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静谧与和谐

人类对万物生成和自身来源的认识大概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古老，并且任何一种文化的萌芽似乎都与这一主题有关。人类关于宇宙和万物起源的早期传说一般认为，世界的创造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性事态，创造的结果是一个静止的没有时间性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惟一的变化只有季节的轮换与人类世代的更替。在这种神秘解释中，生命被理解为生长和衰落、出生和死亡的循环运动，动物和人类不过是在适应如同潮起潮落、季节交替、斗转星移、丰产歉收等自然大循环中而生存。自然宗教的神话及其仪式，用来向自然祈祷，以与自然的秩序和谐地生存。而当人们开始追问生命的基本原理，不再把“妖魔”或上帝当作人格化的自然力量之时，神话就被放弃了。从而在西方出现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对世界解释的总体特点是，用自然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式，而不是委之于灵魂、上帝以及其他的超自然物。

当时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像生物机体这样的自然界的有机秩序是怎样从复杂的、无规的和混沌的物质状态中产生的？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在说明这一问题时往往把自然现象的复杂性按经验还原为“原初”或“原素”。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前640-前546）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观察到，万物的繁茂和种子都与湿有关，而湿物的自然基质是水。于是他主张，水或湿是宇宙的第一因，世界万物都起源于水。比如说，地球就是飘浮在水上的圆盘，而天空则是由稀薄的水气形成的盖子。泰勒斯还看到，通过加热，水能不断地膨胀变为空气，水也能不断地凝缩合为一体，变为泥土。由此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凝聚和扩张的两种过程或两种力。

其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611-前547）扩展了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在其看来，水只是存在于连续的紧张和对立之中的物质的多种形式之一，存在物的起源应是具有“无限的不定性”的原初物质，处于一种完全均匀的、对称的初始态。对称性后来发生了破缺，于是世界及其所有可观测的对立和紧张就产生出来：“在产生世界的时候，永恒的始基分出某种能够产生热和冷的东西，从这个东西生出一个火焰的球，围绕着包围大地的空气，就像树皮围绕着树木一样。当这个球破裂而成个别的环时，太阳和月亮以及星星就产生了。”^[1]关于人的出现，他观察到，小孩需要长时期的照料和保护，但如果总是需要保护，人类就将不能生存，从而认为人类的早期与现在必定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他有时被列为进化论的先驱。

阿拉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50-前475？年）是米利都的最后一位著名的自然哲学家。他把变化看作是凝聚和稀散的外部力量的结果：“使物体凝聚和浓缩的是冷，使它稀薄和松弛的是热。”^[2]由于空气可以变得稀薄或者浓缩，而不改变原来的性质，因此他选择了气作为基本物质：“这气通过浓缩和稀释形成各种实体：它很稀的时候，就形成火；浓的时候，就形成风；然后形成云，再浓，就形成水、土和石头；别的东西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3]

赫拉克利特采用了阿拉克西曼德关于自然界充满斗争和对立面紧张的主张，而将隐藏在各种对立条件和倾向性后面的和谐和统一性称之为“逻各斯”。在他看来，作为万物之源的原初物质，自身处于变化之中，而火最具有这种特性：“世界是一团不断地转换的活火。——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4]

那么，随着这种对立面的斗争的结束，将又如何呢？按照赫拉克利特的想法，世界就会进入到一个绝对的平衡状态。后来，爱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前500年）描述了这种物质状态：不再有空间的变化和运动，物质在任何地方都是均匀分布。惟其如此，巴门尼德把无限看作是不完美的，而只假定有限的物质分布。他以此种方式描绘出一种世界图像：它是坚固的、有限的、均一的质料球体，没有时间、运动和变化。换言之，永恒变化只不过是一种感官的幻觉。这种无变化存在的爱利亚哲学，显然是对赫拉克利特的永恒变化哲学的批判。后来的柏拉图正是受了这种哲学的影响，而提出著名的理念哲学的：虚假变化是在感官的感知中产生的，而真实的世界是不变的理念存在。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70-前370？）的原子理论对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哲学和巴门尼德的不变存在原理作了调和。他区分了“原子”和“虚空”，这恰与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非存在”相对应。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按照必然性以不断旋转的方式运动，所有的现象、生成、腐朽都是组合和分离的结果。物质的凝聚态如气体、液体、固体，乃至生命至人的意识和灵魂都可用不可见的原子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也许是科学时代机械论纲领的最初表达。

