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维明

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的儒家文献出土后，学术界掀起重新解释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之间发展脉络的浓厚兴趣。我关注《中庸》有年，一直有深入研究孟学渊源的意愿。有幸目睹不少专家学者判定，在这批出土文献中有属于子思之学的儒家文献（下限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当然感到振奋，因此提议对这些文献进行会读（一种由日本汉学界首创的集体研读的方法）。

从2006年初秋到2007年暮春两个学期，一群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每逢星期五便聚集美国麻州康桥的布兰街四号（Yenching House），研读儒家文本。每次四、五个小时，讨论热络，辩难激烈，从两点到六点，很少有片刻休息的意愿。这个由十多人参加的经典会读，秋季读《五行》，春季读《中庸》，结合考据和义理，一字一句都不轻易放过，有时整个下午只有两三段过关。而经常主持会读而且帮忙协调把论文集结成书的是陈来。

虽然，我是会读研讨会的负责人，但我同意担任本书的主编而且撰写短序是尊重七位作者的建议，也想借机表达我这次有缘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感谢之情。

参与会读的十多人，一开始即形成共识，大家不仅应当畅所欲言，而且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突出批判精神，对任何观点都可质疑。

陈静明确指出，思孟学派是一个“现代名号”，是后人刻意建构的谱系（荀子的《非十二子》首次提出），并不是“历史中的真实”，只能从“观念上的理解”来证明它的存在意义。干春松从近代学术视野描述思孟学派，指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而《孟子》早于《中庸》是数十年来学术界从未被质疑的观点。他举了很多例子显示前代学人的理解和我们的看法不相同。譬如章太炎以为子思在《中庸》中的主张，“确含神道设教的意味，颇近宗教；孟子却一些也没有”。赵纪彬则定义思孟学派的认识论为“先验主义”，宇宙论为“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张丰乾把先秦两汉文献所见子思子资料作了概括的介绍，其中引用了《孔丛子》。现在看来这批材料确有所本，绝不只是后人臆说而已。

在会读中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把《子思》的核心文本规定为《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及《五行》五篇。张丰乾从《诗学》检视子思学派，看出其“学风，来源及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五篇文本引《诗》多达75次（以《雅》居多），而且“任何两篇之间都引用了同一诗篇”。他也指出，《毛诗故训传》有受子思学派影响的痕迹。刘宁根据翔实的文本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举出《毛诗》的情志论与思孟学派对道德感情认识的亲和性为两者有可能联系的具体例证。她也把毛诗“以史说诗”和孟子“知人论世”作了比较，阐明异同。

方旭东的两篇论文运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扣紧文本反复审问，对中庸“道不远人”和“忠恕”两章作了详细的解释，其中涉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中，这句由儒家和犹太教分享的格言，曾是大家共许的基本原则，因为它比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己所欲施于人”更符合恕道原则。但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子贡未必能把这一“普世原则”付诸实施。或许从最低的要求来说，人人皆应遵守恕道，但恕道的最高体现则贤者也有所不及。

张丰乾的“民之父母”是从宏观的视野把近代学者因受民主和法治影响而忽视的儒家理念纳入伦理学、政治学和宇宙论的框架中重新诠释。他认为身、家、国、天下的思路虽是以一体化为目标，但对分离的危险有很高的警觉。同时，他指出，儒家传统对家庭的社会作用有清楚的认识。重视家庭不是特殊主义而是强调具体生活的重要性。其实以“民之父母”为君王的要求绝非政治道德化的乌托邦思想，而是体现责任、公义、同情和智慧的领导哲学，是为了培养把感情（亲）和秩序（尊）融为一体的君子。

干春松从《中庸》的天下国家观反思当前的世界秩序，提出“怀柔远人”的原则。他认为这种境界性的政治理想虽然在制度的现实性中缺乏影响力，但确可发挥批评现实政治的作用。如当下世界因无法超越国家观念和领土观念的限制而引发持续不断的竞争、矛盾和冲突，“怀柔远人”所体现的同情和包容正是为地球村建构信赖社群必须培养的心态。

梁涛的三篇论文对思孟学派的思想特色及核心价值作了细致的梳理，是结合思想史、考据和哲学诠释的佳作，很有创意。在方法学上他主张“释”古。以子思文本中的“子曰”为例，他通过“具体的解释、分析，以区分众多‘子曰’的真正归属，并在‘子曰’的形式下探求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他在考虑从简帛《五行》“经”到帛书《五行》“说”时，突出孟氏之儒对子思之儒的继承与发展，并进一步指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和”应改为“作”，因此他特别关注“说”对“经”而言的创造转化。

梁涛的总体思路很有说服力，但也有可以商榷之处。譬如他认为“说”中在解释“独其心”时，有“摆脱身体性，突出心灵性的最终目的”的含义。既然心/身、灵/肉、心/物的排斥性二分法不通用于儒家思想，“独其心”是否与“践形”有关，以内外交养身心整合为归趋，也值得考虑。另外，孟子的“仁义内在”说是否“继承了子思的‘自诚明’和‘为德’”，而舍弃了“自明诚”和“为善”，也值得推敲。至于“德之行”、“德之气”、“志、气二分”以及血气、情气和德气如何理解之类的大课题，就更有进一步深思的余地了。

陈来有关《五行》的三篇专论，一气呵成，都是2006年夏天在康桥完成的。他在庞朴和其他学者二十多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考据和义理双管齐下，巧妙地利用了关键的原始材料对荀子所谓“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作了明确的诠释：竹简《五行》为经，帛书《五行》为说，前者是子思唱之，突出圣智，后者是孟子和之，突出仁义。陈来广泛地征引了文化中国及日本学术界最扎实的研究成果，把合情理而又不尽相同的观点加以融会贯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我想即使不能接受这一结论的学者，也很难提出证伪的方法。

不过我有一点建议。我总觉得，从感性、知性到理性的线性思维，虽然其逻辑显而易见，未必能体现儒家哲学的丰富性。我当然同意古人“文字亦不注重逻辑，我们必须把其中的跳跃补出来，而不是无视它所预设的中间过程，简单地利用其结论”，但必须承认所谓跳跃的中间过程常含有史华慈所谓“丰富的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y）。有时明确地“补出来”意蕴反而显得单薄。譬如“心即是理性”，慎独是“坚持理性对于身体和感官的独立的主宰作用”，既解决了问题也提出了新问题，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再诠释。

我衷心感谢参加会读的十多人，尤其是七位作者，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年共同研究而又各有投入，从经典中引发新思考、提出新观点的经验，也有形成文字和同道分享成果的意愿。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对我个人而言，和大家共商旧学，则是回归家园的精神磨炼，确是受益良多。

感谢哈佛燕京社为会读提供的方便，感谢所有参加哈佛思孟会读的学者的参与和贡献，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张凤珠女士的支持与安排，感谢责任编辑工作的耐心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