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服务业、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
1.1.1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饱含科技、人力及资源等现代经济发展关键要素的服务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增长方式，表现出以高科技和知识应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服务业中，计算机程序和网络这类术语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1.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
（1）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最早用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学家，后来马克思不仅将这种方法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还用来描述社会发展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其中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属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斯托，他根据经济史的一些事实，提出了经济发展的5个阶段理论。罗斯托认为：“根据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任何社会都可以归入下面5种情况之一：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成熟社会和高消费社会。”
① “传统社会”是指生产率水平停留在“牛顿定律所带来的人类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能力以前的状态”。由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处于原始状态，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完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的扩张主要依靠人口和土地的增长；在生产结构方面，因为生产率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集中于农业部门。
② “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基本上是一个转型期，即由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的过渡时期，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阶段主要是因为科学知识要实践于生产，需要社会在各方面做出准备。罗斯托认为，要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传统社会不会从内部自发地产生变革的力量，因此需要外部的冲击。这个阶段是一个激烈的动荡期，社会观念、文化价值和制度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一样，罗斯托认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交通、贸易和现代服务业转移；农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的革命性生产率变革是起飞的条件；因此，在经济上逐步表现出社会商业化的趋势，如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商业化的经济活动、对交通和通信投资的出现和扩大等。但由于处于转型期，传统社会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因而转型的步伐就依赖于传统社会的制度刚性。如果传统社会的制度刚性很强，转型不能完全完成，就会形成二元的经济格局。
③ 罗斯托将“起飞”定义为“一种工业革命，与生产方式的理解变革紧密相连，在短期内对社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起飞”阶段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传统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稳定时期，新的价值结构建立并成为主流。推动起飞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和新的政治力量；在产业结构上，起飞阶段主要表现为现代部门的增长，传统产业如农业也经历商业化进而产业化，成为现代农业。其中，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起飞成功的关键。
④ “成熟社会”是一个更长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依靠技术不断进步以达到高度物质文明的阶段，也可以说是“纯技术阶段”，即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是稳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主导产业的变化。
⑤ “高消费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部分人的基本衣食住行完全得到满足；二是人口高度城市化，就业劳动力高度“白领化”。由于技术完全成熟，物质财富高度发达，资源分配开始超越个人领域，出现社会福利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罗斯托看来，福利社会的出现是技术成熟的结果，技术成熟是福利社会出现的前提条件。
（2）配第—克拉克定理。
① 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生。技术水平、生产规模、流通规模、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变化，使世界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特点是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其主要表现在服务业产值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克拉克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12个部门的劳动力组成结构的变化，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动力在10个主要经济部门之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部门结构的分布模式有着密切相关性。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克拉克总结出在经济进步过程中，“劳动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与经济增长同步，但通常在接近40%时便稳定下来，而服务业的劳动力比例则不断增长。
克拉克在阐述其观点时引证了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早在1691年所发现的相关规律，两人的研究成果最后被文献指定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这一定理作为有关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经验性总结，被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所证实，如库兹涅兹（Kuznets）、富克斯（Fuchs）、钱纳里（Chenery，Hollis B.）等。也可以从目前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现状中得到印证，越是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越高，产业结构中的农业所占的份额越少，制造业、服务业所占份额越高。可以说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② 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解释。第一，克拉克的分析。克拉克认为，除了远古时代，在人类社会的其他各个发展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品总是有规律地提高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对农产品相对需求的下降，是引起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主因。工业的每小时劳动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其他产业，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却相对稳定。因此，随着经济的进步，工业劳动力必然会逐步减少；即便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工业劳动力也会减少，因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快，对其产品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对于服务业来说，人们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劳动力必然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显然，克拉克认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随人均收入提高的演进规律的根源在于：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快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快于社会对其产品需求的增长。
第二，富拉斯蒂埃的解释。法国经济学家富拉斯蒂埃对劳动力在产业间演进顺序的分析与克拉克的分析明显不同。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引起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这种演进的速度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是不同的，也缺少规律性。技术进步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总量；另一方面改变了生产结构，生产结构的改变又会相伴产生需求结构的改变。因此，技术进步丰富了供给，而富足的供给又会使人类某一层次的欲望和需求迅速得到满足，进而产生新的需要。这种情况造成一方面技术进步支配着一个不断成长的生产结构；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和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愿望又决定着日益增长的消费结构，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迫使生产适应强烈的消费需求，并不可避免地促使劳动力从需求已经饱和了的产业部门转向那些需求旺盛的产业部门。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农民离开土地，工人改换行业的劳动力转移现象。
