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零距离看法国

2019年盛夏，我有机会在北京见到中信出版集团朱虹女士，她告诉我中信出版集团与法国有缘，原因是最近两年连续出版了两本法国的畅销书，一本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另一本是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朱女士顺势问我，可否根据我在法国的经历，从中国人的视角写一本介绍当今法国社会的书？

朱女士的美意让我倍感荣幸，其原因有三：一是本人能与皮凯蒂和皮耶鲁齐一起同在大名鼎鼎的中信出版集团出书，对我当然是件好事；二是2020年是我学习法语的第40个年头，我觉得没有比写一本书来纪念我与法国人打交道40年更有意义的了；三是2020年是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也是中法建交第56个年头。当年戴高乐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和魄力承认新中国，并由此为法国人民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两国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如今中法社会都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国人民如何互信互爱、合作共赢，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我们都要回答的问题。我想，如果我的这本书写好了，也许对中国读者了解今天的法国有帮助，从而对推动中法在新时期的全面合作有益。

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并非始于今天，它早在1968年5月巴黎左岸拉丁街的那场举世闻名的“五月风暴”就已开始，以天主教为伦理核心的保守的法国社会在这场社会风暴的冲击下瞬间民风大开，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家庭解体、政府威权瓦解，为张扬个性解放而“禁止说禁止”（Interdir d’interdir）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而这一文化从那一刻起又漫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并成为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不同的是，作为这场变化的始作俑者，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法国人还是显得鹤立鸡群，甚至前卫和激进，因此，法国人的社会转型就显得更具有某种先锋意义。

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资源、资本、技术、信息、市场甚至人员都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与配置，法国那套战后以来自鸣得意的经济组织模式突然遇到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而与50多年前那场思想伦理转型挑战相比，法国人今天明显感受到这种经济模式转型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于是，他们在大声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在他们的矛盾心态中，他们在警惕和排斥政府的权威时又特别需要政府的保护，并希望政府在残酷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能继续保证他们稳定的就业、漫长的假期、体面的退休生活和各种可能的福利制度。

简而言之，这就是法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型的根源，或者说是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法国社会之“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诚然，面对这样剧烈博大的社会转型变化，我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管中窥豹，要全面解读或得出某种结论几无可能，但本书的所见所闻皆出自真实生活和真切感受，而非道听途说，对读者朋友了解全球化浪潮下法国人如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以及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给他们熟悉的生活、观念和治理文化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可能有一点帮助。

自然，我更想透过光怪陆离的法国社会，透过那些矛盾、对立甚至荒诞的现象告诉读者，法国不是只有罢工、黄背心或漫长的假期，法国人的社会转型也不是只有迷茫与痛苦。在这个沸腾的社会里，法兰西民族依然像个顽童，他们活得真实、轻松，许多人还在寻梦或造梦，因此，这个国家拥有了世界第四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最多的菲尔兹奖。不管手机或电商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便利，他们依然喜欢街头的店铺，喜欢看书，喜欢讨论哲学问题，酷爱美食和社团生活，乐于在生命的长河中体验不同的人生。

换言之，这样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非宿命论或悲观主义的。如果我们不是从GDP这样的经济增长维度考量，而是换一个角度，根据社会人文发展指标看法国，我们的结论或许还会更乐观！是的，环顾当今世界，又有哪个国家不是处在社会转型之中？又有哪个社会的转型不像法国那样痛苦？

在社会转型这个世界性命题前，我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否还在思考，民众是否还在坚守其对生命的最初认知，社会在面对财富日益集中、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人口加速流动、文化日益多元时，是变得更加对立、激进和撕裂，还是依然充满活力、友善、信任、包容、开放和积极向上。

加缪（Albert Camus）在其小说《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什么道路并不重要，只要有达到目的的意志就足够了。”

在焦虑、痛苦的社会转型面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又何尝不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样要坚定不移地把肩上的石头往山顶上扛，去做一项看似重复却不断接近伟大目标的平凡工作？在这样的一种貌似没有变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从法国人的努力中看到类似的意愿？是否能看到那一缕社会转型的曙光？

由于文化、语言和习俗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法语叫“树叶挡住了大树”，中国人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法两国之间的沟通和认知同样存在着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我衷心希望本书能让国内的读者从法国社会怪诞和极端的“树叶”后面窥视到法国社会这棵大树依然常青，看到法国人爱抱怨、爱游行的背后是他们对生活依然饱满的热情。他们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在争取给他们的子孙带来更公平社会的同时，也试图给今天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法国式的人文关怀。

我要特别感谢老朋友拉法兰总理给拙作写序。我们相识20多年，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可爱的长者，一位智者、绅士，他高雅、博学，富有激情与同情心，他的人格魅力，让我看到法国人对法国社会转型的信心。

本书最初完稿于2019年圣诞节，但由于接下来的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此书出版暂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不料法国也不幸被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击倒，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接二连三地被病毒夺走生命，法国全社会苦不堪言，孤独、恐惧、痛苦、迷茫、失望与希望成为我与法国人这段难忘的共同闭关生活的写照。

在这段中法两国时钟停摆的日子里，面对死神，我与法国朋友们通过电话、微信、脸书、WhatsApp（脸书旗下的一款通信应用）和邮件等相互问候与鼓励，并通过一起重读加缪的小说《鼠疫》，体会病毒如何凸显我们生活中的那些谬误、冷漠和无知，思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

因此，法国式的禁足也让我对法国社会的转型思考有了新的维度和深入思考的时间。如果说新冠肺炎考问的是我们每个人对生命的态度，那么本书涉及的社会转型问题就是生命意义在法国人社会生活中所要呈现的那种形式，我所要揭示的就是转型期间法国人精神生活的本质。

衷心希望这样一本断断续续写就、由本人亲眼见证的有关法国社会转型问题的书，能让读者朋友与我一起对当今的法国社会问题开展一次巡礼，并进行一次共同的深入思考。

感谢中信出版社洪勇刚先生、朱虹女士，特别是策划编辑李琛、刘淑娟二位女士和设计师崔振江为本书出版所做出的努力。

谨将此书献给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并有志于促进新时期中法友好关系的中国青年朋友们。

徐波

2020年5月31日于巴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