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精神文化生活”？
（一）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曾经是一个频繁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中的概念。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在论述未来五年工作时提出：“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说：“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说：“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在概括当前时代特征时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论述未来工作要求时说：“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不仅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在部署未来五年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工作的时候，专门设有一节论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明确提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讲话和报告中，不大使用“精神文化生活”的概念，尽管在担任总书记之前，“精神文化生活”这个提法是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的文字中经常能找到的，比如在收入《之江新语》的一篇文章中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的时候，他强调“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3)但是，至少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发表的一些主要文本中，基本上未能找到“精神文化生活”这个概念。以2016年初以来的几次重要讲话为例，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时发表的“五一九讲话”中，习近平频繁使用“精神”一词，或以“精神”为核心概念的一些词汇，如“精神血脉”“精神品质”“精神状态”“精神品格”“精神境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专门用了一段篇幅来论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指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在这段话中，核心概念不是“精神文化”，而是“文化精神”，如习近平在2016年的“五一九”讲话中所说的：“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习近平主持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扶持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推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在这份五六万字的文件中，“精神文化生活”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连“精神文化”这个词也没有出现。(4)
“精神文化生活”这个词没有或很少出现在最近几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本当中，并不能说明这个词就不能使用，更不能说明这个概念没有意义，但这种现象确实以一种特殊方式表明，我们不能把这个词当作完全不成问题的词来使用，而必须对它的特定含义和适用范围作一番澄清。“精神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精神文化”和“文化精神”，这些说法看上去差不多，却有微妙而重要的意义差别。在展开本项目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术语作一些概念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本项目的一个核心概念作尽可能合理的说明。
（二）“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区别
要理解“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区别，要从人生最基本的三个问题讲起。这三个问题可以用大概在任何民族的语言中都最基本的三个词来表示：有何物（having）、做何事（doing）、是何人（being）。
这三个词涉及的是人生在世要处理的最基本关系，或者说，涉及的是人生在世要从事的最基本活动、要处理的最基本关系问题。有何物（having）的问题涉及物我关系，它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核心内容；做何事（doing）的问题涉及人我关系，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何人（being）的问题涉及自我关系，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人类生活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5)，如果可以把“政治生活”当作广义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里对人类生活的划分，就是与马克思的理解相一致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分成“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如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6)，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对“精神生活”，我们又可以作进一步分析。“精神生活”首先是“心理生活”，其具体表现是喜、怒、哀、乐等心理状态。“精神生活”其次是“文化生活”，其具体表现是读、写、歌、咏等文化活动。“精神生活”第三是“心灵活动”，其具体表现是信、望、敬、畏等心灵境界或精神境界。对精神生活的这三种形式，我们也可以用“有”、“做”、“是”这三个动词来加以理解。喜怒哀乐等心理状态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一会儿有这个情绪，一会儿有另一个心态；这些情绪或心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身外之物”相类似——情绪和心态当然是我身上的甚至内心的，但它与“我”之为“我”，并不像信望敬畏那样紧密。作为文化生活形式的读写歌咏，一方面可以是喜怒哀乐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信望敬畏的表达，但表达的形式和表达的内容毕竟不同；更何况，读写歌咏可以只是一种活动，在商业领域是一种商业活动，在政治领域是一种政治活动，与一个人的“我之为我”并没有重要关联。与之根本不同的是，信（我信仰什么？）、望（我希望什么？）、敬（我敬重什么？）、畏（我畏惧什么？）则与“我之为我”有根本的关联。“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如果有区别的话，根本上是由这些要素决定的。
