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理论基础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改革的类型和方向通常代表着国家意志，既包含了经济基础，也包含了政治取向；既是社会建构，也是人文需求。因此，养老保险制度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经济内涵。要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构和变革中了解政治经济发展规律，首先要全方位地理解与养老保险制度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学理论。从政治角度看，养老保险首先是一种社会福利，是与国家公民身份对应的基本权利，是国家稳定社会、促进团结的政治手段；从经济角度看，养老保险制度通过税收融资和差异给付实现了社会收入再分配，是一种针对社会财务支出的平滑机制，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从社会角度看，退休和养老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都要经历的时点和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好坏或者说是否存在吸引力，将影响劳动者的退休和养老的倾向和选择。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理论去解读养老保险制度。

2.2.1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体系，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且幸福总量可以计算。边沁将利益作为社会的普遍追求，把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作为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确定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诞生的标志。英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的社会问题是经济学界出现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的催化剂。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在庇古的基础上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深层次挖掘。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含义，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普遍来说，学界认为，福利经济学是关于稀缺性资源使用效果的判断，从福利角度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社会评估的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用以判断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行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福利。

庇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他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以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在失业、残疾、患病和年老时都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第二，向收入较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金，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从而增加社会福利；第三，建立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根据最低收入标准，实施普遍补贴制度，通过有效的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公平。可以说，庇古的三个观点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职能，提供了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路径，是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新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帕累托最优理论和马歇尔需求的基础上的。新福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从过去只注重研究经济效率、不注重研究福利水平，发展到效率和水平兼顾。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福利经济学兴起。这一学派认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均享有发展权益，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益。该学派主张不仅要注重当前已经实现的各种权益，更要注重社会个体或群体可能实现的各种潜在的权益。

福利经济学既不刻意强调市场机制的完美，也不无限夸大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认为国民所得最大化是经济福利的物质基础，认为政府调节有可能减少或消除市场失灵对国民所得最大化的负面影响。同时，福利经济学强调福利的效率基础，也肯定公平的福利意义。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收益分配的一种手段，引导国民所得分配及其调整的均等化趋向，通过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市场的自由运营将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有效制度。福利经济学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

2.2.2 新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萨缪尔森和布坎南提出的。一般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社会和个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缓解、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它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后来发展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从字面来看，我们可以将新政治经济学分为“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在“经济的政治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失灵；在“政治的经济学”中，政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市场失灵。

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

按照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而且公共产品具有与私人产品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私人产品是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而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边际拥挤成本为零，即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个人无法调节其消费数量和质量；收益的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可能消费公共产品而排除搭便车的现象。公共产品在两种情况下必须由政府提供：一是集团的最优规模为无穷大时，向集团的每个成员收费是不可能的，政府向全体公民征税提供公共物品就成为最经济的选择；二是有的集团的规模并不是无穷大，但是要向每个成员收费很困难，或者大多数集团成员都不自动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时，政府强制成为最经济的选择。此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有直接提供和间接提供两种方式。直接提供是通过政府部门的服务和通过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或非企业机构来进行的，比如由国防、警察、电力和铁路等部门或企业提供。间接提供是政府利用预算安排、政策安排或合约安排形成经济激励，引导私人企业或非营利部门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卷入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可以由私营公司完成。

根据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满足条件，公共产品可被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五支柱”中，类似均等给付的普遍养老金的国民权利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首先，市场机制让收入按劳分配，必然导致某些人收入较少或没有收入，产生了市场失灵现象，国家要为贫困者承担养老风险，于是政府干预是必须且必要的。其次，由于每一个公民都将经历退休和养老的时点和时期，因此不存在“搭便车”现象，满足非排他性。基本养老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企业对其可同时享用。以我国为例，尽管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减少其所享受的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在收益上具有排他性，只有缴纳相应层级的费用才能获得对应层次的养老保障，对参与群体和缴纳保费都有一定的限制，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被保险人共同承担。对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来说，其具有俱乐部产品的性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指出，只有部分具有较高经济负担能力的垄断或者高效益企业才有能力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故企业年金被称为“垄断行业俱乐部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1500多万个企业中，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仅有87368个，参与职工2388.17万人。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是造成退休人员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养老保障中占有重要支柱地位的商业养老保险则属于私人物品的范畴。

2.2.3 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最早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布伦伯格和安东提出，并衍生出诸多经济学界的经典著作。顾名思义，生命周期假说按照消费行为的不同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一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即收入与消费、收入与储蓄、消费和储蓄，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消费者一生的消费安排和储蓄安排、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消费者的微观消费行为如何影响个人甚至国家的储蓄率等问题。该假说通过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消费者行为领域，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以最优化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消费者长期消费行为和短期消费行为的成因，后来也被政府机构用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生命周期假说也是养老保险经济学的基础。当然，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是完美的，是有其理论局限和缺陷的。与大部分的经济学理论一样，生命周期假说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下的。类似理性经济人假设，生命周期假说要求消费者足够理性地、合理地安排自己一生的收入，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与持有收入理论不同，生命周期假说关注一个人的所有收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里，收入、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相对比例是不一样的，从而边际消费倾向也会有所不同。然而生命周期假说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过于理想化，一方面，消费者要达到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是不确定的，与其预期寿命相关。这些缺陷也使生命周期假说在实际应用中有所偏差。

生命周期假说为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指导思想。养老保险制度的出现方便了人们的储蓄活动，即通过养老基金的缴纳与退休金的支取，来代替以往的储蓄行为。养老保险以年轻时期的收入为强制性储蓄，以应对年老时可能遭遇的收入风险，降低退休时期收入小于消费的可能性。因此，生命周期假说可以成为以储蓄方式提供劳动者退休收入的养老金理论依据。

此外，生命周期假说为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和放开生育限制等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莫迪利安尼等认为在家庭人口结构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家庭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也是稳定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人口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人口政策和退休政策的深刻变革，家庭的短期消费倾向和长期消费倾向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生命周期假说为评估人口政策和退休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