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建筑现代化的迷雾
1919年，值得铭记，巴黎和约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直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早也蓬勃发展起来。坐落于沙滩红楼的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图1.20），成为近代中国这场大变革的主角。也是1919年，南京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博士开始在北京筹建燕京大学，已为金陵女子学院做过出色设计的建筑师墨菲接手了燕大的校园规划。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声浪肯定有所觉察，很多年后，也许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们会发现墨菲已经做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一方是求得民族自强实现现代化的热浪，一方是西方宗教势力在东方开疆拓土的激情，殊途同归。
驻足现在的北大，水波潋滟塔影婆娑、丛楼耸翠垣宇蔽天，新筑庄婉不掩旧园繁华、大儒云集益令山林增色。美丽的燕园藏山蕴海，北大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容身之地，岂止一张安静的书桌，这里还包容了无数仁师学子的豪情万丈。从燕大到北大，这块热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繁华与苦难。
图1.20 位于沙滩红楼旁的五四运动纪念碑。马磊摄。
图1.21盔甲厂时期的燕大。可以看到Peking University字样引自《燕京大学史稿》。
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一个是外国教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对于两校来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行动而非口号。燕大从成立之初就与北大有不解之缘，其草创时期英文名就叫作Peking University（中译名就是北京大学，图1.21）。为决定燕大的校名甚至成立了一个有北大校长蔡元培[1]参加的特别委员会。最终“诚静怡博士提议用‘燕京’”，以和已经声名大噪的国立北京大学表示区别，“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中国人视之为富有诗意的北京的代称。”[2]（图1.22）英文校名采用YenChing University（燕京音译），这段因缘，直到1952年燕大并入北大，北大迁入燕园才算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图1.22 蔡元培书“燕京大学”。引自《燕京大学史稿》。
五四运动想要协调中国传统的固有的表达方式以及外来的代表了进步的方式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达成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参与外来现代性之间的新平衡。中国建筑应该向何处去，1919年一位广东建筑师发表文章认为建筑学在中国长期遭到忽视，“一幢建筑应该表达出生活、表达出传统、表达出民族精神及建造它的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理想。”“今天中国正处在充满活力的伟大民族复兴的开端。老的传统已经打破而新的还没有形成，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事实。……我们所有的国人都严肃地意识到这种即将发生的变革，同时也完全明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就对中国产生的强烈影响的这样一个事实……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建筑发展的总体情况，必须在特征上是民族化的，在精神实质上是令人愉悦的中国式的。”[3]
图1.23 协和医学院规划效果图。何士作品，为了消解楼的体量，采用多个屋顶穿插的做法。引自 Building in China。
追求这种表里如一的中国式，恐怕至今依然是很多中国建筑师的梦想。事实上，20世纪初，中国传统营造秩序濒于瓦解，在大城市表现尤为剧烈。本土的工匠行会[4]与经营建筑设计业务的洋行，包括后来中国建筑师开办的事务所，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建筑行为的主导权逐步为后者所掌握，中国建筑业缓慢地迈向近代化。20年代燕京大学的营建就处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为了逼真仿制中国建筑，墨菲和中国工匠密切合作以完成建筑细部的制作。
墨菲并非当时唯一进行此种尝试的外国建筑师，稍早时候协和医学院（图1.23）的建筑规划，主建筑师何士[5]（Harry Hussey,又译“赫西”，图1.24）就曾多次同朱启钤[6]探讨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品质和技术细节。何士回忆说：“他（朱启钤）对协和医院非常感兴趣，我告诉他我的设计，建这些建筑，他没说一个字，研究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告诉我，他对我的设计是多么高兴，告诉我他是多么担心这个建筑将会建成外国风格，许多外国人在北京建了不少丑陋的建筑。”朱启钤的沉默耐人寻味，在朱的主持下，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不能不说是对之前国人研究民族建筑着力薄弱之反应。还有20年代末设计辅仁大学的比利时建筑师格雷士尼特（Rev. Albert Gresnigt O.S.B.），也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热情研究者，惯常使用中国南方庙宇祠堂的手法来表现其建筑风格。来京后，他不仅仔细研究了中国各地收集来的古建筑照片，还对北京及周边的古建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落成的皇家城堡一般的辅仁大学新楼被誉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这些国外建筑师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实证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图1.24 何士。墨菲在华主要竞争对手，曾主持建设协和医科大学。引自 Building in China。
