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所进行的“解构”也是一种形式的“非中心化”操作，而且是一种激进的非中心化操作，旨在将“中心”本身彻底根除。

文学上的解构主义抛弃了传统的文学概念，对文学进行了非中心化。按照传统的文学概念，本文拥有意义，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一意义。而解构主义的名言是“书写仅仅是书写”。这意味着不存在什么要在本文中揭示的意义或真理（本文中不存在意义或真理）。显然，解构主义是以否认普遍真理为前提的。因此，在解构主义看来，在文学批评中，不存在作者的意图（事实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没有真理的位置。一句话，文学中的解构主义通过排除文学主体的中心对象——本文的意义而将文学非中心化了。

哲学上的解构主义的领航人物是德里达。沿着解构主义的思路，德里达致力于寻找的不是显示在本文中的意义及本文之间的联系，而是本文的裂缝、遗漏、边缘以及本文之间的不一致性、非连续性；他寻找的不是本文中心的、可靠的信码（息），而是本文的边缘的，不一致的、充满矛盾的信码（息）；不是本文的真理，而是对真理本身展开追问和怀疑以至放弃真理。因为真理始终是传统形而上学追逐的中心。与其他非中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德里达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进行了挑战。

1966年10月21日，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批判语言和人文科学国际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明确地肯定了结构主义对中心概念的批判。他在谈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时指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批判性研究中，“最令人倾倒的是他对与某个中心、某个主体、某个特殊的参照系、某个本源或某个绝对始基（an absolute archia）相关的全部东西的公开放弃”^[20]。

然而，德里达不满意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工程，认为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工程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所“非”的仅仅是“某个”中心，而不是“中心”本身。德里达自己则运用他的解构策略，由分析结构主义的矛盾入手向“中心”本身发难。

按照传统的看法，结构是有中心的，“中心是唯一的”。这个“唯一的中心”不仅要调整、平衡和组织结构（事实上，没有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它要保证结构的组织原则能够对我们称之为结构的游戏的东西作出限制。通过对系统的一致性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中心便容许它的诸要素在其总体结构中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正是“中心”构成了某种结构中的“本质性的东西”。“它在支配结构的同时摆脱了结构性。”唯其如此，在涉及结构问题时，传统思想能够以悖论的口吻宣称：中心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然而，依照德里达的分析，中心既然是处于总体的中心位置，既然它不属于这个总体（它不是总体的部分），那么，这个总体的中心必然在总体之外的某处。这样一来，“中心也就不成其为中心了”。可见，承认结构有中心，就会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而清除了中心概念实际上把我们从这种两难境地中解救出来。

从这种观点出发，德里达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中心。在“在场的存在”（present-being）的形式中，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中心“没有一个自然的基地，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如果说有中心的话，那么这个中心只能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号替换物的活动成为可能的无定点（non-locus）”^[21]。这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了。中心失去后的真空被语言填补了，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在缺乏中心和本源的情况下，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在其中，中心的所指——即本源的和超验的所指——绝不是存在于某个差异性的系统之外。这种超验的所指的不在场无限地扩展了意义的活动领域。”

德里达强调，“非中心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总特征的一部分，它已经开始展示自身并产生影响”。那么，这种非中心化的活动是在何处并以何种方式出现的呢？

德里达认为，“如果我们以某个事件、某种学说或某一位思想家作为非中心化活动出现的标志，这不免有些天真”。但下列三个人的非中心化工作是不能不提到的。其一是尼采对形而上学以及存在和真理概念的批判；其二是弗洛伊德对自我在场（self-presence）观念的批判，它同时是对意识、主体、自我同一性、自我亲近和自我占有的批判；其三，也就是最极端的，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神学和“作为在场的存在”（being as presence）的决定论观念的毁灭。

可以说，上述三个人在非中心化运动中都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但德里达提到他们的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他们评功摆好，而是以他们的工作为案例，说明真正的彻底的非中心化工作的艰巨性。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工作的局限性再一次印证了德里达下述断言：形而上学的历史如同西方的历史一样，一直致力于寻找中心，从而可视为一系列中心替代中心的历史。可以看到，“所有与基础、原理或中心相关的名称都指明某种不变的存在，如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实体、主体、真理、意识、上帝、人等”^[22]。一部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追逐中心的历史。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也都没能脱俗。尼采对“权力意志”的标举，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推崇，海德格尔对“此在”（Dasein）的痴迷以及对渡到那个异国的、远古的岸边——“早期希腊思想”的热望，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德里达从中引出的教训是：显然，“要想动摇形而上学，不借助形而上学的概念是不行的。我们的全部语言——句法和词典——无一不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息息相关。同时，我们所能够宣称的任何毁灭性的命题，无一不是已经坠入到它们试图加以拒斥的那种形式、逻辑或潜在的假定之中”^[23]。举例来说，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摧毁是借助于符号概念进行的。然而人们一旦试图证明不存在任何先验的所指，便会立即发现，甚至“符号”这个词或概念本身也必须被放弃，而这却是它所不能做的事情。

