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家庭金融是近年来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目标是研究家庭如何运用金融工具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继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后，金融学科又一新的领域（Campbell, 2006）。Campbell（2006）认为家庭金融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家庭需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依据自身的情况制订金融计划，既要面临流动性约束问题，又要面对复杂的社会保障政策等。目前多数的研究是从家庭的资产、负债、收入、消费/储蓄、住房、保险和保障等方面对家庭金融问题进行探讨，此外，也有学者分析了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家庭经济、金融决策的影响。

已有对家庭金融问题的研究发现，大量家庭在经济决策时存在非理性的选择，而非理性的错误决策会导致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降低，且投资的种类也较为单一（Campbell, 2006）。由此可见，家庭的非理性行为会给家庭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而家庭金融的决策是非常复杂的，为了做出理性的金融决策，居民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相关信息，而且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也就是说，正确合理的金融决策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但人们往往因缺乏金融素养而做出错误的金融决策（Lusardi et al., 2011）。

Noctor et al.（1992）最早对金融素养进行了定义：在使用和管理资金上所表现出的能够做出明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Angela（2009）将金融素养定义为掌握基本经济知识和金融概念，并且能使用这些知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以实现终生财务保障的能力。金融素养是个人做出合理金融决策的关键因素（Bernheim, 2003），会对家庭的经济金融活动产生影响。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提高本国居民金融素养的重要性，并开始重视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培养。

与此同时，也有较多研究从家庭的资产配置、负债和信贷行为、消费和储蓄等方面对金融素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基于瑞典家庭数据，Calvet和Campbell（2009）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其金融素养水平也较低。资产配置方面，有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缺乏会抑制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Rooij, 2011）、降低投资多样性（Guiso et al., 2008）。Dohmen（2010）认为，深厚的金融素养有利于家庭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从而减少家庭在做出金融决策前的信息搜寻和处理成本，进而有助于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和股市参与率，并且还会增加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Rooij et al., 2011；尹志超 等，2014）。Guiso和Jappelli（2008）、曾志耕等（2015）的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家庭提升投资组合的分散度，从而有利于规避风险。负债和信贷行为方面，Stango和Zinman（2009）的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更可能持有高成本的抵押贷款。Disney和Gathergood（2011）、Lusardi和Tufano（2015）以及吴卫星等（2018）的研究表明，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更可能持有负债，且有助于减少过度负债，而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容易产生过度负债。Klapper et al.（2013）指出，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可能性越高。宋全云等（2017）的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家庭的正规信贷需求以及信贷可得性。消费和储蓄方面，国外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家庭的储蓄倾向和储蓄水平（Sayinzoga et al., 2015），而国内研究却发现拥有金融知识能有效促进家庭消费倾向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宋全云 等，2019）。此外，尹志超等（2015）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对于家庭的创业行为尤其是主动型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单德朋（2019）的研究表明，金融素养有助于缓解城市贫困。Lusardi和Mitchell（2007）发现，金融素养的缺乏会导致家庭养老储蓄计划的非理性行为。

家庭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之一，家庭金融素养的缺乏会影响家庭方方面面的经济金融行为。在我国金融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果使用主体缺乏相应的金融能力，同样会使得金融服务变成无效供给，使家庭金融福利遭受损失。基于此，本书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评估了中国家庭的金融素养状况，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信贷、数字金融使用、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消费、保险市场参与、财富增长等经济金融行为的影响。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为评估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的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作者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