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变革的压力更加凸显

一是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陷入困境。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启动多哈回合谈判，虽然2013年各成员方通过了被称为“早期收获”的“巴厘一揽子协定”，但在主要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仍无法协调，全球统一的贸易协定难以达成。近年来，围绕是否继续多哈回合谈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议很大，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陷入困境。发达国家不愿意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做出更多利益让步，呼吁放弃谈判；发展中国家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包括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限制发达经济体的农业补贴等，因此坚持应继续谈判。发达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抛弃多哈回合谈判的倾向，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截至2016年底，全球向WTO 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达到625 个，其中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有419 个。区域贸易协定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过度膨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WTO 非歧视原则的根基，冲击着世界贸易自由化体制。

二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发达国家竭力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向对其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维护其既得利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成为发达国家巩固或强化其对国际贸易投资领导权的主要措施。发达国家不顾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要求全面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比如将贸易投资谈判的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提出超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更高标准和自由度的贸易投资规则，包括推动服务业大幅度开放、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开放市场、对政府干预的限制以及严格的环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另一方面，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主张根据各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基础不同，在尊重各国发展权的前提下，实行有差别、渐进式的开放与自由化。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设想、“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体现了这样的理念和主张。

三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规则上出现倒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全球公地的范围，例如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网络安全、食品安全、国际金融监管等，需要制定比较完善的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规则，使各国能够共同应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治理实力也比较强，由于其先发展而占用了全球更多的发展资源，理应在全球公共问题治理上担当更大的责任。而事实上，部分发达国家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全球公共治理问题上更多的是抱着功利主义的思想，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对自己以大规模排放量换取经济发展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推脱责任，还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实施大规模减排，由此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规则的谈判异常艰难。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在全球公共治理规则上倒退作为谋求更大利益的手段，阻碍了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