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的这首《过故人庄》写出了一千多年前的“城里人”对于农村生活的艳羡之情。如今，我们用这首诗来表现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抹不去的乡愁”“回不去的故乡”等类似情绪仍然十分贴切。

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乡村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园。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出现了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的认识倾向。

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江南文化作为近期热词，更是被寄予了解决城市病、重构城市与乡村关系、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等诸多厚望。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要解决一个眼下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以借鉴：一是向外求解，即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看待和处理类似问题。如西方城市史家普遍认为，中世纪城市是“完全城市社区”的样板。“在12世纪时，水车的声音在伦敦绿油油的田野中非常动听。在夜间，四野俱寂，万籁无声，只是偶然有动物的骚动声或城镇上守夜人的报时声。在中世纪的城镇里，人们可以整夜熟睡，丝毫没有人们的喧闹声或机器的噪声。”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中世纪的城市与乡村有着美好的生态关系，营造出和谐一致的美好生活氛围。二是向前求解，即从历史的源流中去翻检过去的经验。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江南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地名成为一个意象，与其独特的人文空间有密切联系。具体来说，江南的城镇与村落由同一个文化基因裂变而出，千百年来未曾中断。其中，江南运河、上海竹枝词、苏州艺苑、西湖诗词等具体文化元素所凝聚的审美精神仍是今天长三角地区城市精神的母体。

江南运河对于江南各个城市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联通了城与城之间的交往，更在于它对于江南城市内部结构的影响，城市的空间规划、经济发展、文化流向、民风演变，无一不受其左右。谁曾想到上海竹枝这一近乎快要绝迹的文学形式，会给我们展现出一幅百年前的沪上风貌全景图，比起史书中的记载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苏州艺苑是什么，人人都说苏州美，除了虎丘、山塘、金鸡湖，苏州人的戏剧化的生活仪式才是最核心的内容。“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为什么西湖能够成为杭州的代表意象，这与其“半城半郭”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关系，细细检阅，才发现西湖诗词对于什么是城市的精神地标早已给出了完美的范例……

历史从来不吝啬馈赠我们经验，但现实与历史不同。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阶段。江南城市蜕变为长三角城市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江南从文化圈转变为经济圈，在经历了各自为战、同质竞争、反复磨合等一系列痛苦“发育”后，如今，又重新回到江南文化基因的源代码。大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以人文城市战略为核心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方向。

从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走上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和珠三角城市群不同，长三角的行政区划更复杂，依靠行政手段的合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江南文化的圈层认知显得尤其重要。上海大都市圈是在人文型城市群建设上最早有所行动的集合体。如何改变上海一城独大的现状，首先要摒弃原来固守的傲慢心态，从文化包容性的角度出发，江南文化将会产生更加有益的作用；好在，长三角还有一个强大的村落文化集群，在远离大都市的郊区、农村，尚有为数不少的传统村落，仍潜流着一条条千百年来不曾中断的文化支流，无论是从村落的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还是审美文化资源来说，江南传统村落都是长三角的都市人乡愁之所在。

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是被诟病为结构封闭、信息贫困的主要原因。诚然，相对于城镇而言，村落很美，但也很不方便。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长三角的首位城市——上海，其郊区的村落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保护与发展的两难选择、经济与文化的利益冲突、新与旧的对立冲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要求，即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大都市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已迫在眉睫。其实，除了模式的更新，新技术的充分利用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模式为体，技术为用，道器不分，体用不二，方得始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就不仅仅是无助的传统村落之幸，也是我们日益拥挤、喧哗的城市之幸，同时也就真正找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可执之牛耳。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取名《二分尘土——江南人文空间的城镇与村落》，其中“二分尘土”取自宋代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句，借苏词中对春色的描摹比作当今中国城市建设的万千气象，又转用“二分尘土”来比喻本书所重点探讨的“城镇”与“村落”两个研究对象，希望为拘谨的学术研究增添一份活泼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