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萧条与复苏

（宣德至正德七朝 1426—1521）

小引

从宣德朝开始，明王朝的统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明仁宗实际在位时间只有九个月，因此明宣宗得以享有太平，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祖父，即明成祖朱棣。自从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以来，明成祖在二十余年里一直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而忙碌。他曾五次率军深入塞北大漠征讨蒙古各部落，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保证对北部、西部地区控制的加强，同时还为此建立了规模巨大的漕运体制；他组建了新的内阁，使之成为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从而弥补了明太祖取消宰相之后行政结构上的缺点；他六次派郑和率领庞大而威严的船队出访“西洋”诸国，并又采取了其他各种措施，使四方各国派使臣来“天朝”纳贡称臣。明太祖与明成祖打下的基础，使得明宣宗以及后几代君主能够较容易地维持着明帝国的统治。

明太祖与明成祖是创业者，他们经受过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的磨炼，对世风民情也较为了解。作为守业者，自明宣宗以下几代君主的情形却是大不相同。他们从小在宫中长大，接受着儒学以及各种相关的典章礼仪教育，为日后继承帝位作准备，除了明英宗愚蠢的亲征与明武宗荒唐的南巡之外，他们没有离开过北京，甚至不出皇宫的大门，因此对全国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更何况其中好几个人都是小小年纪就当上了皇帝，他们很难理解需要处理的各种事件的意义。明宪宗与明孝宗登基时都只有17岁，明武宗是15岁，而明英宗则只有8岁，实际处理朝政的其实往往是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这两大集团相互争斗又互有联系，他们维持着国家机器基本正常运转的状况，同时也为自己攫取了巨大私利。在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与正德这六帝七朝的106年间，除了明英宗的被俘与复辟，以及初期汉王朱高煦与末期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外，也不再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然而，就在这天下太平的表象之下，各种社会矛盾正在逐渐尖锐，吏治日见腐败，国力也越来越虚弱。另外还需提及的是，明初被封建统治者强行抑制的商人阶层，在这一百余年里极其缓慢却又异常顽强地逐渐恢复与发展自己的力量，它的势力的膨胀将在以后引起世风的急剧变化，从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之，这一历史时期是平静中孕育着不安定，若将嘉靖朝以后的情况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相比，便可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从宣德朝到正德朝这一百余年，正是衔接那差异极大的两者的过渡阶段。

当然，自宣德以下七朝还各自有着具体的不同特点，史学家作研究时就未必将它们归为一个阶段。可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明代的小说发展，划分阶段的依据是小说创作的起伏态势，而在这一百余年里，小说创作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萧条。在这期间，文言小说创作自《效颦集》后长时期地几无新作出现，直到成化末年才有一部《钟情丽集》。弘治、正德年间，文言小说创作开始呈现复苏景象，但那时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只能视为“准小说”。通俗小说萧条的程度尤甚，据目前所知，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这段空白持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作品约问世于洪武初年，而其后最先出现的通俗小说则是郭勋授意其门客撰写的《皇明开运英武传》。这部作品约成书于嘉靖十六年，与罗贯中、施耐庵的创作相距170年，而且，在整个嘉靖朝新出现的通俗小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因此可以认为，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实际上长达近二百年。

这是明代小说史，甚至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特现象。明初时《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的问世，表明明代小说是从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发展历程。如果参照其他文学体裁的发展规律，此后明代的小说创作应该迅速地日益繁荣才合乎情理，可是为什么我们面临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呢？

明初那些作品的存在，足以证明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并不在于作者。即使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是新出现的文学体裁，但最困难的开创性工作已经由罗贯中、施耐庵完成，而且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都能问世，撰写通俗小说不应再是特别艰巨的事。退一步说，在嘉靖、万历期间，出现了不少仅仅只是将已有的平话、史籍作缀联辑补式的通俗小说。这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就连一些文化修养不甚高的书坊老板都能成为高产作家。因此，撰写通俗小说在作者创作能力方面并不存在问题。

责任同样不在于读者，他们并没有拒绝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正统年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在一份奏章中说，《剪灯新话》等作品传播后，人们是“争相诵习”，甚至“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作为新兴文学体裁的通俗小说，尽管那些作品在长时期内未能出版发行，广大普通群众一时还无缘与之接触，但至少见到此书的士人们的反应是极其热情的。弘治年间庸愚子为《三国演义》作序时就提到，这部作品问世以来，士人们是“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为了阅读，他们竟愿花这样大的气力抄录长篇巨著，自魏晋以来，似乎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荣誉，通俗小说能够赢得读者也是无可怀疑的。

既然作者有能力撰写，读者也喜爱阅读，那么为什么发展起点已经相当高的明代小说创作，突然又长时期地裹脚不前了呢？许多年来，明代小说史上的这段“空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特别是当人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具体的作家与作品时，这段“空白”也难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可是如果要考察整个明代小说的发展状况，对这段“空白”就不应该，而且也无法回避，因为这不仅会造成小说史研究的相应“空白”，而且还会影响对明代小说整个发展线索的正确把握。

由于缺乏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对“空白”的考察显然不能搬用以往的小说研究方式，它迫使我们扩大研究视野，从更广泛的方面去探寻与筛滤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正如任何历史现象的形成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样，明代小说的发展之所以在本阶段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其实也是由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决定的，而本编的任务，则是找出那些重要的、有直接关系的因素逐一分析，并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在本阶段末期开始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