沿着同样的思路，德里达对作为“人文科学”的一支的“人种学”进行了剖析。他说，人们可以假定，只有当非中心化运动出现的时候，即只有当欧洲文化——以及作为它的结果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和概念——被割裂、被逐出它的轨道并被迫承认自己不再是一种标准文化的时候，人种学才能作为一门科学而出现。人们有足够的把握说，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形而上学的摧毁是同时进行的，后者是人种学的根本条件。然而有趣的是，无论人种学是如何强烈地反对欧洲的传统观念，它在本质上都是一门使用着这些概念的欧洲科学。“因此，不管人种学家愿意与否——，这不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即使在谴责种族中心主义的时刻，他仍然在讨论中接受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前提。”^[24]

德里达的上述分析旨在表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打破传统思维在中心问题上的恶性循环，单靠简单地拒斥“中心”概念是不行的，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概念。确切地说，是赋予传统概念一种新的内涵。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就是：在批评某物的真值时，同时将它作为一种工具保存下来。列维-斯特劳斯称这种方法为“小修小补法”（bricolage）。按照他的说法，所谓“小修小补者”（bricoleur）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使用着“在手边的工具”，他们不用眼睛便可随时拈来使用它们，并在不断试错的尝试过程中确定哪种工具最为适用，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便毫不犹豫地更换它们。德里达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小修小补法”实质上蕴涵着对语言本身的批判，蕴涵着对“语言中心论”的批判。在德里达看来，如果说中心化、总体化不再具有意义，这不是因为人们的有限观察和话语不能包容一个领域的无限性，而是因为这一领域——语言或某种有限语言——本质上是排斥中心化和总体化的。

为了根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化思维，为了彻底贯彻非中心化原则而不是像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那样半途而废，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游戏”、“增补”和“分延”等概念。“游戏”在德里达那里是一种进行无限替换的活动，它具有随意性和开放性，在这种游戏中，不存在“阻止和规定替换活动的中心”。德里达的原话是：“在缺乏或没有中心或本源的情况下，游戏就是一种增补性（supplementarity）的运动。由于取代、增补中心的符号占据着中心缺席的位置，这个符号便作为一种剩余物和补充物而被附加于总体。因而人们就不能确定中心和穷尽总体。”德里达的“游戏”要告诉人们的是，永远有更多的东西存在着，也就是说，总体总是不完全的，永远需要增补，这就犹如一部词典，永远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因而永远需要增补一样。

与传统思想家对中心的永远的失落持一种乡愁式的感伤态度相左，德里达对中心的失落则采取一种尼采式的“快乐的肯定”：这是对于世界的游戏以及变化的合法化的肯定，是对于那种没有错误，没有真理，没有本源的符号世界的欣然肯定。“因此，这种肯定所肯定的所谓无中心无非就是中心的丧失。这是一种不安全的游戏。”^[25]因为这种“游戏”没有中心，没有目的，他有时称之为“没有底盘的游戏”和“分延的审美游戏”。相反，以追求统一的中心、绝对的真理为目的的游戏被他称为“安全的游戏”，这种“安全的游戏”正是他志在解构的。“在场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论”、“声音中心论”等都是一种“安全的游戏”，德里达对它们的解构，可看作是他的非中心化工程的具体操作。^[26]

非中心化思潮在当代德国的代表人物可推维尔茨堡大学的H．洛姆巴赫和W．维尔修。二者都不满意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克服”。认为海德格尔仍然是站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谈问题。前者认为“存在的历史”理应包容各种世界文化。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脉络相适应，也有各种各样的理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具备范式的意义。据此，海姆巴赫提出了“一切均在一切中”的非中心化的多元论。维尔修则认为，向往统一性，在原则上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27]。类似的话其他非中心主义者也讲过：“人类任何总体化的努力都隐含着极权。”^[28]

法国当代“新哲学家”们所倡导的“微型哲学”实际上也是非中心化思潮的产物。“新哲学家”们反对所谓“大师的谈话”的哲学，认为自康德以来，哲学谈话已经完全成为大师的谈话了。而新哲学家们自己所热衷的“微型哲学”其议题完全是“个人的、不连续的和暂时的”。非中心化思潮在大陆之外的英美分析哲学阵营中的知音是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前者以“什么都行”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闻名于世，大声疾呼反对把科学变成一种宗教式的意识形态，指出作为一门有着伟大的过去的学科——科学哲学已无存在的必要，向科学的至极性和中心地位、向科学霸权主义发动了异常猛烈的攻击。后者则以“摧毁”、“瓦解”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而闻名。他否弃寻找“基础”、建立“永恒”的“体系哲学”，钟情于专事“破坏”的“教化哲学”，认为“教化哲学”能够使人对太阳下的所有事物“感到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