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帕罗阿尔托市的街道两旁种着白玉兰树，上面开满了奶油色的花朵，道边还有蓝色的邮箱，橘子树上的果实像圆圆的小点。平均温度在七十多华氏度，你可以闻到掉落晒干的桉树皮碎片的味道。公园里一尘不染，树荫斑驳，狗儿都吐着粉色的舌头。艾克勒式房屋[17]间的巷道，木制车库门，日本枫树。人行道铺得平平整整，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人们骑自行车上班，每个人都有学位，每个人都参与资源回收。
我和十一位同事挤在一个房间的办公室里创业，为孩子们开发教育应用程序，我们的桌子挨得很近，旁边是几间有玻璃墙的会议室。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制造了一种成人生活的表象，早起，少出门。我在谷歌日历中输入会议时间和同事们的生日，使用淡紫色和橘红色高亮显示标签。我订购打印墨盒，用第一份薪水买了一辆豪华的白色公路自行车，给它取名为“豆腐”，尽量减少在正式邮件中使用感叹号的次数。
在我试图建造的世界里，我没有给诸如强奸、受害者、创伤、擦伤、律师之类的词留出空间。我有自己的词汇体系：丰田普锐斯，电子表格，费奇牌酸奶，建立信用，去纳帕[18]旅行，改善体态。我成年生活的表象可能是牙签和棉花糖[19]的复制品，但无论这个框架多么脆弱，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我的同事说，“你妹妹回来玩得愉快吗？”星期六，我去了派对。星期天，医院和警察局。星期一，北京烤鸭。“是啊，挺开心。”
我站在办公室厨房的荧光灯下。我的卷饼在微波炉里转着。我交叉双臂，注意到手上有奇怪的阴影，仔细一看是瘀伤。它们在我的皮肤下盛开，是牵牛花的颜色。我挽起袖子，发现胳膊肘内侧有更多的紫色瘀点。我按了按这些小点，它们在我拇指下面变白了。我着了迷，仿佛看着自己变成了另一种生物。一年级的时候，我发现手的两边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银色。“我是美人鱼。”我悄声告诉一个朋友。她解释说那是铅，是我的铅笔写在纸上晕开了。简单而乏味的解释；我相信这些瘀伤也有一个这样的解释。我给每个瘀点都拍了照，以证明它们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把袖子拉了下来。一切都已料理完毕，为什么要看呢？卷饼烧着了，微波炉在冒烟，我挥着抹布，免得烟飘进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搬到精神深处的罐子正坐在房间的正中央，等着我。真有趣，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我再次搬起它，打开门，走下楼梯，一层又一层，把它锁起来。
我在凌晨4点钟的纯然静谧中醒来。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我咔嗒一声戴上头盔，里面是一层干塑料泡沫，然后骑着豆腐上了街。我在铺满碎石的小路上骑着车，骑过蔓生的橡树，骑过小木桥。当我穿过院子回来的时候，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到爸爸，头发蓬乱，正在煮咖啡，光脚穿着旧的蓝色浴袍。他惊呆了。“你已经起了？”他说。“我试试新自行车，”我说，“我爱它。”
洗完澡涂上乳液，我的皮肤又刺又痛。我想象着有长小牙齿的蜜蜂在啃啮我的肉。我不去在意这疼痛，提醒自己什么都没受伤。每当我的思绪开始游离到那些令人不安的场景中，我就说：“停下。已经结束了。我回家了，蒂菲的家。”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胳膊上到处都是淡紫色的斑点。我告诉自己，希望。我告诉自己，可疑。与此同时，不安在我的内心深处翻腾。
骑自行车，日出，工作，日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手机一直没有收到信息。我感到不安，开始在晚上骑自行车，沿着高速公路骑很长的路线。这让爸爸很担心，又给车加了个前灯。我转动车把，光线向四面八方射去，使我不致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曾经养过一只叫梦梦的白猫。我们爱了它整整12年。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梦梦不见了。蒂法妮和我冒险出去找，呼唤着它的名字，打着手电筒在田野间搜寻。过了圣诞节，父母告诉我们，梦梦几周前在路边被一辆车撞了。他们把它的骨灰装在一个盒子里交给我们，还有一张火葬场的证明，印着一道彩虹，下面写着“梦梦·米勒”。他们等了段时间才告诉我们，因为不想破坏圣诞节的气氛。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让我们到田野里去四处找，而那时死猫就放在壁橱的一个箱子里。现在，我又有了一只死猫。我可以把它藏在壁橱里，保持一种“我没事”的错觉。或者我可以说，我可能被强奸了，就在我家附近。然后给他们看一个装满骨灰的盒子。我决定不着急，我不想毁了圣诞节。
我从来没有依赖过别人。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妈妈想抱我的时候，我就会拍着腿用中文说：“我自己走！”而妹妹则会赖着站在地上，举起双臂，直到有人把她抱起来。我更大一些时，看到过妈妈因为我们的一只新出生的小狗窒息而哭泣，看到过爸爸因为肺栓塞住院时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裙子。我开始明白，他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需要能够照顾我们姐妹两个。
星期四，妹妹被传唤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当地的警察局。警察想带她浏览斯坦福警察局发给他们的一组照片。她要做的是找出此前她告诉他们的那个有侵略性的男性。警察展示出一堆头发蓬乱、长着粉刺的白人男子的照片，一张张点击过去，当那个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她锁定了他。警方报告称：“蒂法妮毫不犹豫地指认了4号的照片。”当被问及她有多肯定时，她说：“百分之百。”她打电话给我：“我看到他了。”
“你什么意思？”我很困惑，警察是怎么知道是谁试图吻她的？他们给派对上的每个男人都拍了照片吗？这是一个排查的过程吗？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追捕他，而不是在攻击者身上集中精力？
