维尔的农畜产品。对贸易商道的控制以及由此积攒起来的巨大财富，促进了佩迪社会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形成。18世纪末，以马拉顿家族为核心的佩迪王国已基本建立，它拥有庞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其下包括若干臣属于马拉顿家族的酋长国。佩迪国王对属国拥有广泛权力，国王法庭是各酋长国的最高上诉法庭。国王处理土地纠纷，判断划界标志，通过婚姻纽带（国王的姐妹和女儿嫁给各臣属酋长）加强臣属关系。酋长国下面一般包含若干规模不一的村社；村社以下又包含若干拥有自治权的家族公社（kgoro）；正在茁壮成长的个体家庭则构成了部落社会的最小细胞。在这一系列阶梯之上高踞着佩迪国王。依靠层层隶属的牢固纽带和中央统一机构，佩迪王国在图累尔国王统治时期政局稳定，国防巩固，在后来的迪法肯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越战越强。^[2]

与佩迪王国毗邻的文达王国，位于索特潘斯山北麓，濒临林波波河，曾被视为恩戈尼人和苏陀人的“化外之邦”。文达人与津巴布韦的绍纳人有深远的历史联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受苏陀人的强烈影响。文达人开采墨西拿铜矿和索特潘斯山南坡的铁矿，但冶炼和贩运金属制品则由伦巴人担任。伦巴人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大多生活在文达人或绍纳人社会里，曾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

迪法肯战争前夕南苏陀人散沙状态　南苏陀人主要包括福肯人、特洛科人和昆纳人，分别居住在卡利登河的东南、东北和上游河谷。这些地区原系科伊桑人住地，所以南苏陀人同科伊桑人素有交往，语言上也颇受对方影响，吸收了不少倒吸气音。近来考古发现证明，南苏陀人可能晚至17世纪才迁入高维尔草原的南缘。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高度分散。苏陀人抵达卡利登河流域后，迁徙群体便星散分布各地定居，有的结合成自治村社，也有少部分群体成立较大的酋长国，但50—100人的村社是它的基本形式。酋长、头人及其亲属构成村社的核心，村社允许收容一些非亲非故的成员。酋长有权从虏获物中提成和收取贡物。其主要财产大半体现在畜群上，以牲畜贷给境况欠佳的村社社员或外来户，而把他们收为扈从。酋长在宗教祭祀上也起主要作用。干旱气候使酋长注定扮演举足轻重的祈雨师角色，但在农事上他们也负责延请能人指导生产。村社头人遇上要事，都必须同家族的长者或老人相商，或召开村民大会，村社民主制由此得以保持。各酋长国之间依强弱或规模大小，形成各式各样的隶属和依附关系。19世纪初最大的酋长国是特洛科，拥有数千部众，其他酋长国大半很小。苏陀人喜欢分家独居，动辄率众脱离，因此小国林立，各树一帜。19世纪初，由于连年旱灾^[3]，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草场衰退，部落多在偏远之地开辟牧场。酋长的年轻儿子经常受命去管理这些牧场，他们便借此机会另建新村社。新村社远离中心，原部落鞭长莫及，新酋长大半成为独立首领。南苏陀人社会只要有剩余土地可以扩张、占用，就会不断发生分立，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其社会结构分散现象益趋严重，离心力普遍加强，因而一直未出现集权国家。到迪法肯战争期间，南苏陀人部落成为最易遭受攻击的对象。

西苏陀人（茨瓦纳人　）的特哈平国的建立　　西苏陀人（茨瓦纳人）主要由赫鲁策人、北昆纳人和卡特拉人、罗朗人等组成。赫鲁策人的基地在齐勒斯特附近，18世纪初曾是最强大的茨瓦纳酋长国，疆土从今日齐勒斯特到皮拉内斯贝赫。居住在赫鲁策人东北的北昆纳人于18世纪形成两个较大的酋长国——恩戈瓦基齐和恩戈瓦脱。恩戈瓦基齐酋长国在莫勒塔统治时期（1770—1790）国势强盛，建都于石头城坎耶，18世纪末与赫鲁策人不断发生冲突。恩戈瓦脱酋长国在马西巴统治时期（18世纪80年代）与昆纳王国发生战争，失败后迁往北方，在肖雄建都，90年代塔瓦纳即位后又继续北迁，在恩格米兰建立新酋长国。卡特拉人分裂现象更为严重，其中一支东迁成为佩迪人（属北苏陀人），另一支为特洛科人，分布在南高维尔和西高维尔各地区。

