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反映在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之中。过去40多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如此热衷于经济发展，如此紧密地与经济发展融合，如此强烈地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政企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40多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寻租。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企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企关系的变化如何激励企业和企业家，影响政府官员，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下新的重大问题。从另一个方向来看，经济发展如何对政府产生影响，将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制度变迁，为企业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现存理论和新理论的发展机会（钱颖一，2015）。

“中国的发展应以中国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是在中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国际上尚缺乏指导新兴和转型经济体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及当前国际社会现实，创造性构建揭示中国问题本质的新理论体系（林毅夫，2014）”。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重要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是企业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最前沿的“创新实验室”（Hitt, et al., 2005）。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许多“全球文明锦标赛”桂冠头衔：最大市场需求国家、最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最大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及最古老的文明传承国家，但中国的改革依然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之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向世界开放，促进世界发展，需要“中国自觉、自信和中国标准”（胡鞍钢，2014）。中国管理实践需要中国理论，如何认识中国政企关系和理解中国情境的企业政治资本，进而发展为中国的管理理论，这是本书研究的学术背景。

管理科学为兴国之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治制度与管理效率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和管理研究的核心，是政治、法与管理研究兴起的内因，中国关系社会仍是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重地（Jia, et al., 2012），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处理好这些关系，关乎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的福祉。自制度经济学创立以来，大量研究关注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讨论其对企业的“帮助之手”“掠夺之手”和“无效之手”效应（Shleifer & Vishny, 1994）。政治关联是一种全球性的政商现象，能够给关联企业带来融资补贴、税收和行业准入等优惠，提升企业绩效和价值，也可能转嫁政府的政治社会经济负担，甚至成为某些官员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力寻租工具，获得的政府补贴并非“免费的午餐”（于蔚，等，2014）。

中国仍是“半统治、半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迄今尚未全面形成以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政府仍掌控关键稀缺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国有银行主导着信贷资源，国有经济是经济的领导力量，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建立，与政府有“天然关系”（王元芳，2013）。民营企业长期处在资源分配体制的底端，法律对其财产保护薄弱，面临严重的政策歧视，贷款渠道和利率受到限制，竞争堡垒使国有企业侵占了消费者剩余，同时减少民营企业进入，中央政策因各级政府普遍的行政性腐败而减弱；民营企业为获取发展资源，须通过政治关联翻越限制企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现有研究尚无对上述政治制度的内在作用给予深刻解释（于蔚，等，2014）。

企业政治战略管理文献中，企业政治资源是企业在政治活动中所拥有的能够用来影响政府决策与实施流程，或获得政府承诺实现提升企业利润和效率的各种资源要素的集合，分为有形资源（物资实物、资金货币等）、无形资源（公众形象、信誉资源等）、组织资源和关系资源四个层面（Zardkoohi, 1985；卫武，2004；李黎，等，2015）；政治资源企业被定义为，为获取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资源禀赋，具有企业政治行为表现或倾向的营利组织。本书为了简明表述需要，特指设立执政党组织形成的一类政治资源企业。中国政党政治制度中，企业家除了“关系性合意”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关联外，企业党组织嵌入是企业参与国家政治系统的重要渠道。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和政党政策发展的产物，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支柱和党的重要执政基础，加强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建设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具有较大规模。2014年年底，113家中央企业有党组织27.32万个，其中党组549个，党委2.17万个，总支部1.71万个，支部23.38万个。地方国有企业党组织分属不同党政机构管理，如辽宁29户省属国有企业中，省委管理14户，省国资委党委管理13户，省煤炭局党委管理2户（于敬如和赵力斓，2015）。