“不，”她说，“一定就是那个人。”
“那不可能。”我说。
“是那个企图吻我的人盯上了你。我搞砸的，”她说，“操蛋。”
那天晚上他盯着她的脸看。我没法将他的样子从脑海中抹去。但这个他仍然没有名字。仍然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每当我想起那个早晨，就会多一个罐子。我的脑海被这些密封罐子塞满了。我没有地方堆放它们。它们塞满了楼梯间，没法藏在柜子里。我的世界里堆满了罐子，我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走，也没有地方呼吸。
空荡荡的十天过去了。我被一条短信吵醒。妹妹给我发了一张《斯坦福日报》“警察日志”版块的截屏。其中一条要闻是这样的：“据报道，一名受害者用U形锁锁住的自行车在周五下午3点到周日上午10点之间的某个时间在罗夫莱宿舍楼门前被盗。”另一条是：“周日，1月18日，凌晨1点，一名男子在洛米塔路附近因强奸未遂被逮捕并送往圣何塞监狱。”第一次确认这是真的。在这个句子里，我甚至不存在。我理解了“未遂”这个词。那个潜伏的男人一定没有成功。他一定是看见我晕过去了，怀疑地看着我，然后有几个人把他打跑了。一部分的我心存感激，但一部分的我很难过。就这些吗？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短句，隐藏在一些小偷小摸的报道中。如果确切的侵犯案件就是这样报道的，我曾错过了多少？那天早上，我相信这就是我的案子所能得到的全部新闻报道，能写进幸运饼干纸那么点儿大地方的一句话而已。
后来，我坐在办公桌前，喝着一杯咖啡，浏览着午餐的三明治菜单。我点击回到主页上的新闻版块，看到“斯坦福运动员”，看到“强奸”，看到“昏迷的女人”。我又点了一下，满屏是两只蓝眼睛和一排整齐的牙齿，雀斑，红领带，黑西装。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布罗克·特纳。我读到他被指控犯有五项重罪：强奸醉酒者，强奸无意识者，用外物性侵醉酒女性，用外物性侵无意识女性，伴随强奸意图的攻击。太多的单词，混杂在一起。再读一遍，慢一点。我在谷歌输入：“什么是外物。”恐慌来得平静而缓慢。它被定义为“一个物体进入它不应该在的地方，如一个活体或机器”。例如：“眼睛里的一粒灰尘，碎片，木片，鱼钩，玻璃。”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
这篇文章提到受害者遭受了手指插入（digitally penetrated）。我想到了数码相机。我也用谷歌查了。Digital，拉丁语词根digitalis, digitus有“手指，脚趾”之意。他一定是对她用了手指，对我。谷歌终于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懒懒地坐在转椅上，听着键盘敲击的声音，有人在给自己倒水。我盯着这个人，他也对我回以笑容。我被告知，有人发现我晕倒了，身旁还有一个男人。从来没有人说：“那人被发现时正在侵犯你。”
我的电话响了。我关掉标签页，走进儿童测试室，那里有玻璃墙，角落里放着黄色的懒人沙发，驼背鲸图案壁纸，桌上放着一罐蜡笔。一位女士向我打招呼，介绍自己是副地方检察官，“我叫阿拉蕾。”她说，“发音是Ah-lah-lei。”我说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三个音节，像花瓣飘落，左右左。Ah-lah-lei。我拿起一支绿色蜡笔，一张小纸片。
她好像说，你还好吧我希望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见面在DNA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无法确认这是强奸它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但强奸证物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由于媒体的压力你的案子可能会加快进度但现在我们将假定阴茎插入并推进五项重罪现在起诉要比以后再起诉容易得多但如果找不到精液两项强奸指控就会撤销我们就只剩下三项关于侵犯和强奸未遂的重罪只是要知道他的团队可能伪装成支持者来试图联系你和你的家人所以告诉家里人不要和Ah-lah-lei未许可的人说话如果媒体试图联系你别回应他们是不允许联系你的将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他们问起受害者我会告诉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我们会给你指派一名律师他可以回答任何法律问题听起来不错吧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保重。
我走出去拿了支笔，中途停下，电话响了起来，我又走进屋里。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的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她是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已经不能再进校园了，好吗？我认为这很好，但我也不在学校。他在什么地方？这几分钟将是我在之后两年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来自斯坦福的消息。
金警探打来电话解释说，当报告归档后，公众就可以看到它了，媒体就是这样发现的。他为媒体如此迅速地关注到这个案子感到惊讶。他说布罗克雇了私家侦探，所以目前最好不要向任何朋友透露消息。在这些话里，我的整个世界坠落了。“侦探吗？他们要找什么？”我问。他说：“没办法知道，因为现在最好保持低调，我们保持联系。”
另一个陌生号码，是我的辩护律师，她的名字叫布里，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20]，我感谢她，因为她的声音很亲切，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手里仍然拿着那支蜡笔。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安静地坐着，我关上又打开玻璃门，手机一直贴着脸。电话都打得不长，最后都是这样结尾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告诉我。”我有成千上万的问题要问。但是，“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谢谢，谢谢。”我说。我想说：你是谁？你从哪里给我打电话？什么是辩护律师？她是我的心理治疗师吗？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哪里？申请受害者援助是什么？他们支付心理治疗费用吗？布罗克是个什么名字？他住在俄亥俄州？他是什么时候出狱的？我可以匿名吗？他会回来接受传讯，传讯是在星期一，什么是传讯？电子邮件出现在我的收件箱，包含我需要的联系人和后续信息。我把新号码录入手机，每个名字旁边都设一个红点的表情符号。