对精神生活中三个方面作这样的区别，意味着把“心灵生活”作为精神生活的最典型形式。前面说过，精神生活区别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处，在于它所涉及的既不是物我关系（我与“客观世界”中的外物的关系），也不是人我关系（我与“社会世界”中的他人的关系），而是自我关系（我与“自我世界”中的我自己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信、望、敬、畏才最具有精神生活的特征。事实上，中文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生活”都可以译成英文中的“spiritual life”一词；换句话说，中文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生活”在英文中都可以成为“spiritual life”这个事实本身，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启发。
在“心灵生活”中，又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这种细分同样可以从“有”“做”和“是”三个角度着手，区分为意义、价值和认同三个方面。“意义”涉及的是“我在乎何物”，对应于“有”这个视角；“价值”涉及的是“我应做何事”，对应于“做”这个视角，而认同涉及的是“我是何人？”，对应于“是”这个视角。
就“意义”而言，冯友兰先生有关人生境界的论述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在他看来，人生境界其实就是人生意义的领域，它的不同层次（不同境界）对应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不同理解。冯友兰提出人生由低到高有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特点可以说是“随性顺习”；功利境界，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特点可以说是“追名逐利”；道德境界，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特点可以说是“行仁尽职”；天地境界，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特点可以说是“穷理尽性”。冒着形式主义甚至牵强附会的风险，我们也可以用“有”“做”和“是”三个动词去理解人生的这几个境界：在自然境界之上的三个境界，分别与人之所“有”（相关的说法可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人之所“做”（相关的说法可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和人之所“是”（相关的说法可能是：“成事在天，成人在己”）有特别紧密的关联。
就“价值”而言，我们可以模仿冯友兰先生对人生境界的分层，也分成“俗”“贤”和“圣”几个层次。最低的层次，也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层次，是“俗”的价值：福禄寿喜。然后是“贤”的价值：真善美如，这里的“如”字是从金岳霖先生那里借鉴来的，表示“自由”的意思。最高是“圣”的价值：至真至善至美至如，具有超越的、终极的含义。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基本上对应于前面所说的走出自然境界的人们所可能生活于其中的三个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就“认同”而言，我们或许可以采用冯契先生在《学术月刊》创刊号（1957年第1期）中详细论述过的三个黑格尔传统的哲学概念：单一、特殊和一般。(7)每个人都有人之为人的一般性，都有特殊共同体成员的特殊性，也都有“我之为我”的独一无二的个别性。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人性成了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成了人类个体的自我认识的基本前提；随着现代性的进展，每个人身上的这种普遍人性，越来越被认为是与每个人所从属的家庭、社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集体认同有密切联系，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史有密切联系。精神生活的最深层最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这种自我理解或自我追寻：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种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可以称作狭义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它与文化生活和心理生活都从属于广义的精神生活。广义的精神生活区别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其中包括的心理生活与肉体生活相对立，其中包括的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相对立，其中包括的心灵生活与日常生活相对立。肉体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可以说都是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彼此交织的人类生活形式；只有在与它们的比照当中，广义的精神生活的不同形式才能得到理解。喜怒哀乐与人的血压、心跳和泪腺状况有密切关联，但不能还原为这些状况；读写歌咏既要有财力、时间和空间等客观条件，本身也往往被用来牟利或消费，但毕竟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活动；信望敬畏可以是哲学、文学等职业活动的研究对象，但从事哲学、文学等职业活动的人同样会因为意义匮乏、价值迷茫或认同错乱而导致精神生活的危机。严格地来说，只有超越那或忙或闲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职业活动和非职业活动），反观自身，把注意力从实现日常活动之功能转向作为日常活动主体的自己，体验其生命活动所蕴含的意义，选择其生命活动所实现的价值，追问其生命活动所塑造的认同，我们才可以说过着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生活。
这种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是与“文化生活”非常不同的；不是笼而统之地谈论“精神文化生活”，而是单独讲“精神血脉”“精神品质”等，这有助于显示这种区别，也有助于强调对于狭义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对区别于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重视。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文化中，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时代中，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强调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对于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提升人类的精神品质，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联系
