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为治疗

摧毁纸房子

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被诱惑去说”的东西并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原材料。例如，一个数学家就数学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倾向于说的东西，就不是数学的哲学，而是哲学须得予以诊治的东西。〔PU，§254〕

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PU，§255〕

我们的考察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因为它似乎只是在摧毁所有有趣的东西，即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摧毁了所有建筑，只留下一堆瓦砾。）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PU，§118〕

哲学的成果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十足的胡话，揭示我们的理解撞上了语言的界限撞出的肿块。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揭示工作的价值。〔PU，§119〕

我要教的是：把不曾昭然若揭的胡话转变成为昭然若揭的胡话。〔PU，§464〕

我的目的当然一定是说出人们在这里想要说出但又不能有意义地说出的话。〔C，§76〕

我和一位哲学家坐在花园里：他一次又一次说“我知道那是一棵树”，同时指着我们近处的一棵树。第三个人走来，听见他说，我对走来的人说：“这人不是神经病：我们不过是在从事哲学。”〔C，§467〕

人们像着了魔似的再三再四回到其上的那些命题，〔例如“我知道我有一双手”，〕我愿把它们从哲学语言中清洗出去。〔C，§31〕

于是我们清洗掉那些不能引导我们前进的句子。〔C，§33〕

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出路。〔PU，§309〕

哲学是一种工具，只用于对付哲学家和我们自己身上的哲学家。〔MS219，11页〕

疾病无法治愈是常规，而非例外。〔LW Ⅰ，§110〕

综观，而不是建构理论

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因为它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

它让一切如其所是。

它也让数学如其所是，它不能促进任何数学发现。对我们来说，“数学逻辑的首要问题”也是个数学问题，就像任何其他数学问题一样。〔PU，§124〕

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

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U，§122〕

我们的思考在这里与歌德的《植物的形变》里表述的某些观点并肩而行。一旦觉察到相似之处，我们都习惯于为之寻觅某个共同的来源。由如此这般的现象追索至其过去的来源，这一欲望表现在特定的思考方式里。可以说，这是只见到了处理相似之处的一种单一模式，即将其在时间中排成一列。（那大概与因果模式的独一无二联系紧密）。但歌德的观点表明那不是唯一可能的观念形式。他对原初植物的观念不包含任何——像达尔文的观念那样的——对植物王国在时间上的发展的假设。那么，这种想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概观之呈现的问题，歌德的格言“一切植物器官都是变形的叶子”给了我们一种方案，由此，我们可以根据植物器官的相似之处组合它们，仿佛围绕着某种自然的中心。我们看出，叶子的原初形式转变为相似或同族的形式，转变为花萼之叶、花瓣之叶，转变为半是花瓣半是雄蕊的器官，诸如此类。通过把叶子经由中间形式联系到植物的其他器官，我们追踪着这个感觉上的类型转变。

那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我们把一种语言形式与其环境相对照，或在想象中将它变形，从而得到整个空间的景观——我们语言的结构在这个空间里获得其存在。〔DG，308页〕

借助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这不是哲学的事业。哲学的事业是让困扰我们的数学状况、让矛盾解决之前的状况变得可以加以综观。（而这并不意味着绕开困难。）

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我们为一个游戏定下规则——一项技巧——，而当我们跟从规则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却与我们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像被我们自己的规则绊住了。

我们的规则里的这类羁绊是我们想要弄懂的，即想要加以综观的。

这种羁绊有助于我们看清“意谓”这一概念。因为在这些情况中，事情同我们原先所意谓的所预见的不一样。出现了矛盾，或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我们就说：“我意谓的不是这个。”

矛盾的市民地位，或矛盾在市民世界中的地位：这是哲学问题。〔PU，§125〕

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

也可以把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之前的可能性称作“哲学”。〔PU，§126〕

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PU，§127〕

无论谁愿在哲学里提出论点，都永不会有人同他辩论，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这些论点。〔PU，§128〕

如果哲学是要在竞争的理论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历史地教授哲学就是正确的。但若不是这种选择，那么，历史地教授哲学就是错误的，因为那几乎没有必要；我们可以直接探讨主题，无须去考虑历史。〔LWL，82页〕