上：刚完工的穆楼（今外文楼）。
下：正在施工的男生宿舍楼。可以看到房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引自《燕京大学史稿》。
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人们不再是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从对文化落后的声讨部分地转向了对本土文化深入考察后的批判性反思，于是在建筑上继承外人研究的遗产并多有发明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这些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模仿及实践不无关系，所不同的，外国建筑师研究中国建筑重在“用”，以期能够设计出适应中国当地人文环境的建筑物。[7]而营造学社之整理“国粹”在于以科学实证方法穷其“体”，“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我们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以。”走访并实测了很多中国传世古建的学社成员梁思成就可以这样批评何士，“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8]。
不管西方人的这种模仿是否触到了中国建筑的本质，用钢筋混凝土材料来应对这样一个挑战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图1.25）。外来的建筑者们不假思索地采用了新式材料，又执着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固有美感”，恐怕正迎合了国人的一种微妙心理，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还要能享受到西式的生活方式。是的，这些新楼宇内都有先进的电气设备以及卫生系统，这体现了“中国的新精神”。外国人模仿中国建筑，铺满琉璃瓦的宽阔的大屋顶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紫禁城往往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同样地，紫禁城也为墨菲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型，而不仅仅是大屋顶。最初的规划中燕园的水面几乎都被填平用来营建对称宏伟的建筑序列，尽端还有一座可以比拟景山万春亭的宝塔收束，完全是紫禁城的意象（图1.26）。当墨菲对这块场地了解深入以后，他的规划开始变得变通，“通过搞所谓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在搞这种自然建筑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意散乱地分布着，或依傍于真假山岭，或坐落在山谷之间，或畔以池塘水面，不讲方位，不拘一格。”[9]对旧日园林价值的关注，最终成就了燕园的独特景观。这昔日废园成就了有心的墨菲，燕园得此手笔也就具备了圆明园和故宫的某种折衷属性，中国古典的两条脉络在燕园相交。校园建设过程中，圆明废园中的不少遗落物就静静地安置在美丽的燕园，以后校友又屡有捐赠。原清室祖庙安佑宫（即圆明园四十园景之一的鸿慈永祜）宫门前的石麒麟（图1.27）依然在办公楼前诉说着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的悲情[10]。
图1.26 墨菲的燕大校园第一次规划。园中没有水面，轴线末端有一塔。引自 Building in China。
图1.27 安佑宫（鸿慈永祜）石麒麟。李秋香测绘。引自《圆明园第三集》。
在30年代中山陵的竞赛中，曾在墨菲麾下工作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11]的设计因为酷似木铎而中标，吕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他的方案采用中国式大屋顶，设计体现了西方古典主义艺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的影响，他采用了一种翻译[12]的手法，将古典柱式换成中式立柱，将西式直坡屋顶改为中式琉璃瓦曲面屋顶等，墨菲的影响显而易见。燕大及其以前的诸多实践终于汇成洪流，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重要的一支“中国传统复兴”样式。这种来自中国官式建筑的特殊风格得到了政府高层的肯定[13]。
无论如何，墨菲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图1.28）。为让北大顺利迁入燕园，1952年特别成立了以梁思成（清华）、张龙翔（北大）为首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负责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所有的建筑设计人员和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均由清华、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师生组成，燕园校区当年设计、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北大在燕园新建的校舍，基本延续了原燕大的格局，主要建筑的风格为灰色筒瓦大屋顶的民族形式，采用了与之相邻的原燕大女生宿舍相一致的灰色清水砖墙混合结构，简单的檐部装饰。并沿用了建筑之间以柱廊相接的手法，以通向南门的干道为新的轴线，形成了新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当时这种布置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延续性，风格的—致性。北大对原燕京大学校舍进行了重新命名和功能调整，购入朗润园、承泽园以及成府村，形成了今日的格局。