在对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进行概念上的区别以后，有必要回过头来谈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在中华民族，两者之间的联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和中华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世俗化。
在很长时期内，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世俗化过程，这在学术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观点。其实当恩格斯在谈论法国启蒙思想家时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恩格斯说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8)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突然有那么多人认为上帝和宗教是在理性法庭面前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权利辩护的；马克思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尼采说“上帝死了”，(10)韦伯则说是“世界的除魅”：“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11)最近获得首届博古睿奖这个学术大奖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2007年出了一本将近900页的著作，来描绘他称之为“世俗时代”的当代社会。在泰勒看来，我们的时代是“世俗时代”，有三个意思：第一，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凡俗的时代，是指在这个时代中，政治生活可以与宗教没有关系，而不像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与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人们逐渐脱离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第三，在这个时代，相信上帝只是诸多选项之一，而且常常并不是最容易持守的信仰。(12)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社会，并不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信神了，而是说信神的人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宗教信仰对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包括对人们的职业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大大减弱。
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相比，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是更高的，尤其如果以制度化的宗教信徒的人数比例作为标准的话。我们在2005年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做的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口中，自认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我国当时人口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出，我国大陆自诉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超过了3亿。(13)本研究的课题组在2013年的又一次全国范围调查中发现：就自认为是宗教信仰者的人口比例而言，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具体情况变化不大。确切点说，2013年调查中中国人口中自认为拥有宗教信仰者则为30.9%，与2005年比较还下降了0.5个百分比。也就是说，人口中大多数（将近七成）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而在自认为有信仰宗教的人当中，最多的是信仰佛教者，其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再次是祭拜祖宗的。从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至少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者的人口比重依然不高，人数变化不大，宗教间的比例关系也相当稳定。
说中国民众生活的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是从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来说的；如果从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纵向变化来看，当今中国的宗教生活，显然要比改革开放以前的“文革”时期，宽松得多，也明显得多。我们在2005年所做的相关调查以报刊文章和学术专著的形式发表以后，国内外学界和媒体都曾给予较大关注，许多作者把“自认为信仰宗教”等同于“具有宗教信仰”，把因此而得到的“3亿中国成年人是宗教信徒”的结论，与“文革”前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说的“中国有1亿宗教信徒”进行比较，由此而得出中国宗教信徒人口数量增加幅度大大超过中国总人口增加幅度的结论，并进而用国际学术界有关“新轴心时代”、“后世俗社会”等观念来解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用我们在前面所界定的概念来讨论问题，我们可以说，在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时代，尤其是对这个时代中本来就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民族来说，广义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狭义的“精神生活”（即区别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生活”）与区别于肉体生活的“心理生活”、区别于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之间，以及“心灵生活”本身与“日常生活”之间，都可以说有程度较高的交叉和融合。每年清明节的祭扫活动，是考察中国人的广义的和狭义的精神生活的最佳时期。仅以2017年4月4日（清明节当天）和4月5日（清明节次日）的中央报纸《光明日报》和4月5日的地方报纸《新民晚报》、《上饶日报》的相关版面内容为例，做一点分析。