事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平常而掩蔽着。（你不会注意它——因为它一直都在你眼前摆着。）一个人的研究工作的真正基础对他并不瞩目。除非有时候恰恰是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等于说：一旦看到了就是最触目最有力的东西，我们通常熟视无睹。〔PU，§129〕

要看得更清楚，就像在无数相似的情况下那样，我们在这里也必须把所发生的事情的诸种细节收入眼帘；必须从近处考察这些事情。〔PU，§51〕

让我们实实在在想出一句话都会在哪些不同的境况和上下文中说出来。〔PU，§592〕

我们在这里碰上哲学研究中一种极富特征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会说，困难不是找到解答，而是认识到某种看上去好像只是解答之准备的东西其实正是解答。“我们已经把什么都说了。并非某种由此推出的东西才是解答，恰恰这就是解答！”

我相信，这和下面这一点连在一起：本来一种描述就是对困难的解答，只要我们把这种描述放到视界的适当位置，而我们这时却错误地期待一种解释。只要我们停留在这种描述那里，不试图超出它。

困难在于：让自己停下来。〔Z，§314〕

在哲学中很难不做过头。〔KMS，271页〕

哲学中最难做到的是所说的不多于我们真正知道的。〔APF，27页〕

你说：“那确是这样，因为那必定是这样。”

（叔本华：人的真正寿命是100年。）

“当然，它必定如此！”就仿佛你理解了某个造物者的意图。理解了那个体系。

你不问“人的实际寿命是多长”，觉得现在那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理解了某种处在更深处的东西。〔CV，37页〕

在哲学里不推演出结论。“事情必定如此这般！”不是个哲学命题。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PU，§599〕

重要的是探索过程

……因为探索比发现道出的更多……（奥古斯丁）〔Z，§457〕

只可能通过提问来教授哲学。〔AWL，237页〕

哲学有这么复杂的结构，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哲学像你所说的那样，是那个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终极者，那它应该是极其简明的。——哲学解开我们思想中的结；所以它的结果一定是简明的，但哲学探索却像它去解的那些结一样复杂。〔Z，§452〕

“慢慢来！”哲学家就该这样互相问候。〔CV，109页〕

在哲学中，胜出的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CV，48页〕

一个新词就像一颗新鲜的种子撒到讨论的园地里。〔CV，4页〕

尼采曾写道，最优秀的诗人和思想家也写下过平庸的低劣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把优秀的东西与之分开了。但不完全如此。园丁在园子里当然不只有玫瑰，他还有肥料、垃圾、杂草，但它们不仅在善好的等级上有别，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园子里的作用有别。

一个看上去低劣的句子却可以是一个出色句子的胚芽。〔CV，81页〕

在蠢笨那山谷里为哲学家生长的草木总是多于在明智那荒芜的山峰上。〔CV，109页〕

你请总是从明智那荒芜的山峰降行到蠢笨那郁郁葱葱的山谷。〔CV，103页〕

一个平庸的写作者必须留意，不要太急于用正确的表达式替换掉那个粗陋的、不正确的表达式。这样一来，他扼杀了那个初降的想法，它反倒还曾是个活生生的幼苗。而现在它枯死了，毫无价值。现在可以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而那个可怜的小幼苗却还曾有点儿用处。〔CV，107页〕

可以说，哲学中的焦灼不安来自我们对哲学的错误看法，哲学仿佛分割为一些〔其长无尽的〕纵条，而不是一些〔有限界的〕横条。这幅转动过了的图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仿佛是要掌握那些无限界的线条，抱怨说，这不可能一片段一片段进行。当然不可能，如果把一个片断理解为一条无尽的线条。但若把一个片断理解为一个横条，却可能一片断一片断进行。——可这么一来却又不可能到达我们工作的尽头啦！——当然不可能，因为它没有端点。〔Z，§447〕

〔有人说，〕只要尚未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就没有任何哲学问题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只要哲学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每一个新的难题都会使我们先前的所有结论变成可疑问的。我们若以这么宽泛的方式说到哲学，那么对上述说法就只能给予十分粗略的回答。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曾得出一些部分的结论，它们在最终的画面上各有自己的位置，新出现的问题有可能使它们占据的位置成为可疑问的。〔BB，44页〕

