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寓言的河流
河流流过语言。我们在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形下，都谈到了它的影响。它被用来表达生与死、时间与命运；它被用作持续与消解、亲密与短暂、艺术与历史以及诗歌本身的比喻。在《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1890）一书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5]第一次发明了“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在“意识流”中，“脑海中每一种明确的意象都被浸泡在……围绕着它自由流淌的水中”；可以说它就像河水那样在流动。然而河也是潜意识的一个象征，代表着深度及不可见的生命。
在有关运动与变化的无止境的循环中，河也是永恒的象征。它是为数不多的、很容易就能为人们所理解与欣赏的象征之一。在持续不断的思维之流中，人的思想与灵魂可以开始考虑自身所可能拥有的不朽性。
在诗人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16]的作品《库珀的小山》（Cooper's Hill，1642）中，泰晤士河是人类生活的隐喻——刚开始时是那么微小，接下来的旅程又是那么自信，最终被纳入海洋的命运又是那么不可避免：
有关泰晤士河的诗歌总是强调它与人类社会的目的性与现实性的相似。河的个性从开始时的纯洁，到后来在与商业世界的广泛接触中发生了变化。河在幼年时是纯洁、无辜、清澈的，等它被城市紧紧囚禁起来时，它变得阴暗而污秽，被贪婪与投机所污染。河的这种退步也代表了人类生活与历史的某种范式。然而河相对于它所隐喻的对象，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河总是重返源头；河的腐败是可以被改写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洗礼仪式被直觉性地与河流联系在一起。泰晤士河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救赎与更新以及从时间本身“逃离”这一希望的象征。
当华兹华斯（Wordsworth）[17]在低潮时观察泰晤士河，他看到伦敦“伟大的心脏”“静静地躺在那里”；在这里他所使用的是一种与人体循环相关的想象。在这里，河就像是人体中的血液，充盈着周围地区的静脉与动脉，没有它，伦敦的生命就会终止。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18]在他位于伦敦塔（the Tower）[19]的牢房附近散步时，对着泰晤士河沉思，感叹“通过血管与动脉在人体分流的血液，也许可以被比作这些通过地球上的小溪与河流所负载的水”。他在牢房里写下了《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614）一书，受泰晤士河水流的深切影响，将其作为人类命运的范本。泰晤士河被用作万事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相继展开的一个象征，在它身上携带着过去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重负。对雷利来说，时间的货轮离开源头以后，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令人疲倦，人类生活也变得越来越黑暗与深不可测，越来越不纯洁，越来越容易受到接连不断的事件的影响。在其所撰写的历史中，雷利注意到人与河流有一点有所不同，他声称：“对人类生活的潮汐来说，一旦开始转变与衰退，就是永远的衰落与退潮，永远不能重新奔流。”
泰晤士河也被看作是一面道德的镜子。随风摇摆的灯芯草和柔软的柳树为“何为谦卑与自制”做出了形象的说明；河两岸卑微的野草也因其低调与从不卖弄而获得了赞美。有哪位曾在河边探险的人没有更懂耐心、忍耐与警觉的价值？约翰·德纳姆在一种更深远的层面上将泰晤士河作为本土讨论的对象：
这里暗示着泰晤士河代表了一种值得追寻与追求的英格兰的尺度、一种美学的和谐，同时德纳姆似乎也在谈论“英国性”本身的一些特点。泰晤士河是它所流过的这个国家的隐喻。它谦虚而温和、平静而丰富，有力量而不暴烈；它不是炫耀式地令人印象深刻；它广大而不无边；它避免极端；它蜿蜒寻找自己的路而不需要强硬的改道与干预；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价值；它是一条讲求实际的河流。
当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20]前去兰尼米德（Runnymede）参观[21]时，他深受感动，给这条“不慌不忙的英格兰个性”的“秘密之泉”以极高的评价。这种将土地与人、将地球及水的特点与居民的个性互相认同的做法，至今仍是切中要害的。在泰晤士河与其周边的居民之间，有一种内在而亲密的联系，即使这种联系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被看出来。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泰晤士河成了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将土地与河流温柔地拥抱在一起，为那些彼此迥异的地区提供着凝聚力与团结。它为一种共同文化的成长与扩散提供了可能。它在显著的差异中创造了和谐。仅就这一项能力而言，在“英国性”的打造中，它就比其他民族“特色”做出了更多贡献。
理想的英格兰生活——茅草覆盖的小屋、乡村的绿野、鸭塘、篱笆拦起的田园等，都来自泰晤士河沿岸风光。泰晤士河是这些与“英国性”相关的“白日梦”的源泉。旅行者只需去过库克姆、潘博恩（Pangbourne）、斯特雷特利（Streatley），或是泰晤士河沿岸上百个乡村或小镇中的任何一个，就能意识到泰晤士河在打造英国民族生活特点上所具有的长久重要性。
泰晤士河一直是通衢，是前哨，也是攻击的路线；是游乐场，也是下水道；是水源，也是权力的来源。它是一条罗马人所称的“公共的”河流，但它也是个体可以获得深沉满足的所在。它拥有一种个体的影响力，也拥有一种历史的影响力。约翰·凯尔（John Keill）[22]在《对反思地球理论的检验》（A Examination of the Reflections on the Th ory of the Earth, 1699）中，谈到河流时说：“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城镇，也不可能有与遥远的内陆国家的交往，因为没有它们就几乎没有可能为大量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泰晤士河在当地创造了文明。它塑造了伦敦。
这是为什么它被称作是一座体现“英国性”的博物馆。它涵盖了英格兰民族的历史，从格林尼治（Greenwich）到温莎（Windsor）城堡，从伊顿（Eton）公学到牛津大学，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从伦敦金融城[23]到法院[24]，从伦敦港（Port of London）[25]到兰尼米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联合者。它代表着居住在河边的、一直在努力奋斗着的人类群体。它也代表着英国那种理想化的、和谐的田园风光，尤其是在泰晤士河上游的那些地区。它激发了有关英格兰的诗歌。它一路走来的丰富多彩与变化多端，完美地满足了英国人的口味：
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26]在《多福之国》（Polyolbion，1612）中，以省略号取代了泰晤士河。然而这条河仍相对来说保持着未被“宠坏”的状态。在人类过去的2000年中，它并未发生巨大改变。
在它一路行来的大部分河段，泰晤士河都保持着一种隐蔽与隔绝。沿着河边小路行走，仍有可能走上数英里也看不到一个人；靠近源头的上游和靠近入海口的河口区，是同样的人迹罕至。它代表着一种从世界的逃离——“在静静的河边，垂柳掩映”；这是为什么它享有平静温和、远离骚乱的名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27]曾在斯泰恩斯（Staines）[28]那里，赞美泰晤士河有一种“从其完全的孤独中所产生的巨大魅力”。位于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坎维岛（Canvey Island）[29]，曾被认为是“伦敦周围最孤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