蒂法妮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和朱莉娅的全名在一些文章中被泄露了。朱莉娅被曝光了，校园里议论纷纷，她的母亲安妮已经收到斯坦福大学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安妮告诉我们要保持冷静，并提供了法律建议：“人们会接近你，说他们是‘法庭调查员’——听起来很官方，但他们很可能是为辩方或媒体工作的。这些人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宿舍或家门口。准备好说‘无可奉告’。坚持住，姑娘们。”
我们正被追捕。我又给我的检察官打了电话。阿拉蕾说妹妹的名字不受法律保护，只有你，只有受害者的名字受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拒绝这一点。我会用假名建个邮箱，亲自给媒体发邮件。但是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随便哪个人呢？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听我的呢？我很激动，告诉蒂法妮我正在想办法，我只需要1分钟。我告诉她我和检察官谈过了，她人很好，她的名字是，我看着我的纸，上面用绿色蜡笔潦草地写着几个字母，AYLEELEE。我又继续读那篇文章。
“受害人说，她喝了两杯威士忌、两杯伏特加，和姐妹一起走出兄弟会派对，之后‘晕了过去’。”他们怎么如此准确地知道我喝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和任何记者说过话。然后我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湿漉漉的头发浸湿了我的棉质领口，我含着胸以免被看出来没穿文胸，我里面仍然因为刚做的检查而感到疼痛。我所回忆起的一切，笨嘴拙舌地找出来提供给那台小小的黑色录音机的细节，都已被输入为文字记录。记者们一定是对这些记录进行了筛选，用我的话构建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供公众仔细阅读。我感到我生活的围墙被推倒了，整个世界都爬了进来。如果在检查强奸的医务室里的轻声细语都能用扩音喇叭放出来，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放心地说话呢？
我翻到一篇文章的结尾，看到：“这名女性正在医院康复。特纳是一名大一新生，曾三次获得全美高中游泳冠军，并在两项自由泳比赛中保持州纪录……”我看到“医院”后面无缝对接了“纪录保持者”。最后一句是：“如果特纳被定罪，这名2012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选拔赛参赛者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如果我的名字曝光了，他们会怎么说？香奈儿做着朝九晚五的入门级工作，她从未去过伦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担心这件事。“杰维斯说特纳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也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这是非常不幸的，他很好，很好……”我停住不读了。为什么他“优秀，优秀，很好，很好”？我的同事正好问我一个问题。关于推特的一些事。推特，一个老师发了一条推特，他发了什么？“我来办吧。”我对她说。办什么，我不知道。她谢了我，我不知道她谢我什么。
新闻链接到一份警察报告，我点击，滚动页面，寻找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我看到了警官仔细写下的笔记。我看到“那名女性对象，后来被确认为受害者”。我看到她“倒在垃圾箱后面的地上”。我看到她“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连衣裙”。我看到“她的裙子被拉到臀部，堆在腰部附近。她的整个臀部都露了出来，而且她没有穿任何内衣”。我看到“可以看见她的小腹和耻骨区”。我看到“她的阴道和屁股”。我看到“她的长发乱蓬蓬的，打着结，满是松针”。我看到她“躺着，脚和腿弯曲成45—90度角（胎儿式），双臂放在胸前，双手放在脸旁边的地上”。我看到“她的裙子从肩头垂落下来，文胸被拉了出来”。我看到“它只盖住了她的右乳”。我看到“项链一直绕在她的脖子上，吊坠现在正挂在背后正中央”。我看到“一条白色带黑色圆点花纹的内裤，皱成一团扔在地上，离受害者的腹部大约6英寸”。我看到她的“银色苹果手机落在她屁股后面的地上。一个蓝色手机壳扔在约4英寸远的地方，与手机分开”。我看到“她穿着系好鞋带的棕色靴子，鞋带系成蝴蝶结”。
我在文章末尾看到了第一条评论：“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兄弟会做什么？”我不明白。我们读的是同一篇文章吗？我关上报道页面。我当时就断定那不是真的，没有一点是真的，因为我，香奈儿，正坐在办公室里，而那具被公开拆解的身体不属于我。我想这就是埃米莉·多伊诞生的时刻，是我，但又完全不是我。突然间我恨她，我不想要这些，不想要她的赤裸，她的痛苦。那是埃米莉，那一切都是埃米莉的。
——
在帕罗阿尔托整洁的草坪上，微风轻拂，特斯拉宛如新上过漆，这一切都覆着一层膜。刮开阳光和微笑之下的这层膜，压力就露了出来，那种压力并非鸣壶中的沸水一般，而更像是文火煲汤。
在冈恩高中，我们唯一占优势的运动是羽毛球。没人能告诉你足球赛的比分，但全国数学竞赛的获奖者照片会被贴在橱窗里。我们学校以培养温和谦逊的天才而闻名。但你见不到迷惘和混乱。没有人渴望成为画家、水手或文学隐士。你必须做“有意义”的事，必须与顺利上进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挣扎只会让你慢下来，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要求要去符合，心理健康排在我们的清单末尾。精神不稳定就意味着落后。