罗朗人是茨瓦纳人的西支，17—18世纪在开普的西北和德兰士瓦的西南建国，兴建了许多著名的石头城，如塔翁（首府）、迪赛康。18世纪初在塔乌统治下国势强盛。塔乌专横残暴，许多部民纷纷逃离，他们在18世纪末另建特哈平酋长国。罗朗王国本身终于分裂成四个酋长国。

特哈平酋长国与四邻的科伊人部落如科拉、巴拉拉有许多往来，科伊人向特哈平提供劳动力，后者则向他们提供牲畜，重建畜群。西茨瓦纳人的社会结构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酋长拥有很大权力，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又操控分配土地、安排每年轮茬农活、对外贸易等大权。由若干家庭公社组成的村社（Ward,“沃德”）是单独行政单位，占有乡镇的一部分或单独形成乡镇，但它不是地理单位，其居民点、耕地、牧场并非互相毗连。村社头人拥有广泛的权力，身份高贵，但最高权力仍握在酋长手中。酋长通过征收贡赋和敕命，使村社头人臣属于己。B.桑塞姆把这种酋长国说成是一种“部落庄园”^[4]，实际上它们仍是一种非洲型的村社。

苏陀人酋长国受自然环境的限制，都是小国寡民。德兰士瓦西部高原辽阔，单调而贫瘠，虽然地下矿藏极其丰富，后来在世界黄金生产独占鳌头的兰德金矿就静静地躺在其脚下深处地层，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生产力水平下，能为居民提供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却十分稀少，而且雷同，茨瓦纳人只好集中居住在一些仅能养活有限人口的小块土地上，不但各酋长国规模受到限制，而且相距遥远。这些都阻碍了大王国的形成，给布尔人北上迁徙抢占土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迪法肯战争的　“雪球开始滚动　” 1790—1810年，南部非洲连年干旱，造成耕地和牧地的严重短缺和争夺土地、水资源斗争的加剧。到1820年，几乎所有西茨瓦纳人的酋长国都卷入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正在此时，来自德拉肯斯山以东的冲击波在苏陀—茨瓦纳人的众多酋长国中引起了一连串反映。如前所述，1821年恩德万德韦军队进攻居住在纳塔尔西北部的恩格韦尼人的马蒂旺酋长，迫使他率众涌向居住在德拉肯斯山麓的赫卢比人住地。赫卢比人曾替恩格韦尼人看管大批牲畜群，见马蒂旺人败逃，便企图吞没恩格韦尼人寄看的畜群。马蒂旺发动进攻，击败赫卢比人，杀其酋长姆蒂姆克胡卢。赫卢比余众一部分南逃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加入芬果难民队伍；一部分留在原地，在迁往纳塔尔西部以前，一度并入祖鲁王国；另一部分则在姆彭加齐塔率领下，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德兰士瓦的高维尔。1822年恩格韦尼人尾随赫卢比人之后一度占领赫卢比人原居住区，但不久发现自己成为祖鲁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相继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高维尔地区。

局势极度混战的迪法肯战争　与此同时，另一团“雪球”也在形成中。1821年恩德贝莱人在姆齐利卡齐率领下也越过德拉肯斯山，冲下山进入德兰士瓦东部。姆齐利卡齐是兹维德外孙，属克胡马洛氏族，能征善战。当恩德万德韦与祖鲁人交战时，他叛逃到祖鲁，成为恰卡手下一员战将，立过战功，熟悉恰卡的训练方法和战术。其后，他因未按规定上缴足够的战利品而惹怒了恰卡，为免受惩罚 ,率部叛离，翻越德拉肯斯山西逸。^[5]