需要克服的是意志的抵抗

哲学的困难不像科学的困难，那不是智性上的困难，而是皈依的困难。需要被征服的是意志的抵抗。

像我经常说的，哲学并不要求我做出任何牺牲，因为我并不禁止自己去说任何东西，而只是因某些语词组合无意义而放弃它们。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哲学的确要求一种弃绝，但那是感情上的弃绝，而非理解上的弃绝。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哲学对很多人这么困难。弃而不用某个表达式，可以像忍泪或制怒一样困难。〔KMS，263页〕

托尔斯泰：“事物的意义在于它的普遍的可理解性。”这句话对错参半。如果一样事物是富有意义的，是重要的，使它难以理解的，并不在于要理解它就需要某些关于晦涩难解之事的特殊教导，而在于对它的正确理解与大多数人愿望看到的东西相冲突。因此，恰恰是最切近的事物可以成为最难以理解的。

有待克服的不是理解方面的困难，而是意志方面的困难。

哲学中要做的工作——像常常在建筑中一样——其实更多的是做自己的工作。针对自己的观点做工作。针对怎样看待事物。（以及从事物那里所要的是什么。）〔KMS，263页〕

我正在对你们做的也是劝说。******Jeans写了本书，叫做“神秘的宇宙”。我讨厌这本书，说它误人子弟。就说书名，这个书名我就说它误人子弟。******我也许可以说“神秘的宇宙”这个书名包含了一种偶像崇拜，偶像是科学和科学家。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在宣传一种思想风格，反对另一种思想风格。对那另一种我真是讨厌得很。我也尝试说出我在想什么。但我会停下来对你说：“天哪，别这么做。”我停下自己的困惑，劝说你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例如那种表达式：“所有整数的整数。”******我可以把这些表达式放在一种新的上下文中，让它们对很多人失去魅力，肯定对我是失去了魅力。******

我们所做的很大一部分事情是改变思想风格的问题。〔LCA，354—355页〕

一个时代的疾病只能通过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治愈，哲学上的疾病只能通过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治愈；都不是靠某个人发明出一种药物。

我们可以设想，使用汽车产生并助长了某些疾病，直到人类由于某种原因，作为某种社会发展的结果，驾车出行的习惯又消失了，直到那时，人类一直为这种疾病所苦。〔RFM Ⅱ，§23〕

哲学中最危险的观念之一是——说起来很奇怪——我们用头脑思想，或我们在头脑中思想。〔Z，§605〕

我会说，人只有在需要做诗那样时才需要写哲学；我相信这话概括了我对哲学的态度。我觉得，由此一定看得出我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现在、将来或过去。因为说这话也就承认了，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我所愿做的。〔CV，34页〕

在哲学中，我们必须区分表达我们思想倾向的命题和解决问题的命题。〔LW Ⅰ，§109〕

谁要是不愿解决哲学问题，——他干吗不放弃这些努力？因为解决哲学问题意味着改变他的立场，改变旧的思想方式。你不愿改变，那你应该把这些问题当作无法解决的。〔LW Ⅱ，84页〕

哲学才能在于从一个语法事实那里接受到强烈而持久的印象的能力。

人类深深陷在哲学混乱亦即语法混乱之中。形形色色的联想绑住了他们，不先从这些联想中解脱出来，就无法使他们获得自由。就仿佛你需要重构他们的全部语言。——但他们的语言如此长成是因为人类曾——且今天仍然——倾向于这样思想。因此，你只能成功地解脱那些生活在反抗语言的本能之中的人；至于另一些人，他们的全部本能都是生活在羊群之中，这个羊群创造了这种语言，把它当作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对这些人，你无能为力。〔KMS，272页〕

你觉得自己在某个问题上滞留不前的时候，不要一再去思考它，否则你就会被粘在那上面。我们倒是必须在我们完全胜任愉快之处开始思考。切勿硬来！坚硬的问题必须在我们面前自行松解。〔NB Ⅱ，83页〕

研究哲学如果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而这种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词句的），那么，它有什么用处？你知道，我懂得要彻底地思考“确定性”“或然性”“知觉”等等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对或者力求对你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如果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还要困难得多。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情并不紧张激动，倒常常是明显令人不快。而既然它是令人不快的，它就是最重要的。〔NMM，33页〕

