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与中国近代文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在黑暗中饱尝内忧外患之苦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过去的百年内，面对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先进人士经历了社会观念的破灭与重组，在器物、技艺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中，这一时期的中国被迫卷入了资产阶级开启的全球化进程，“资产阶级将一切民族都卷到自己的所谓文明中来”⁽³⁾，百年来“原始封闭的状态”被“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⁴⁾，中国作为一个封建主义大国被迫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必须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演变所带来的近代化转型。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化以中西对峙和古今交锋的基本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就了一条漫长且跌宕的寻路之旅。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一般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类型，划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基本模式，显然中国属于后者。⁽⁵⁾

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历史阶段，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构成等各方面实现了从旧形态向新形态的转型。⁽⁶⁾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阶段，外部文化附着于国家力量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渡阶段。因此，中国近代文化始终存在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化与西方文明间的主客关系；二是如何以文化的现代化启发民智、革新思想，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叙事中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转型。

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孕育期。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帝国的连年入侵使得清政府长久以来的贸易顺差被逆转，沿海通商口岸的洞开使得清政府一时间失去了商贸自主权，加之以自然经济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封建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朝上国”的黄粱美梦一时间消散如烟。即便如此，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使得国人的危机意识依然严重不足，扎根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就连林则徐、李鸿章等晚清富有代表性的开明人士都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一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慌和无知笼罩在当时的政界与知识界。当然，历史的车轮必然是要向前进展的，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最早在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了西方基督教教义，提出了一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方案，加速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尔后，以林则徐、李鸿章、魏源、曾国藩等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最早打破了清政府一直以来“严夷夏大防”的政治传统，开始“睁眼看西方”，认为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这股明显带有“后发型”国家特点的“西学东渐”浪潮一时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轴。但令人可惜的是，由于最早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的弄潮者是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根本目的的“洋务派”，在他们看来自强求富、强兵御敌是核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是需要一以贯之的“国策”，所以清政府事实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仍然缺乏对西方的认同和借鉴。但即便如此，由“师夷长技以制夷”萌发出的“中体西用”思想已悄然成为当时中国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基本认知，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最早提出了“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思想，甚至“学术乃经济之所从出也”⁽⁷⁾。即便后世普遍认为“中体西用”思想保守落后，但对比明末清初政府对于西方思想器物多持有严防与蔑视的基本态度，这一深刻的思想转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都称得上前所未有，实在是一场冲破禁锢的“思想大解放”。以至于发展到洋务运动的后期，即甲午海战之前，“西用”的借鉴范围已经越来越大，所谓“中体”的实际内容已经逐步缩减为孔孟之学的“道统”，西风已经实实在在地吹动了中华帝国这艘停航几百年的巨轮。

与此同时，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和洋务运动的日渐失效使得一批思想更为开放的改革派登上历史舞台，从初期的王韬、郑观应，到后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思想上鼓吹天赋人权，政治上主张抛除“人治”效法西方，带有浓重的早期资产阶级倾向。这场轰轰烈烈的近代思潮以1898年的百日维新为顶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将革新的视野由器物转向政体，主张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意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⁸⁾，这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知识界已经将中西文化放在平等的位置加以考量。但我们也应看到的是，虽然变法对封建弊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华阴谋有所揭露和批判，而且它最终也被清政府厉行镇压，但戊戌变法的最终目的依旧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并未形成一场贯穿整个思想界、覆盖全体国民的文化大变革。这一情况到清政府执政末期，也就是1900—1910年这十年“新政”期间有所好转，以逃居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开明人士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化自省”的文化暗流，他们深刻反思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认为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长久熏陶下全民“奴隶根性”的忽视，所以梁启超率先在思想层面效法西方进行“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他主张“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⁹⁾。可以说到了清末，虽然传统价值观依旧牢不可破，但中西的体用之辩到了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模糊，文化近代化很好地完成了思想觉醒、开社会之风气的历史任务，形成了相对开明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彻底转型和先进思想的充分涌流提供广阔的空间，为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可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第二个阶段，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成长期。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虽然没有给破败的清政府带来转机，但却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相对缓和的发展环境和开明的思想氛围，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资产阶级队伍在这一时期空前扩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吸收前人的思想解放成果的基础上，跳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表明对待中西思想文化“必须使我们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文化而融贯之”⁽¹⁰⁾。他以中西文化之融合创新为起点，以民族利益为初衷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面革命旗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也开启了整个民族思想觉醒、文化进步的大门，将近代中国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所涉猎，甚至多次以社会主义的相关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民主主义主张，“德国麦克司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著《资本论》一书”，“其资本共有，说得社会主义之精髓”，“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三民主义之中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众人能够共产”⁽¹¹⁾，这些思想在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以新民主主义的形式为大众所提前熟知，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崭新的“西学”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铺就了坚实的思潮基础。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高声疾呼“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努力知名，非血气所能忍受。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行，求经济之解放也”⁽¹²⁾，真真正正地开始了一场高扬“民主”“科学”大旗、痛批中国封建思想的覆盖面广、影响极其深远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旗手们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摆脱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的枷锁，以断腕饮血的决心主张“全盘西化”，“若是决计革新，一切要采用西方的新法子”，这一承自辛亥革命的最猛烈的革命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为高潮，将腐朽的封建文化随封建专制制度一同埋入坟墓。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对西方文化的无条件推崇在现在看都有矫枉过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嫌，以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论争自那时至如今也已在知识界交锋了近百年，似有势同水火之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胡适看来思想文化有惰性，为开拓新世界必须不能采取折中的倾向，他更在《说儒》一文中，将孔子尊为最伟大的革新者，承认了儒家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¹³⁾；而在陈独秀那里他也承认了“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这些公认的旧道德；即便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对民主和科学持赞同态度，主张中国应该“全盘接受”再“根本改过”。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是中西文化由表及里的一次大冲突、大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在真正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理论空间，也为文化界接受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先进文化做足了思想准备。

