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百年磨砺的中国共产党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有国家的地方就会有政党。不同的人群形塑着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国家孕育着不同的政党文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衰败之际、成立于民族危难之时，从建党伊始就带有深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年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广泛的民族基础和普遍的政治认同。我们党成立后，引领着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中国，为了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革命斗争到新中国成立，从建设探索到改革开放，总结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程，一条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就是，不论是革命还是执政，不论是斗争还是建设，我们党始终保持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这“五个过硬”，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更是我们党传承近百年的成功秘诀。

一部中共史，百年血与汗。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幅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和汗水绘就的宏伟画卷，就是一首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和泪水谱写的感人乐章，就是一个无数共产党人用责任和使命编织的荣耀梦想。

百年磨砺，苦难辉煌；泱泱大党，浴血荣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衰败之际、成立于民族危难之时，从建党伊始就带有深沉的危机意识、强烈的斗争精神，它一出生就肩负着拯民族于危难之中、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使命任务的光荣艰巨，注定了我们党发展的曲折前行，每一次的挫折失败，带来的是每一次的成熟进步。就这样，在一次次惨痛牺牲中，我们党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净身上的血泪，带着累累伤痕，在茫茫暗夜中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和征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百年辉煌的背后是百年磨砺，经历着许多次重大挫折和挑战。首先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这使我们党开始懂得了武装斗争和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应当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最大磨砺，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苦难辉煌。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战胜了种种困难挑战，在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剿”中得到了发展壮大。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使我们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且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再次是“大跃进”的教训，使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科学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最后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曲折，使党和人民受到了空前的苦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了空前的重创。但中国共产党从中探索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使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从此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时期。

细读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逻辑的发展结果，更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和光辉历史，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一度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封闭保守的清王朝无视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仍然闭关锁国，盲目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格局之中，最终导致原本先进的中华文明开始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一次次战争失败后割地求和的屈辱中，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在丧权辱国的协议条约中，中国人民体验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也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下，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问题，开始寻求中国人民的富强幸福之路。这就构成了全体中华儿女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此以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期待的理想图景。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中华儿女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奋勇抗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探索和抗争都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也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和积极的启示价值。

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没有触动落后的封建体制，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中国近代工业、军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希望通过变法的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宣告终结。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但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最后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六君子”的被害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袁世凯的称帝又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了。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和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这些探索和抗争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向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给无数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仁人志士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道路、提供了答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思想启蒙，奠定了思想基础。[1]

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二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党发挥了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具备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1921年7月23日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嘉兴南湖举行。出席代表有13人，上海有李达、李汉俊，北京有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广州有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书记一名，宣传主任、组织主任各一名，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命运不一，结局不同，令人唏嘘不已：有3人叛党变成“反革命”，其中张国焘沦为叛徒，陈公博、周佛海变成汉奸，沦为历史的罪人；有2人脱党，但后来迷途知返，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因交通事故身亡，包惠僧则病逝于北京；有2人曾经一度脱党但坚持革命，李汉俊被反动派杀害，李达则被称为“脱党不变志”，后来再度入党；有4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分别是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坚持革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2人，董必武、毛泽东。

同样的起点，不同的结局；同样的人生，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前，有的人信念不坚定，在严峻的革命形势面前选择了退缩、妥协，最后成为革命的旁观者；有的人理想动摇、信仰丧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背叛了自己入党时的初心，最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有的人信念坚定、意志如铁，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党的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经历恰恰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真假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信念，是否牢记自己的初心使命。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1922年，党的二大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923年，党的三大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一大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1925年，党的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为革命斗争的新高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但最终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毛泽东率部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4月抵达江西省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统率的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有名的井冈山会师。井冈山会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3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仓促应战。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5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经典战役如星光璀璨，数不胜数，其中，遵义会议、娄山关战役、腊子口战役，是特别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代表。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2]

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娄山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自古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2月，红三军团十三团在娄山关与黔军第六团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娄山关一战，黔军被歼灭600余人，红军伤亡1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感慨万端，吟出了长征中最为悲壮的著名诗句《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腊子口位于甘肃南部的迭部县东北部，周围群山耸立，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口的腊子河两岸是悬崖绝壁，林密道隘，地形险要，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甘川通道的咽喉。1935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腊子口。国民党军鲁大昌部据险阻击红军前进。当天，红军正面强攻，未能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17日，红军两个连翻越悬崖陡壁，穿插国民党军侧背，一举将守敌击溃。天险腊子口突破后，中央红军进入甘南开阔地带，北上陕甘地区的通道开辟出来了。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1945年，党的七大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明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党和国家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

1978年底，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着的人生追求，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他退休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1月至2月，他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3]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阐发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南方谈话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贡献了新的重要论点，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强调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4]。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历史，追根溯源，再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每一阶段的任务目标，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历史的要求。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近百年历史已经深刻地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百年历史，百年磨砺，百年辉煌。从1921年建党到现在，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近百年的辉煌历程。在这一辉煌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总结的经验很多，但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始终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我们党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每名党员干部只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宗旨，一心向前，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够攻克任何艰难险阻、化解任何风浪危机。“打铁必须自身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切实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自觉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3]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2版。

[4]《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