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的新家是一座暗绿色房子里的一个黄色小房间，和一位插画师、一位油画家合住；房间原来住着一位舞蹈家，夏天时要离开一段时间，便把她的床位转租给我了。房子每月租金400美元，位于普罗维登斯[32]西区，带一个大后院，还有一只名叫埃尔维斯的猫。舞蹈家给我留了一个枕头，干净的床单，柔软的纱毯，抽屉里放着小银鱼。到达后的那个早晨，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惊慌失措，直到看见房子奶油色的墙壁，树叶压在窗户上。没人在家。我环顾四周。厨房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挂着巨大的丛林油画。有新摘的西红柿和胡萝卜，螺纹状的根上沾满了泥土。一个装满香料的木架子，一个硬质蜂蜜罐，一个绿色的水壶，一个鳄鱼雕像。我顺着一串灯走过一个深蓝色的沙发，一把芥末色的灯芯绒椅子。一份报纸摊开，一边是做了一半的填字游戏，旁边是小幅山水画和桃色纱线。我已经喜欢上两位不在家的室友了。
去学校的路有两英里远。罗得岛天气很热，阳光不像西海岸那样只是轻吻你的额头。我的路线两侧是铁栅栏，杂草像黑色的火焰一样排列在人行道上。旧家具躺在街上，宛如海狮搁浅在沙滩。人们坐在酒店和自助洗衣店外面的草坪椅上，白色的香烟散落在路边。角落里停着一辆马车；我可以花1美元买盛在泡沫塑料杯里的水果冰糕。
接近校园时，街道开始向上倾斜，路面变得平整，树木张开双臂，生出一片灰色的阴影。这里的草长得茂盛，不像加州那种干巴巴的草，叶片总是萎黄而卷曲。有的男孩女孩染了火烈鸟似的粉色头发，穿棉质连衣裙，高跟鞋，戴羽毛耳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旧运动衫，用手指摸了摸我特意为了装扮而戴上的廉价珍珠耳环，心想，我一定看起来特土。
上课的地方是在一幢小砖房里，上两层楼梯。整片玻璃的大窗户。软木墙板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小孔，上面钉着艺术作品供人品评。我看见了晾纸架，我们的版画很快就会在那里摆好。一个只用来创作的房间。
我的老师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圆圆的眼镜，系着一条几乎垂到脚踝的长围裙。他让我们四处走动，做自我介绍，讲讲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的。这十名学生让我想起专门制作精美工艺品的精灵：吹制玻璃、纺织布匹和制造无踏板自行车。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是本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暑假来补学分。你呢？他说。“我刚搬到这里，为了这门课，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辞职了。我喜欢版画，我在大学里修了一门课，主要是凸版印刷。”老师说：“真好！令人兴奋啊！”他让我们把名字写在胶带上，选一个抽屉，贴上标签。我用大写字母写了我的名字，“香奈儿·米勒！！”，准备在抽屉里放满新的版画。
他分发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有我们需要购买的所有物品，以及已经提供的物品：单面磨砂聚酯薄膜、醋酸盐、宝石红、胶膜刻划刀、点状凸版或磨砂玻璃、亲水涂层板、松香、酸、BFK丽芙版画纸、硬挺的粗棉布、聚酯单丝、脱脂剂、直接乳胶、涂料器、凯兰帝水溶性蜡笔、吸墨纸等等。下课后，我在美术用品商店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拿起东西，看看价签。我没有把材料费计入我的预算。
下节课他让我们跟着他回到暗室。他教我们如何使用放大机，如何装底片架，如何将胶片转到合适的镜头，将乳胶试纸朝上曝光，如何显影，如何完成冲洗、定影、放水。如何将透明感光乳剂置于正片印版中心，置于真空床中，除去印版上的油脂，在印版上涂上松香粉，在印版上涂色，在硝酸中浸泡；把边缘磨成斜角，把印版放在印刷机上，混合墨水，把纸浸湿，拍干，调节压力。最后转动滚筒，把刚印出来的图案取下来，轻轻放到晾纸架上。经过几个小时的演示，一幅版画诞生了。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踮起脚尖站在同学身后，疯狂地做着笔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最初的45步里就已经迷了路。学生们开始用素描把想法画出来。我坐在凳子上，盯着我潦草的小字，它们就像死去的蚂蚁在我的书页上留下的痕迹。终于下课了，我匆忙走下楼去。
到了第三堂课，我落在更后面了，羞于问“什么是粗棉布”之类的问题。我一个人吃午饭，一个人吃晚饭。我已经毁掉了一张照相印版，因为我把它带进了一个有阳光的房间。其他每个人都很熟练，目标明确，一步步准备他们的材料。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下课后，我去了行政办公室。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选一种不同的课。现在换已经太晚了。我点了点头。
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发现一条浅蓝色的条纹，是一条河。我走了很远，找到这条河，然后又沿着河走了很远，最后扑通一声坐倒在一片草地上，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前这条河的名字。我搬到一个拼图般大小的地方，远离所有熟识的人，就为了来学习过时的印刷技术。这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我认为我可以做到？埃米莉一直跟着我，提醒我是个无路可走、一事无成的受害者。这种生活过于甜蜜。这种快乐、创造，属于那些除我以外的人。
