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CE.01
黑白马赛克
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拖着他们长长的影子，那是维多利亚时代漂洋过海而来的自重，趣味，势利，还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光鲜事物无限热衷的遗风。
他们的背影看上去真是时髦与复杂，就像混合亚欧口味的食物那样，带有一种开放和投机的灵巧。东方人细长单薄的身体，宛如一只单反相机里极其敏感的测光仪，时刻根据不同的光线做出调整。即使是后背，也长着眼睛，时刻观察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反应，以及四周的动静。男人们穿着黑色的夏季西装，意大利鞋，里面的衬衣也是黑色的，并敞着领口，这样既冲淡了拘谨，又保持了进出外滩大楼应有的隆重。现在，出没夜店的男人们已再次讲究起来。他们谨慎地选择黑色，在面料和牌子上下工夫，掩盖自己在颜色和款式上的贫乏想象，他们投入浮华生活的时间毕竟太短，趣味与自信都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炫技，只可求不错。
十九世纪末的晚上，外滩的生意人只有上海总会一个去处。去上海总会，他们要穿好黑色燕尾服和白色衬衣，打黑色呔。有一夜，遇到租界火警，正靠在吧台边喝酒的救火会志愿者们来不及换衣服，就冲出去救火。镶了一层黑缎子边的黑色衣尾在火光熊熊的夜色里随风飘起，沾满了焦炭的气味。过后，工部局通知他们，可以将那晚洗烫修补礼服的洗衣店发票拿去报销。这是另一个关于黄浦滩上的黑色礼服的故事。
黑衣人三五成群地消失在旧渣打银行门庭的灯光里，像解一道合并同类项的数学题那样，归成一个符号。
她们是一对长得很相像的母女，长脸。在自天花板而下的灯光里显得更长。
玛丽莲吊灯洒下明亮而匀称的光芒。这些大小不一，出现在大楼各个角落的、红色里夹了金箔的玻璃吊灯，是第二次从意大利舶来的镇楼之宝。第一次从意大利来的镇楼之宝，是1920年代从意大利教堂里买来的大理石圆柱，据说它们还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开采的。精确地说，这次不再是舶来，而是空运。“舶来品”这个词也已经过气了。
玛丽莲吊灯让人想起威尼斯那些昂贵而易碎的古老玻璃，和弥漫着旧缎子和耗子味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往事。但是，如果经历过上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于电力不足而全城灯光黯淡发红的岁月，才能体会到它们给予的明亮与柔和所意味着的渴望。这是完全不同于威尼斯的渴望。
地上细小，而且排列并不规则的白黑两色的马赛克铺满了她的眼睛，犹如《太阳帝国》里描绘过的，在黄浦江里漂浮的一口小孩的棺材那样，在她回忆里晃动。“是它吗？是原来的那些吗？”她猜测着。
大楼修复时，专门介绍了修复时对马赛克地坪的保护。当时她读到报道，眼前浮现出的门厅，是幽暗而高大的。马赛克地面好像蠕动的蟒蛇一样冰凉，并有一种威慑力强大的鳞状图案，马赛克在水泥上微轻的不规则排列，就像蟒蛇隆起时，撑开了鳞状物之间的皱褶。
这是八十年前的旧物。保留着1920年代亲切的手工痕迹的马赛克，看上去像雨后的泥地一样柔软，容易留下痕迹。完全没有如今的马赛克那样冰冷和规整。那些手工的痕迹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黑衣人沐浴在灯光下，洗得干干净净并散发名牌香水气味的身体，保养良好的头发，在黑色的衬托下格外白皙的手背和下巴，如同沐浴在阳光里的植物一样自在而感恩。冷气很快就使皮肤变得凉爽干燥，他们脸上因争斗而隆起的肌肉放松下来，变得彬彬有礼。
出示请柬。
与迎候的英国领事馆雇员寒暄，握手，探出上身去行贴面礼，嘬起嘴唇，轻轻向对方的耳朵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客气的，只贴一次。
留下名片。
“请好好享受我们的晚会。”领事馆的年轻本地雇员说了一口伦敦音，是上海的知识阶层一贯崇尚的口音，象征着教养与见识。说伦敦音的年轻女子将人群引向装饰着红色琉璃的电梯。曾有人形容它像一只圣罗兰的皮箱。这是外滩大楼渐渐成为展示西方奢侈品世界的前沿后，最为时兴和卖弄的联想。媒体对外滩的变化总是如此惊喜，并试图确切地形容。
“不，不不，我们更喜欢走楼梯。”她说。
于是她们拾级而上。
她的女儿探头看了看楼梯井。
楼梯井很宽大，带有1920年代的欧洲线条，轻微的装饰艺术风格，扶手蜿蜒盘旋，很有线条感。下面，是满满一地细小的马赛克，彬彬有礼地闪亮在灯光里。
少女伸出手，用日本产的照相机拍下一张照片。她是属于针孔时代的孩子，到哪都带着照相机，当她想要了解什么的时候，就去拍一堆照片过来，然后去研究照片，得出自己的结论。她保留着大量自己的作品，从幼儿园时代的老师硕大的鼻孔，菜场附近地上被人丢弃的橘子皮，到今年春天深夜，自己被突然涌出的鼻血惊醒后惊恐的脸。
她有些怀疑女儿此刻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安慰她。于是，她感激而委屈地瞥了她一眼。
她也探头看了看楼梯井。金色的灯光从每一层楼的扶手处倾泻出来，楼梯间里寂静无声，她再次见到各个楼层转角处露出的黑白镶嵌的马赛克地面。
在外滩，当你走进一栋建筑，堤岸上的嘈杂之声被门切断，门厅里的光线照耀你，大楼里的空气包裹你，你顿时落入另一个时空，落入丧失自己方位的恍惚中。也许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恍惚，假扮成另外一个人的可能，像迅速上涨的水一般令身体浮起，划动四肢是这时的本能，它令你开始漂浮。从各种外滩在经历沧海桑田时的各种遗留物中浮起，它们宛如在被多年污染的海里掠过的鱼虾和海藻，以及轮船留下的油污和可疑的拖鞋，还有长满绿苔的碎木板。你心中悠悠地交织着惊喜与厌恶。
“我们先去看看外公从前的办公室吧。”她说，“就在电梯出来左拐，第一间，有一扇窗，我在那扇窗前第一次看到外滩。”
“唔。”她的孩子应道。
天花板是乳白色的，很高，与墙壁连接处饰有宽大的顶角线。房间也很大，这是一间气派讲究的办公室。
里面的家具虽然是木头的，可所有桌椅，沙发，茶几和书橱的腿，都刻意雕刻出竹子的样子，突出它的中国风格。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景德镇出产的瓷杯，杯子上画了满满的中国山水，明媚的青山绿水，蚱蜢舟，一行白鹭，山中草亭里凭栏而立的书生。
墙上挂着一只双鱼铜盘，一条鱼象征中国，另一条象征波兰，它们交颈缠绕，好像很亲密，但它们脸上身上的什么地方，却有种阴沉不快的神情。C-P的缩写被刻在一面狭长而僵硬的旗帜上，在鱼头上方。
办公室的窗子正对外滩堤岸，很有处在世界中心的荣耀感。当年在窗前，一眼望出去，先看到的，是英国领事巴夏礼的铜像。铜像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本海军捣毁，到1960年代中期，渣打银行遗下的家具也已不知去向。