在把水、气和火当作原初元素之后，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500-前430）把土作为第四种元素加入到火、水和气之列。他认为，这些元素可以自由地按照各种比例混合和结合，也可以分解和分开。变化是这些元素之间的反复作用即混合和分离引起的。他在一个著名残篇中说，生命是在火的影响下从潮湿的泥土中冒出来的；起初形成单个头、眼、肢，然后它们组合成怪物，诸如有许多手的动物，人头的牛，牛头的人身，直到偶然地出现能够生存的不可名状的生物；这些生物便是今天植物和动物的祖先。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达尔文主义者就是用这种随机式选择来解释有机生命的起源的。恩培多克勒把元素的结合和分离看作是一种不断的转化过程，不过他并没有像原子论者那样把这些转化过程设想为完全机械性的，而是设想为生理性的，并把有机体的代谢过程看得高于无生命的自然界。在他的医学理论中，平衡被理解为真正的比例关系，因而健康就意味着相反成份的某种特殊的均衡，只要其中任何一方占据了上风就会引起疾病。如果我们考虑现代细菌学及其对于人体中抗体的理解，那么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贴切。^[5]

此后，克拉佐美尼的阿拉克萨格拉（Clazomenae，约前500-前428）将恩培多克勒的四种元素代之以数目无限的实体，而构成这种实体的是种子微粒或同样大小的微粒。它们数目无限，也无限的小。在阿拉克萨格拉的宇宙学中，天体现象和运动并不停留在单一的起始态，即均匀的物质混合状态，而是处于一种漩涡运动之中。柏拉图则引入一个原子论的数学模型来解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在这种模型中，特定的元素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基本粒子”可以按照几何定律发生“反复的作用”。在柏拉图自然哲学的理念中，火可以分离或分裂所有其他元素，土只可以分离或分裂气和水，气则仅仅可以分离或分裂水等等。

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数学模型力图将生理学和生物学过程归结为物理元素的相互作用，以僵硬的几何图形或物质原子为基础来解释生命的变化和搏动，这是一种完全反自然的、推测性的结论。因为“真实”的生命显得是难以理解的“复杂”，决非那种简单化的数学模型或物质原子所能描绘的。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哲学开始的地方。在柏拉图那里，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的，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幼苗和孩子之所以生长，是因为它们与其自然趋势（形式）相一致，这意味着自然是一个理性的有机体，自然本身内含着运动的原素，能够按照自身的性质而行动，其运动是必然的、合目的的。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命意味着有“灵魂”，可理解为一种（生命理论的）物质组织力，即“隐德来希”（Enterlechy）。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变化是真实的，赫拉克里特用实体来解释变化的做法是不对的。为此，他反对将宏观形式的相互作用还原为原子或微观作用，而主张一种连续的程度不同的自然生命状态，拒斥对于“生”与“死”的绝对划分。正是以这种连续性理念为背景，他提出了一种在后世看来是极为重要的生物遗传规律：“在动物的胚胎初期看来是有一种像植物的生命；在其后来的发育中，才可以谈论敏感性和思维灵魂。”^[6]

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在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2？-前270）和斯多葛（Stoics）学派之间产生了分化。伊壁鸠鲁及其学派以德谟克里特的观点为依据，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做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解释。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万物都由不变的原子组成，原子不停地旋转并随机地相互碰撞，生命就是这种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生命如何表现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与此相对，斯多葛学派不承认随机性是造成世界变化的原因，而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的、决定论的。他们深信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设计创造出来的。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会看到，后来的自然神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溯源于斯多葛学派的这种主张。