2015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国企改革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对国企领导和加强国企党建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党管干部；把加强党的领导同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党组织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坚持国企党建、改革与党的工作同步，实现体制、机制、制度和工作对接，确保党领导国企改革得到体现和加强，为深化国企、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体制保障。”这说明党治理经济已深入到微观领域。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总数占全国总数7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在60%以上，提供80%以上的就业机会，新增90%以上的就业机会（龙小宁和杨进，2014）。民营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政治制度创新之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在外商投资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1993年）和《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2000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颁布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具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非公经济组织应建立党组织；党员3名以上50名以下应建立党支部，超过或接近50名、100名的，可分别建立党总支、基层党委。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2012年）明确非公企业中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政治引领的作用（顾国栋，2014）。2008年第八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已达到相当比例，30.6%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龙小宁和杨进，2014）。2012年年底，全国民营企业党组织有30多万个，党员360多万名。2013年年底，江苏省300301家民营企业单独或联合建立党组织95996个，39522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达74585家，占民营企业总数的24.8%（邱观建和付佳迪，2016）。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发生方向性改变：党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解决市场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力的现状；推动依法治国，完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加强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组织特征、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联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国制度场景中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的理解和中国管理理论的创新，如何在中国制度环境中，有效处理上述关系成为本书的社会与管理实践背景。2015年以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本书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为促进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遵循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规律，依法治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政治资源企业效率提供了理论指导。

1.1.2 研究价值

经典战略管理理论是以市场战略为核心，研究企业经营绩效和持久竞争优势。市场战略强调长期目标导向，关注方法手段创新。然而，随着20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新兴经济国家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步入“政治竞争”时代，将政党或政府政策作为一种企业生存利基的制度原因在于，政府政策变动改变了企业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企业制度环境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自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能否成功运用政治资源，将其转化为企业政治资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战略的同时，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和政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争取发展资源，以提高企业生存和发展合法性、市场和非市场竞争优势、创新能力和经营绩效。

企业政治资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对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学术发展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和实践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是一个政治与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境内企业如果不考虑政治资源要素，其经营绩效差异是难以想象的。一些企业家坦言必须用大量时间处理与政府等非市场环境因素事项。施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 & Vishny, 1994）的开创性工作使政治关联相关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外公司理论研究热点。归纳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目前管理学界缺乏对设立企业党组织的这一中国元素的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企业设立所在执政党或参政党基层党组织，有利于及时获取、深入分析和有效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纲领，增强企业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和生存能力，必须正视该研究对理解中国企业组织行为和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重要价值。

其次，中国企业设立党组织派生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又极具有理论研究价值的企业政治治理难题，即当前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带有强烈的经验色彩的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如何结合的问题。如何发挥设立党组织的企业的内外部优势，促进企业党组织有效参与公司治理，处理好与企业经营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新的理论探索，是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建设新的政企关系的管理实践新挑战。面对转型期“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的政治制度安排和国情约束，本书提出发展中国元素的公司政治治理理论，其意义在于为实现公司“新老三会”的有效对接，正确处理董事会和党委会关系提供理论指导。现代公司治理研究源于西方，我国政治体制独特性要求发挥党委在国企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委成员和高管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一直以来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上亟待解决的实践命题，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管理实践价值。

再次，判断企业所嵌入的政治制度环境的进步性和效率，要看优秀人才是从事生产和创新活动，还是从事寻租活动。最有才能的人向寻租部门集中，挤占和掠夺生产性部门资源，这种机制破坏了企业对生产和创新活动的激励（Minniti, 2008）。改革开放至今，企业关键资源，如国家控制的商业机会和金融资源，其分配依据是企业政治身份尊卑，而非企业生产效率高低（于蔚，等，2014）。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效率最高和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大多通过企业政治关联获取非实际产出的政治租金。能否走出这一制度机制困局，关乎未来二十年我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和社会福利持续提高。企业设立党组织政治行为形成政治资源，转化为企业政治资本，微观上能够清晰揭示企业政治行为决策影响机制即政治政党制度变化对企业的效应。国家层面基于企业维度，为掌握企业发展外部核心资源的政府提供市场制度设计，为影响国家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提供生动素材，为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武器。

最后，企业党组织政治治理及其外部关联的研究，发展了非市场组织战略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推动了政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向管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理论的渗透，特别是对战略管理、高管团队、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企业创新效率、运营效率和财务效率的影响，深化了公司治理和企业政治行为在中国制度情境下的理解。