沙发椅前的茶几上有一大本轮船的照片集。甲板，大海，高大的桅杆，从蒸汽轮脱胎而来的粗大烟囱上印着C-P，那是中波海运公司的标志，1950年成立于美国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中。它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家合营航运公司。整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时间只得依靠几条挂波兰国旗的轮船。它也是外滩各家洋行迁出以后，唯一一家在外滩有外国雇员的航运公司。这间办公室，大概也是外滩大楼里唯一不合适挂毛泽东像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所以，办公室里有由活生生的咖啡，香水和纸烟混合在一起的非中国气味，和刻意为之的中国风格。但这却并不是要强调东方情调，而是婉转表达的民族自尊。
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它勾起人去揣测和幻想漂洋过海的自由。某一张照片中的甲板上，凭栏站着一个年轻的波兰水手。他的影子长长地与桅杆和缆绳的影子交错在一起。他脸上，肩膀上，从白色制服裤子里隆起的窄小而结实的胯骨上，迎风露出的额头上，处处洋溢着令人羡慕的自由。一个迎风而立的水手对被迫封闭的通商口岸城市，充满了诱惑。
这间办公室里套着一个小衣帽间。里面有一排柚木做的衣架，靠墙还有一排鞋架。衣架上挂着一套咔叽布衣服。每个星期四，西装革履去上班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穿这套带着汗味的布衣回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每星期四下午，是当时全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日子。每个星期四，他都去码头和装卸工一起劳动。他一直都喜欢与码头工人在一起，也喜欢出汗。他非常警惕自己生活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元素。
更衣间靠墙角的阴影里竖着一只圣罗兰旅行箱。那个半人高的硬壳箱子里能挂好几套烫好的西装和衬衣，还有几个用缎子包着的小抽屉，可以分别放袖卡，领带夹，和皮鞋。箱子把手上，用白色的细棉线吊着东欧各国航空公司的标签。可以看出箱子的主人对航空公司的热衷，那是1960年代男人对新科技的欣赏和沾沾自喜。那是一只属于他的旅行箱，出差去东欧各个港口时用的。
宽大的办公桌斜斜横在窗边，那张桌子大得就像一张床。坐在大桌子上，正好能看到窗外长长一条外滩。
满满一窗，都是1960年代的外滩。
她坐在窗前的写字桌上望着窗外的外滩。
那时，她还不足六岁，为了跟父亲到办公室来加班，母亲为她换上了最好的连衣裙，还梳了头。裙子是用红白两色的朝阳格做的，领口镶了一圈白色的的确良，上面分别绣着小房子，花，热带鱼，和戴草帽的小姑娘。
父亲要去会议室开一个小会。离开前，他给了她几块糖，和一大玻璃杯水。告诉她，要等嘴里一点甜味也没有了，才能吃第二块糖。等糖全吃光了，水也喝干净了，他就应该开完会回来了。
穿着一身淡蓝色薄呢连衣裙的波兰秘书抱着一本大笔记本，在门口看他安顿自己的小女儿，微笑在她脸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走进来，到小女孩面前，摊开手掌。
粉红色的手掌里躺着一粒苏联产的太妃糖，比中国糖果要大一倍，像一条大肚子金鱼。
她将太妃糖放进小女孩的糖果堆里：“波兰糖，我妈妈寄来的。”她有很重的波兰口音。
“谢谢拉拉小姐。”小女孩看父亲脸上没有反对的暗示，便收下这件礼物。
她在父亲办公室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前坐得直直的，以致儿童鼓囊囊的肚子从细小狭窄的骨盆里完全挺了出来，将裙子也撑高了。
她正在打字。噼里啪啦地在纸上打了一大堆。
打至行末，她便庄重地拉动镀了克鲁米的，亮闪闪的拉杆。她的手指能感觉到拉杆正带动齿轮，咬住了下一节。另一个齿轮咯啦啦地响着，换到下一行。
然后，她将细小柔软的手指放回到圆圆的键盘上，用力地深深按下。带有凸起字母的细杆从打字机里一跃而起，向色带击去，在白纸上留下一个黑色的，小写的C。
她脖子上绕着一根小女孩用来扎辫子的绿色玻璃丝。她已经在玻璃丝圈上打了不少大小不一的结，使玻璃丝圈看上去更接近秘书小姐脖子上那根花纹复杂的银链子。她嘴唇上生涩而妖娆地叼着一支用信纸卷起来的细长纸卷，用来代替秘书小姐的薄荷纸烟。甚至，她微微眯起左眼，当烟雾熏着眼睛时，拉拉就是这样做的。她以为自己就是拉拉。
她还要再等十年才能学英文，她英文课本的第一课并不是“谢谢”，而是“毛主席万岁”。但六岁时，她已知道如何在一台英文打字机上打出有长有短的词句，也知道每一段落的起始时，应该要有一个大写字母，还知道如何在打字机上找到打出大写字母的那个键。每次从父亲办公室回家，她都带回一张打满字的纸。她的哥哥们为此大为惊讶，那时他们学的都是俄文，看不懂满纸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英文词。几可乱真的形式迷惑了他们。他们拿着纸追问父亲，令父亲纵声大笑。她很喜欢父亲富有外交手段的大笑，笑声让哥哥们更加不解。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感觉自己就是拉拉。
她做得最熟练的动作，就是像拉拉那样换行，轻轻吊起手腕，自然而然的，有点慵懒的，灵巧的。然后，抱着手肘，将纸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不像父亲那样用大拇指抵住烟蒂，而是尖尖地朝天竖起指尖。
从书橱玻璃门的倒影里，她偷偷打量自己，就像看拉拉一样。“唉，多么像一个女特务。”她心满意足地想，将太妃糖整个塞进嘴里。
这样的游戏要背着父亲玩，因为他不喜欢。他认为波兰人的生活方式里有太多的修正主义内容。其实小女孩心里明白，这游戏甚至要背着所有人，包括拉拉本人。她感受得到这游戏中有损自尊的部分，那便是对舶来生活方式的追随。
糖全吃完了，水也喝光了，“拉拉小姐”也变得乏味起来，父亲却还没回来。
小女孩走了出去，她只是想问问，是否父亲在哪里耽误了，或者根本就把她忘记了。她顺手带上办公室的门。父亲关照过，不能随便敞开他办公室的门，特别是他不在的时候。
耳朵“嗡”地一闷，然后，她发现自己被关进一条灯光幽暗发红的长走廊里。
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走廊里静悄悄的，连人影都没有，窄长得不可思议。
地上黑白两色的马赛克，拼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那图案是如此奇怪，好像在幽暗的灯光里起伏蠕动。
走廊里弥散着一股咖啡和烟草的气味，还有上好的地毯与木器散发出来的沉甸甸的庄重的气味。隐约能听到有人低声飞快地说着什么，细细地听，能辨别出它是带有口音的英语，带有中国人的口音，和波兰人的口音。从海事时代开始，世界航运界的通用语言就是英语，即使当时中国和波兰的中学，都已在外语课上只教授俄语，中国人和波兰人在航运公司开会时，还是只使用英语。往返于格但斯克和上海之间的各种备忘录和合约，也都是英文。
小女孩紧张地捕捉着断续传来的说话声。她猜想那是父亲会议室里的声音，但又不能相信，他们开会要这样鬼祟地说话。那声音有些阴险，更像是用于密谋的声音。
恐惧从她那孩子的细密而弱小的心中升起。她怕自己的父亲已卷入什么阴谋，怕他根本不是他表面的样子。怕他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用共产党身份潜伏在外滩的外国特务。而拉拉显而易见的，是一条美女蛇。怕这栋古怪的大楼根本就是一个隐藏的特务机关，而不是一家航运公司。怕那桅杆上挂满小旗的C-P轮船里，装着的根本就是一支海军陆战队。走廊里的灯光这样沉重，走廊里的气味这样与任何地方不同，马赛克地，深褐色、沉重坚实的门，这样满怀旧时代的遗风，一切都不寻常，她感到有巨大的秘密隐藏着，而且即将吞噬她。