罗马帝国曾无可置疑地征服了希腊，但罗马时期的文化却无可置疑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卢克莱修（Lucretius，前96？-前55？）在其名著《物性论》中，继承并阐述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对宇宙和生物体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即使像灵魂和人们做梦这类问题，也可以用原子的活动来解释。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并不认为世界是尽善尽美的上帝创造之物，而认为世界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地球注定要发生变化，最后必将灭亡。他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他的自然主义观点。在他看来，在地球上是先有植物，后有动物的；在动物中，先产生出来的是从蛋中孵化出来的鸟，而从子宫中生出来的兽则是后来形成的；人类像其他的动物一样，也是自然的产物；当人类能够控制和使用火时，文明就开始了。

而罗马大帝马可·澳里略（M. Aurelius，121-180）的医生盖伦（Galen，约130-200）则奉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他认为，在我们的身体中，各器官必须完全适应其功能。在关于人和宇宙的哲学观念上，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认为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在人体结构的任何一部分中，都可以发现用来证明上帝的力量和智慧的证据。为此，他强烈反对自然主义者，而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的工具。

基督教征服西方之后，这种认为世界是永恒的且基本上是静止的希腊观念便被一个全新的观念——基督教神学所代替。“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7]根据《圣经》，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完美的”。在基督教徒看来，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都包含在《圣经》中，因而没有必要提出任何“为什么”问题。在当时的这种静止的、“被创造”的世界中，设计论是对适应现象的惟一可能解释。于是，想象中的热带居民的牧歌式生活被看作是上帝的天佑设计的证据；纤毛虫和植物形动物的发现似乎证实了一直到人类的伟大链索。这种科学和神学的结合，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

当然，基督教的自然神学并不是一种新概念，世界的协调和谐以及生命界外观上的完全适应，早在基督教兴起以前就使得很多观察自然的人惊讶不已。在埃及古帝国，就有人提出自然现象是由超凡智者所设计的。而柏拉图则把世界看作是由一个聪明、善良、有理性而又非凡的技师创造的。

对自然神学的发展，在整个中世纪，没有人比圣托马斯·阿奎那（T. Aquinas，1225？-1274）更重要。在《神学总论》中，他根据世界的秩序和协调论证了上帝的存在。通过他的著作影响，神学的世界观在当时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导思想。而中世纪的著名医师艾伯特·马格努斯（A. Magnus，约1200-约1280）则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发展起来早期的生态学。这一学说认为，在神的安排下，有机体及其环境通过大量的交换空气、食物、排泄物等等而相互关联，并处于自然均衡之中，因而人的生活必须与其自然环境相和谐。他还认为，甚至人的灵魂的健康也依赖于健康的环境即健康的空气、气候、植物和动物。就人本身而言，其灵魂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由于自然神学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造物主的智慧以及它使各种生物彼此适应和使之与环境适应的高明技巧，并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神学家们都对适应现象进行了阐述，从而为后来的进化生物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不过，经院哲学时代的哲学家大多都是唯理论者，他们一般是经由逻辑而不是通过观察或实验来判断真理，并且由于宣传和谈论真理是神职人员的特权，从而使研究自然事物和经验方法都遭到歧视。尽管托马斯·阿奎那及其门徒们在承认除上帝的天恩灵光之外，理性之光也是知识的一个源泉，但是他们丝毫也不怀疑知识从属于天启。他们的推论总是囿于基督教权威的限制，而从不试图运用，也不允许其他人运用更为宽广的理性，因而自然神学在当时便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障碍。这种情况直到12、13世纪后期才开始有了某些转变。这时期，宇宙学和物理学虽然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复苏，但对比之下，生物学仍然处于蛰伏期。

[1]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10页。

[2]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8页。

[3]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7页。

[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

[5] 参见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曾国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3页。

[6] 转引自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第99-10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