可就在一个月前，老板要给我加工资，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男朋友提出让我跟他一起住，但又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大老远跑来这里，似乎不合逻辑，费用高昂，令人费解。然而我却在这儿，坐在那个想法里，在那个想法里汗流浃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做过的选择。没有人告诉我我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不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这就需要我信任自己，完完全全地信任一次。我小时候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我是不是个艺术家。我只是在桌子上腾出足够大的地方来放纸张。我收拾好东西，慢慢走回家，为第二天做准备。
我开始在休息日也去上课。我告诉自己我不笨，然后开始问问题。我的老师总是花时间帮助我，鼓励我做更大的版画，很快我的版画就有桌面那么大了。我教自己寻求帮助，作为回报，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晚上，我听见室友和他们的朋友在客厅里商量着要去打保龄球。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敢去洗手间，也不敢向那么多人介绍自己。我一直在等着他们离开，这样我就可以洗个很久的澡，把一个西葫芦切成圆片，在静静的屋子里炸着吃。接着我听到了敲门声。
我等了一会儿，装作在忙乎什么事，然后打开门。室友问：“你想去打保龄球吗？”我没有计划，我当然没有什么计划。我本能地要拒绝她的邀请，担心这是出于怜悯或只是客气，就像收银员问你是否需要帮忙把袋子拎到车上。但我还没来得及礼貌地摇头，桌边的人就插话说：“我们打完保龄球去麦当劳吃冰激凌！你要给屏幕上选个什么保龄球昵称呢？别忘了袜子。”于是我点点头，把一团袜子放进包里，跟着他们出了门。
我不想家，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但我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漂泊、没有立足之地的不安。这个小邀请和其他的小邀请拯救了我：把车开进池塘，在雷鸣的警告声中躺在磨损的毛巾上。和安吉一起开着小红莓色的面包车，车里缺了张座椅，就坐在压扁的卷心菜盒上。在一张悬挂的床单上投影放《紫雨》[33]。吃着樱桃派，听着电子混音版的《宋飞正传》[34]序曲。我在他们的夏天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我的存在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被接纳在内的感觉。
我在克雷格列表网站[35]上买了一张桌子。一对很好的夫妇来送货。那位女士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外面。“我们可以帮你搬进去，但如果你不想让我们进你家，我也能理解，因为你也知道，克雷格列表网站上认识的人。我只是不想——”那位男士说：“不然她怎么搬这桌子呢？”我明白这位女士的意思，就连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拿一件家具这样简单的交易，都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威胁，任何时候跟网友相见，我们都必须审视其中是否有侵犯、强奸、死亡等等的迹象。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人没有用这种语言说话：他只是看到了一张桌子。
我每天平均步行6英里，自己去公园、电影院、书店，一心想发现自己的新领地。不管我去哪里，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一开始是一位老先生，他点点头说：“早上好，美女。”然后我转过身去看他在跟谁说话，直到意识到他是在跟我说。带着困惑，我说：“早上好。”甚至觉得自己本来不应该说什么。善待老人。一个秃头男人说：“嘿，美女，你真漂亮。”他的笑容慢慢地扩展开来，好像他的脸拉开拉链，于是我就回答：“谢谢您！”
这些话伴随着我的散步，就像树上的鸟一样常见，陌生人问我：“你好吗？”我就回答说：“很好，你好吗？”这些评论让人感觉太过微小而不重要，就像一个小图钉扎进了厚厚的轮胎。我有时会责备自己太过友善，也会责备自己报以微笑的速度太快。当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本能地挥挥手。我的默认设置是回应每一个问候。但我意识到，我不认识按喇叭的人，我几乎不认识普罗维登斯的任何人，下次也不需要挥手。无须挥手，无须道谢，无须问候，我告诉自己。
我路过坐在车里的三个人，他们盯着我的腿，咂着嘴，口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模仿着召唤猫时的声音和手势。当我走开时，我感觉到六只眼睛都在抚摸我的小腿肚。我不知道非语言行为是否比语言更困扰我，我是更喜欢点击还是评论。我只是想要安静。有一次，几个男人聚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当我走过他们肚子之间的狭窄通道时，他们寸步不移。