她向后退去，才发现已分辨不出哪一扇门是属于父亲办公室的了。
她将自己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潮水一样点点滴滴，层层叠叠的声音，有发报的滴滴声，有人在嘤嘤地哭，有椅子翻倒在地毯上发出的闷响。伴随着这些声音，门上大大的钥匙孔像香炉的缝隙那样，飘散出房间里香烟辛辣的焦油气味，和咖啡沉闷的令人晕眩的香气。她甚至还在某扇门后捕捉到了一丝迷药般的香水气味。那是拉拉的香水，还是属于另一个更加神秘的女人的，她不能判断。她哆哆嗦嗦地想，也许在什么地方，藏着另一个神秘的外国女人。这是更大的秘密。
她退向走廊，但走廊被黯淡灯光中沉重的神秘所笼罩。极其陌生，极其阴郁，极其不甘，它像一条匍匐的大蛇，无法判断它是死了，还是睡着了，或者只是静伏，准备攻击。
走廊尽头的电梯间传来电梯钢索发出的吱嘎声，她感觉马上就会有人，一个黑袍人出现在走廊里，他的脸在黑色的衬托下异常苍白，鼻翼两边带有波兰人深深的愁苦的长纹，他的蓝眼睛像玻璃珠一样透明而且冰凉，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看到了你。他轻声质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这个问题，如同向她宣读死刑判决。
慌乱中，她挑了一扇很像父亲办公室的门猛力打开。
一间全然陌生的房间，空无一人，窗上也是满满的外滩堤岸。
很深的护壁板，阴惨的绿色旧地毯，上面隐约能看到可疑的水渍。
棕色沙发上搭着一件白色的尼龙西装，她看着眼熟，因为她父亲也有一件类似的白色西装，是的，沉重的白色条纹重重地趴在那里，像一块吃得过饱而沉甸甸垂下的肚皮。在这里看到父亲的上衣，她的心猛烈地下沉了，仿佛看到了阴谋的证据。
桌子上放着一只浅褐色的木头小镜框，细密的花纹里嵌着细细的银丝和菱形的贝壳，那是克拉科夫匠人的传统手艺活。她发现这镜框与父亲从波兰开会回来送给她的一个木头匣子很相似，这个发现让她的心再次被恐惧击中，这仿佛是父亲身份真相的又一个证据。
镜框里有张欧洲人的照片，他有狭长的脸和几乎看不到的薄嘴唇，正从照片里瞪着她。他浅色的眼珠有种冰凉的，责备的表情。
小女孩赶快退出了房间。
但走廊却更让她害怕。她仿佛是一个潜入者，不可被人发现，却偏偏暴露在从四面八方都看得见的走廊上。
地面上细小的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方块让她站立不稳，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要摔倒。有一股骇人的神秘力量，就匍匐在从外面看上来寂静无声的地方。它在完好地保留着残迹的大楼里冒烟，起泡，嘈嘈切切，遮云蔽日，如同鬼魅。
她再次推开另一扇门，躲进房间去。
还是一间陌生的房间。
桌子上有一杯还在冒白汽的咖啡。
咖啡杯旁还有一只四方的玻璃烟缸。
她意识到，这是拉拉的办公室。白色咖啡杯的边缘留着半个红色的口红印子，就是她下唇的印子，有时口红也会染到她的门牙上。
她打字机旁的绿玻璃罩台灯亮着，打字机上夹着纸，好像临时离开。
其实这里曾是她熟悉的角落。有时父亲允许拉拉将她带到这间办公室来玩。她一直很矜持，不敢表达出自己对拉拉的好感，因为父亲吩咐过，对外国人要客气和自尊。拉拉给她糖，让她闻自己的香水，透过敞开的衣领，她看到过拉拉胸前的雀斑，还闻到她混杂在香水里的淡淡狐臭。这个角落曾经充满遥远世界的诱惑。但此刻，已是惊弓之鸟的小女孩却认为拉拉正藏在某个角落里，或者写字桌下，或者拖地的窗帘后面，等她走近，就突然跳出来。
她在十分钟前还是她的偶像，但此刻，她却已代表着莫名的威胁。
门无声地开了，办公桌上有一只景德镇彩绘杯子。
两眼满含泪水的小女孩终于回到父亲的办公室。
笔直地望见长窗。窗上无声划过的白色铁船的烟囱，外面的世界径自干着它自己的事。
原来它是一间冷酷的房间。它的写字桌像保险箱一样散发出秘密可怕的气味，它的沙发上遗留着濒亡者痛苦挣扎的皱褶和阴影，她几乎能肯定，扶手上那块淡淡的阴影是口红留下的污渍。
她发现那间房间的地毯，竟与另一间房间的一样，在惨绿的底子上也能找到可疑的水渍。仿佛这两块地毯曾经铺在一起，经历过同样的事。
忘记关灯的更衣间里，蓝色咔叽布外套散发出龙虎牌清凉油的气味，那却不是往常从父亲热烘烘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而是一种带着薄荷油膏气味的强烈的哀伤，她从未体会过的永别般的哀伤。
她孤立无援地站在房间中央，尽量什么也不碰到，好像一座水中寸草不生的孤岛。
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己陷在一个充满默默的敌意和威胁的环境里，在将近六岁的某一天下午。连父亲都不能解救自己，甚至，连血脉相连的父亲本人，其实统统属于异己的力量。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孤立无援。这人生的真相沉甸甸地压在她身上，毫不怜惜。
隔壁海关大钟的报时声沉闷地从窗缝里挤进房间，那支英国的报时曲好像从未这样响亮，这样撼动人心。钟声摇动玻璃和空气，横扫整个房间，整栋大楼，整个外滩，如同一股突然苏醒的强大力量，一种信号。
小女孩以为，这栋大楼将会像地震一样塌掉，然后，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一个巨大的妖怪，将从塌陷的烟雾里冉冉升起，仰天大笑。这是一则她听父亲读过的睡前故事。他倚在她的高高的铁床架上，学着妖怪的笑声，张开了他被香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她的铁床随着父亲耸动的身体而吱嘎作响。
门再次被打开，父亲回来了，微笑地望着她，竟不惊奇为什么她要远远地站在房间中央的空地上。
她放声大哭。
她望着眼前出现的一切，惊呆了。
灯影里蠕动的马赛克之上，荡漾着淡紫色的百合在傍晚散发出的强烈香气，隐约还掺杂着已经开始腐烂的花枝根部的气味。从电梯口就排开的各种花篮，一直通向展厅。花篮上吊着的红带子上写着祝贺花篮的出处：台湾东森新闻，德国领事馆商务处，德国大众汽车，德国德累斯顿银行上海代表处，德国西门子公司，德国汉堡市政府，香港亚洲卫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等等，等等。那里正在展出一百三十年以来的德国邮政公司的宣传画，纪念汉堡和上海缔结姐妹城市二十年。
人们穿着黑色正装，手里擎着香槟酒或者红酒的酒杯，在画着各种各样的大船的宣传画前无声地晃来晃去。她看到一些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他们在黑色礼服里衬着平整的白衬衣，领口结着黑色短呔，她认出他们脸上闯荡天下，纵情四海的传统表情。
在他们身后，她认出画中的两条极粗壮的烟囱。
“那是蒸汽轮。”她对自己的孩子说。
“蒸汽轮是什么意思？”孩子问。
“它的动力是靠锅炉。司炉工要不断地往锅炉里添煤。从欧洲过来，经过赤道，司炉工热得受不了。所以欧洲人怕当水手。”她说。
她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此刻，却发现童年学到的识别轮船的知识，只是沉睡在记忆的某个角落，它们会像闪电一样照亮记忆昏暗的角落。
“你干吗去？”她的孩子悄悄拉住她，制止她继续往里走，“我们不是去这个晚会。”
“可这是我爸爸从前的办公室呀。”她压低声音喊道。