2.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是20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服务业水平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根据各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服务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充当基础设施。运输、通信、金融、教育、保健、公用事业等服务业是每个国家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拥有这些服务部门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2）作为中间环节。特别是生产者服务，如数据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等，这些中间投入通过与工业活动和其他服务业相互作用，其效能将会影响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3）对经济的战略意义。一般来说，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被许多国家看作经济增长的重心，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其管理经济的其他方面就会发生困难。
（4）服务业可以发挥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总是把服务业看作经济增长、取代夕阳产业、实行结构调整的基本着眼点。
（5）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大众媒介、教育、出版、旅游等服务业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内容，通过这些服务行业的活动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消费模式。
服务业对一国经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同国家、不同服务部门，具体情况会大不相同，应该具体行业具体分析。
3.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之后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就一直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而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这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次新的经济革命，是从技术到产业组织、经营管理、商业模式、运行体制、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可以称之为“服务革命”。它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总体趋势。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60%左右；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2/3；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5。而且，服务业正成为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服务业自身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体现。
（1）服务业升级的知识化。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业相融合，促使服务业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向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促进了服务业的现代化。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主要以资本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充当“资本的中间人”；现代的生产性服务业向信息、广告、市场调查、会计、律师、管理资源等领域拓展，主要以知识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充当“知识的中间人”。当前，服务业发展的专业化、信息化、知识化趋势不断增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已经成为服务业增长的主力军。
（2）服务业内容的中间化。这主要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产业的中间人”，成为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来源，也是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其产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在7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向生产部门传递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也传递了比较优势，可以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产业融合，从而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运营风险。
（3）服务业分布的集聚化。城市是服务业功能集聚的主要场所，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发展的过程。现代城市绝大部分是服务业中心，服务业在城市经济、资本、信息、人力资源等的大规模流动，促进城市的功能转型。
（4）服务业发展的外部化。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走过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外部化过程。随着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企业的研发、设计、仓储、营销等服务职能逐渐分离出去。20世纪50年代，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把商务活动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公共服务的外部化即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演变、从“大政府”向“小政府”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于社会和市场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小政府”不需要设立专门机构并配置人员来参与提供；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又必须成为公共服务的最大供给者，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服务因此成为一种必然。
（5）服务业拓展的离岸化。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贸易制度的完善，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度增强，服务贸易流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外包发展迅猛；服务业跨国投资壁垒明显降低，服务业转移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服务业离岸化发展已经上升到全球化阶段。
（6）创新是服务经济的生命线。技术创新与服务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一方面，技术创新是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服务经济的发展需求引领着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推动经济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引领创新的主要动力是服务业。当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已经成为整个产业链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源泉，对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越来越具有关键性作用。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当代服务创新的新内涵，包括供应链、运营、销售渠道、服务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的综合创新。
遵循这些发展规律与趋势，世界经济沿着三个维度向服务经济转型：一是沿着市场化、社会化方向挖掘服务经济发展的深度，其主要路径是推动制度变革、空间集聚（城市化）、产业融合等；二是沿着信息化、知识化方向提升服务经济发展的高度，其主要路径是推进科技创新；三是沿着离岸化、全球化方向拓展服务业发展的广度，其主要路径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1.1.2 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增长方式，与此同时，服务贸易作为现代国际经济交往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还是借助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比较优势理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样存在比较优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用来解释服务贸易的。但由于服务与商品之间、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应根据服务贸易自身的特点对该理论进行修正。
李嘉图以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两种产品——酒和毛呢，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构成的“2×2×1”模型，证明了通过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可以增加国家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刻道理。
假定有A、B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均生产X（呢绒）、Y（酒）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以劳动量（小时）表示生产成本。表1-1是两国分工和贸易前的生产状况：
表1-1 李嘉图模型：两国分工和贸易前的生产状况