图1.28 办公楼二层的礼堂。北大最重要的演讲多在此举行。办公楼即原贝公楼，图为北大剧社的同学在礼堂准备演出，可以看到南北向的礼堂内景，钢筋混凝土梁架。办公楼礼堂的学生演出活动有悠久的历史，从燕大迁校至今不辍，成长出了不少表演艺术家，成为校园戏剧的圣地。廉超群、张晓达摄。
图1.29 勒·柯布希耶《走向新建筑》书影。三枚藏书印记载了院系合并的历史。
经过建国以来数十年的建设发展，北大风貌焕然一新。百年校庆时燕大校友关肇邺设计了北大图书馆新馆，不可否认这是一座很适宜的建筑，但是在墨菲之后70年，我们结合传统的方法依然是在方盒子上面扣一个大帽子，不能不令人深思。三角地旁也建起气势不凡的百周年纪念讲堂，三角形母题使这一地域的历史感得到强化。北大奥运乒乓球馆的建设，似乎有意走出北大建筑设计的怪圈，与中式大屋顶神似，球馆硕大的屋顶被命名为中国脊，不啻为一次大胆尝试。
司徒雷登已经走了近一个甲子，北大也迎来了自己的110周年华诞，听到“别了，司徒雷登”总让人百感交集。中国想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不仅要了解西方，更要了解自己[14]。在这浮躁的年代，北大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激流中岿然不动，还是得强化自己的根基。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的故事已经过去两百余年，历史上的辉煌和近代屈辱的民族记忆，如果只通过自得其乐的想象来平衡，恐怕只能让我们陷入追摹西方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对西方价值进行抵制的困境中。
传统是如此强烈地活在现实中，说我们的历史被割裂了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这一点连燕园的设计者墨菲也得屈服，司徒雷登提到，他接触到“诸如为建造寺庙或宝塔而选择风水胜地的诀窍”[15]，无疑，这也深刻影响了燕园的规划。可以说，人们有意无意间在重复历史。自从博雅塔竖立在燕园东南成为燕京大学的风水塔以来，在北大的东南角又继续增建了太平洋大厦。
成府蒋家胡同顾颉刚故居被一圈现代建筑包围，注视着这个孤零零的小院，这种注视，或许代表着对中国未来建筑的期待。传统是一个负担，更是一个责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所做的工作还没有完结，我们仍然需要打开传统这个包袱，把里面的东西掰开了，揉碎了，咀嚼消化，重新找到我们的自由，而非回避。除了历史重荷，北大还肩负着并不轻松的民族期待，对于这些原则的过分崇拜往往也扼杀了人本主义，新建筑，具体说中国的新建筑要想继续在北大生根发芽，我们需要一次新的新文化运动，破除新的迷信。也许，未来的道路就在眼前，值得期待。
图1.30左：医学部。宋琨摄。右上：软件学院。林一摄。右下：深圳研究生院。周帅摄。
[1] 当时的国立大学仅有三所，国立北京、北洋、山西大学，都以地名直称，而基督教大学则别出心裁，曰东吴、曰金陵、曰齐鲁，皆采用地方历史名称，颇为古雅，更宜国人接受。
[2]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48页。
[3] 转引自郭伟杰，《谱写一首和谐的乐章——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风格”的建筑，1911-1949年》（《中国学术》2003年第一辑）。
[4] 清末发展为“同业公会”，北京营造厂迟至1931年才成立“北平市建筑业同业公会”。
[5] 加拿大人，1915年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校及医院设计工程师。后在京经商，一度充顾维钧交际秘书。有自传行世。
[6] 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人。民国后历任内阁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1919年重刊《营造法式》，1930年创办中国营造学社。
[7] 参见郭伟杰，《谱写一首和谐的乐章——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风格”的建筑，1911-1949年》，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一辑。
[8] 参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6，501页。
[9]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82页。
[10] 在1860年的劫难中，园中的太监、宫女们躲避到安佑宫希望能苟全性命，全部葬身火海。
[11] 关于吕彦直，参阅赖德霖，《阅读吕彦直》（《读书》2004年第8期），《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12] 梁思成在上世纪50年代将这些实践理论化为“建筑可译论”，即通过把功能相同的构件置换成中国传统构件，把西洋风格“翻译”成中国风格。
[13] 墨菲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并参与了首都的规划和建设，继续为这个国家寻求古典的纪念性，他仿报恩寺塔设计的阵亡烈士纪念碑就体现了这种努力。
[14] 关于如何从建筑思想层面认识中国特别是首都建设中新一轮的建筑殖民主义，以及中国在建筑问题上的行动逻辑，参阅方拥，《埃菲尔铁塔的花边》（《读书》2004年第11期）。
[15] 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