这时，德拉肯斯山以西地带聚集了三支最富进攻性的力量：首先遭到姆齐加齐塔率领的赫卢比人进攻的是特洛夸人。居住在德拉肯斯山西麓重要隘口（今哈里史密斯一带）的特洛夸人本身也是一支进攻性力量，它受能干的女酋长曼撒蒂西统治。她名义上代其幼子塞康耶拉摄政。赫卢比人将特洛夸人赶走，鸠占鹊巢。曼撒蒂西率众西迁，开始过流浪和征服生活。在此后两年中（1823—1824），这两支敌对队伍不时相遇鏖战一番，但他们更多的是轮番劫掠卡利登河上游的苏陀人公社。1823—1824年特洛夸人两次攻击莫舒舒统领下的苏陀人村寨。1823年第一次进攻，抢走了大部牲畜，却未能攻下由饥民死守的坚固的山寨堡垒，遂继续南下，直到奥兰治河畔，因河水上涨而受阻。1824年特洛夸人回师北上，再次围攻莫舒舒的布塔布泰堡垒，长达两个月，仍未能攻下。^[6]特洛夸人在迁徙中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带上少量财物，赶着畜群，既收容沿途无家可归的流民，又不时打家劫舍，以补充给养的不足。1824年底，特洛夸人在卡利登河北岸的马拉本山筑石头城定居，塞康耶拉从其母曼撒蒂西手中接管权力。安定的生活和牢固的防御工事，吸引了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前来归附。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塞康耶拉酋长国拥有14000名苏陀人、2000—3000名恩戈尼人^[7]，其疆土远抵卡利登河。特洛夸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不但顶住了战争毁灭的浪潮，而且因势利导，巩固和扩大了酋长国。特洛夸酋长国和下一节将要分析的莫舒舒的巴苏陀王国都是迪法肯战争中从乱到治，从“部落走向国家”的典型例子，可以恰当地说明迪法肯战争的真实性质。

另外两支队伍都遭到不幸的结局。赫卢比人再次翻越德拉肯斯山，被马蒂旺的部队追踪。1825年，经过五天激战，赫卢比兵败，姆彭加齐塔被杀。赫卢比主要部落从此分别归附于恩格韦尼人、恩德贝莱人和莫舒舒部下。马蒂旺在卡利登地区称雄两年，直到1827年受到祖鲁军队再次攻击而南撤。1828年马蒂旺率恩格韦尼部众进入南恩戈尼人地区，坦布人吁请开普殖民当局支援。恩格韦尼人受到坦布人、科萨人和殖民军组成的联军的进攻，在姆塔塔河附近的姆布霍隆波被打散：残众一部分归附莫舒舒；一部分成为芬果难民；一部分由马蒂旺率领返回祖鲁兰。不久，马蒂旺被丁刚所杀，最后一部分残众逃往斯威士兰。

迪法肯战争的后果　以迪法肯为表现形式的部落兼并战争具有原始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赫卢比人、恩格韦尼人、特洛夸人和恩德贝莱人的劫掠队伍所经之处，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居住在奥兰治河和法尔河之间的苏陀人公社几乎无一幸免。数以万计的居民四处逃散，民族地图重新组合：或向北渡法尔河；或向西南在格里夸人（科伊人与白人的混血种）的土地上暂获栖身之地；或进入南恩戈尼人酋长国；或迫不得已进入开普殖民地为白人农场主做工。在广大草原上，大半居民点化为废墟 ,畜群消失，耕地荒芜，不少地方白骨遍野。

几支劫掠队伍的进攻和反攻，打乱了王国、酋长国的政治分布图，迫使德拉肯斯山以西广大地区许多酋长国的居民逃离居住地，汇入流浪、迁徙的人流。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既是被攻击者，同时也是攻击者。每个部落的流浪队伍，都按照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力量对比的强弱，变换地扮演强者和弱者的角色。各部落卷入迪法肯战争的最终结局不外三种：或者酋长国一败涂地而彻底瓦解，部民各奔东西，归附新的部落；或者促进了社会政治机构的巩固和集中，在原酋长国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王国；或者跋涉长途，迁到遥远异域重建酋长国或王国，或无声无息湮没在漫长征途中，在历史上消失。

茨瓦纳人（西苏陀人）在迪法肯战争中历遭磨难，创伤深重，大多落到第一种结局。腊策布率领的富信人和恩克哈拉汉耶率领的拉科纳人，是最早一批遭到赫卢比攻击的酋长国，他们渡过法尔河后又去攻击茨瓦纳人，富信人依次攻击丁塞勒卡—罗朗人、克加特拉人、昆纳人、赫鲁策人和恩戈瓦基齐人。拉科纳人接踵而至，同样又把这些茨瓦纳酋长国轮流蹂躏一遍。1823年，富信人和拉科纳人联合对南茨瓦纳的特哈平酋长国的繁荣首府迪森康发动攻击。格里夸人骑兵出动支援特哈平人，赶走了联军。拉科纳人抢渡法尔河，淹死许多人，拉科纳酋长国从此湮没无闻。富信人继续北撤，被恩德贝莱人击败。

