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化”“文化使命”是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的后置性概念。在建设文明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使命不仅获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浸润，更植根于中国大地5000多年文明史、近180年的近现代史，近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史的伟大实践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建立在挽救和复兴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主题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相较于同属四大文明的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化精神，在历史的洗涤中或断层、或埋没，中华文化瀚如烟海的文字典籍、戏剧建筑之所以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离不开在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传统中国在物质生产、制度建构长期具有的先进性和稳定性。在约瑟夫·奈看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状况存在文化的“软实力”和器物的“硬实力”的划分。但要看到，“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历史演进中从来不是彼此对立的，相反，文化的突破无不是以国族的“硬实力”为依托。正如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前后，倘若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发，很难想象西欧的文化精神如何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困囿。
不可否认，1840年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让中国在被动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造成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火烧圆明园”的劫掠和“打碎孔家店”的诘责中黯然失色。当社会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之时，就会发现不仅中国经济活动、军事能力的“硬实力”落后于世界潮流，中华文化也表现得魂无体附、暮气沉沉。在中华民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机之时，中华文化也往往被冠以与文明相对立的“野蛮”“落后”的标签，这就使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同样涂抹上从根本改变中华文化被剥削、被压迫状况，实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独立与复兴的色彩。为此，社会各阶级、派别和集团开启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无论是地主阶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农民阶级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资产阶级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在挽救中华文化的焦点上，他们苦苦思索出所谓“尊孔读经”、“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改造方案。但遗憾的是，在历史的检验中，“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9)。
以高扬“民主”和“科学”，反思中华文化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也预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出场就承载着再造中华文化的意义。“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0)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仅阐明和践行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纲领，更以既反映民族特点，又顺应时代呼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引领革命年代的文化建设。这种纲领性的文化形态是民族的，其生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共同浸润，其实质是基于民族道路和民族话语，对人类一切文化有所甄别、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指向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压迫，维护民族精神的独立和尊严。这种纲领性的文化形态是科学的，是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事求是的反映，是对人民创造的既有精神文化历史性、辩证性的审视，是具有革命性与发展性、坚韧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精神食粮。这种纲领性的文化形态是大众的，是既被革命干部学习，也被革命群众认同，凝聚各个革命阶级斗志的思想武器，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1)，“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2)。
如果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境遇，使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先国家——后政党”的建设路线，而必须遵从以党建国、以党建制的路数，那么，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挽救和复兴中华文化的屡受挫折，同样呼唤着以先进阶级、科学理论和广泛阶层代表武装自己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轨背后，正是中国先进阶级与知识分子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文化由僵化到革命、由落后到进步、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创造了契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有力回应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要求，在领导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事业中，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面貌；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锻造出富有生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对民族文化的升华中，中华文化得以摆脱彻底断流、完全否定的可能。
（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建立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逻辑中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在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史中的确证。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革新，还是铁人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的萃取，抑或是当今网络语言文字、文学小说的创新，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建设历程，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肩负着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目标，具象化到文化领域，更清楚表现为“文化翻身”，“文化满足”到“文化强国”的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再局促于“苏区”“边区”“解放区”，而进入到真正意义的领导全国文化建设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过渡与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革命政权和工业化的紧迫需要，开展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物质积累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也为文化建设的突破奠定了经济和体制基石。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翻身”不仅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相联动，还在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的不同层次，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整合性。就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而言，始终流露着“人民性”的精神标识。教育活动、文学创作、艺术表演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专利，相反，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在文化活动创造者与享有者的统合中被确立起来。就文化建设的工作导向而言，始终表现出“社会性”的实践内容。从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义务教育突破地域、民族和城乡区隔的落地生根，依靠党的制度优势，文化建设名副其实成为“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就文化建设的方法指向而言，始终贯穿“革命性”的改造方式。中国文化不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舶来品，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而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破旧立新中，“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2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正如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24)从这一意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同样是释放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建设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变革。在动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是一场长期的历史运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面临严峻风险和考验。具体而言：其一，改革开放固然是从经济问题入手，但其目标一开始就不纯粹局限于经济增长。从理论宣传到现实活动的“转译”，“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5)，既是规避以市场外部性和经济思维发展文化事业的“密钥”，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助力器”。其二，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建设的公益化和平等化，1978年以来的文化发展确实存在局部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进一步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自我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是以否定“文革”为前提，这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回应两个分期的张力问题。其三，在文化建设逐步具有世界视阈的开放格局中，文化的交流借鉴需要破除地理意义的中、西对立，但这并不等同“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26)。保持社会主义底色和民族本色，避免精神污染和腐朽文化侵蚀，成为关涉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由此三点，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旨递进，能够清楚看到，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科技、思想和学术战线的领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克服了苏东软弱涣散的状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新节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理想蓝图，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文明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这一宏伟目标的现时表达。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手都要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建设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中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发展的层次、内涵和意义日益深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7)中国文化的“现代样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实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建设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28)作为“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9)的动因，“文化翻身”—“文化满足”—“文化强国”的相应演进，不仅是党取得改造世界阶段性胜利的精神体现，更以与时俱进的历史带入感，诠释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文化使命一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接力与传承，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原则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