我开始避开某些街道。如果有人让我走一条路，我会选择另一条路回来，然后发现自己绕了好几个街区。我训练自己把头埋起来，避免眼神接触，假装看不见。我不会抬头看树，而是坚定地走着，或者低头看自己的脚。有一次，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我开始加快脚步。“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当他的脚步追上我时，我只是摇了摇头，双手紧握背包的提手，等着他落后几步。有些男人会因为我没有回应而生气，有个男人说：“我只是想让你今天有个好的开始。”但当我的肢体语言传达出我不想被人看、不想被人搭讪的信息时，这些赞美就不像是赞美了。当他们把这些话硬塞给我或是用只有我能听到的低语说出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是礼物。这些话的潜台词都可以理解为：“我喜欢我所看到的，我想要它。”“但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我想。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吃着三明治，有人说：“该死，那看起来像个美味的三明治，我可以咬一口吗？”你会想，我为什么要让你吃这个三明治？这是我的三明治。于是你继续边走边吃，然后他们会说：“什么？你毫无回应？别生气，我只是想赞美你的三明治。”假设这事一天发生三次，陌生人在街上拦住你，让你知道你的食物看起来有多好吃，问你他们是否可以吃一点。如果人们开始在车里大喊他们多么想要你的三明治呢？“给我一点儿！”他们会惊叫着，按喇叭开车经过。你是不是应该说“对不起，不行，谢谢”，每次都这样？你是否觉得有义务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你不想分享，因为这是你的午餐，而且你不认识他们？说你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他们跟你要东西这事儿首先就有点不合理？你想要的只是安静地在街上边走边吃三明治。也许我把一个女人的身体比作一块三明治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开始在经过一群男人时用手机谨慎地录下视频。我发了一段给卢卡斯。“这种情况多久发生一次？”他问。“每天。”我说。他问我是否需要一辆车，说他会帮我付租车费。我说我喜欢散步：这是观察一切的唯一方法。再说，我有那么多时间，从不赶时间，散步是我少有的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一天下午，当我放学回家时，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驶过，并鸣响了喇叭：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已经很熟悉了，懒得转过头去看。但引擎的声音并没有消失。我听见车轮在柏油路上慢慢转动，他掉头停在我旁边，摇下车窗。“跟我说说话。”他说。我立刻穿过街道，一边走一边开始拍摄。他大概五十上下，头发蓬乱，戴着一顶帽子，脖子又粗又软。“来跟我说说话，”他说，“我很寂寞。”“不。”我说。
“为什么不？”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对他的问题有些哭笑不得。
“就一会儿，我很寂寞。”
“不。”我说，摇着头，低头看着脚。我没有再说什么，太生气了。为什么我得关心你是否寂寞？“求求你了。”他说。他继续在我后面喊着，我加快步伐，假装走进一所房子，直到他慢慢离开，然后跑到我真正住的房子，关上所有的百叶窗。我把视频发给了卢卡斯。他立刻打电话给我。
“我要你租一辆车，”他说，“钱我来付。不要拖延，如果今天租车行还开着，就去吧。好吗？”
“好的，”我说，“我去。”
“谢谢你，”他说，“不要再发视频了。我没法看他们，他们太让我生气了。”
我说好的，他回去工作。我坐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把视频发给他，让他心烦意乱。他似乎在说：如果他们打扰你走路，你为什么还要走路？这一点也不像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强迫我把自己关在一辆车里。我不想放弃我的人行道。
我给卢卡斯回了电话。“这不公平，”我说，“我只是想从学校走路回家，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本就应该可以这么做。你可以走路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不想再看这些视频是不公平的。你可以拒绝再看，你可以有选择地观看，而我没有这个选项，将它们排除在生活之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感受。我做什么都不重要，我穿什么都不重要，我怎么做也不重要，因为骚扰是不变的。我没有钱搞辆车，就算我有钱，我也喜欢步行，我想继续步行。”我哭起来。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我在这里感到无能为力。我不想有什么事发生。”我知道“发生”是什么意思。他听起来很痛苦，被困在了国土的另一端。一天晚上，当我告诉他我在画室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有人通过文莫支付[36]给我的账户转了些钱。“用来坐来福车[37]，”他说，“安全回家。”我明白，他在小心照顾着我。我答应他不会在黑暗中独自行走。但即使坐来福车，我也从来没有填写过我的真实地址，司机永远不会知道我住在哪里。安全总是一种幻觉。
走在街上就像会被扔炸弹一样。我疯狂地拨弄着金属线，把每根金属线都弄断了。每次我都不确定哪根金属线会爆炸，汗流浃背地在那儿修修补补。女人被教导要机敏，要时刻保持心灵手巧。她得知道如何处理一连串的炸弹，如何善意地拒绝给出她的号码，如何让手从她牛仔裤的纽扣上移开，如何拒绝一杯饮料，这些都是她该做的。当一个女人遭受了侵犯，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不了吗？”，这个问题的预设答案总是“是”，而她要做的就是撤销协议。她需要拆掉扔来的炸弹。但为什么在我们用身体击退他们之前，他们有权接触我们？为什么门是开着的，直到我们不得不砰地关上它？
