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未来十年潜在增长预测

首先估算三个产业各自的潜在增长率，再加权平均获得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一）第二产业潜在增长率

未来十年第二产业的潜在增速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速、劳动力投入的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1.劳动年龄人口数[5]

劳动力年龄人口数的预测数据来源于社科院人口所。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最高峰值，之后将逐渐下降（见图2-14）。

2.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

受劳动力受教育时间不断延长等原因的影响，劳动就业时间不断推迟，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呈不断下降趋势。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就业率保持2001～2010年的下降趋势。通过滤波获得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变化趋势，外推后获得未来每年度的就业率（见图2-15）。

3.就业比重

从就业结构来看，近20年来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导致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持续加快。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90年的60.1%降低到2010年的36.7%，实际就业人数也从3.9亿下降到2.8亿，减少了28.2%。与此同时，非农业部门吸纳的就业人员快速增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1990年的21.4%上升到2010年的28.7%；实际就业人数从不到1.4亿增加到近2.2亿。同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8.5%提高到34.6%；实际就业人数从1.2亿增加到2010年的2.6亿（见图2-16）。

由于是分部门预测，需要知道未来十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分布，因而需要预测就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宏观院课题组预测基础上进行了一定修正，如表2-1所示[6]，分为照常情景和乐观情景。

4.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受到投资增速和折旧率的影响。未来十年中，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我国的高储蓄率将不可持续。1992～2009年期间，我国储蓄率不断上升，2009年达到了51.8%，比1992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速投资增长强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长期来看，高储蓄率可能出现调整，主要由于以下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因素。通常来讲，一国的储蓄率往往会随着总人口中不再储蓄人群比重的上升而走低，如图2-17所示。例如，日本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5.6%降至2007年的5.2%，同期日本65岁以上人群所占的比例从7.1%上升至19.1%。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于2014年达到最低点35.4%，之后开始上升，2020年达到39.7%。其次是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信贷政策的影响等。

我们分析了我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据此预测，2011～2020年，由于人口格局的变动将会带动储蓄率下降2.8个百分点（见图2-17）。如果考虑体制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预计2011～2020年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5个百分点左右。高储蓄率的调整会引起投资速度放缓，通过测算，2011～2020年资本存量增速与1993～2009年相比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资本外流等因素会进一步降低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速度。

未来十年中，随着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投资中折旧率相对较低的建筑安装工程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而折旧率相对较高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的比重将会上升，因此预计未来十年的折旧率将会进一步提高。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折旧率平均为10%，比1992～1999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见图2-18）。我们假定2011～2020年的折旧率提高速度与此相同，年均折旧率为12%。综合考虑投资增速下降和折旧率提高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的平均资本存量增速与2000～2009年相比降低7个百分点，为7.7%。

5.全要素生产率

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诸多因素中最难以确定也是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我国TFP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一系列TFP的影响因素。第一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与国外相比相对落后，王小鲁（2009）估算得到199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0.3个百分点，这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十年中，无论是我国通过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技术进步的空间都非常大。第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过去二十多年中，要素（主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业）转移的配置效应对TFP的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测算，200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40%来源于这种要素的再配置效应。未来十年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速度将放缓，这将降低TFP的增长速度。但是Heish和Klenow（2009）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扭曲，如果制造业内部的资本和劳动重新优化配置，使边际产出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TFP水平可以提高30%～50%。如果未来十年这种优化配置能够促进TFP增长10%，那么TFP平均每年至少可以增加0.4个百分点。第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经验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单纯的要素数量扩张无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相应增加。未来十年中，我国劳动力数量将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的增加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当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劳动力比重在增加，同时大量海外留学人员的回流都可促进未来人力资本的提高速度。第四是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我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但目前来看，经济体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等，因此，未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继续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贡献。第五是政府职能的改善。政府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能否恰当履行公共职能并提高行政效率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效率。Hanson和Henreksson（1994）通过对1970～1987年OECD国家和14个产业的分析，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对TFP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未来十年，如果我国能够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有较大的改善，那么也就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来看，未来十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加快存在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分两种情景对其未来十年的变化进行分析。假设照常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与2000～2009年相同，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滤波后趋势外推得到未来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乐观情景下，未来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加快，到2020年比照常情景下提高1.5个百分点[7]。

根据以上各投入要素的测算，我们获得未来十年我国第二产业潜在经济增速，见表2-2所示。总体来看，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增速的下降，我国二产的潜在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如果延续以往趋势，未来十年间二产增速将下降约3.1个百分点。在乐观情景下，下降幅度则明显较小，增速约下降1.7个百分点。

（二）第三产业增长率

第三产业的生产函数方程中仅包含就业人口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十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上文已经给出了不同情景下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情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照常情景下保持当前的变化趋势，而在乐观情景下，我们假设未来十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至2020年比趋势值加快1个百分点。

按照上文对各增长因素的分析预测，得到未来十年第三产业潜在增速预测，如表2-3所示。未来十年，三产潜在增长率也是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较二产要小，在照常情景下潜在增长率放慢2.5个百分点，在乐观情景下只放慢0.9个百分点。三产潜在增长放慢较缓主要是由于其劳动力增长速度减慢的幅度要低于二产，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产业间的劳动力再配置将主要在一产和三产展开。

（三）第一产业

如前文分析，第一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土地产出率的增长，而未来十年，土地投入的增速更不可能加快，因此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土地投入的规模保持不变，即土地投入增速为零，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速度依据其历史趋势外推确定，由此获得第一产业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速度，从表2-4所示中可以看出，其潜在增长基本稳定，略有上升。

综合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潜在增速，得到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如表2-5所示。在照常情景下，未来十年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为8.1%，乐观情景下为8.9%，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只考虑供给因素变化的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符合本课题对于潜在增长的定义，我们需要考虑外在约束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这些修正工作将在以下的分报告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