“妈妈！”孩子还想制止她，但她径自走进展厅，来到报到台前，向礼宾小姐微笑致意，然后拿起黑色马克笔，在大红撒金的签到本上毫不犹豫写下自己的名字。
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使礼宾小姐迟疑着，没有坚持让她们出示请柬，便将手里的展览简介分发给了她们。
虽然光线仍旧幽暗而且精美，但神秘骇人的气氛已荡然无存。
“这里原来是拉拉的房间。”她的眼睛在半空中划了一个长方形，现在那里放着一长溜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桌，上面放着色彩斑斓的德国点心，各种来自瑞士和法国的忌司，覆盖着橘黄色鱼子或者三文鱼的日本寿司，亮晶晶的不锈钢保温锅里，散发出融化的忌司和烘烤过的牛肉的香味。新鲜的食物散发着全球化以杂为乐的美妙气味，可独独没有咖啡的气味。
“这里是波兰总经理的房间，有一块绿地毯。”她的眼睛在旁边又划出一块来。此刻，“他”房间残存的两壁上被安放着六幅宣传画，分别介绍1935年出售从汉堡出发去纽约港的船票地点，1906年一百个小时从柏林出发到达亚历山大港的航线，1934年环游世界的邮船线路，等等。她再次看到了桅杆，旗帜，圆圆的白色舷窗，白色高耸的船头在深蓝色的大洋里犁开白色浪花，如在外滩公园散步的侨民妇女伞上的花边。小时候，她以为那便是组成广大自由世界的元素。现在，这种模糊的诗意再次回到她心中，但又已有了格格不入之处。
父亲和拉拉的形象浮现在时髦展厅的阴影和德国海运公司的宣传画中，格格不入。“1960年代的中波海运公司和这家德国海运公司又有怎样的对比关系呢？”她想。
“这个夏天正逢好时机：汉堡和上海成为姐妹城市已二十周年——自1986年始。而再前溯一百年，1886年，我们公司的奥德河号蒸汽邮轮，作为东亚航线上的第一条德意志帝国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正是在1886年的夏天，我们公司投入到全球海运中去，并有了自己的固定班轮。打那时起，上海渐成港口都会，它也是在中国我们最重要的航运伙伴。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航线发展成一根世界贸易中的大动脉。如今，东亚正在增长的航运市场更在我们公司的业务中占有重大而且稳定的比重。”她埋头读着德国邮政公司总裁写的前言，耳边却响起带有浓重波兰口音的英文。那声音更像某种感觉，而不是耳朵可接触到的声音，她相信那是从大脑沟壑里复活的拉拉的声音。
“要是父亲和拉拉看到这段前言，他们会怎样想？他们如今更像果戈理小说里那些抒情的插笔，游离于故事之外。”她想。
“妈！”笑盈盈的少女将手中的数码相机送到她面前，“我多么天才。”
相机背面的显示屏里，出现了如梯田般的意大利肉酱面，天边如北极光般的银色光线，是不锈钢盘子发出来的。
下一张，是大洋般粼波滟滟的干姜汁，蘑菇云般浮在半空中的，是某人留在玻璃杯上的一个指纹。
再下一张，像夏天雷雨时的天空，灰白的底色上布满急促的小黑点。
“这是火龙果的瓤呀。”少女得意地揭开了这个秘密。
“不错，有很强的主观。”她心不在焉地夸奖了自己孩子一句，但不愿意让这些完全出自天性的照片干扰正在自己心中汹涌的沧桑。她暗自认为，自己的感情更有意义，她珍视这种错综带给她的震惊，认为它来源于极其真实的，本地人充满细节的微观历史感。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较为明确的归宿感，一个人在回忆中埋藏着的大量撼动感情的细节，如一条狗在每天散步的树林里四处留下的痕迹——它埋头嗅着，然后，因为陌生而警惕地竖起的毛渐渐倒伏下来——一切终于汇集成为认同的力量。她在一座充满着流散气氛的城市里长大成人，精神上孤立无援，对归宿感有持久的渴望。
她长久以来，一直等待游子回家的感情降临。
她走向展厅的最东边，那里勉强与展厅隔开，在原先放书橱和打字机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入口。
里面没有更衣间，没有打字机，没有景德镇杯子，没有像床一样大的写字桌，没有蓝咔叽布中山装和圣罗兰1950年代出产的硬壳箱子。
她仍旧站在房间当中的位置上，好像站在一个孤岛上。“我还认识这个窗框。”她对身边的孩子说。但她脸上出现了一抹狐疑的微笑，像一抹饭后留在脸上的酱油渍，毫无用处。实际上，她已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扇窗。
窗框里，傍晚的浦东，摩天建筑上灯火通明，玻璃幕墙上闪烁着满墙日本电器的广告，堤岸上一团团小小的树荫下灯光点点，她猜想那是宝莱纳餐馆露天座上的灯光。那家德国馆子供应慕尼黑黑啤酒，纽伦堡白肉肠和本地制作的德国黑面包。银色的精致摩天塔，是罗得岛设计学院的毕业生设计的亚洲最高的酒店大楼。而东方明珠电视塔，则是令人不能置信的落伍。外滩的对岸，如今与1920年代的外滩一样暴发，攀比。浦东的各式建筑，在争先恐后的无序状态下，奇迹般地组成自己动力无穷的天际线，这种运气，也是外滩当时曾有过的。如今这不可思议的运气的气味，热气腾腾地袭来，如同打开一锅热汤的锅盖。
来历可疑的窗框夹在室内和窗外全然的陌生中，像那粒苏联太妃糖上的糯米纸。这就是她的感受。
这时，她听到海关大钟的报时曲。它挤进窗缝来。1966年8月以后，响彻外滩四十年之久的西敏寺报时曲被改成了《东方红》。在她少年时代漫长而黯淡的晚上，海关大楼的《东方红》钟声一直能传到静安寺以南的僻静马路上。她没想到，在2006年竟还能听到同样的《东方红》报时曲，与她少年时代听到的一样。它还在老地方走了调。是这个错误唤醒了她的记忆。
堤岸上的树那时还小。
行人和面向江面的人赌气似的背影。
三轮车掠过窗前，张着涂桐油的雨棚，黄色的，僵直的。
闪闪发光的自行车掠过窗前，还有江里缓缓开动的轮船，也掠过了窗前。
要是开着窗，还能听到外面繁忙的声音：人声，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钟的报时声，有轨电车进站时
地打着铃，还有江面上白色水鸟的叫声，以及黄浦公园架在树杈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铿锵的音乐声。
1949年前吊在别人衣服上耍无赖的小乞丐们已经不见了，虽然还能看到住在附近的野小鬼，他们精瘦的身体上只穿了一条蓝布短裤，从堤岸上跳到江里去游泳。
口袋里装着叮当作响的银元的外汇贩子和穿会露出屁股的高叉旗袍的女人也早已消失，现今只能看到肥头大耳，将中山装穿得极为整齐的谨慎的男人和一脸聪明相的漂亮女人。他们小心翼翼，又体体面面地在树荫下散步。
不再有锡克巡捕和几乎半裸的黄包车夫，连称为旧上海象征的黄包车，也已经被三轮车代替。
也不再有一打不同的语言同时袭击你的耳朵，上海大多数孩子在学校里只能学到俄文。
更没有在邮轮码头上守着一大堆箱子四下张望的外国游客。那些对上海抱着各种各样梦想的人们，从体面出嫁，到靠德国染料发家的大小冒险家都早已落荒而逃，从整套装饰艺术式样的家具，到德国产的开瓶起子，他们房子里留下的所有东西，此时都散落在各家旧货店里。此时在黄浦江靠岸的，多是从江浙沿海一带的客轮，旅客们手里大多提着僵硬灰白的鳗鱼干和黄鱼鲞，它们像干瘪的风筝一样，被提在手里。那是江浙一带的土特产。
有时还能看到烟囱上有C-P标志的轮船缓缓经过窗前，风尘仆仆的桅杆上飘扬着各种三角小旗，那是进港时使用的旗语。与江里大多数船相比，它是如此巨大，仿佛是一条误入河汊的鲨鱼。
满满一窗，都是1960年代她记忆里的外滩。然后，她看到一条通体明亮的邮船驶过窗前，船上装载着一面巨大的屏幕，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白色的大字：欢迎你来上海。接着，一则日本卫浴的广告出现了。