有一天，我试着戴上耳机边走边看书，希望能显得沉浸其中，正忙着。我走了一英里。在高架桥上，一个男人把车停了下来，说：“嘿，你看起来像个领导，我喜欢。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的。”我开始仰天大笑，仿佛终于看透了世界的真相，我逃无可逃！你想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停下脚步，掏出耳机，走到他的窗前，投降了。那个人问我在读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发表演讲的会议，我说没有，接着他问我以后忙不忙，我说是的，然后我担心给了他太多信息，所以撒了个谎，说我会在未来三天内搬回加州。他给了我他的名片，我接过来，谢了他。后来我把它扔掉了。
我做到了，我给了别人我的时间。我能不能不要浪费精力，参与这种单方面的谈话？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店看到一张传单，上面有一只扑过来的小猫的照片，是由一个旨在制止喝倒彩[38]行为的组织制作的，附带一张假的商务名片，上面写着“别跟我说话”，打算发给那些爱猫人士。有人也有这种感觉，甚至还印制了传单。
那年夏天，卢卡斯休了一天假，飞过整个大陆来看我。我带他看去学校的路线。我向他展示，我付出这么多汗水是多么难以置信。我带他去印刷厂，带他领略我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晚上我们在河边打开汉堡包。我很自豪能和另一个人分享我的世界，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他一走，我就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空虚而痛苦，像个缺了核的桃子，缺了最结实的部分，而我成了裹在周围那软乎乎的一团。我已经忘了被人照顾的感觉，有人给我买新鲜的冰沙，给我的房间杀蜈蚣，拿张纸给我扇风，用冷毛巾给我的四肢擦汗。我已经忘记了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轻松地睡觉、无须时刻警惕是什么感觉了。最重要的是，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街上没有人跟我说话：他的出现让他们沉默了。
男人有别的男人不能跨越的界限，一个不言而喻的受尊重的空间。我想象卢卡斯周围画着一条粗线。男人对我说话时，那条线却好像不存在，每天我都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画一条线。为什么我的界限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继续每天去工作室。我花了更多的钱在美术用品上，没有钱出去吃饭，就坚持吃速冻比萨和生蔬菜。有时我花了几个小时工作，结果印出来的版画要么黑乎乎的，要么一片模糊或者有污点。我又从头开始，忘记了时间。我把笔记翻来翻去，直到烂熟于心。
一天晚上，我在日落时分离开工作室，但太阳比我预想的要落得快很多。就在我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穿过一家卖酒商店的霓虹粉灯光时，一个男人开一辆银色的车停了下来。可不要是现在，我想。我不喜欢。我听见车窗摇了下来：“让我载你一程吧！”他微笑着，好像他是驾着一辆金色战车，而不是一辆口香糖铝箔包装纸颜色的小雪佛兰。他很兴奋，就像我们是久违的朋友一样，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他微笑的宽脸，如此自信。我开始拍摄，朝他的车走了三大步，弯下腰，把头探向他的车窗。在视频中你可以听到我在问：“你说什么？”请他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上车吧，让我载你一程。”
“上你车你他妈疯了吧我凭什么上车！”我怒喊道，声音飘忽而尖厉，简直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操你妈！”我说。我记得他的笑容迅速消失，就像一滴水落在滚烫的路面上，他飞快地打着方向盘加速离开了。不错。我想。然而我的四肢开始颤抖，都怪肾上腺素，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人行道。我看着停着的车，试图与那些司机眼神交流。如果他回来，你会帮我吗？你看到我了吗？当人行道上一个容光焕发的小个子男人被灯光照亮时，我开始奔跑，背包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背。
我没有把视频发给卢卡斯。我向自己保证，我会小心，早点从工作室回来。我本想省下6美元的车费。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花6美元，想想真是搞笑。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大晚上落单的时候对着一个人大喊大叫。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别人的目光：这不能算作是为自己挺身而出，这算不上勇敢。如果这件事传到我的检察官那里，我会受斥责；辩护律师会说她疯了，她会做出各种举动，大声说脏话，激怒男人。她就不该理他，为什么她要一个人走路？她冒着生命危险，自找麻烦。
