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个医者行旅的原点
1969年一个深秋的夜里，突然听到有些喧闹，原来是父亲回家来了。他拄着双侧腋杖，行走时拐杖敲击着水泥地面发出“咣咣咣”的声音，有点儿夸张。他那时正在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五七”干校劳动，犁田时不慎被水牛踩伤了左脚背，发生了骨折。当时，成昆线还没开通，周围有些地方似乎还在搞“武斗”，交通不畅。于是，他绕道渡口、贵阳北行，辗转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回到了成都。父亲在途中可能广泛搭载了各种交通工具，如小舟、渡船、鸡公车、板板车、拖拉机、客车、货车等，他的外衣和帆布旅行包上都显出风尘之气。
西医为父亲照了X光片子，说他的骨头没有对位好，但伤后已经一个多月，也不便再手术，只能等它慢慢地长好。又看中医，说是“伤筋动骨100天”，要严格按跌打损伤来治疗：一要天天用中药煎水来洗脚；二是洗完脚后，在脚背上裹一块巴掌大的药膏，里面是清油调匀的中药粉末；三得喝药酒来舒筋活血。那段时间，父亲喜欢与大家喝点儿酒，现在要辅以药酒来治疗，显然是他很乐意的。一时间，家里弥漫着中药、药酒的味道，纱布、绷带在晾衣杆上随风飞舞。家中还备有银针，他偶尔也做做针灸。
父亲喜欢看书，家中因此堆了很多书，如《六次危机》《田中角荣传》《多雪的冬天》《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也趁机沾沾光。父亲身高1.89米，拄着双拐走路时步子很大。我因为常常陪着他散步，步调渐渐与他有些相仿，结果被班上的同学起了一个绰号“懒大步”。
过了几个月，父亲好些了，就将双侧腋杖改为单侧腋杖，再好了些后，又改成一根手杖，后来他就拄着手杖返回了干校。
1971年的一个深夜，父亲又回来了。他脸色有点儿发黄，这回是染上了肝炎。医生们的意思是，这个病不大好治，只有慢慢地休息调养。于是，父亲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蘑菇片”“谷氨酸片”和各种中药的偏方等。因为骨伤还要继续康复，所以药酒仍然要喝着。在此期间，国家每月补助他白糖票半斤、黄豆票一斤来加强营养。
一天下午，我陪父亲去看病，路过人民公园，看到几个北方人正在耍猴戏。秋阳熙熙，他们个个都光着上半身，下身穿着肥大的灰黑棉裤，高声唱着北方小调，有些苍凉。几只猴子戴着花布头巾，使劲翻跟头、跑步；另一只大猴子的任务是捧着铁皮罐头盒，对着围观的人打躬，一圈下来，终于收获了两个硬币。父亲看了片刻，就低头悄声问我：“拿点儿钱吧？”我有些惊恐：“没有带零钱，只有一张5元的（当时父亲的工资是两位数），要去看病的。”父亲有些尴尬，笑笑说：“拿吧，给他们……河南人算是我们半个老乡。”那天余下的时间，我们便只好在街上踟蹰，观望落叶梧桐，一直挨到晚饭时间才打道回府。我觉得父亲很想上去跟他们多说几句话，但他没有。
后来，“五七”干校就结束了。1973年，父亲调到了四川省建工局工作，时常去基层开会、出差。有一阵，他觉得胃口不大好，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肝硬化”。
1974年春天，父亲因为黄疸、腹水住进成都的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我就离开了学校，常常在医院里出入，设法买药、送药，记得有白蛋白以及各种中药，如鳖甲、山茱萸、茵陈、金钱草、丹参、冬瓜皮、莱菔子、大腹皮、车前子等。同时，我还给父亲送去衣服、鸡蛋、水果之类。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直到秋天都出不了院，而且似乎越来越重了。入冬以后，父亲就常常提起山东老家的情景：鲁西南、大汶河、风雪、平原、一畦土地、一口水井……他甚至觉得，睡睡北方的土炕，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但冬至那一天，他突然咯血，然后昏迷去世。
我从此不向北望。北去三十里，父亲曾在三秋桂子、一湾荷塘、八百罗汉处徘徊。
行医多年后，1990年左右，我在坐诊时偶然遇到一位长辈来开药，他说自己当年在湾丘“五七”干校时与父亲住在一起。最后，他顺口提起：“当时干校有一位李叔叔得了肝炎，隔离起来了，但你父亲还要主动去照顾他，给他送饭，才染上了这个病……这位李叔叔现在身体都还好……”言罢，他目光有些闪烁。我闻之心惊气短。
后来每每想起父亲在四十七医院的时日，我都觉得暗无天日，不堪回眸。直到今天再回首才发现，其实那也不尽是茫茫黑夜，也颇有一些值得感念的事情。
1974年，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当时，内一科有十来个年轻的护士。我则是个陪伴传染病人的家属、中学生。病房里若偶有空床，我便可以趁机在那里过夜。时间长了，我渐渐与护士们相熟了。她们常悄悄地招手示意，把我叫出病房，赠与饭票，让我去军人食堂打饭吃，还把自己的军用装备——绿色洋瓷碗和不锈钢匙子——借给我用。此外，她们还借给我各种东西：书籍、凉鞋、雨衣、梳子、香皂、雪花膏、板凳、粮票、现金，等等。有时，她们还带我混进军人澡堂去洗澡，把军装借给我穿，包括内衣与外衣，还打趣说：“你只差领章和帽徽了。”
在病房值夜班时，她们常常叫我到营房去睡她们的床铺。她们的床单、枕头、被子、蚊帐都是统一的草绿色，被子叠成四方体，见棱见角。唯一彰显个性的是枕巾的图案：梅、兰、竹、菊争奇斗艳。更讲究美学效果的，还要再给枕巾蒙上一块花手绢，洒上些花露水，花香袭人，让营房充分显出闺房的情致。
四十七医院离成都有15公里，那时自行车是个很奢侈的装备，偶尔有机会才能骑到。于是，她们趁着些职业之便，千方百计地打探过路车辆的消息，讨好司机，乘机帮我搭上便车。有时天色晚了，她们甚至到公路上去招手拦车，截住南行的车辆，包括客车、货车、拖拉机、吉普车等，让我能返回成都。
后来，我对自己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似乎都没能做到这些，想起来有些惭愧。
内一科还有一位年轻的护士也在住院，她是白血病晚期。深秋的一天中午，她把我叫到花园里，拉住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说：“我先给你讲下哈，你父亲会死的……”言罢，她鼻孔里突然冒出血来。她赶紧捏住鼻子说：“他……他病得有点儿重了，就像我一样。”我从此不再搭理她，侧目相向。
幸好，我似乎也为她们做过些事情：从成都帮她们买过雨伞、钢精锅、水壶之类的东西。我也曾被委派过一件重要任务：帮其中一位护士送交一封情书到成都军区独立师。而收信者——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撕开信封，瞄了一眼信瓤子，就顺手丢到了抽屉里，继续与战友聊天。我在窗外恭候了好一阵子，人家也没给个回话。回去向她汇报此事时，我也只好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看她星眸闪烁、欲言又止，估计对我办事的能力颇感失望。
43年过去了，终于记下此事，旨在致谢解放军第四十七医院内一科的护士们，她们其实都很像《红楼梦》里面的姐姐妹妹：清澈、灵性、美丽、宁静……每一位都像。难怪贾宝玉要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若天地有情，还望她们能读到此文。当然，也要致谢医生们与其他相关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