2009年春天，我在冈恩的第三年。午餐时所有老师都被叫到了体育馆。不一会儿，他们慢慢地走出来了，走得很慢很慢。我注意到他们肩膀弯驼，脸色苍白，没有一个人说话。午饭铃响了，我们走进教室，老师读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一个同学在加州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大家显然受到了惊吓，学生们都用惊狂的声音议论起来。一个月后，老师又向我们读了一遍这封信，“很抱歉告知大家……我们失去了……如果你需要帮助请不要犹豫”，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名字是一个女孩。她跟我一起上过法语课，她的空桌子上放着一朵红玫瑰。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低着头，抽着鼻子。我的朋友开始大哭起来，老师让我陪她去辅导员的办公室。把她送到之后，我一个人站在过道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想逃跑。
她葬在学校街对面的墓地里。我迟到了，大家都走了，我徘徊在绿草地和半圆形的石头之间，看着推土机的曲臂把泥土轻轻撒在她的坟墓上，发出沉闷而持续的撞击声。金属的撞击声使我的牙齿发疼。我想告诉他们，温柔点，她在里面。
不久之后，我们又读到了同样的信，一个新名字。又是个新名字。六个月内有四个人卧轨自杀。晚上，我们打开新闻，看到一辆摇摇晃晃的轮床拖着一个圆筒形的东西离开。其他学校因为下雪天停课，我们则因为有学生死亡，考试取消，孩子们悲伤地从墙上滑下来。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你只要悄悄告诉你的老师，然后你就会被送回家或者去辅导员的办公室。
在第一次死亡事件之后，每个人出现在学校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但到了第四次，我们被警告不要“美化”，不要“引发”。玫瑰花和信件被取下，粉笔留言被冲洗掉，蜡烛被吹灭，毛绒玩具被放进袋子里。人们的所感和所见之间突然产生了脱节；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我认识到庆祝一个生命可能会点燃一个死亡。
那些公开自己抑郁的朋友会立即得到药物治疗，拿到分发的药片，背包像沙槌[21]一样响个不停。有些人住进医院，处于自杀监视之下，离开学校几个星期，而我们其他人则很有礼貌，在他们“度假”回来时都不会提任何问题。你要么被当作一个站在死亡边缘的极端案例，要么被期待着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中间道路。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无休止的麻木。
铁轨周围的灌木丛被清除，巨大的树篱消失了。一名男子受雇来看守这个十字路口，他戴着一顶无檐便帽，穿着蓬松的黑色夹克和霓虹橙色的背心，坐在一张折叠式椅子上。下雨的时候，一顶干净的小帐篷搭在他的头上。他坐在那里，守着铁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在经济学中，我们学习过如何创造就业以适应需求。那这是份什么工作？雇一个人来阻止我们自杀，这是什么意思？
许多夜晚我们都陷入恐慌。如果你的朋友状态不好，你不确定第二天一早他们是否已经死了。搜寻队兴盛起来，争先恐后地跑到铁轨上抓人。一场黑暗而扭曲的比赛。一天晚上，我准备去铁轨旁放些雏菊。到达的时候，我看到巡逻警车停得横七竖八。我呆呆站着。一个学生刚试了一次，但没有成功。他独自坐在警车后排，低着头，眨巴着眼睛忍住眼泪，双手铐在背后，鼻尖上挂着鼻涕。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我看见了他，当他回到学校时，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新规则。
我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申请单，要求召开讨论会，但这些事都积压了下来。我参加了一个心理健康项目。我们接受指导，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在肚脐上放一个橘子，通过观察橘子的升降幅度来监测呼吸。我呆呆地盯着肚脐上的橘子看，脑中一片空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又发生了三起学生自杀事件。毕业后，我搬回帕罗阿尔托，三个月内还会发生三起，其中两起是卧轨。2014年11月，当我得知最近一起自杀事件时，我把老板拉到一边，泪流不止，然后他让我先回家。
十起自杀，换了十个名字。这些不是吞药、跳桥、割脉自杀，因为那样至少还有一线生存机会。这些都是必死无疑。没有人被时速80英里的铁墙击中后还能幸存。令我震惊的是，铁轨上的血迹和残留物那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火车也恢复了整点时刻表，急着送通勤者按时上班。看着汽车如此随意地在他们死去的十字路口不断通行，看着轮胎在轨道上颠簸而过，这是多么令人不安的事。
因此，在2015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读到斯坦福大学性侵新闻的报道，就像读到一封信，遗憾地通知你，客观而平静，但它不是关于铁轨上的死亡，而是关于当地校园里一件令人感到悲伤又莫名其妙的强奸案，关于发现一具衣衫不整的身体。这一次，名字成了我。
我向外望去，阳光明媚，鸭子在池塘里戏水，每个人都在工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前，就像多年前我坐在教室里一样。我知道第二天早上我还会再来上班，就像轮胎在轨道上颠簸而过一样，就像你在得知了死亡的信息之后，会拿出课本继续上课一样。我身体里所有被拉响的警报都被消音，恐惧令我不敢靠近。我的眼睛湿了，我会暗自哭泣，但我知道我会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超脱出来，继续前行。