在4月4日《光明日报》第1版上刊登了内容提示：“今日五版《光明视野》推出清明节专版，报道‘家书寄思念·清明祭祀新民俗’，敬请关注。”在该专版上，刊登了《在网上，为逝去的亲人写封信》《清明节，让我们一起品读家书寄托哀思》《我们的家在信上在路上》《你走了，但你从未离开过我半步》《在发黄变脆的家信中“慎终追远”》等几篇文章，引出这些文章的“编者按”写道：“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寄托着今人对先辈的哀思。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清明节的祭祀方式和习俗也在慢慢改变。2017年清明节，以读家书、写家书为主题的纪念追思活动在各地乃至在互联网上开展起来。一封封家书凝聚着亲情挚爱和家国情怀。通过读家书、写家书，人们既完成了对逝去亲人的追思，也为家风传承和继续前行积蓄了精神力量。在这个清明节，让我们一起品读家书里的感人故事。”同一天《光明日报》第2版“评论·综合”栏目发表两篇相关文章：《清明踏青的纪念和记忆》《移风易俗比墓地限购更重要》，第6版整版刊登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的讲演《清明礼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编辑为该讲演配了两张照片，一张的说明是：“2016年清明节，四川省华蓥山区近1800名匡氏后裔代表参加了以‘忠、孝’为主题的祭祖仪式。”另一张照片的说明是：“清明节临近，又到了祭奠先人的时候了。近日，哈尔滨市相关部门发出公告，禁止焚烧纸钱等活动。可以为先人献上一束鲜花，寄一份哀思，可以放飞气球，可以在网上进行祭扫，也可以种下一棵树。”萧放教授在阐述“在生命之花竞相绽放的明媚春天，中国人传承着古老天人合一的理念，追念亡人，祭祀祖先，踏青郊野，助阳护生，践行着生命传递的意义”的观点的时候，强调清明节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慎终追远是清明节的文化精神。我们利用清明时节，追思祖先业绩，提倡家庭、社会对先辈历史的尊重，保持对先人的敬畏之心与感恩之心。在人心躁动的现代社会，清明节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能够给人一个理性、冷静思考人生的机会。”他同时也特别指出要克服清明祭扫活动中经常出现的陋习怪相：“现在很多人在清明祭扫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思想观念太庸俗，祭祀用品也越来越低俗，如烧纸做的别墅、轿车、麻将等等，本意是让先人也在另一个世界享受俗世之乐，实际上是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甚至感官乐趣的一种心理折射，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我们应该倡导祭扫中的环保理念与安全理念，尽量减少祭扫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资财的耗费。”
在4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有关清明的文章有这样几篇：第二版上有《“黄帝祭典”之争应走向共赢》，其中写道：“据媒体报道，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丁酉年公祭轩辕黄帝典礼’这两个概念很难区分清楚。事实上，它们的举办地分别在河南郑州新郑和陕西延安黄陵，两地距离数百公里。新郑的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仪式于3月30日举行，而黄陵的丁酉年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4月4日举行。黄帝的公祭究竟在哪儿？问题再次被牵出。”但是，第三版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丁酉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黄陵举行》，说“4日，丁酉（2017年）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一万多名海内外中华儿女怀着崇敬之情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接下来是几篇报道：《井冈传承慰英魂——江西井冈山清明公祭烈士活动侧记》，《“清明节的铭记”主题教育活动举行》（北京），《奏响2017清明音乐会》（乌鲁木齐），《用诗歌缅怀最美的英雄》（邯郸），《默哀》（南京），《清明假期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36%》（全国）。
在4月5日的《新民晚报》上，有关清明的内容有这样几篇：第一版上，《假期返程崇明现40公里爆堵》；第二版上，《清明节俗入课，传统文化入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思政课营造文化氛围》；第三版，《生前预嘱，托付“生命的尊严”》；第六版，《6小时路程昨日今晨开了22小时》《清明假期高速路网流量居高不下》《清明艳阳催生公园大客流》，第十二版，《三天小长假，“白相”大世界》。
在4月5日的《上饶日报》上，头版文章“缅怀先烈”，报道“4月1日，万年县六〇小学的学生在烈士纪念碑前宣誓、献花。连日来，该校组织数千名师生开展‘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主题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对少先队员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第4版刊文《赣江遥祭：缅怀亲人，文明祭扫》，报道4月4日，“20余位南昌市民在南昌市民政局的组织下登上游船，在赣江江心用鲜花遥祭故去的亲人，表达缅怀思念之情。2017年清明期间，江西省南昌市大力推行鲜花祭扫、网络祭扫、家庭追思、社区公祭等绿色文明祭扫方式”。
从2017年清明节的上述相关报刊文字当中，当然得不出有关当代中国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精确结论，但上述材料有助于我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这个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所特有的概念有比较清楚的理解：“精神文化生活”如果作为一个单独的、自成一体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不是作为“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两个概念的复合词的话，它倒是恰恰体现了“中国式”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特点。它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清明期间人们所举行那些活动，都主要是与象征符号而不是实体的人和物打交道，尽管所有象征符号都离不开人物载体，就此而言，清明时节的那些活动——焚香献花、静默鞠躬、歌咏诵读、植树踏青、上网出行等，根本上都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社交活动和政治活动。但这些文化活动，与个人的消费需求和社会政治需求，显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同时就是消费行为、社交行为和政治行为。在任何民族，所有文化活动都可以同时是物质生活的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活动；但文化活动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恐怕是中国的特色；而人们超出日常生活的“精神性”需求之满足，是通过如此“世俗性”的文化活动来表达的，这更是一大中国特色。在清明节中我们集中看到的那些活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们所具有的精神功能，即实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顾不上的那种对价值、意义和认同的表达和体验；这种表达和体验，用西方术语来说是“内在超越”，用中国古话是“慎终追远”。这种活动，这种“精神文化活动”，当然远远不止发生在清明节期间；清明节的活动只是以一种比较浓缩的形式，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典型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