设想有人以为他找到了对“生命问题”的解答，对他自己说现在一切都顺利了。要看到自己弄错了，他只需提醒自己，他过去不曾发现这个“解答”；但那时候人们也照样要生活。这么看，他发现的解答似乎无足轻重。说到逻辑也是一样。若说对逻辑问题（哲学问题）有什么“解答”，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曾经有一段时间它们不曾得到解答，而那时候人们照样要能够生活、思考。〔KMS，271页〕

在这里我想就哲学问题的本性做个一般的评论。哲学缺乏清晰性，这颇折磨人。这会让人感到羞愧。我们觉得：在原能够辨清门径之处我们却辨不清。但事情并非如此。无需这些区分，也无须在这里辨清门径，我们满可以生活得很好。〔BF Ⅲ，§33〕

进入澄明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从事的工作为什么该称为‘哲学’？为什么这种工作应该被视作以前冠有‘哲学’之名的那些各种各样活动的唯一合法继承者？”〔BB，62页〕

从前的哲学问题从何处获得其重要性？

例如，同一律似乎具有某种基本的重要性。然而，“这一‘定律’是个无意义的句子”这一命题取代了它的重要性。〔KMS，266页〕

哲学没有任何进步吗？——你搔你的痒处，这里一定看得到什么进步吗？否则那就不是真正的搔真正的痒？对刺激的这种反应不能继续很长的时间直到发现一种治好发痒的药物？〔CV，118页〕

从事哲学，你须得降入那古老的混沌，在那里如鱼得水。〔CV，89页〕

哲学家发疯一般，无助呼叫，直到他到达自己迷乱之团的核心。〔KMS，271页〕

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对我们概念无序的一种意识，这种无序可以通过梳理整顿消除。〔KMS，271页〕

哲学问题就像研究一个社会的建制。就仿佛，这个社会没有明文法，但在一个情势下必须遵行规则：人们有一种本能，从而能够在共同办理事务时遵守某些规则，但没有明确宣告议题，没有对规则做出澄清，因而造成更大的困难。他们把某个成员视作主席，但他并不坐在桌子的顶端，也没有任何办法识别他，这使得交易变得更加困难。于是我们来了，带来了明确的秩序。我们让主席坐在一个很容易分辨其地位的位置上，让他的秘书坐在他旁边特设的一张小桌边，让其他普通成员坐在长桌的两边，等等。〔KMS，268页〕

我们想在关于语言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秩序：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的秩序；许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秩序。我们将为了这个目的不断突出我们的日常语言形式容易加以忽视的种种区别。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是以改革语言为己任。

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改革语言，为了避免实际使用中的误解而改善我们的术语，这些当然是可能的。但这些不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让我们操心的那种迷乱发生在语言仿佛是在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PU，§132〕

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闻的方式把语词用法的规则系统弄得精粹或完善。

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是这一发现——它使我能够做到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打断哲学研究。——这种发现给哲学以安宁，从而它不再为那些使哲学自身的存在成为疑问的问题所折磨。——现在毋宁是：我们用举例来表明一种方法，而这一串例子是可以从中打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困难被消除了），而不是单独一个问题。

并没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但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式各样的治疗法。〔PU，§133〕

一个命题的语法得到了充分澄清，它就是在逻辑上得到了完全的分析。〔KMS，269页〕

我凡是说：我们在这里处在语言的边界，听起来就仿佛必然是某种类型的自我否定；但正相反，我们达到了完全的满意，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问题留下来了。〔KMS，271页〕

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消解了：像放进水里的一块糖。

若在其论证中不觉得有对清晰明澈的需求，那他是为了哲学而被废掉了。〔KMS，272页〕

在哲学中，我们只要碰到困难，就给出语法规则。我们也许觉得完备的逻辑分析会给出一个词的完备的语法。然而，没有完备语法这回事。不过，给出一个规则仍是有用的——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相反的规则而我们不愿遵行它。我们发现怎样使用一个已知语词的规则，并不是要给出怎样使用它的完备知识，并不是要告诉别人怎么使用它，就好像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似的。逻辑分析是一种解药。其意义在于终止人们在反思语词时的胡搅。〔AWL，151—152页〕

所有哲学问题的解决就是这个样子的。唯当回答是平白日常的，它们才会是正确的回答。〔KMS，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