分居在高维尔东部的塞贝通的福肯酋长国和莫勒粲的巴通酋长国，在1822年分别遭到特洛夸人和赫卢比人的攻击。两国结成同盟联袂北渡法尔河，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赫鲁策人、恩戈瓦基齐人等）。1824年莫勒粲率部一直在莫洛波河北岸劫掠。1829年，鲁莽的莫勒粲攻击恩德贝勒人，屡遭败北，从此失去了军事强国地位，暂栖菲利普波利斯，后返回故土。塞贝通率领的福肯人（此后以科洛洛人而著称）也屡败于恩德贝莱人。为暂避其锋，福肯人于1826年径直北上，进入博茨瓦纳，1827—1728年劫掠了北茨瓦纳的恩格瓦托人和塔瓦纳人。其后，为了追踪恩格瓦托人，他们又进入博泰迪河地区，被当地饲养的大批长角牛所吸引，遂定都于达乌湖（1829—1831）。1831年，他们向恩加米湖（东经22°40'，南纬20°37'）进军，征服了塔瓦纳王国。1831—1835年在恩加米湖畔定居。虽然最强悍的苏陀人已引兵西去，但茨瓦纳人诸酋长仍未得安宁。

1823年威名显赫的恩德贝莱人进抵法尔河建立基地后，开始显示其能征善战的威力和可怕的劫掠本领。他们首先进攻昆纳人和茨瓦纳诸酋长国，迫其西迁。1825年至1826年初，其劫掠范围远至西北的莫洛波河，分裂的罗朗人首当其冲。1827年，恩德贝莱人放弃法尔河基地，北上窜犯马加利斯堡山，进攻西部的茨瓦纳人酋长国（克加特拉）。1830年赫鲁策沦为进贡国，一部分部落并入恩德贝莱社会。1832年恩德贝莱人基地西迁到德兰士瓦西部的马里科河谷地，继续进攻茨瓦纳诸酋长国。昆纳人、恩格瓦基齐人和罗朗人步赫鲁策人后尘，先后称臣纳贡，替恩德贝莱人服役，牧放畜群。茨瓦纳人的社会组织松散无力，各酋长国规模很小，散布在广袤荒漠上，几乎未做任何努力去建立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大部分茨瓦纳酋长国虽在迪法肯战争中幸存下来，但都衰弱不堪，几年后被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佩迪王国得以幸存　北苏陀的佩迪人拥有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迪法肯战争中经受危机，越战越强。1820年图累尔国王去世后，佩迪王国九个王子争位，内讧迭起，防务松弛。1822年姆齐利卡齐率领的恩德贝莱军队在攻击富信人之后，进入斯蒂尔普特河流域，击败因内讧正乱作一团的佩迪王国。姆齐利卡齐的众多人马盘踞佩迪国土达一年之久，耗尽当地食物和牲畜资源，严重破坏了佩迪人的经济基础。诸酋长国竞相争夺日见稀少的资源，使佩迪王国的政治机构日趋解体。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图累尔幼子塞奎蒂，目睹山河残破、经济凋敝，毅然于1826年率众离别故土，迁居他乡，重建王国。其后两年，塞奎蒂采取远交近攻策略，或攻击弱邻，或广结盟国，收罗部众，扩大队伍。他将掠夺来的大批畜群分配给新近归附的部落，收揽人心。他与南方的莫舒舒国王一样，不贪恋武力征服，重视基地建设，集中修筑山堡，巩固生产基地，吸引难民归附。1828年在恢复了王国元气后，塞奎蒂又率领安土重迁的部众重返斯蒂尔普特河地区，并向索特潘斯山及其以西地区扩展，重建佩迪王国在北部地区的领先地位。到19世纪30、40年代，佩迪王国的力量和声威已超过迪法肯战争前时期，使北上的殖民主义势力不敢对它轻举妄动。

恩德贝莱的“流动王国　”所起的作用　　恩德贝莱人在迪法肯战争中主要扮演攻击者的角色。姆齐利卡齐按恰卡军事制度建立的同龄兵团勇猛善战，苏陀—茨瓦纳人望风披靡。姆齐利卡齐部队几乎到处无敌手，惟独惧怕格里夸人和科拉人以火枪和骏马装备起来的骑兵。每次交锋，恩德贝莱人在火力上均居劣势，死伤狼藉，被夺走不少畜群。姆齐利卡齐只有趁夜幕下沉，敌方带着战利品撤走时，才敢发动反击，夺回畜群。