她被心里交错的距离感弄得有些混乱，地理上的距离，时间上的距离，心理上的距离，记忆本身与现实之间的阻隔着的感情和记忆力的距离。她没料到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再见外滩，会有这么凶猛的冲击。
“这地方让我喘不上气来。”她对身边的孩子抱怨道。那孩子正拿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当望远镜，“滋”地一声伸长，“滋”地一声缩短，在窗前晃来晃去。
“东方明珠电视塔最好看。”少女在照相机后面瓮声瓮气地评价。
“什么？”她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最喜欢这个电视塔。它和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画的一样。”她的孩子说，“唰，阿童木从一堆大楼里飞出来，在电视塔上绕一个圈，脚底板喷出两条火。唰，飞走了。”
“你居然喜欢阿童木？”她问。
“我就喜欢那种又傻又旧，颜色也不准的东西，看着心里才踏实。”她的孩子回答。
她忍了忍，咽下已经到嘴边的问题。她不想听到女儿说对这栋楼倒没什么感觉。
“小姐。”
她转身，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穿黑制服的年轻女人，手里握着一只黑色的对讲机。
“请问你？”年轻女人礼貌而狐疑地打量她们，“此地是我们的贵宾室，贵宾们都在外面的展厅里，活动马上要开始了。”她试图将她们引向外面。
“那么说，这里现在成贵宾室了。”她向年轻女人点头，“从前这里是我父亲的办公室。我来这里，想看看我父亲的办公室。”
“哦，那你父亲原先是在银行做事的？”年轻女人例行公事的脸上闪过好奇，她拿眼睛上上下下打量她，“传说这间房间原先是银行大班的办公室。”
“不，不不，我父亲是党委书记，不是大班。”她意识到那年轻女人正在她脸上身上寻找英国人的特征，至少是欧亚混血儿的特征，“而且，无论如何，我也还没这么老。”
年轻女人恍然大悟：“OK，难怪不能把我的历史知识和你的年龄match起来。”
“当时，这里是一间属于海运公司的办公室，但这个海运公司属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她环视四周，好像还能看见那些旧物，双鱼铜盘，蓝色咔叽布制服，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等等。德国宣传画里的大船再次遥遥印入她的眼帘，它们与照片里充满阴影的大船的确有所不同，它们有股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风格。同样是航海，船，自由的气息，但却又不同。她转过头去，“我就是在这扇窗前，第一次看到外滩，也许应该说第一次记住外滩。”
“这么说，党委书记当年占用的是大班的办公室。”年轻女人轻轻笑了声，像咳嗽似的。
她听出里面的幽默，随即被它刺痛：“那么也可以说，现在的贵宾室也占用了当年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不能说占用，只是重现一百年前此地的风貌。”年轻女人说。
“那么你说的是1906年。那时还没建这栋楼呢。要是重现风貌，重现的也应该是一栋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高的建筑，而不是现在这样的解构主义。”她忍不住反击。但自己知道有些逻辑混乱。她再次陷入关于上海的争吵里最容易落入的泥沼：谁更有资格自许为上海的主人。
年轻女人避开对历史和年代的考证，这显然不是她真正关心的，她强调说：“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是重现外滩的国际性。”
她们之间飞快地滋长出一股抵触。而且，她们都以主人的姿态放任自己的情绪，只等对方接纳自己。只有那穿短裙的少女自顾自玩着自己手中的相机。
她看出年轻女人希望她自动离开，在向她提起这里是贵宾室的时候，年轻女人就在暗示非请莫入。而她只是一味拖延，开始是想在这似乎仍保有她记忆的地方多待上一会，现在，则有些赌气。她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我简直像又看到你的父亲。你们的脸型，眉毛，嘴唇，一模一样。”一个上了年纪的波兰女人用手掌捂了一下嘴，表示非常惊奇。她站在格但斯克波兰分公司贵宾室的棕色沙发前，茶几的烟灰缸上，横着一根细细的深棕色香烟，在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溜双鱼铜盘，从大到小，一共有三种。漂亮小姐仍旧是漂亮的，苗条的，只是老了。
“你是拉拉小姐！”她压低嗓子叫起来。过了三十年，她第一次在纸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拼法，才知道，这位童年时代的偶像与小说《日瓦戈医生》里的女主角同名。她特地戴上一到华沙就买下的银链子，它沉甸甸地垂在颈上，上面有一坨坨纠缠在一起的玫瑰图形。
“太妃糖，妈妈寄来的！”她微笑着对拉拉复述道。
然后，她们俩都放声大笑起来。
为什么人们在久别重逢时，要放声大笑呢？笑声霎时弥合了时间的沟壑和心理上的陌生，释放了内心的紧张。
“抱歉，我不再能给你一粒太妃糖了。甚至，现在连苏维埃都从地球上消失了。”拉拉的鼻翼两边出现了两条刀刻般的皱纹，这使她的脸显得忧戚不快，“我并不爱俄罗斯，和绝大多数波兰人一样。我只是怀念有太妃糖包裹的日子。”
她说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在上海度过的。常常有晚会。不用自己考虑柴米油盐，还有数目可观的海外补贴。假日，公司的波兰职员开车到精致的江南小镇去旅行。到处受到注目，不得不感觉到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中国人总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让她不由自主地格外注意自己的举手投足，简直就像欧洲皇室成员一样当心礼仪问题。她说这是一个漂亮女人保持自己美人感觉的最好教练。她不能忘记当时上海街头的年轻妇女，她能感到她们注视她的时候，拼命想要记住她身上连衫裙式样的羡慕。“对我这样一个在格但斯克海边小镇上长大的女孩子，上海的生活真是太豪华了。”
她吃惊地指出：“我读到过一本英国侨民妇女的回忆录，她1949年后从上海租界回国，从此生活在对上海生活的追忆里不能自拔。你们的感受很像。”
拉拉却并不吃惊：“那么，上海就是许多外国女人的天堂。”
然而，她仍旧吃惊。拉拉不是个殖民者，居然也被上海宠坏了。上海果然是个格外宠爱外国人的地方。
“你父亲好吗？”拉拉问她。
“好，只是老了。”她说。她看到拉拉浅灰色的瞳仁怕光似的缩了缩，好像为她的回答而感到痛苦。她心里突然窜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拉拉也许爱过自己的父亲？她想起自己当年向着父亲和拉拉放声大哭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的。
“他可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是我见到过的最精致的中国人。”拉拉微笑地端详着她的脸，眼光从那些与她父亲相似的部分一一划过。她能在自己脸上感受到这波兰女人目光，那份沉重的欢喜。