那天晚上我到家后把车停在我家那幢粉色小房子外面。我仔细欣赏着屋前的小鹅卵石，它们闪烁微光，犹如翡翠的蜡质叶子。我想到屋里的两个人，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受害者就住在他们的屋檐下。我想象他们在考虑着晚上干点什么，爸爸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硬币，妈妈正把葱切成小圈。我想要保持他们的平静生活。
我的父母是保护者。成长过程中有任何意外，他们都会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其害。我和妹妹很早就知道，他们会在遛狗的时候进行严肃的讨论。他们晚上出门时挽着胳膊，口袋里塞满皱巴巴的袋子。蒂法妮和我会跟踪他们，躲在停着的汽车后面偷听。“爸爸担心你的阅读效率落后了！”我盯着房子看时，忽然意识到它太小了，我无法隐藏那么大的秘密，无法把它拖过走廊，塞进我的房间。一想到要宣布这个消息，我就感到胃疼。每次下雨，爸爸都会说：“植物一定很开心！”如果他知道他的女儿被强奸了，他会是什么感觉？怎么告诉他们呢？我会希望有人能看着我的眼睛，放低声音，温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也许我可以这么对他们。
如果他们感到失望，如果我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又该如何是好。你一直瞒着我们？你从医院溜回了家？如果你这么善于伪装，你还隐瞒了什么？
我最害怕的是，当我从他们眼里体验那次侵犯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悲伤会吓到我。如果我平静地说出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他们需要冷静地回应，不要张大嘴巴，不要哭泣。如果你的朋友剪了个糟糕透顶的发型，大家会心照不宣地说看起来不错。如果你说“上帝啊”，她会用手捂住脸哭丧着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出门！”然后你会意识到你本应该让她的头发长回一点原样时再说出真实想法。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是啊，那个发型简直令人发指。”
我想如果我的传达方式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完全避免痛苦。我不会说衣冠不整，身体弯曲，浑身是血，赤身裸体。我坐在床角上，低声练习着要说的话的片段。我要强调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得救了。新闻里说，是两名骑自行车的瑞典研究生路过时救了我。我大声说：“两个骑自行车的。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挺身而出。幸运的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上了他，把他扑倒了！然后，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抓住了他，拦截了他，把他推倒在地！他们追着他，多亏了他们，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挺身而出。”
我准备好了，走过门厅，偷偷地看了眼爸爸的房间，他正坐在躺椅上，穿着他的勇士队运动衫看勇士队的篮球赛。“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有事要跟你说！”我说，“不急的！”妈妈坐在屋子另一头的客厅角落里，敲着电脑，嗑着瓜子，尖尖的瓜子壳丢在地板上。“你在忙吗？爸爸出来的时候，我有事想告诉你们！”
他们走向餐桌，而我站在餐桌的最前面，好像在主持一个小型的董事会会议。我说：“有个新闻，不是现在看新闻，你们之前看到新闻了吗，斯坦福性侵案的那个男的？”他们摇摇头。爸爸说：“有点印象。”他总说这句话。“还记得我们去的那个派对吗？蒂法妮和我，那个家伙想要，他被抓了。我不确定，但我想只是他的手指，所以还不错。”我耸耸肩，“我不记得了，就这样。但是从新闻里读到还是挺可怕的，所以你们不需要读，请不要读，真的。”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站在那里笑着，像个疯子。他们盯着我，等着我把我想说的话讲完，不管我想讲的是什么，然后我等着他们说：“好吧！很高兴你没事！”但是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好像一个动作就会引爆什么东西似的。
我爸爸说了些什么“亲爱的”，什么“我很抱歉，你还记得吗，你能告诉我们什么……”但我一直看着妈妈一动不动的脸，她的表情越来越阴沉，她的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平静。“那人是谁？”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天晚上？是你在厨房喝酒那天吗？我载你的那晚？他在哪里？”我无法再看着她，只能低头看着桌子，摇着头，半耸肩。气氛使我只能沉默。我无法忍受这个房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到了游泳池。我6岁，妹妹4岁，我们在后院游泳。妈妈正坐在阳伞下面看杂志，戴着太阳帽，穿着长及脚踝的橙色连衣裙。我肩上披着一条毛巾，有了个鬼点子，想披着毛巾游泳。但我没有意识到妹妹看到我拿着毛巾下水，就抓起自己的毛巾，也跟着我入水了。她沉了下去，毛巾把她带到了水底。我听见妈妈尖叫，看着她跃入水中，空中抹过一片橘色。在水下，她变成一团长着黑色长发的火焰，把妹妹从水底捞了起来。她浮出水面，太阳镜歪在一边，裙子贴在皮肤上，妹妹抱着她的身体，太阳帽像睡莲叶子一样飘在身边。妹妹双眼紧闭，嘴巴像条小鱼一样张开，大喘着气，号啕大哭。妈妈将妹妹的湿头发轻轻从眼睛里捋出来，带她游到浅水区。
我站在餐桌前端，当我无法填满沉默的时候，我就打破沉默。我弯下身，张开嘴，痛苦地叫着，喘着粗气。我听见椅子刮擦木板的声音，是妈妈推开桌子，立刻跳了起来，就像妹妹溺水时她的反应一样。她紧紧地抱住我，一条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身体，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说：“妈妈没有生气，妈妈只是吓到了。”她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呼吸，直到我感到脚下的土地给了我安慰。
