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家的墓地

我父母带着八个大箱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听说是在3月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三岁多，不记得那么多复杂的日期。

但我已经记得火车站候车室屋顶上的霓虹灯，是红色的。

我指着它们对母亲说：“上海。”

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认得字了。”

我父亲赞许地冲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带着我们和我们家的箱子来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们的家。我的小床是绿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铜铃。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灿烂尖锐的蓝天下生活，穿蓝色棉猴御寒，我们与这个终年多云的旧通商口岸城市全无干系。可是日子也就这样在认同的犹疑中过去了。慢慢地，我们各自在上海成了家，从家里搬出去，而我们的父母始终住在原处，只是房子渐渐老去。原来漆了绿漆的木窗木门，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换成了塑钢的。我小时候，春天的傍晚，微风摇动打开的木窗，铁搭钩就会发出的咯咯声，现在换成了塑钢窗子，就再也听不见了。

别人偶尔问起我家乡在哪里，我总是说，我生活在大都市里，从未有条小河从我家门口流过，也没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因此我是有家无乡。

在春天，玉兰花映着满树的花影，茶花落了满地红英，白色的吉野樱安静精致，却在微风里千朵万朵飘落下来，奔赴凋零。一路看着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将我一手带大，又照顾我孩子长大的姑妈中风了，去世了，如今，我无论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穿天蓝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风的那天，我去医院时，看到满树都是桃花和玉兰。她出院那天，八重樱沉甸甸地荡漾在发亮的枝丫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兰树的花都落尽了，满树新绿。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飘荡着淡蓝色的夜雾，还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时候，上海满城萧索，年年都是没有花的春天。但是生活并未亏欠我，我得到的重大补偿就是，我从小都跟姑妈睡在一张大床上，直到长大，直到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来以前，父亲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我从不怀疑自己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父亲的葬礼上，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唇亡齿寒。

我开始频繁地回家探望母亲。上海的冬天总是下雨，总是阴冷的天色，这个冬天，我身体里也一直都是黯淡的，浮肿的。

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来，好像一只肮脏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样，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门口，看到一棵高大的雪松，它遮住了蓝天。它站在墙角的花坛里，那个早已失修又萧条的花坛，冬青树丛里世世代代都住着野猫。

在我小时候，雪松前竖着一块洋铁皮，上面画了毛主席穿蓝长衫的画像，那里是我们院子的小广场。1966年时，我父亲曾在小花坛前面被批斗。此刻，什么都消失了，当年一棵只与我哥哥一样高的雪松，现在长到三层楼高了。

春天那湿润的，一团和气的微风经过松树的枝丫扑在我脸上。它让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春天的傍晚，沿着华亭路走到东湖路，去我最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风琴。中学时代，我学手风琴，她也学手风琴。我还记得那种宁静的，凉爽的，沉甸甸的春风是如何掀起耳朵两边的细小头发，它们从不会长长，只软软地倒伏在面颊旁。如今，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手风琴伙伴，已经做了半生的知己，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过雪松墨绿色枝丫的那几分钟里，我就路过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这个我小时候陌生的城市，现在处处能找到丢失了的过去。往事是那么具体却又虚拟，它们在时间的深深处，不可触摸却又毫不褪色，缱绻缠绕。我从未想到过此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没有小河与老槐树，那都市中的几条街道，几棵老树，几个春夜，也是家乡。

第一次从德国回来，是5月29日到达的上海。我特地带了满满一箱子调料，巧克力，甚至一只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车司机拒绝帮我搬箱子。

我站在楼下，一声声高声叫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听到我孩子兴奋地大叫：“我妈妈回来啦！”

我孩子才三岁，正是当年我到达上海的那个年纪。她得站在马桶盖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狭长窗台。在上海多云的蓝天下，她从北窗露出小半个脑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辫子。“妈妈啊！妈妈啊！”她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我，赞叹我们重逢了。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终日忙碌的设计师了，生活在万里之遥。而我，也已经在那年，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旅行开始，开始了自己在欧洲各地断断续续的旅行。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机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回到自己家的客厅里。那些箱子有它们自己的名字，蓝箱子，牛皮箱，大黑箱子，铁皮箱子，父母当年就是这样一一称呼它们。当年迁徙时，父亲用白纸贴在箱子拎把旁边，给那些箱子编了号，还是用毛笔写的，陈七，陈十。那几张白纸都还贴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黄。最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现在我在里面收着祖父的一只洋铁皮烟丝盒子，还有姑妈钩帽子的铁钩针。

箱子上放着我家最后一张合家欢，爸爸坐在轮椅上，大哥满头白发，小哥哥看上去很帅，但实际上他肺上的癌肿已经发动了，可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忙着与爸爸惜别。那张照片是2011年春天照的，我们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园的草坪青翠一团。这是我们家从命运手中偷来的最后一个完满的春天。而对我家最小的孩子李翼张来说，却是与他爸爸家的长辈们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2010年像我一样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时候一样姓李，像我姑妈一样属虎。像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籍贯广西平乐。

清明时节，我们带着鲜花去祭扫。在郊区我们兄妹买下一块墓地，地里有棵罗汉松，它遮盖着土地。还有一块大石，刻着我家的来历。父亲与姑妈在这里归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们的骨灰营养着这棵松树。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们也会来这棵松树下，与他们团圆。有一块家庭墓地的感觉是安稳而奇异的。

他们现在都在土里，围绕着那棵松。石块上嵌着他们的照片，比起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欢，他们在石块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种迷了路的样子。他们的名字下面刻着他们这一生简短的历史。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却都卒于上海。他们是此地的永久居民，因此，此地已经是我的家乡。

放下橙子，苹果，撒上新鲜的花瓣，点燃线香：“你们在这里都过得还好吗？”

心里却想，也许他们在地下也很想念我们吧。所以那棵罗汉松才会绿得那样湿润。

用手掌按在那覆盖了我至亲的泥土上，被春日晒暖的泥土，让人想起最后握着他们的手时，留在自己掌心里的体温。大概这就是家乡的泥土。远走天涯的人们，用小玻璃瓶装起一撮泥土，挂在脖子上。要是在异乡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块泥土，冲了开水喝下去。

听说这个土法子治好了不知多少人过敏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