总是她，总是她。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声音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为什么他相信我会上车，如果我上了车他会怎么着。人们期待着我该拿取多少、吸纳多少、忽略多少，而他们如此自由地叫嚷着，啪嗒啪嗒地动动舌头，不必害怕去亲自面对。我想步行是太固执了吗？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厚厚的轮胎上现在扎满了图钉和钉子。我感到轮胎变形，倾斜，漏气。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运作。
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在离家很远的塞耶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我的来福车。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他转过身来，说：“你想尝尝甜椒吗？”他戴着眼镜，穿一件柔软的棉衬衫，口袋里有一个小记事本，看上去既满足又安详。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片青椒，腿上的手帕放着剩下的青椒。我盯着那片青椒。如果他在种子里下了毒呢？如果他是个变态，用甜椒摩擦过他的阴茎，想看着我吃下去呢？如果他拿小刀割我怎么办？小老头耐心地拿着甜椒准备递给我。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想，我正在失去它。在一个温暖的夜晚，有一个戴着软呢帽的善良的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着甜椒。你可以谨慎行事，但不必总是担惊受怕。允许自己享用这块小蔬菜吧。我接过来，一整片吃下去，谢过他。
——
每天晚上，当灯光在天空中消失，卖水果冰糕的小贩的车铃声渐行渐远，埃尔维斯蜷成一个完美的圆圈，而我无法入眠。我像海星那样把四肢摊在毯子上。“太热了，睡不着。”我在一个小小的绿色聊天气泡框里告诉卢卡斯。第二天，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包裹。他给我订了一个不错的风扇，不是那种铁笼里装个螺旋桨的廉价产品，而是带有定时设置和发光按钮，附带的纸条上写着：“来自你的头号粉丝[39]。”但热并不是我睁着眼睛的原因。让我保持清醒的是，我知道布罗克很快就要开始研究我的脸了。在法庭上，我将被迫放弃我的匿名权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保护。我不想让他认出我。我想坐在屏幕后面，戴上太阳镜，考虑是否应该剪去头发，给头上套个袋子。上法庭的那天，就是我交出我的安全的时候。
上大学时的一个周五晚上，还有几周就要毕业了，我正往朋友家走，两辆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不觉得奇怪。在伊斯拉维斯塔[40]经常能听到警笛声：这是一个靠近海崖的小镇，住着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街道两旁排列着破旧的木屋，自行车丢在草坪上，阳台拥挤不堪，兰花种在可回收的风时亚葡萄酒盒子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你可以看到美丽的女孩穿着泳衣，头顶巨大的木筏，就像面包屑下面的蚂蚁一样，沿着街道走向海里。男人们骑着自行车，一只胳膊下夹着冲浪板，他们的潜水服像香蕉一样剥了一半皮。在伊斯拉维斯塔，大家都睡在沙发上，朝任何方向走一个街区都能遇到朋友。这个狂野而明媚的村庄，我们将它视作家园。
但当我到达她的公寓时，警报器已经开始响了，怒放，爆发。我走进门，五个朋友都安安安静静地听着警报。我们收到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紧急邮件：
IV 2区枪击案嫌犯被拘留，调查仍在进行中，
就是这些。以逗号结尾的一行字。不同版本开始流传：也许是团伙作案，抢劫案，毒品交易失败，是飞车枪击不是枪战，是炸弹，是鞭炮，是醉酒司机。他是波斯人，不是亚洲人？是两个人，一个人，坐在一辆车里，黑色的车。可能有人死了，一个，可能三个，也可能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变态的恶作剧。
有一段视频在流传，有人说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所以我们围着手机看，他就在那儿，坐在驾驶座上，脸被夕阳染成橙色。“你好，我是埃利奥特·罗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女孩子不喜欢我，但我会惩罚你们的。我会走上伊斯拉维斯塔街头，杀死我在那里看到的每一个人……我以屠杀你们为乐……”恐慌爆发了，一个朋友尖叫着要把它关掉，另一个在地板上抽泣着，抽搐着，好像她的胃被一根绳子牵着。他还在说话，污染着周围的空气。我摇着头，不想听。他要来伊斯拉维斯塔杀女孩，我们就是伊斯拉维斯塔的女孩，但我们不可能是他说的那些人。“你们不让我过幸福生活，反过来我也不让你们所有人活，这样才公平。我恨你们所有人。”是我们剥夺了你的幸福生活？恨他妈的谁？我愤怒至极，拿起电话，走出房间，把它放在浴室的台子上，然后走出去，紧紧地关上浴室的门。我觉得我把他困在了那里，视频还在播放，他在黑暗中对着空无一人说话。
下一封邮件告诉我们要待在家里。我们锁上门，关上百叶窗，“离窗户远点”。我们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克莱尔的室友中枪了。什么都无法拼凑起来。