那天晚上，我的身体终于软下来，可以呼气了。我想象着，当我睡觉时，他们会在听不到的地方讨论这件事，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我告诉妹妹“爸爸妈妈都知道了”，很高兴能让她解脱。我挺过了这一关，最艰难的告知父母这部分过去了。在北卡罗来纳的费灵顿村，我的祖父母曾住在一个池塘边，那里的鹅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伸着弯弯的长脖子嘎嘎叫着。我爷爷米勒解释说，在迁徙过程中，鸟类会排成V字形飞行。排在前面V字形顶端的鸟，面临风最大的阻力，飞行得最为艰难。从领头者扇动的翅膀下吹来的空气把后面飞着的鸟儿都托起来了。作为领头者是很辛苦的，所以鸟群会轮流来领头。当一只鸟筋疲力尽的时候，它就会落到后面去，这样它就不需要那么用力地拍打翅膀了，它可以凭借其他鸟儿已经击散的一阵阵风飞翔。它节省了能量，以便再次去领头。这是确保旅程成功的唯一办法，可以逃离冬天，到达温暖之地。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扇动翅膀，保持一张冷静的脸，以保护我的鸟群不受恶劣条件的伤害。但韧性需要休息。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一直在退步。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后面，慢一点，并不意味着你不是一个领导者。
第二天，柜台上放了一个柠檬派，旁边有一张纸条。清晨在我熟睡的时候，爸爸从后院摘了柠檬，在炉子上煮了糖和鸡蛋，用指尖按压面包皮边，在上面洒上糖粉。我把它带去办公室分享。我拿着一片黄黄的派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浏览器。
《斯坦福游泳运动员否认强奸指控》。我几乎要窒息了，感觉自己的胸口承受了重重的一击。这篇文章触发了我的警觉，这个版本更为清楚具体，我把吃的放在一边，点开警方报告，来来回回地看。“整个晚上，特纳勾搭了几个女孩。”在报告中，他吻过的所有人都被称作“女孩”，但因为他侵犯了我，我没有被称作“女孩”，只是“受害者”。“他声称自己在地上吻了受害者。他脱下受害者的内衣，用手指触摸她的阴道。他还触摸了受害者的胸部。”我吃不下那个软塌塌的派了，我的前额发烫，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紧握着我的叉子。被捕时，警方注意到布罗克的胯部有一处隆起。
“特纳不知道受害者的身份。他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她。他称如果再次见到受害者，他可能认不出她。”在他看来，我既没有脸也没有名字。但是那篇文章说我们“是在一次派对上认识的”，就好像我们之间互相吸引，还亲切地聊了天。
“他和受害者玩得很开心，并称她似乎也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我盯着这个词，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东西。我想扑向他，一只胳膊像蛇一样伸到他的喉咙里，像抓绳子一样抓住他的食道，把它拽干净。
“特纳开始觉得不舒服，觉得时间不早了。他说他起身离开时突然被一帮人拦住了。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要逃跑时，他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逃跑。”说“时间不早了”，应该是当你把餐巾从膝盖上拿下来，放在铺满面包屑的盘子上，然后说你应该回家了，因为你早上还有工作。“时间不早了”并不是把你老练的手从女人身上抽出来，完全勃起地站起来，把自己擦干净，小跑着离开，把一具躯体留在身后。这应该已经足够了。这条线应该能够堵塞齿轮，使它们不再转动。
我给我的检察官打电话：“嘿！你看到新闻了吗？他说我喜欢！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敢相信，你能相信吗？这算什么？”我半笑半疑。但她的语气和我不一样。“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叹气的口吻就像你要以“很不幸”或“很遗憾”来开始一个句子那样。她解释说，无罪辩护是预料中的程序。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说，“我没有享受。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甚至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心里并没有准备要辩论。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一种可怕的清晰的推理：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你。这感觉就像你眼睁睁地看着狼被割断了绳套，而有人在你耳边悄悄说肉已经缝进你的口袋了。他被无罪释放的唯一机会就是证明，据他所知，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他会说我发出了呻吟，指责我行为淫荡，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当我被指派了一个DA时，我以为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辩护律师。“地方检察官。”阿拉蕾纠正说。布罗克有辩护律师，我想，但是需要辩护的人是我，需要自我辩护，保护我不受他的伤害。他聘请了湾区最有名望的律师之一。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这场侵犯中幸存下来只是第一个挑战。如果我想和他对质，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那就得上法庭。现在，我们不得不假定他是无辜的。在司法体系里，侵犯尚未发生。他把我看作一具躯体，但却会试图把我当作一个人来摧毁。
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一直憧憬着无限的未来。现在灯光熄灭了，两条狭窄的走廊亮了起来。你可以走上一条试图忘记并继续前行的路；或者，你走入一条把你带回去见他的路。没有正确的选择：两条路都漫长而困难，都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我的手还在墙上摸索着，寻找第三道门，那道门通往一条从未发生过这种事的走廊，在那里我可以继续过原计划的生活。