从表1-1可以看出，B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即以比A国更少的劳动生产这两种商品。但是，B国在这两种商品上所具有的优势程度是不同的，同样，A国的劣势也有程度的不同。A国生产呢绒和酒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B国要高，但比较起来，A国生产呢绒的效率相对高一些，或者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即A国生产呢绒具有比较优势；B国尽管在两种产品生产上劳动成本都低，但两相比较，生产酒的相对成本更低，更为有利一些，也就是B国在酒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生产呢绒则相对不利。
如果两国实行完全的专业化分工，即A国专门生产X商品，B国专门生产Y商品，并进行贸易，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得到了提高（见表1-2）。
表1-2 李嘉图模型：两国分工和贸易后的生产状况
或者，假定两国消费总量不变，则A国2码的X和B国0.125桶Y的生产就不必要了，可以因此节约A国20人和B国10人的劳动。这些增加的产量，或者节约的劳动，就是得自贸易的利益，简称贸易利益。
经验研究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确实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只不过对服务贸易的某些特征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已。因此，很多经济学家通过修改或加入新的要素来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改进。其主要成果有迪尔道夫模型，Jones-Ruane模型，伯格斯模型，萨格瑞模型。
目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数不胜数，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即内生增长）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增长理论。
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性人物。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强调了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一个是分工，它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资本积累。劳动、土地也都是经济增长的因素，但资本积累处于决定地位，因为资本积累不仅决定技术进步而且决定分工效率。
第二阶段：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以及英国的经济学家斯旺（Swan）。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索洛对所有对经济增长作贡献的生产要素加以区分，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各自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凡是不能够被劳动、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他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包含在他的经典增长模型之中，但这里技术进步只作为该模型的外生变量。
第三阶段：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有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2.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类型
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无形的贸易方式，并不是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变量，它只能通过影响直接变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而这种间接影响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更为重要。
（1）服务贸易通过技术促进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科学的发展使技术进步已成为服务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可以看出，内生增长理论真正地把技术内生化，诠释了技术时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一旦加入生产过程，就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要素。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缺口仅靠国内资源将无法弥补，并且成本极高。因此，引进国外技术便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而服务贸易几乎涵盖了技术引进的大多数领域。通过贸易、投资与技术溢出等多种方式，使一国通过技术的进步加快经济的增长。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跨境服务贸易和商业存在服务的技术溢出效应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① 跨境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主要是指通过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导致的技术溢出。
第一，直接通过技术贸易及其相关途径。技术贸易是服务贸易的内容之一。国际技术贸易是指不同国家的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按照一般商业条件，向对方出售或从对方购买软件技术使用权的一种国际贸易行为。它由技术出口和技术引进这两方面组成。简言之，国际技术贸易是一种国际间的以纯技术的使用权为主要交易标的商业行为。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起到良性作用。
第二，通过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产生技术溢出。通过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产生技术溢出主要表现在：a.生产者服务多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主，通常是许多制造业部门中知识含量较高的关键中间投入要素，生产者服务的进口，有利于提高进口国下游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效率，从而能够提高相关商品的国际竞争力。b.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进口，通过促进服务进口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进口国的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从而产生技术溢出。总体来说，这种渠道提高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为扩大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人员移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服务贸易中人员移动的技术溢出渠道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与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合作者的协作合约，相近产业或产生的模仿行为而实现的。但是，由于各国对自然人流动的管制政策较为严格，导致目前以自然人流动方式产生的技术溢出收益极为有限，相信随着多边服务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人员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将逐步扩大。
② 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由于商业存在是服务提供者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实体提供服务，这类服务贸易往往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在一起。因此，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主要表现为关联效应的技术溢出、竞争效应的技术溢出以及人力资源流动的技术溢出。
第一，关联效应产生的技术溢出。所谓关联效应的技术溢出是指服务业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生产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后，东道国企业将跨国公司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引入产品的生产环节，在此过程中，东道国企业除了获取合同约定的服务外，还将获取到伴随合同约定服务产生的信息援助、组织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方法以及员工培训计划等软技术，而这些技术的获取不用支付额外的费用，由此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影响大多存在于服务业FDI产业间的技术溢出。
第二，示范与竞争效应产生的技术溢出。主要是指服务业跨国公司对相同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引入服务业FDI可以带来竞争效应，从而降低国内服务价格、提高服务质量，能够降低技术溢出的成本。
第三，通过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效应产生技术溢出。通过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效应产生技术溢出指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东道国本地人员流动到当地企业或自己创建公司，从而把服务业跨国公司先进的服务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重要信息带到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很多新兴服务行业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服务产品的开发与创新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此，服务型的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的积累效应更为明显，这使在商业存在的服务贸易模式下，由人力资源流动引致的技术外溢效果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根据服务贸易对技术促进发展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出服务贸易间接地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生长的环境。技术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动力，而服务贸易为这两者建立了坚实的桥梁，所以说服务贸易通过技术促进这个渠道影响着经济的增长。