“告诉你一个秘密。”拉拉直起身子。
童年没有来由的恐惧卷土重来，她感到自己脸上的汗毛冷飕飕地立了起来：她发现心中对异己和丑闻的恐惧，像缺氧的鱼一样从记忆里“哗”地跃出。
“1966年夏天，上海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了。总公司的中国雇员开始在公司批斗你的父亲。中国人将批斗会放在中国职员的食堂里，他们关着门，以为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时，你父亲每天来上班的时候，仍旧西装革履，做出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但到下班后，他就换上中国人穿的旧毛制服，去食堂参加他的批斗会。我在门缝里偷看到的，你父亲在食堂里低头认罪，墙上像晾地毯一样挂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你父亲的。你父亲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布衣服。你知道，你父亲一直很温文尔雅，我第一次看到他穿得皱皱巴巴的时候，简直在心理上受了打击。你知道，我想到了希特勒时代的波兰犹太人。”
她想起了父亲傍晚回家，站在大门前的阴影里的样子。他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过了这么多年，她才了解到他1966年夏季以后，天天上下班穿不同衣服的原因。
是的，后来他再也不穿那些西装了。它们被放进箱子。太多了，箱子盖被顶得高高的，要父母合力才能勉强盖上。领带被用来绑窗帘，长长的圆下摆衬衣，则改给她做夏天穿的家居的裙子和母亲的衬裙。后来，形势稳定些了，父亲先将裤子单独穿旧了，衣服则陆续被母亲送去裁缝那里，勉强改成女式的翻领外套，给她穿。它们的料子那么好，那么耐穿，它们的数量那么多，在上大学前，她总是穿改过的衣服，一年四季都有得穿，浑身都是那些衣服散发出来的樟脑气味。而且，箱子里总还留着些母亲不舍得马上送去改的，晒霉时，就再次看到那些被压得扁扁的衣服。那些无穷无尽式样古怪的旧衣服，曾是贯穿她少女时代的噩梦。
“真可惜啊。”拉拉叹息。
外面响起一阵礼貌的鼓掌声，仪式开始了。
致辞的男人有德国口音，将所有有L的音统统深深缩进喉咙里去。
“我们从这样的伙伴关系里受益良多，这种伙伴关系更是一种我们双方都能赋予厚望的关系。谦让地说，我们的展览也试图描绘我们和中国的联系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从未仅限于商业往来，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和艺术。”
她侧着头，远远捕捉着那男人的声音，在心里试图与什么东西做比较。似乎有什么相似的声音正在呼之欲出，她一时无法判断那究竟是什么。随后，拉拉的声音浮现出来，波兰人说英文的时候，是将所有的tr 都分开读，单词结尾处所有的g 都发音。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在你父亲的办公室里大哭。”拉拉说。
“我好怕那个地方。”
“我知道你怕。其实我也怕。我常常要加班打会议备忘录。要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就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就是有人窃窃私语。”拉拉说，“有时我走路，就能听到背后有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跟着我。”
“还有打字机和发报机的声音。”她说。
“是的，我也曾听到过除了我以外，还有另一台打字机发出的声音。我常常突然停手，就是想证实那里的确还有一个鬼声音。”拉拉说，“我们格但斯克也曾是德国殖民地。我们海边也有些德国老房子，那些房子里也经常传出闹鬼的事。”
拉拉特地带她去看海边的老房子，那些独立而阴沉的老房子，看上去像水手们的寡妇。
“全世界的鬼都是一样的。”她说。
拉拉说：“那又怎样，既然全世界的人也都是一样的。”
“你一定知道这楼里的鬼故事吧。”她放弃与年轻女人的对峙，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
“什么？”年轻女人的眼睛从黑色的防水眼线里瞪了出来。
她不计较年轻女人那不肯服输的口气，接着说：“没有人的办公室里常常传出有人用老式打字机的声音，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还有窃窃私语的声音。最吓人的，是走在头里，就能听到还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跟着自己。我小时候在走廊里还遇到过鬼打墙。当时我父亲有个波兰秘书，她听到过，没人用的打字机自己发出打字的声音。”她说。
“听上去怎么像香港美利楼的故事。”年轻女人说。
“对，和美利楼在中环时的情况一样。”她说。
“你们现在还能听到吗？”她继续问。
“老房子嘛，总有些奇怪的声音的。”年轻女人镇定地回答。
“是的。你提起美利楼来，倒提醒我，这里的历史和美利楼真像。这里最早的时候，是李家庄的坟场，和美利楼最早的情况一样。这里从前也是办公楼。还有，这里现在也是时尚场所。美利楼倒的确是栋有外廊的建筑，现在搬到赤柱，坐在外廊里，能看到大海。它才叫是重现风貌了。”她说。
“你是说，1906年的时候，这栋楼的前身也是美利楼的式样？”年轻女人问。
“我想是的。”她继续追问，“现在难道那些声音都没有了吗？”
“说起来，有时加班晚了，好像也听到过含含糊糊的声音。不过，也可能是别的同事在加班呀。”年轻女人迟疑着说，“我听说美利楼搬迁时，特地请了法师来做道场。这里改造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忽略这个细节。你说呢？”年轻女人问。她渐渐被莫名的恐惧捉住，变得不安，“不过，我的确也听到过顶楼的客人说，有时深夜，电梯总是莫名其妙地停在我们这一层不动。”她夸张地打了一个寒战，“弄得我下次都不敢加班了。”
看到年轻女人的理直气壮终于被自己动摇，她算是满意了。
离开那层楼时，她路过电梯。门突然开了，里面满满一群黑衣人。她与他们对视的几分钟里，突然想起了父亲早年存放在这里一间小更衣间里面的圣罗兰箱子，那里面挂着的，是东欧出产的白色尼龙西装。
从楼梯往上走，接近顶层时，旧马赛克突然消失了。楼梯里霎时浮起一片荒凉。上海的旧大楼顶层，通向屋顶的夹层里，常令人生出这种陌生而隐秘的感觉，与楼下热热闹闹的世界隔绝了。旧大楼少有人迹的顶层，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世界，掺杂了大量黄沙的水泥墙，粗糙的，生硬的，屋顶的柏油在阳光下散发出温暖的臭气，上面有鸽子留下的白色粪便，常常能发现一只被遗弃的拖鞋或者球鞋，在风吹雨打中褪色，开胶，散发着被遗弃的神秘气息。那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的世界。
空气里有水泥地干燥的气味，皮肤上真切地感受到夜雾森凉的气息。
她听到被楼梯放大的脚步声，她的意大利皮鞋结实的皮鞋底，和她孩子匡威球鞋的橡胶底。她留心听，倒好像真的还有一些细碎的脚步声掺杂在她们两个人的脚步声里。
“你听。”她碰碰孩子。
“妈妈，这百分之一万是楼梯里的回声。”她的孩子对她摇头。
楼上有酒吧的各种声响与气味沿楼道潜来，像早晨的第一杯浓咖啡，令心跳突然加速。