词典对“否认”一词的定义是“拒绝承认事实或事物的存在”。这种拒绝本身就是另一种伤害。我否认你的事实，它不是真的，它不存在。这会让你头脑清醒。我所知道的真相将会复杂得难以理解。它会淹没在法律术语中，淹没在人身攻击和操纵之中，直到它变得如此阴暗晦涩，连我自己都无法再看到它。
我回到家，重新打开那些文章，一个个正方形堆叠在屏幕上，像他那两排整齐的牙齿。我已经准备好看到举起的长柄叉，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不会相信这些报道。当我开始阅读时，屏幕滚动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才19岁！她勾搭一个大一新生吧？这难道不是她主动挑起的吗？你没听说过印度的轮奸吗？那里的女性才正遭受着真正的虐待，而你想把这称为性侵。无聊的郊区孩子藏不住他们裤子里那玩意儿。站不住脚的。他又不是拖着她去的。如果她有男朋友，为什么他不在那儿？年度母亲奖。什么样的母亲会把她的两个女儿丢进兄弟会派对？不是要责怪受害者，但如果你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那就有问题了……她甚至没上过斯坦福大学。她是不是尿尿的时候脱了内裤就晕过去了？两人同行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项指控能达到重罪这么严重的程度，除了双方自愿的下流行为外，可能根本就没有犯罪。他给她钱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女人会喝得这么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灌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生气的点似乎在于我让自己变得易受攻击，而不在于他对我的脆弱采取了行动这一事实。饮酒并不是天然地不道德：整晚大量饮酒之后需要雅维止痛片和水。但醉酒和被强奸似乎需要受谴责。人们对我没能保护好自己感到不解。
“这才是真正的谜：他是顶级运动员，一个非常聪明又好看的男生！人们会觉得他能找到很多想和他上床的女孩！相反，他却干这种事来毁了自己的生活？很难相信。”
我想象中跟我一样的义愤并不存在。有些人写他的坏话：“漂亮男孩在监狱里是没机会逃脱的。”有些人写了善意的评论：“埃米莉，请不要让这些定义了你。找回你自己的身份，过上精彩的生活！！！如果布罗克·特纳是无辜的，我就是一只已经灭绝却仍在飞翔的居居鸟[22]。这是胡扯。”这些话暂时使我振作起来，但它们的温暖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人们无动于衷，对整件事略感厌恶，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明白了有几件事是真的：我知道他带领奥克伍德队连续两年夺得俄亥俄州冠军。我知道他是一名“经常入选的运动员”，一名“举足轻重的运动员”，在200码仰泳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我知道有很多关于“蛙泳”[23]的笑话。我知道他们说我“好吃到舔手指”。我知道我不配得到帮助，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创伤。他只是个孩子，而非罪犯。他有成就，并不危险。失去了一切的人是他。而我只是碰上了这种事的一个无名小卒。
整个上午在我胸中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的怒火，现在只剩喉咙里几块将灭的余烬。我合上电脑，躺下。我想知道我的身份如何在瞬间变成了一个丧失意识的被强奸的女人。这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榜样，充其量只是一个警世故事。我知道如果有人发现了这是我，我就会被当众羞辱，被永远打上烙印。我的这一部分必须被切割掉。我把所有这些混乱、这些新的障碍、不确定的未来、被玷污的身份，都交给了埃米莉。当我呼出水汽的时候，当我放任那说着“飞翔的居居鸟”“胡扯”的亲切声音离开，我的肋骨在颤抖。
第二天，我站在一家咖啡店里，看到一沓报纸，头版是一个亮蓝色的长方形。那是游泳池里的水。我看到布罗克苍白的手臂、黑色的眼睛、戴着泳帽的头。我周围的桌子上散落着蓝色的长方形，布罗克在咖啡馆里游来游去。一个穿圆领马球衫的人坐下来，把报纸拿在手里摊开。我环顾四周，想知道写评论的是不是这些人，我是不是该憎恨他们，害怕他们，质问他们。
我告诉妹妹不要看评论。我告诉她，大多数人阅读这些文章的时间不到两分钟，而文章中许多事实明显是错误的。这只是一小部分样本；如果你真的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你会发现他们的回答更通情达理，更富有同情心。所以不要读它们，好吗？谁在乎呢？
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正在查看每条评论，所以她不用这么做了。我想，我当然可以读它们，这些是属于我的信息。我把评论区当成埃米莉的个人受害者收件箱。我每晚都刷新，消化每一条有害的信息。当他们说：“为什么她大冬天出门穿个裙子？”我就说：“这是加利福尼亚的冬天，你个笨蛋，我们在圣诞节还穿着短裤徒步旅行。”我想修复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修好。解释解释解释。但这种防御性会延续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当父母问我一些与案件无关的简单问题，“你有没有空去邮寄”，“你有没有把衣服叠起来”，“你能不能把回收垃圾拿出去”，我就会紧张，会有一种孩子气的敌意。没空，我很忙。不要责备我，停止攻击我，你是在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害怕得到更多关于“我不好”的指认。
我知道我不应该看这些评论，但我想了解。有些人支持我，但另一些人却赋予自己一项重任，去建构一切可能的解释和借口，把错误算在我头上。是我疯了吗？是我夸张吗？甚至这算是悲哀吗？
这种犯罪的独特之处在于，行凶者可以暗示受害者体验到了快乐，而人们却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世界上不存在好的刺杀或坏的刺杀，两相情愿的谋杀或非两相情愿的谋杀。但在这种犯罪中，痛苦可以被伪装和混淆为快乐。我去过医院，那是人们的身体生病或受伤时去的地方。但我还是拉下袖子盖住瘀伤，因为我害怕自己不能像一个受伤的人那样得到同样的安慰。