经过萌芽期和成长期，中国近代文化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真正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创立的思想条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黑暗中苦苦探索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是通过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观之比较》《庶民的胜利》等文于1918年7月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梁启超也曾在《新民丛报》上将马克思称作社会主义的泰斗，并将其学说译为“安民新学”“人群之说”⁽¹⁴⁾。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夕，是思想觉醒和民族危机程度达到顶峰的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既满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需的思想条件，也符合当时救亡图存、开天辟地的时代主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广泛传播是一次对东西文化思想内核与利弊关系的整体反思，从真正意义上重建了中国思想界的文化观念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开辟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崭新文化范式。《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李大钊就鲜明地指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¹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在总结中西文明碰撞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主张建设中国新文化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要“实现我的个性”⁽¹⁶⁾。也就是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中国近代化进入了文化范式的转型阶段，中国新文化的性质也从封建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徘徊中真正走向新民主主义这一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余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震荡，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与其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成功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最充分的实践佐证，建党初期的年轻共产党人施存统就曾宣称，“我所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¹⁷⁾。所以，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突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借助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与指导，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模式于1921年正式诞生，从此肩负起近代中国文化承接与推进的伟大历史使命。

通过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近代文化的融合和觉醒在不同侧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平道路、厚实土壤。可以说，没有复兴中国文化的伟大使命和中国文化近代化走过的艰难道路，马克思主义在破败衰落的晚清无从扎根，领导中国展开救亡图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无从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与政党肌体无从建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做出的历史贡献和其中的辩证关系加以把握：