凌晨3点，我们盯着电视新闻，听到了“大屠杀”。“七”这个词以大大的白色字母显示在屏幕底部。把死者归为一类似乎不对。不是七：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每个人都有一整个人生，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晨光从未出现，空气静止不动。在这样的日子里，雾从海里飘进来，吞没海水和海岸，吞没我们的小房子。我们眨着眼睛，筋疲力尽，不知道离开是否安全。我们跪在沙发上，小心地拉开百叶窗。我接起一个十一位数字号码的电话。是我妈妈，从北京打来，她在探亲时看到了新闻。“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醒来后看到新闻的亲人们纷纷来电话，手机震动个不停，我们躲到角落里。“我在这里，我也爱你，我们不知道，奶奶在打电话。”有传言说还会有模仿的罪犯，有一些人赞美埃利奥特的行为，称他是他们的领袖，是“至尊绅士”。
当我们终于走到外面时，周围静得出奇。在街上，人们都结成紧密的小团体出行，成群结队。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散步，没有人长板冲浪，也没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从屋子里传出来。新闻发布会安排在下午4点。发布会开始之前，我们各自去淋浴，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重新聚集在公寓里，那是我们的安全屋，我们拒绝独处。
埃利奥特曾住在一幢棕色的公寓楼里，离“甜品巷”只有一个街区，我经常去那儿买酸西瓜糖，帮我度过在图书馆的长夜。周五晚上，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杀死了三个人：两个华人室友和他们来访的朋友；总共有142处刀伤，走廊上有血迹，尸体被拖来拖去，用毛巾盖着。他拿着刀和手枪，开着他的黑色宝马，冲到阿尔法菲姐妹会[41]，使劲地敲门。没人应答，他开枪击中了外面的三个女人，其中两个倒在草地上流血而死。他迅速离开，向伊斯拉维斯塔熟食店的玻璃窗里开枪，屋里一名男子倒地死亡。他在主干道德尔普拉亚大街上撞了车，车头嘎吱作响，然后他拿枪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警察发现他时，他的头已经爆裂，路边飙满血。救护车不够用，学生们跪在流血的同学旁边。街道上散落着弹壳、玻璃和大块的窗户碎片。警方在他的车里发现了548发未用的弹药，他没有时间把它们用完。有六个同学从我们身边被夺走了，埃利奥特是第七个。我在这里不列举受害者的名字，因为名字是神圣的，我不希望仅根据他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来确定他们的身份。
性侵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我辞职了，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我走过铺着地毯的门厅，打开储物柜，蹲在路由器和坏了轮子的椅子后面，给警探打电话。“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你认为布罗克会伤害我吗？”我解释道，“我上学时，学校里有个人非常生气，制造了一起枪击事件。”我不知道怎么问出我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没法知道，”警探说，“但希望不会，我们正在努力控制局面。”
对啊，当然，我想。我感到疯狂。我想听到什么呢。你永远安全。我没再提起这件事。但我从未见过现在站在我对立面的那个男人，这种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能力做什么。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利奥特那长达137页的宣言开头的一行字：“这是一个关于我，埃利奥特·罗杰，如何成为……的故事。这场悲剧本不必发生……但人性迫使我出手。”他的残忍有一个叙事结构。他说得好像他从来就不想做自己所做的事，他是被逼迫的。是女人让他受苦，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的最后审判。在视频中，他说：“我被迫忍受孤独、拒绝和无法满足的欲望，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孩们从来没有被我吸引过。”他的敌意源于自认为拥有应得的权利和自怨自艾。
“我会惩罚所有的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我的性权利。”在埃利奥特的世界里，不成文的法律是女人都在性方面亏欠他，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接受他。那是规则，那是我们的目的。性是他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他的世界里，对违反法律、拒绝性的惩罚就是死亡。性侵事件发生后，新闻头条第一次出现报道，布罗克微笑的照片就伴随着每一篇文章。评论者说：“他在公众面前受羞辱，而她却躲起来，这不公平。”既然我已经看到了羞辱导致的结果，为什么我还想去羞辱他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变得谨慎起来。他辍学了，我失业了：我们俩都脱离社会，漫无目的地漂流着。所有那些空虚的日子。你变了，你忘记吃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睡觉，你离自己很远。在我变得沮丧的同时，他是否也变得充满怨恨呢？我问他是否在看心理治疗师，但没人能回答。“大学是每个人都经历性、乐趣和快乐的时期，”埃利奥特说，“那些年我一直在孤独中煎熬，这不公平……你们逼我受尽折磨，现在我要让你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得受责备。