在强奸案中，我很奇怪人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他？”如果你醒来发现家里有人抢劫，看到他拿走你的东西，人们不会问：“你为什么不反抗他？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不行？”他已经违反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为什么他会突然决定要遵循理性呢？如果你告诉他，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停下来？在这件案子里，我那时失去了意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
还有另一种说法让我心烦意乱：认为男孩子就是忍不住。好像他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在每个女儿要去上大学的时候都告诉她们：如果你走在一辆半挂货车前面，就会被撞到。所以不要走在半挂车前面。如果你参加兄弟会派对，你会喝醉，会被下药，会被强奸。所以不要去参加兄弟会派对。”你去兄弟会然后被侵犯？你在想什么？我在大学里就听说过，兄弟会上的大一女生就像屠宰场里的羊。我知道你不应该走进狮子窝，因为你可能会被咬伤。但狮子是野生动物。而男孩们是人，他们有思想，生活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摸别人并不是一种自然反射，不是生物学上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他们能够控制的认知行为。
似乎一旦你顺从地走进兄弟会的大门，所有的法律和规定就停止了。他们不被要求遵守规则，而对女性来说则有无数必须遵守的准则：盖好你的饮料、紧跟着别人、不要穿短裙。他们的行为是不变的常量，而我们是被期待改变的变量。什么时候进行全面预防和管理成了我们的工作？如果有很多年轻女孩在一些房子里受伤，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房子里的男人有更高的标准，而非训斥这些女孩？为什么人们觉得晕倒比用手指侵犯晕倒的人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谴责呢？
我也明白这个案子的环境对我不利。真正的犯罪会发生在学校吗？疯狂的事情总是在校园里发生。如果有人在居民区街道的小水池里大便，人们会说：“这太脏了，不可接受，绝对不行。”如果有人在兄弟会草坪上的小水池里大便，人们会说：“好吧，那是大学，哈哈！”你穿着袜子到处跑？大学。星期三下午穿着长颈鹿装喝得酩酊大醉？大学。人们宽容对待大学里的形势，不认为这些出格举止有什么严重性，任何形式的严肃以及任何真正的惩罚都被从中剥离。人们读了这个故事，听到“兄弟会”“运动员”“勾搭”“享受”。他们只需要这个词库就能使整个场景活色生香。我们懂了，他们说，他们勾搭上了，事情失控了，我没这么干过吗，你没有过吗。甚至连发生在地上这一事实似乎也毫不令人惊讶；在大学里，人们不是常钻到雕像下面、楼梯间里、钟楼里、图书馆里乱搞吗？媒体帮不上忙。他们数着我喝了几杯酒，数着布罗克游200码的秒数，把布罗克系领带的照片放在文章最上面，好像在展示他在领英上的简历。
我想撇掉这个故事里所有虚浮的东西，所有让人分心的东西，让你看到实质。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去参加聚会，亲吻了三个女人，发现有个女人落单，而且没法说话，他把她带到树林里，剥了她的衣服，把他的手伸进她的身体，他被两个男人抓住了，他们注意到她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否认自己逃跑，关于受害者除了说她“享受”之外，他什么也说不出。所以，在10点15分拿着威士忌走出来，小便，妹妹的名字，奥林匹克自由泳，这他妈的就是你们嘴里的整个故事。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音乐声开得很大，玻璃在震动，门把手在颤抖，我把自己淹没在音响中，开始尖叫。“我恨你，我恨你，离我远点。”我猛敲方向盘，想发泄出来的东西让我喘不过气来。我驶离高速公路，去往宜家，减速驶入一个光线充足的拥挤停车场，把车开到正中央，把自己锁在一排停着的汽车里。我关掉音乐。我无法呼吸，双手剧烈地颤抖，眼泪不仅仅是湿的，更让我感觉整个内脏在往外漏，厚重，疼痛。救救我救救我。我感觉大脑缺氧，如果我不能呼吸，我就要死了。视线模糊了，我翻看包里的文件，拿出一直收藏在里头的小册子，搜寻热线电话号码，那么多号码，打给了描述中写着斯坦福的那个。我不想让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到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我很安全，我只是需要有个人和我在一起，我需要有个人。”我几乎无法把这些声音拼凑成完整的句子，“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我就是那个人。”我仰着头，肩膀颤抖着，手贴在额头上，脸湿了，下巴湿了，脖子湿了。我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撕扯我的喉咙两侧，我知道接电话的人永远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她，但至少有人在听我说话。
她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很关心我。接着我又听到了那句话：“这不是你的错。”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就像念咒语一样。我发现愤怒正慢慢侵入我的意识。是他的错。是她的错。受害者必须多快就投入战斗，把感情转化成逻辑，在法律系统里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抵挡陌生人的入侵，还有无情的审判？我该如何保护我的生活？如何防范那些调查员、记者？我配备了一名检察官，准备投入战斗，但没有人能告诉我如何承受所有的敌意，承受这种毁灭性的悲伤。我孤身一人，我的故事现在被封存在我的体内，而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正通过电话向我灌输着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