（2）服务贸易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智力、技能以及知识的总和，它是人们在学校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信息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要素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能提高贸易进口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加速国际间的技术扩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不仅直接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是学校教育，形成一般人力资本。二是在实践中学习，即干中学，形成特殊人力资本。而干中学的效果取决于社会一般人力资本普遍达到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大大超过物质发展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而服务贸易的发展能够为人力资本的培养提供诸多有利的环境。对我国而言，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是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增长趋势，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对于服务贸易研究的热潮，也掀起了对于服务贸易各种人才的需求。因此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服务贸易相关专业，培养出了一批具备较高素质的服务贸易专业人才。
其次，通过留学的形式弥补了我国国内教育投入的不足，这些人回国后无论是直接从事相关事业还是去高校教书育人、进行科学研究都将会带来国内教育以及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青少年留学生逐渐增多，将会为中国培育越来越多更加了解国际市场、更能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而这些不断积累的高级人才一旦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最后，跨国公司的员工本土化也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国积累了相当的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服务贸易通过促进就业影响经济增长。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并参与服务业的国际分工，不仅能够促进就业人口的吸纳，而且还可以降低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从而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在我国，服务贸易通过就业途径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来实现的。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服务业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了解服务贸易在就业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通过服务贸易增加就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贸易吸引大量劳动力；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我国零售业的发展成为这一就业机会的代表。与之相同的是，跨国公司的人员本土化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服务外包尤其是软件外包为中国创造了新的就业；劳务输出成为解决就业的新途径，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国外，在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发展。
（4）服务贸易通过完善制度影响经济增长。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已不可缺少。而制度的完善必将使服务贸易产业更加规范合理，这种良好的制度表现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会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早期，中国尚未制定涉及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部门间法规协调性差。这些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制约了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阻碍。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保障了服务贸易的规范进行，正是服务贸易应运而生的这些法律，为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3.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服务贸易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进一步开放我国的服务市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服务贸易具有“起步晚、增速快、结构不完善”的特点，使服务贸易在一定时间内仍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服务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所以我国还是要积极地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服务贸易不仅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有效地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多元化，同时对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和制度完善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服务贸易主要发挥了以下积极作用。
① 服务贸易创造了许多新型经济增长点。从零售业到金融、电信和教育业，再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见服务贸易的存在。而且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已逐步代替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我国服务贸易新型经济主要集中在知识领域，其中以通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行业为主，这些行业正在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近年来我国各服务贸易行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服务贸易所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势必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② 服务贸易促进我国资源积累并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发展自己有优势的服务业，进口不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我国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仍以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其中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占到全部服务行业的一半以上。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为改善这种格局提供诸多便利的条件。
我国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享受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Frade in Service，GATS）的相关条款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缩短我国改善技术水平所需的周期时间，从而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升级。并且，通过GATS获得的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供求信息，有利于我国服务业企业做出正确的分析决策，从而给我国服务业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我国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经营。通过与国外企业的竞争，可以优化我国企业结构，使其向着更加合理完善的规模发展，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有助于我国服务业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竞争能力，从而扩大国内服务业的规模。这些都有利于服务业企业实现规模经济。
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不断完善，服务贸易将为推动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③ 服务贸易带来就业促进效应。服务贸易提供的就业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将资源重新优化、分配，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
专栏
在服务贸易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天津财经大学的徐婷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选取了1985—2005年服务贸易就业人数与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将服务业就业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Y，服务贸易出口额为解释变量X，设模型为：Yi=a+BXi，通过简单的回归，作者最终得到Y=11110.73+21.339X这样一个模型，表明服务贸易出口额每增加1%，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就会增加21.339%。也证明服务贸易出口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这也进一步论证了服务贸易可以通过就业途径促进经济的增长。