隐约的音乐声。
炸洋葱圈油汪汪的气味。
各种洋酒在口腔里发酵的酸味，各种强烈的香水气味，热烘烘的皮肤气味。
混沌一片的说话声，一两声突然爆发的大笑。
玻璃杯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
这就是外滩最IN的夜店：一间占据了整个屋顶的法国酒吧，小号的玛丽莲吊灯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这是一个由各种口音的英语，普通话和上海话组成的世界，有各种混淆了T和D，L和R的发音，和操着各种不相干的语调组织词句的舌头在说话。那是印度式的英语，意大利式的英语，台湾式的北京话，江苏式的上海话，从香港返回的南汇式老牌上海话，纽约华人式的杂拌普通话，澳大利亚式的英语。还有受过良好外交官训练的珍珠般圆润精美的普通话和英语，它们温文尔雅地漂浮在所有声音之上，像被皮肤衬托的珍珠那样闪烁着，被人追逐。
这也是一个在幽微灯光和夏天明媚月色中到处遇到跃跃欲试的眼睛的世界。
轻易可以收获一小叠体面的跨国公司名片，但在微笑闲聊的后面，是小心地掂量对方的身份和价值，计算与对方的各种可能；把酒站着，时时移动脚步，随时准备走近或者离开。穿越三五成群地站着把酒说笑的人群时，人们常常忍不住在人群中搜索。他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愿望像无声的鱼一样张嘴游动着，那张大的嘴喝进了无数的水，只等着迎面吸进一条可遇而不可求的沙虫。为了拿一杯酒，或者去厕所，或者找人，总之穿过人群的人们，心中油然升起了在丛林里捕猎般的机警与兴奋。
人们身上的黑色原本是想掩盖自己的缺陷，现在却正好凸显出自己的特征，那便是热烈而伧俗的混杂与投机。在门厅明亮灯光下的彬彬有礼，在屋顶的夜店里溃落下来。
外滩各家大楼的屋顶花园，仿佛高悬在夜色和带有盐分的潮湿空气中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凌空出世的世界。三号，五号，十八号，十九号，二十号，灰白色的夜雾放大从屋顶放射出的灯光，并阻隔了声响，使亮灯的屋顶看上去，更像梦境中的片断。
18号屋顶的右边是旧汇中饭店的屋顶花园。能看到1937年曾被炸弹炸塌的屋顶上，如今屋顶花园的黑色铸铁风灯，还有两个巴洛克凉亭。再过去，就是旧华懋饭店的屋顶花园里摇曳的树影，还能看到穿白制服的年轻侍者晃动的上半身。原先沙逊顶楼公寓的窗子此刻却暗洞洞的悄无声息，仿佛是在绿色金字塔顶下的坟墓。
左边，是旧《字林西报》大厦屋顶下的裸体人像，它们黑黝黝地落满城市潮湿的积尘，这些雕像当年逃过被铲除的命运，只是因为它们太高了。越过它们，能看到整个外滩最宽敞，也是最黯淡无声的屋顶，那是浦东发展银行的屋顶。这家1996年进驻外滩的中资银行，铲除了建筑里绝大多数汇丰银行的标志，换上自己的。随后，遥遥看到广东路两边屋顶花园里的点点灯光，M on the Bund旗杆上的红色国旗被风扯得直直的。那面旗的上方，能看见外滩三号屋顶的钟楼。现在，钟楼已经被改造成整条外滩最高，而且最私密的餐室：那里只能放下一张餐桌，两张沙发椅，装饰得更像一个哥特式电影的布景。那里还有另外一面被风扯直的红旗。
红旗猎猎的声音响彻整个屋顶的世界，薄薄的夜雾里时常传来其他屋顶上的旗帜发出的猎猎声，如同合唱。这声音里有某种不安定的气氛，好像随时都会造成意外。女人们小心压着自己的裙子，男人们护着自己的酒杯，酒保们在人群中小心地穿梭，将分给客人包酒杯的纸巾压在托盘底下，用手掌压着。
她遇见在人群中周旋的英国副领事，他在风中仍旧保持外交官式的风雅。人群中的艺术家们大多对他很热络，因为他一直掌管着一笔英中艺术家交流基金，在中国各地挑选优秀艺术家去英国做文化交流。据说，那笔基金来源于清朝政府当年的鸦片战争赔款利息。她发现，他还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舒适和自在，像一条鱼被放入大海。
他身后的堤岸是外滩的核心地带，那里能看到在黑黝黝的树丛前陈毅的铜像。它以雄壮的苏维埃姿态站立在1890年英侨为巴夏礼立像的地方。一个是共产党政权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另一个则是建立上海英租界的知名领事。左边，外滩公园里，人民英雄纪念塔像篝火堆般竖立，灯火通明。它离当年英侨立在公园东北角上的常胜军纪念碑只几十米之遥。它的对面，就是旧英国领事馆。现在那里是外滩源的旧区修复办公室。
“你让我想起爱尔考克爵士来了。”寒暄后，她对他说。
“这位大人是谁？”他像鸟一样侧过头来，问。
“是你的前辈，他将英国领事馆最终定址在江边，和上海道台一起制定了租地章程。”
“唔。”他点头，“那么，可能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找得到他的画像。他长什么样？”
“黑发，长鬓角，据说像个意大利诗人。”她端详他，他眼睛大而微突，结实的下巴和鼻子，都让她想起水手。
他笑了，向她举举手中的酒杯：“啊，很高兴我激发了你的历史想象力。”
“的确。”她也笑了，“你想，一个英国领事重回外滩喝酒，是多么戏剧性的场景呀。”
他耸耸肩。
“那么，你对外滩有什么特别的观感？”她问。
“很多红旗。”他说，“我猜想，这里大概是全中国红旗最多的地方。而且，它们飘动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好像左右它们的，是不同的风向。”
“真是自然的观感。”她想。
他们一起抬头看旗杆上的红旗。它在沉重的风里挣扎着，发出激烈的声音。多年以前，这里应该飘扬的是渣打银行的旗帜吧。在隔壁，是汇中饭店的旗帜，再隔壁，是沙逊洋行的旗帜。“大概是因为从前那些大楼属于不同的国家的洋行，大楼都挂自己洋行的旗。现在所有的旗杆，都只挂国旗了。”她试图解释。
他表示同意：“其实，我很喜欢看到阴沉而坚固的建筑上有红色点缀。在鸡尾酒上放樱桃，是同样的效果。”
他们听着头顶上旗帜猎猎的声音。
“在这里还可以听到海关大钟的《东方红》报时曲，好听。”他告诉她。
“这是一口从英国定做的钟，从前用的是大本钟的报时曲。”她告诉他。
“我已经听说过了。不过，还是用《东方红》比较恰当。”他说。
“为什么？”她问。
“我想更般配吧。”他再次耸肩，“就是感到般配，没有别的。当然，也更有趣。你想一想，要是外滩也每隔十五分钟便响彻伦敦的钟声，这岂不是比英国食物更单调。”
“你去看过原来的英国领事馆吗？”她再问。
“陪我们的皇室成员去看过。诚实地说，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将领事馆搬回那个十九世纪的老房子里去。我们现在在大厦里办公，一切都很新。我喜欢。”他说。
“哎，是你呀。”一张南亚人黝黑的脸带着酒气突然横到她面前，他是她的瑜伽老师。
她并不喜欢这个从印度来的瑜伽老师，不喜欢他身上浓烈的印度香，不喜欢他带有印度口音的英文，不是讨厌他的口音，而是讨厌南亚口音里表现出的英国式傲慢。每当学生们听不懂他的口音，他就怜悯地看着大家，叫大家回家好好练习英文。她最不喜欢他的，是他对白种人的热心，而对中国人则疏忽多了，他很势利。她也不喜欢他每次都穿拖鞋来上课，不喜欢看到他张开的脚趾缝里露出淡褐色的皮肤。总之，她从头到脚都不喜欢这个印度人，当她知道他是从孟买来的，便立刻将他归入上海滩善于钻营的小市民中去。对泰戈尔式的印度人的幻想则深深缩回到记忆的壳里去，并紧紧地被关上了。
“嗨。”她讨厌他的出现。她知道他看见的，只是那个英国副领事，她只是一座桥。