1836年初，恩德贝莱人在法尔河与侵入德兰士瓦的布尔殖民者的大迁徙队伍相遇。战争性质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从部落到国家”的一种过程，而是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以后两年中，姆齐利卡齐为捍卫黑人土地，与布尔人发生多次战斗（见第九章），互有胜负。1837年11月12日，缺少火器装备的恩德贝莱人受到布尔人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被迫退出马里科谷地，分两股向北撤退。这次撤退可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德兰士瓦地区的近百年史。第一股由首相贡德瓦纳率领的主力进入今津巴布韦的马托波山附近的布拉瓦纳一带（东经28°36'，南纬20°09'）从此改称马塔贝莱人。^[8]姆齐利卡齐率领另一股取道西路，经恩加米湖到达赞比西河南岸，而后折返南下，于1839年到达布拉瓦约与贡德瓦纳会师。贡德瓦纳扎营于通巴尔山丘，等候姆齐利卡齐两个夏天，仍未见国王踪影，遂立其长子恩库路马纳为嗣君。姆齐利卡齐到布拉瓦约后闻讯大怒，杀贡德瓦纳和五大臣（因杜纳 ），王子恩库路马纳从此销声匿迹，成为与明朝初年建文帝失踪相似的历史疑案。^[9]

姆齐利卡齐在伊尼亚蒂建都，重建马塔贝莱王国。他发现绍纳兰地区恩哥尼人的影响颇大，兹旺根达巴迁往赞比西流域后，其女将尼亚玛朱玛留在当地继续统治。姆齐利卡齐娶尼亚玛朱玛为妻，双方军队合并，两支恩戈尼人又融为一体，王国疆土扩大。姆齐利卡齐对毗邻地区恩威并重。他与东邻尚加人和睦相处，对绍纳人则无情吞并，将其适龄青年悉数纳入同龄兵团。各被征服民族融入北恩戈尼人集团后，逐渐形成马塔贝莱族。它包括三个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居民集团：从祖鲁兰带出来的北恩戈尼人，从德兰士瓦高原吸收的苏陀—茨瓦纳人，定居马塔贝莱兰后兼并的绍纳人。

由于马塔贝莱人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域广大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这三个集团便逐渐形成具有不同身份的阶级：赞西集团（Zanzi）主要由讲恩戈尼语的人组成，武士和几乎全部朝廷官吏均从该集团选任；恩赫拉集团（Enhla）主要由讲苏陀—茨瓦纳语的人组成，属于中层；霍拉集团（Hola）主要由绍纳人组成，属社会底层，有的成员身份接近奴隶。三个等级之间严禁通婚。赞西集团的显赫地位使其他两个集团竭力模仿其语言和文化，终于使整个马塔贝莱王国采用恩戈尼的语言和文化。包括绍纳人在内的臣民都把自己看作是马塔贝莱人。而恩戈尼统治者虽自称是祖鲁人（大概出于仰慕祖鲁王国遗风）^[10]，也部分接受其被征服者的文化，例如，成为罗兹维宗教遗产的继承人。

姆齐利卡齐效法祖鲁军事制度并加以发展。在马塔贝莱王国，军事组织就是国家组织，同龄兵团所在城镇既是军事中心，也是全体居民的行政首府。也就是说，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组织，而这样的组织正是公社以所有者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同龄兵团的成员有严格等级，既从事征伐，也从事生产。适龄入伍青年属“马采采”级，主要从事畜群放牧；在战斗中未立显著战功的战士属“马卡卡”级；已立战功并恩允结婚的战士属“曼多多”级。但曼多多级的战士结婚退役后，继续与兵团驻屯的城镇保持联系，仍负有随时应招，重服兵役的义务。不仅如此，他们的儿子也成为驻屯在其父所属兵团城镇上的同龄兵团成员。于是，兵团成员逐渐成为世袭，同龄兵团制度从原先以年龄为准绳的制度，逐渐朝着类似地方酋长制的制度演化。不过，适龄青年在同龄兵团中仍处于因杜纳管辖之下，而不是在传统酋长管理之下。他们从小经受严格训练，在没有证明他们已血染枪头以前不准结婚。马塔贝莱战士与祖鲁战士一样剽悍善战，他们将祖鲁人的军事文化传统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马绍纳兰，赞比西流域的河水似乎也没冲淡什么。马塔贝莱战士穿一式戎装：黑鸵鸟毛披肩，猴皮短裙，肘部、膝部和踝部都缚着白色牛尾，颈部插戴翎毛，手持木柄标枪、圆头棒和牛皮盾。这支军队是林波波河以北赞比西河以南最强大、最能攻善战的军队，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卓有成效地捍卫津巴布韦一带国土免遭殖民势力的入侵。

