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具体来说，需要在五个方面努力。

一是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重点是要着力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问题。这是导致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一个顽瘴痼疾。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不遵守法律，怎么让群众遵守法律？对来自群众反映政法机关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举告，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依法按程序批转，但不得提出倾向性意见，更不能替政法机关拍板定案。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法定程序干预政法机关执法办案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吉林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工作。随即，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目标、原则、主要内容等作出规定。12月16日，最高检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部署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2016年2月22日，最高法通过《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148票赞成、1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此次决定确定公益诉讼的四个范围，对原来试点中的三个范围进行扩展。公益诉讼最核心的目的是保护公益，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能够回应社会各界，特别是人民群众对侵害公共利益的一些行为的关切，随着公益诉讼的推进，检察机关经验的积累、办案条件的进一步成熟会得到进一步拓展，相关的法律条件、制度规范更加完备和充实。

三是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中国于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以特别法的形式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中国民事责任立法的重大突破。2013年修正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修改和增加的规定，以及2003年施行的《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2009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中使用“惩罚性赔偿”的表述。侵权责任法作为规范侵权赔偿的基本法律，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没有明确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总之，随着经济社会中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越来越多，必须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

四是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全民守法。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201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在七个方面下功夫：均衡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加强欠发达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积极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促进党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国家重大经贸活动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服务。目标是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平台功能有效发挥，服务网络设施全面覆盖、互联互通，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日益提升。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面覆盖、服务机制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基本实现，法律服务的群众满意度和社会公信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共享公共法律服务成果基本实现。总之，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2019年9月27日，司法部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详见下表。

表3-1　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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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在执法司法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制度、党组（党委）成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制度，确保政法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秩序混乱多源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因此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深入把握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使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加自觉、更加有效。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于仅靠行政命令等方式来管理经济，习惯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习惯于采取陈旧的计划手段、强制手段完成收入任务，这些办法必须加以改变。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总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1)　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8年3月11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49页。

(2)　《司法部：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不断拓展》，2019年11月21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911/21/t20191121_33673143.shtml。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