他说：“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他向副领事甜蜜地微笑着，一边下意识地将五指张开，把小指尖尖地插入头顶的短发中，梳理了一下头发。这是她不喜欢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运用小指的样子，让她想到上海旧式美发厅里油头粉面的理发师傅。而且她知道，他见到白种人，就这样梳理头发，他以为这个动作很考究。
副领事短促地寒暄了一声，灵巧地后退一步，便消失在另一群人中。
她忍不住转头去找。身后不远处的那群人，好像都是从伦敦过来的。看上去中东人模样的，和看上去东方人模样的，都说着流利的伦敦英语。他们都能在手指上熟练地夹着酒杯和名片两样东西，既风雅又放任，好像是些地道的晚会动物。她看到夜色中站在副领事对面的年轻东方女子，领口深深咧开，露出大半个乳房，完全没有东方女子对自己乳房的敏感，或者性感，她像条鱼一样自若。她猜想，这个女人是在西方长大的。那是一堆欢快的人群，副领事像一包砂糖沉入咖啡杯一样，沉入人群当中。
她和瑜伽老师却好像两口落在路边的箱子，怏怏不快地衬托着车子的绝尘离去。
“你怎么会认识亨利·利特尔的？”他一边在人群中搜寻副领事的背影，一边问，“他可是个很有利用价值的人物。”
她很反感他的精明冷酷，又吃惊他对英国领事馆人员的熟悉，便问：“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我？我在孟买时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在当文化秘书，领事馆里职位最低的职员。当年他又学瑜伽，又办时髦的晚会，还坐本地的火车到各地去旅游。非常活跃。”瑜伽老师说，“他大概没想到会在上海碰到我，所以没有认出我来。”
她说：“这么巧。”她半信半疑地看着他，想起上海弄堂里那些“吃得开”的男人们。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他突然问，并锐利地剜了她一眼。
“哪里，我只是没想到世界这样小。”她掩饰自己的怀疑，对瑜伽老师笑了笑。
“好吧，现在你知道了。”他说。他端了一只空酒杯，她看到杯沿上残留着一些白色的盐，猜想他喝的是玛格丽塔。她想，他一定喝高了，食指点点戳戳地说话。
“实际上我是个诗人。”他说，“要是不来上海教瑜伽，我应该还在孟买写诗，试图参加国际诗歌节，试图自己的诗歌入选进伦敦公共交通的布告栏里，试图得到英语世界的承认。我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亨利·利特尔。他曾是我的希望。但诗人终于生存不下去，即使我用与莎士比亚一样好的英文写诗，奈保尔已经为印度题材赢得了世界性的瞩目，但诗人还是不能生活下去，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都说上海遍地是黄金，所以我终于成了瑜伽老师。”
她想起每次瑜伽课结束后，他都双手合十，用印度方言轻声背诵一段祈祷文。她每次听到他用印度方言说话，都感到他好像变得合理和可信，好像一堆装卸玩具终于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形：一个印度人。“难怪你背诵祈祷文时那么好听。”她说。等背诵结束后，他总是穿上深蓝色的塑料拖鞋就走，一分钟也不耽误。原来他自诩是个诗人。不过，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她开始怀疑他教授的瑜伽。既然他能放弃写诗，他或许也不是个纯正的瑜伽老师。
“因为我的脸，而不是因为声音。”对她的夸奖，他并不领情，犀利地笑了，“看看我的脸，这天生是属于瑜伽的脸。就像你的脸，天生属于中国菜。一切与文字无关。”
他放肆地将自己幽暗的脸伸到她面前，她闻到烈性酒的气味从他的皮肤下渗透出来，与他体内日积月累的咖喱气味混合在一起。然后，看到一对老于世故，似笑非笑的眼睛，钩子一样牢牢地钩住她。他不停地微微摇晃脑袋，那是印度人争论时的习惯。“其实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们上海人都不喜欢印度人，你们只在意盎格鲁萨克森，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就是因为太像了，才彼此无法喜欢。”
她索性开诚布公：“不喜欢你，是因为你的习气。你不能公平对待每个人。”
“我不喜欢为中国人服务，也恰恰是因为你们的不公平和傲慢。”他说。
“你才傲慢。”她反驳。
“不，是你们上海人。”他伸出食指点住她，然后往上一挑，就像一把叉牢牢叉起一块土豆，“我知道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也不喜欢你们待人的态度。”说着，他突然亲热地笑了，在她看来那是强迫性的亲热，带着令她窒息的，强烈的印度香气味。她厌恶地稍稍别过脸去。
她看见人群中自己的女儿，她双手托着银色的日本相机，单腿曲起，跳舞似的原地转圈。白色的紧身背心在黑色的人群中旋转，好像在成年人脸上闪现出的单纯无辜的微笑。然后，她将自己手里的照相机拿给一对年轻的男女看，那对男女是香港电视台驻上海的记者，她不知道女儿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她看见三张紧挨在一起的年轻脸庞被显示屏的微光照亮，他们脸上微笑的阴影闪烁飘荡，如同微风中的旗帜。
瑜伽老师说：“我知道，这情形就像加尔各答的人不喜欢孟买的人一样，也如你们的北京人不喜欢上海人那样。”
“妈妈，你看。”她的女儿又回到她身边。
她将自己的数码相机伸到她面前，给她看各种影影绰绰的人形，在楼梯上，在露台上，在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前面，在窗子前，甚至在酒杯里。
她先认出自己的身影，然后，逐渐认出楼下的年轻女人，参加开幕式的德国商人，英国外交官，台湾女人，而那个挺出一个松软大肚子的黑影子，在沙逊大厦的背景前一晃而过的，后背笔直，短腰，那正是从孟买来的瑜伽老师。最让她吃惊的是，有一个女人的背影，实在太像拉拉了。小号玛丽莲灯旖旎的红色玻璃管正在她的身体里蜿蜒，她仿佛是一股正被灯光撕碎的青烟。他们这些人，都淹没在雨点般的火龙果和梯田般的意大利肉酱面里。还有一块漂浮在夜色中的屋顶花园，是隔壁旧汇中饭店的，绿色的是那两个灯火通明的巴洛克凉亭，橘红色的，是玻璃房里的红色桌布和灯光，黑色的，是晃动着的人影。它看上去不像是外滩历史最久远的屋顶花园，却像是一块汁水淋漓的西瓜。她想起自己见到过的一张十九世纪汇中饭店屋顶花园的照片，欧洲女人肥软的背影，栽在大号花盆里的棕榈树，男人们头上浮动着的白色铜盆帽。那么多人的背影和侧影，浮现在大团夜色中的身体似曾相识，好像一段从心中偶尔浮起的回忆。在女儿的镜头里，它却更像一块西瓜。
这是女儿窥探出来的理所当然的世界。能感到那里面针孔时代解构和微观的快意。
失落像从高空坠落的石子一样，突然迎头击中她。她觉得有些晕眩和疼痛。
“你知道我怎么拍出这种效果的？”女儿得意地问。她往后退了两步，让出一小块空地，在按动快门的同时，就地飞快地转了一圈，“是快速移动的结果。”然后，女孩子解释说。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要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去看呢？”她问，“世界总是那么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从一个小洞里看，才能看到世界自己的意义。”女孩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