他和我都处于某种痛苦之中，但是他的痛苦会点燃什么样的暴力呢？如果他伤害了任何人，我都无法活下去。我着魔似的沉浸在这个问题中。要是他生斯坦福大学的气，在校园里搞破坏呢？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完了并自杀呢？“你应该被消灭，我会消灭你。你从未对我仁慈，所以我也不会对你仁慈。”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尽管我知道这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想要问责和惩罚，但我也希望他能好起来。我不是为了了结他而战斗，而是为了让他站到我这边而战斗。我希望他能理解，承认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并改过自新。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未来被毁了，自己已经失去一切，就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
各种情景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用木板把窗户塞得严严实实。我检查后院，寻找灌木丛下的脚印。我讨厌自己离俄亥俄州这么近，他可以来找我，可以坐火车来。我关闭了位置跟踪，删除了社交媒体。我查了枪支法。埃利奥特合法购买了三把半自动手枪，弹匣里子弹充足，就像买葡萄柚一样容易。我快要疯了。如果听证会是个圈套呢？我想象着法院外的枪战，爆发混乱，躲在车门后，窗户破碎，法警冲刺，鲜血从尸体中喷涌而出。我不知道这是合理的还是疯狂的，只知道疯狂的事情是有可能的。我静静躺在我的黄色房间里，这样就能听到一切，我的灯泡总是亮着。我把自己浸在光里。睡眠不再是休息，而是脆弱。清晨6点，整片整片黑压压的树木终于分裂成一片片独立的叶子，我感到如释重负。光线冲走了我的思绪，我终于可以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
我只睡一到两个小时，上课时几乎无法保持清醒。我从来没有时间打包午餐，也不愿意在校园里花钱，就让自己饿上八个小时，直到晚上回家。在艺术画廊里，我用餐巾纸包上免费的葡萄和抹了鹰嘴豆酱的薯片。我总是疲惫不堪，越来越不健康。我想吃妈妈做的菜。想让卢卡斯抱着我睡觉。
我在床上方的风扇上贴了一张便条，就像一张薄薄的捕梦之网。我贴了一张父母的照片，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手牵着手站在水族馆蓝色的鱼墙前。还有一张，我和婴儿时期赤着身的妹妹并排躺在有小鹅图案的床单上。他们是我的小小保护者，晚上在我的上空盘旋。
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躺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掀开毯子，拿起一支铅笔。我画出了发现我的那两个人的两辆自行车，赋予它们生命，一条钢丝一条钢丝地画着。我从警方的报告中已经知晓了他们的名字：
卡尔-弗雷德里克·阿恩特
彼得斯·拉斯·琼森
我画了平滑的车把，小踏板，凹凸不平的不对称车轮。我把它贴在枕头上方的墙上，按平。保护的象征。散发着帮助意味。我滚回被窝吸了一口气。如果他们在外面，我就可以休息了。我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我最后一次考评的前天晚上，我把我的版画叠好；经过数小时的尝试，再尝试，最后终于完成的一堆作品。我为教授和助教做了感谢卡。我设了三个闹钟。我拿出自己最喜欢的红裙子。我躺在床上，希望这一夜能睡个好觉。六个小时过去了。睡意始终不来，所以我决定就这么醒着，直到8点钟出门。然而，睡意却在早上7点悄悄袭来，我昏昏沉沉，连闹钟都没听见。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
没有慌乱的嗡嗡声，唯有一股深深的悲伤。考评快结束了。我错过了同学们的报告，整个暑假的终曲。我还是叫了辆来福车，穿上红裙子。在车里，我拨出眼屎，思考着世界上所有比错过艺术考评更糟糕的事情。这事太小了。但我很伤心，因为甚至连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没法完成。我要向我的教授道歉，确保他知道我的缺席不是出于不尊重。
我进去的时候，最后一个人正在做展示。每个人都看着我。我没有解释，也没有假装要解释。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想要隐身起来。我觉得我的作品不值得展示。然而，教授示意我应该去，非常热情。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钉起来，背对房间，大家静静地坐着。“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很快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介绍每一件作品。
迎接我的是一片安静。然后教授开口了，他的大胡子下露出了温暖的微笑，他说这些棒极了。同学们指着我画的双头公鸡。他们赞美我的想象力，充满邪恶，异想天开。他们问我从哪里获得这些想法，我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称赞我的用色。我也惊讶地坐着，他们在评论时，我一定看起来疲惫不堪，但又笑容满面。看着我所有的作品贴出来，一张挨着一张，我创造的美丽而怪异的东西，尽管在创作的间歇中我苦苦挣扎。
下课后我买了一卷新胶带。我站在椅子上，把它们都挂在房间里，尽管我很快就要搬走了。我做了一个只给自己看的画廊。我从一个无知的爱哭鬼变成了一个多产的版画家。这就是我的证据，当我的精神因焦虑而枯萎时，我的心却一直忙碌着，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看到了自己坚持生存下去的那一面。