第一，中国近代文化的向度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赋予了突出的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值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濒临失效、文化转型前后失据的危急时刻，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传统已经不能提供良好的政治整合能力，文化的走向越来越攸关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无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迫切地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寻找新的动力源。沿着这一基本的时代诉求，中国近代文化走过了一段在中西体用选择上的迷茫之路，但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始终都有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那就是民族文化的重建已经不能基于传统，必须要改弦更张、修缮炉灶，这也涉及中国文化近代化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总体向度选择这一根本问题。回看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探索之路，皇权失效留下的信仰空缺使得价值核心始终没能被有效填补，历史也向我们证明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都没能对这一实际难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同时，中国在文化近代化的道路上始终面对着紧迫而沉重的民族危机，使得近代中国的当权阶级和知识分子始终将注意力放在救亡图存的具体斗争中，文化在这一战乱频仍、经济严重贫困、政治起伏震荡的社会环境既没能找到足够稳定的发展机会，也得不到充分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要素提供的物质支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共产党的诞生使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认清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它一方面很好地融合了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成果，科学且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近的话语表达和价值认同，在充分的理论高度为中国提供了新的价值支点；另一方面，经过列宁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国家政权学说使得按照苏联建党模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天带有强大的革命性与先进性，真正领导了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勇敢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发起抗议，始终关切和代表了所有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国应对民族危机、摆脱积贫积弱、实现独立富强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正是通过对中国近代化以来民族危机与文化困境的精准解答和对中国文化新的总体向度的精准认知，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并出色的同时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中国文化价值观重建的重大历史任务，找到了破解生存与发展难题的钥匙，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二，中国近代文化的突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已经经历了相对成熟的演化过程，这一方面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文化自身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可以说，是内外力的同时作用才使得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可以几乎没有心理障碍地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通过对史实的梳理与学界观点的整合，大概能够从以下几点进行论证：其一是学风从疏漏向务实的转移，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共经历了三次危机，其中第二次危机就特指明末清初，彼时宋明理学经韩愈、朱熹等人的创立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峰，但其在学理上由于充分借鉴了玄学与禅理，所以整体上呈现空洞疏漏的状态，而当时出现了以李贽、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们主张经世之学，强调学术考究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的实际作用。虽然清政府执政期间依然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国家的根本理论，但这种言世务的学风一直到近代都深刻影响着知识界。同时，近代启蒙思想家通过对宋明理学中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使得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并形成了严密的思想体系，这也为后世学界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儒家学说自身的发展与反思，经世致用的思想风气无法贯彻、革新求变的理论基础无法构建，也就无从谈及清末有识之士对民族危亡与世界变化的关注与思考，更没有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的广泛传播。其二是中西文化间从对抗到汇通，我们反复提及中国近代文化的危机与机遇是从西方文化大规模与本土文化融合开始的，这既包含了“中体西用”这条文化选择路径上近代思想界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基本态度的转移，也包含中国文化在外部环境无法有本质改变的前提下所做的内部调和，正是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经历了从自我蒙蔽到两难抉择再到自觉地进行自我革新的历史阶段，才能展现出充分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文化张力，才能真正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与自我融通，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绝无仅有且伟大壮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路。其三，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成为近代中国接纳马克思主义最终理想的理论滥觞。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有丰富的融通性，除开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对实用理性的关注外，儒家传统文化中有关“民为邦本”、“大同社会”等政治理想也与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追求共产主义最终理想不谋而合，虽然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相较于中国传统有着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更为科学的理论工具与理性思维，对社会构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更深刻全面，但其两者在话语逻辑上的相似性与相通性使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天然的带有亲近感。同时，列宁在马克思党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依照俄国的具体实际，主张“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唯一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¹⁸⁾。这一主张对彼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也有充分的解释力，这也为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主张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思想在中国落地发芽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内涵深刻中国文化背景的历史必然。

第三，中国近代文化的思想内核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早期发展带有独特的初创特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几千年总体稳定的封建帝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中央集权为主体的道德价值观，它一方面以强大的政治约束力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内外部安全和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属性使得道德化的行为取向成为每个人社会生活的基本依赖。这一点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中就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中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道德主义属性，在他看来，这套理论过分重视人类社会关系中斗争的一面，忽视了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社会的普遍原则，“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友爱着生活的”，“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¹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李达也把平等互助作为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切入点，把不平等、不道德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依据。所以，中国文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逐渐抛却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建党理论等先进思想的过程中依旧不由自主秉持道德伦理的基本底色，这一方面是实现社会意识形态平稳过渡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在接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建党模式时主要植根于文化传统的思想共情和理论共情。同时，由于宋明理学长久以来把控着中国文化的基本路向，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和由此反映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就不由自主地带有对人的主体意识、精神要素的重视和对阶级意识自觉的一种强调，李汉俊就认为“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底变化之间有人类意志的媒介的。……我们离开了人类底意志来观察人类底进化，人类底进化就要成为不可思议”⁽²⁰⁾。所以，中国文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与西方文化充分的融通和交流，但其进行价值重建的基本理论基点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这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与主要内容，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底色。

第四，中国近代文化的文化传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上的基本前提。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的成员是一个政党初创阶段最重要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活跃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由传统学社组织衍生开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理论小组。党的早期成员和早期领导者大多既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深受西方文化的渗透。所以他们在理解先进理念、表达思想理念、进行政治行为的过程中就必然带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统合的思想烙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进行近代化转向时的基本向度。前文也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和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的深刻影响，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总之，传统的知识文化深埋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和活动，所以即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必然会随着革命和发展的具体实践而逐渐成熟，近代文化中内涵的突出成果对他们的理论铺垫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将始终存在。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区别，前者更强调统一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这与传统的民间学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古代社会，为更好地施展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政治抱负，传统的士人阶层组建的学术团体往往有一定的政党建设的雏形，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就带有这样的基本特点，这个由毛泽东和蔡和森初创的学术革命团体有着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共同的革命理念，之后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小组，其中主要成员也在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人员和主要骨干。所以我们必须认清，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人员、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它在反映传统文化必然向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演化的基本规律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近代文化之间难以割断的理论纽带和价值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