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对“基础”观念的拒斥相联系，反基础主义进一步否弃了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用《现代欧洲哲学思潮》的作者柯尼的说法，欧洲哲学思想中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每一个事物有一个地位，以及事物各在其位——“不再有效了”，也就是说，等级观念“失掉了它的可靠性”[14]。根据基础主义的观点，真实地理解世界就是要将世界归属于某个或某些基础或原则。基础性越少，真实性也就越少。同时，相信事物的有些性质或方面比其他性质或方面更真实、更基本。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一级从属一级，越靠基础就越真实、越高级。按照德里达的描述，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儿到胡塞尔的所有形而上学家都强调等级制，都强调向基础的回归，强调“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粹先于杂多，简单先于复杂，本质先于偶然，原型先于模仿，等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等级制”，他赋予“解构”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拆解旧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消解基础与非基础、主体与客体、神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理性与感性、声音与书写等对立，将后者从前者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依照他的分析，旧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完全是靠“暴力”来维持的。
英国学者J．巴什勒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进行了挑战。在《自然复杂性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提出了“顺序的形而上学”（Ordinal Metaphysics）的概念，以对抗传统的等级制的形而上学。根据他的阐述，“顺序的形而上学”不再追问世界的本质和世界的终极基础，而是让多元的性质结构出现在它自己的模式中。正像考林顿指出的那样，巴什勒已明确意识到，要从根底上铲除基础主义，就必须彻底放弃对“自然和世界基础的追求”[15]。这意味着要拒斥“秩序的等级制”，拒斥“秩序的秩序”。因为不存在“地方的地方”，“地平线的地平线”。世界本质上是彼此和谐的，是由许多秩序构成的，每一个秩序都存在于别的秩序中，秩序之间彼此相互包含。在相互交叉的秩序之外，不可能存在什么终极的基础或阿基米德点，也更谈不上“秩序的秩序”对其他次一级的秩序的统治。
针对基础主义的“将复杂性还原成简单性”的基础原则，巴什勒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对“简单性”的追求是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就代表了基础主义对“岩石底座般”的简单性的强调。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写道：
对象是简单的。（2.02）
对象构成世界的实体，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不能是组合的。（2.021）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象是无色彩的。（2.0232）
对象，不可改变的东西，实体，是同一个东西。（2.027）[16]
这种简单的、无任何特性的对象被认为是世界的基础，是世界不可改变的内容。巴什勒否定了这种“事物不可区分”的观念。认为事物的复杂性、多重性、多样性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既不互相关联，又不相互影响，又没有分支和组成部分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反基础主义者反对分析哲学的主张：“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完全是有秩序的”，也反对“凡是能够被言说的，就能被说清楚”（what can be said can be said clearly）。对于他们来说，“语言永远是不透明的，意义总是披着面纱。”[17]反基础主义认为，对事物的复杂性进行这类还原，势必导致事物的扭曲，将丰富多彩的世界“还原”成一个“空寂”的世界。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指出：“哲学是允许复杂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并且对以往哲学家们的最大非议之一，就是指责他们过于简化现实了（尽管那些哲学家本人是神秘莫测的）。”[18]这一问题其实黑格尔在批评斯宾诺莎用几何方法研究人时就已经触及到了。但黑格尔本人做得也不好，他要将整个世界都纳入他的逻辑体系中，可以说他是哲学史上最大的基础主义者，其对现实的歪曲处处可见，正因为如此，他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评为“唯心主义者”。
反基础主义者大都坚持这样的后现代信念：“人类任何总体化的努力都隐含着极权。”他们反对基础主义所强调的基础的先验性、在先性和体系的等级性都是为了弘扬自由平等的观念。巴什勒就明确提出了“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logical parity）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19]。这就为真正的多元性开辟了道路。每一个自然复合体都有同样的在先性（优势），没有哪个复合体比别的复合体少点优势，尽管它们的范围有大有小。
进一步，巴什勒引进了alescence概念。alescence意指接纳、接受新的或新奇的性质到一复合体中。巴什勒强调alescence不等同于生成、变化。当一个复合体接纳新的性质到其他的整体中时才是alescence。变化则是事物自身发展形式的改变。“绿宝石上的一处瑕疵，蓝天中的一片乌云，和声中的一个刺耳之声”都是alescence。巴什勒反对任何妄想将一种模式变成其他模式的基础或规范的企图。
与巴什勒相仿，巴尔特放弃了传统的、过时的结构主义寻找深层结构的要求。文学，由于能使知识成为像过节一样快乐（festive），从而在巴尔特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本文将字词转变成“爆发（爆炸）、激动（震动）、韵味等”，知识则被再度变成欲望。对于巴尔特，写作是“一匹语言之城中的特洛伊木马”。它从内部向极权进攻，“让被禁的欲望说话”。他的原话是：“写作是对每一种本源观点的毁灭。”在写作的多样性中，一切都将被解决（清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破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在深层，写作的空间将被漫过、被变动，但不是“被刺穿”，写作不停地确立意义又不停地消灭它。[20]针对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偏见，H．洛姆巴赫认为，“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脉络相适应，也有各种各样的理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具备范式的意义。”开放性始终是反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罗蒂看来，西方反基础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使西方摆脱现成的老框框，诸如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理性中心主义，这些老框框极大地妨碍了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的理解。他积极倡导西方文化传统和世界上其他伟大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这当然也包括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因为依照他的说法，“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中，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
总之，发生在20世纪西方的反基础主义从哲学的根基上摧毁了基础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石。“秩序的秩序”、“根据的根据”、“给定的观念”、“第一原则”和“在先性”等曾经不可动摇的观念现在一一被反基础主义毁灭了。这一摧毁的势头目前看来似乎有增无减，极端的反基础主义者（德里达等）甚至连“基础”本身也不放过。不久以前，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间在伦理学领域关于道德规范发生的舌枪唇战就很说明问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