④ 服务贸易促进完善经济制度。我国服务贸易兴起之初没有法制以及管理制度，由于我国的制度跟不上服务贸易发展的快速的脚步，使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上存在着不可规避的阻碍。目前，随着贸易体制的深入，我国逐步加强制度改善，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主要包括4个方面：
一是专门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如《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于2007年11月21日发布《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
二是既适用于国内服务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公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价格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民用航空法》《广告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直销经营管理条例》《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电信条例》等法规，以及《拍卖管理办法》等规章。
三是既适用于外商投资生产领域的也适用于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我国外商投资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法是外商投资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多边国际条约，主要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属协议，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和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我国内地与我国香港地区、我国澳门地区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4《关于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附件5《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等。
可以肯定，制度的完善必将对经济的良性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在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下，在开放市场，引进外国服务从而获得发展契机的同时，由于我国服务业处于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还比较低，缺乏一定的竞争能力等，国外服务业的进入必将会对我国整个服务行业领域和服务贸易发展产生重大的冲击与影响。
① 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竞争加剧损害相关行业。服务贸易自由化大大加剧了国际上的竞争，使任何一国的服务业不仅面临的是国内竞争，而且还有激烈的国际竞争，再不能通过国家的保护来谋求竞争优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最强的领域往往也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最强的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由于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本应得到的利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抵销。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技术转让的利益。同时，一些服务企业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破产，一些服务企业在激烈竞争中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挑战会压缩国内的市场空间影响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扩张。可见，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损害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甚至损害到一些相关行业的利益，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
② 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区域发展不平衡。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市场必须对外开放，基本上将取消地域限制，并且在服务的行业领域和品种上也将逐步取消限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会逐渐拉大，经济发展得不到有效的平衡。
总体来说，服务贸易带给我们的弊端较小。在这样一个发展初期，消极影响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我国服务贸易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而这些消极影响的出现也为今后的服务贸易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借鉴警示作用。
③ 服务贸易影响我国经济安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的经济独立性与经济主权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其原因在于，首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部门经济决策的自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服务行业，如通信、金融和交通运输业等，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支配而损害东道国的主权。其次，外国服务的竞争可能会抑制发展中国家弱小的新兴服务业，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它们难以改善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在高技术服务上依赖发达国家。
第二，对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与独立性相联系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度的对外依赖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还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一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业，这就有可能增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某一单一服务部门的依赖，不利于这些国家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银行业等金融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强烈动荡，将难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
④ 在世界服务业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影响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服务产业结构的最大弱点是生产性服务不发达，因此最需要从国际市场引进生产性服务，而信息技术领域的生产性服务恰恰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最大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如果完全放任自流，就难免在这方面依赖于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危险，不仅在于压抑本国高技术服务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改革落后的服务产业结构，而且还在于这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信息资源的再分配系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发展中国家在数据处理方面依赖于进口时，就可能形成由发展中国家提供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而由发达国家进行处理的格局。在这种交换中，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支付数据处理费用，另一方面无偿输出了原始信息资料，而发达国家则在赚取信息加工附加值的同时还获得了无偿的信息。这种不平等的形势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前进步伐，但我国服务贸易自身起步晚、实力薄弱，开放和发展服务贸易必然会受到经济强国牵制，所以我国服务贸易因为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比较被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总结我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下，服务贸易形成的外部竞争将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系列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结构的局限又形成其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依赖。这样，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另一方面又依赖传统服务业的出口来换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服务贸易自由化很可能促使这种格局的固定化，这种服务贸易格局的本质是发展中国家用附加值低的服务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较高的服务。换句话说，是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相交换。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转化为更高的价值，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格局因此被局限在低增值的水平。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服务贸易格局一旦延续下去，就会使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的落后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