苏陀人在林波波河以北的活动　塞贝通率领的科洛洛人（原南苏陀的福肯人）在恩加米湖暂短定居后，1835年一度企图往西海岸进发^[11]，遇阻未成，便北上迁移，1835—1836年，他们在利扬蒂（卡普里维）逗留两年，于1836年渡赞比西河，定居于卡富埃河与赞比西河汇合处。不久，遭马塔贝莱人进攻。科洛洛人击败马塔贝莱人后向西迁，沿赞比西河上游左岸上溯，进入巴罗策兰的洛兹王国地区。在新故乡，科洛洛人两次遭到尾随而来的马塔贝莱人的进攻，一次受到盘踞该地的原兹威德旧部恩哈巴部队（恩德万德韦人）的攻击。塞贝通教导科洛洛人在河水泛滥的平原、沼泽地区迅速学会驾驭独木舟的技术和熟悉水乡地形的本领。依靠这两项技术优势，他们打败了不悉水情的恩哥尼人的所有进攻。塞贝通曾将恩哈巴部队诱入河心一座孤岛，把敌方人马饿得骨瘦如柴，不战而胜。这些从纳塔尔出来的恩戈尼人是“旱鸭子”，不识水性，名将恩哈巴也中计淹死于赞比西河中。

1838年，塞贝通乘今赞比亚境内的洛兹王国老国王穆兰布瓦去世，诸子争位内讧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征服该国。洛兹人一部分酋长逃往北部。塞贝通统治洛兹王国（巴罗策兰王国），施行民族和睦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他娶洛兹妇女为妻，遇事同洛兹长老协商，保留洛兹人的比苏陀人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科洛洛文化与洛兹文化由此互相融合。塞贝通引进躯体庞大的南方牛取代赞比西地区的劣种牛，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洛兹王国疆土扩展到整个汤加高原，东边远至今维多利亚瀑布。1851年利文斯敦到达洛兹王国，看到的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12]同年，塞贝通因伤致死，其子塞克莱图继位。他放弃了民族和睦政策，导致民族矛盾趋向尖锐。1864年塞克莱图死后，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战。1838年以后苟全于北方的洛兹王朝后裔乘机在北部起事，推翻了科洛洛人的统治，恢复了旧王朝。然而，苏陀人文化的潜在力量却显现出来。“洛兹”的名称反倒消失，出现的是“巴罗策王朝”，居民仍讲苏陀语方言。科洛洛人近30年的统治在赞比西西南部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家内奴隶制仍是洛兹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特点。科洛洛人的武士一般不劳动，而役使奴隶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大多来自贡纳或战争中掳掠他族人民。这种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1]Stow,G.W.，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London,1905,p.417.

[2]Parsons,Neil,A New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1983,p.38.

[3] 1790—1810年南部非洲受全球气候变动影响，连年干旱，迫使南班图黑人居民，变动住地，进行较大规模迁徙。

[4]Hammond-Tooke,W.D.，ed.，The Bantu-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1974,pp.142-147,251.

[5] 尽管如此，姆齐利卡齐和恩德贝莱人一直称自己为“祖鲁人”。

[6]Arbowsset,T.，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Tour to the North-east of the Colony 　of　 the　 Cape　 ofGood　 Hope　,Cape Town,1852,pp.85-86.

[7] R.Edgecombe认为，到1833年塞康耶拉的部民已达24000人。Camerton,T.，op.cit.，p.112 .

[8] 恩德贝莱人北渡林波波河进入津巴布韦以后，习惯上就不再称恩德贝莱人，而改称马塔贝莱人。

[9] 一说是被秘密处死。

[10] 19世纪中叶有些初来马塔贝莱兰的西方旅行家和猎人常感到困惑，以为此地是纳塔尔祖鲁王国疆土的北延。

[11] 据传说，塞贝通本打算到大西洋岸的鲸湾向欧洲商人购枪。

[12]Livingston,D.，Missionary Travel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pp.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