本书以我国上市公司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形成中国政治资源的企业为考察对象，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和管理实践背景，研究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治理水平及公司效率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及企业政治资本理论，其研究成果为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党企关系以及为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1.3 研究问题

是否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诺思，1994）。任何社会进步创新，离不开现实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提供的条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情境（李汉林，等，2005）。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企业而言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企业社会资本即企业政治资本，其研究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情境非常重要。

基于此，本书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中国现行政治和转型经济制度场景中，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企业基本特征、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内生的外部关联是否对公司效率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影响？具体来说，需要从经验和理论视角解决以下问题：企业年龄、最终控制权是否影响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运营效率，如何影响？公司政治治理是否影响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运营效率，如何影响？公司政治治理、企业关系黏度、党委书记的关系资本、关联资本是否影响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资本性研发投入和创新资产存量，如何影响？企业年龄、最终控制权、公司治理、政治治理是否影响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财务效率，如何影响？解答这些问题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研究与初步的经验研究构成本书研究的基本内容。

企业党组织是指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情境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定，在中国境内企业设立的执政党基层组织。企业设立党组织，必然会与当地地方党委和上级党组织保持特定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产生有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政党政策沟通机制，同时由于中国又是实行党国合一宪政政治制度国家，党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处于全面领导地位，设立党组织的企业必然会与当地政府、具有行政权力的机构和行业组织，产生更强的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外部联系。

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基本特征包括其自然属性特征和社会属性特征，本书研究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年龄和控制权特性，以及不同的控制权类型。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指以企业党组织的身份，企业党组织书记、党组成员和组织本身与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层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活动。企业党组织外部关联，指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活动，企业党组织书记、党组成员和党组织本身与企业外部组织，包括企业的上级集团公司或股东单位、企业党组织的上级党组织或各级地方党委、企业所在地政府、人大和政协机构、企业关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的关联行为。设立党组织的企业效率指企业的产出效率，本书围绕公司运营效率、公司研发效率和公司财务效率三个维度的企业效率进行经验研究。

在中国现行制度环境和转型经济情境下，本书对企业政治资本进行理论与应用探索。在中国特定文化和外部政治制度情境中，政府政策变动会改变企业技术市场竞争制度环境、生存空间和合法存在性，能否基于政治资源将其战略性政治行为转化为企业政治资本，使其政治优势获得潜在公司效率和市场价值，是企业在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场景中设立党组织的重要原因。基于企业党组织基本特征、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与企业效率关系现实问题需要，本书通过发展中国制度场景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进而基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环境特征，对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上述问题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本书的本质是以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基础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即在战略管理之一的企业政治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基于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发展企业政治资本理论，提出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即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主题。本书的研究范畴属于企业战略管理、公司治理、政企关系与组织理论、组织行为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范畴关系中，企业政治资本指企业通过对政治资源企业、企业政治活动与企业政治关联等企业政治行为，所形成的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所形成的企业政治资本；企业政治行为指企业试图以各种公开或隐含方式参与政治，从而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使之做出对企业有利的决策行为（Baysinger, 1984）。企业外部政治关联是指企业党组织在参与公司的内部治理基础上，本企业党组成员与外部组织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与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行政权力的行业组织、企业外部的国有组织任职产生的联系，本质上是公司政治治理的外部延伸，与公司内部治理一起构成中国特色公司政治治理的完整形式。

企业政治资本源于企业社会资本、企业政治战略、企业政治关联、企业政治行为等的概念整合。当企业人力资本理论得到认可后，传统资本范畴由物质资本延伸至人力资本，此后出现“你认识谁”问题的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投资会显著影响组织的成功和竞争力。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中，为了增强企业生存的合法性以及市场竞争有利地位，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别是企业建立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以适应这种制度环境的规范，企业设立党组织随之带来一系列公司战略和政治治理问题，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是从理论发现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考察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