为了庆祝结业，班上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街区派对，那里有雪糕，还可以跳舞。我提前到了。最后，我的朋友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出现了，她是个雕刻家，两人喝了些威士忌，眨眼都是慢悠悠的。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加菠萝的伏特加，看着孩子们抓萤火虫，用红色吸管糖喝着奶油苏打水。我们在临时搭建的舞池周围跳跃；我把夹克袖子系在头上，像耷拉的兔耳朵。几个人走了过来，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霉味，夹杂着橡树苔和烧焦圆木的味道。他们问我们是不是艺术系的学生。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人是否是从绑在我的头上的衣服知道这一点的。“只是夏天来学习的。”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问道。“不是，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说，“你呢？”但他的朋友们已经往前走了，叫着他的名字，着急地打着手势表示想走。他看着他们，转过身来，一边严肃地看着我一边靠近：“如果我留在这里，你会和我做爱吗？”没有过渡。我们从微不足道的闲聊进入了这个直率的问题。“不。”我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向他的朋友们跑去了，而我站在那儿，衣袖从头上垂下来。我们三个人都怒不可遏。他的朋友也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那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的朋友也这么问你？那个头发上了发胶的吗？
我们结束了这一晚，回到朋友的公寓，想要奶油面包和凉水。我们边走边聊，聊着与男生们的滑稽遭遇，聊着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有一次是咖啡店里的一个男的，有一次是我朋友的兄弟，有一次是我的哲学教授，还有一次……”
“女士们，你们要去哪儿？”一辆黑色的福特野马停在红灯前轰轰作响，三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舒适地坐在座位上。“你们想去夜总会吗？”夜总会！我感到脱水，伏特加和小菠萝从我的身体里流走，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有一次”的故事，我突然对自己还要忍受多少这种事产生了一种妄想。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离酒吧只有几个街区之遥，除了黑窗户的房子和停运的灰狗巴士外，什么都没有。我走到空荡荡的街道中央，握紧拳头，把头往后一仰，开始尖叫。
我尖叫着，胸膛敞开，毫不留情。我的朋友们都惊呆了，开始放声大笑，男人们变得恼火起来，不安地环顾四周，盯着红灯。他们开始冲我的尖叫回敬：“疯婆子！疯婆子！”但我不在乎。他们锃亮的野马车，他们头发上的污迹，他们愚蠢的逻辑；即使我们真的想去夜总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人都塞进那辆小车里。我不想和你做爱，我不想去夜总会，我不想让你走在我身边，问我要去哪里，我过得怎么样，声音环绕着我，把我的肩膀拉进耳朵里，让我想变成聋子，然后消失。扎满钉子的轮胎爆了，叮叮作响，像雨点落在他们的车上。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很吓人，很疯狂。我不在乎全世界是否会被吵醒。灯变绿了。“追上他们。”我的朋友说，然后我们开始奔跑。
我们三个女孩在追赶一辆黑色轿车。她在下一个红绿灯赶上了他们，啪的一下拍了尾灯。“离我的车远点。你他妈敢弄坏我的车！”他们对我们很生气，这些女人变成威胁，越过了界限。我还在大喊大叫，肾上腺素飙升。“你们这些蠢猪。”但当我往车窗里看时，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正怒视着我。
突然之间，我感觉不像是在玩游戏，我迅速进入了防守模式。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后退了一步，他们加速跑了。目击证人，如果他们回来，我们需要一个目击证人。我环视一圈。在我们后面大约3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似乎吃了一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我们也要攻击他似的。我暗自庆幸他在那里。我扶着额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的胸膛仍然起伏不已。
虽然我计划在这里待到8月，但那天晚上我决定离开。家不是可以选择的地方，除了真正的家，任何地方都是攻击的温床，不断恶化的记忆。我需要继续我的逃避路线。
卢卡斯实习结束的那天，他登上一架飞机，开着一辆租的车来接我。他帮我打点行装，轻轻卷起我的版画，我的整个人生，放进这辆蓝色的车里。我们开车去费城，在那里我可以和他在一起，直到听证会开始。他在车里等着，给我时间与这里道别。我站在那间黄色的房间里，我的避难所，我的卧室，记得所有那些令人窒息的炎热夜晚，那些凝结在墙壁上又会在每天清晨消融的恐怖。我留下了电扇，让它独自立在房间中央，希望它能给下一个租客带来清凉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