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银河的阴暗面

关于种族主义、战争和“政治正确”

人口迁移

上个星期二，当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用大块篇幅报道佛罗伦萨所面临的紧张状态时，《共和国报》上则刊载了一幅布奇[2]的漫画：画面上有两个轮廓，一个是显得巨大无比的非洲，另一个是小得可怜的意大利，而旁边的佛罗伦萨则是微乎其微，甚至都无法用一个小黑点来表示了（下方写着：“这里需要更多的警察”）。《晚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概括了我们的星球在自公元前四千年到今天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气候变迁。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的肥沃或贫瘠会逐步引起人类的大规模迁移，从而让我们的地球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同时也创造了这些我们可以直接了解，或是通过历史再现而间接了解到的文明。

今天，面对所谓的“非欧盟成员国人口”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而且正如我所提到过的，瑞士人和来自美国得州的游客也应属于此类人群）——这个令所有欧洲国家备感关注的焦点，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我们是不是正面临着一种移民现象。所谓移民现象，是指数以千万计的居民从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生活（例如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在这种情况下，接收国理所当然应该根据自身的接纳能力对移民的流入进行控制。一方面，他们有权逮捕或驱逐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移民，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义务逮捕任何危害社会者，不管那些危险分子是本国的居民，还是来自大国的富有游客。

但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所面临的却根本不是移民涌入的问题，而是一种人口的迁移流动现象。这种现象完全不似日耳曼人侵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时那样残暴，也不像阿拉伯人的扩张（在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之后）那样猛烈，同时也没有那些深色皮肤的亚洲人沿着现已沉没的地岬向大洋洲或是美洲进行不定向迁移时那样缓慢。这种迁移是地球历史上的又一个篇章，它描绘了迁移的人流是如何促使各种文明形成或消解的过程。最初，人类是由西向东流动（但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之后又由东向西，继从印度河源头朝赫拉克勒斯之柱[3]的千年迁徙之后，又是历时四个世纪的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向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的迁徙过程。

如今，人口的流动已经不太容易察觉。表面上看，迁移就是一次飞机上的旅途，在警察局外国人事务办公室里停留的片刻，或者是一次偷渡。这种迁移却经常是由干旱、饥渴的南部朝北部进行，因此看上去像是移民，实际上却是人口的流动，是一个重要性难以估计的历史事件。它不似牧民的游牧，凡是马匹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种迁移是非常谨慎而温和的，但只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和所有的人口迁移行为一样，当今的人口流动最终必然会导致迁移目的地的种族重组以及习俗的变更，还有无法避免的各个异族通婚。继而当地人的皮肤、头发和眼睛都会改变颜色。正因如此，当年为数不多的诺曼人才能在西西里岛上留下金发碧眼的种族。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经常令人生畏，至少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此。一开始，人们会阻止这种流动，例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就曾四处建立壁垒，并派出大规模的军团去镇压那些逐渐逼近帝国的不速之客；后来，他们与第一批定居下来的外来人口签订了协议并加以管制，于是，所有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公民就都拥有了罗马帝国的国籍。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便形成了所谓的“罗马—蛮族王国”，而这些王国则正是当今欧洲列国的起源。今天，我们骄傲地说着各自的语言，并拥有各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统统这些都源于当时的蛮族王国。如果我们在伦巴第[4]地区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这样一些类似于意大利语的地名，如乌斯马特、比安德拉特之类，我们也许早已忘记这些词语都有着早先欧洲北部伦巴第式的词根。再举一个例子：那些经常浮现在意大利中部居民脸上的伊特鲁里亚[5]式微笑又是从何而来呢？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无法阻挡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崭新的“非欧”文化时期的到来。

一九九〇年

战争、武力与正义

这世界上存在正义的战争吗？两个星期以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思考。然而在该问题上，却存在一种错误的思维，就好比要讨论两条平行的直线究竟是不是比一个平方根更加沉重一样。于是我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述出来。我们知道，武力是个坏东西，但究竟存不存在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情形呢？请大家注意，“不得已”并不等于“正确”与“好”，比如从生理角度来说，砍掉一个人的腿是不对的，但如果是为了治疗癌症，那么截肢就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其实大部分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人也同意存在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情形：即使是耶稣，在面对圣殿广场上商人们的丑恶行径时也采取了非常粗暴的行为[6]。除了启示性的宗教，自然的道德法则也告诉我们假如有人要袭击我们、我们的亲友或者是任何一个无辜并且毫无防备的人，我们理所应当要进行武力反抗，直到危险消失。因此，我们说反抗是一种“正当”的武力，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被他人的武力所压迫，或面临无法忍受的暴政时，这个民族的武力暴动就是情有可原的。毫无疑问，面对某个独裁者的侵略，整个国际社会以武力来回应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战争”这个词上。这个词与“原子”一词很有些相似，“原子”既可以用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是当代物理学的名词，但同是这个词，在两种情境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曾经用来指那些不可分的微粒，但在今天，它指的却是一系列粒子的集合体。如果有人用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去解读德谟克利特[7]的作品，或是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概念去理解当代物理学书籍，那么他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现在，我们来看看“战争”这个词，如果我们把布匿战争[8]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会发现除了都有人员伤亡之外，这两次战争实在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本世纪中期的“战争”现象，无论是从其席卷的范围、造成的后果、可控制性以及对未参战国居民的影响来看，都与当年拿破仑的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在过去，一场针对压迫者而不得已采取的武力行为经常体现为枪林弹雨的战争形式，但在今天，类似的武力战争或许不仅不能遏制压迫者，还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最近的四十五年中，我们曾经历过另外一种用于遏制某个“压迫者”（我之所以这样谨慎地用词，是希望我的看法能够让美苏双方都可接受）的形式，即冷战。之所以进行冷战，是因为斗争双方都认为刀枪之战对于“好人”没有任何好处，然而，这场冷战还是十分可怕、恶劣、充满了暴力威胁和局部的暴力行为。冷战是第一个例子，让世界觉察到战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冲突总是以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告终（除了少数诸如“皮洛士的胜利”[9]的战争），然而现代战争则完全不同。如果在一个月前有人问我可以采取什么手段来代替枪支炮弹去对付萨达姆，我会这样回答：只要采取一种严格甚至严酷的“冷”遏制手段，配合一些小规模的边境战役，以及通过紧急立法来实现的监控系统就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任何西方企业家，只要向萨达姆出售过一星半点的武器图纸，就要受到无期徒刑的制裁。这样一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萨达姆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就都会大批量落伍。当然，这个办法只能算是事后聪明了。

生活常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拿着刀来袭击你，那么你至少有权利用拳头来回应他；但假如你是“超人”，并且知道自己一拳能把敌人送上月球，把我们这颗卫星撞个粉碎，并会引起重力系统倾斜，火星与水星相撞等诸多后果的话，那么你可要三思而后行——或许你将引起的重力系统灾难正是你的敌人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倘若真是如此，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

一九九一年

流亡、拉什迪[10]和地球村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部关于受迫害者的社会史。伊塔洛·梅鲁[11]曾写过一本相当不错的著作，讲述迫害与排挤的历史，但我所指的却不是这类作品，而是那些描述从迫害者的鞭笞下死里逃生，走上流亡之路的受迫害者命运的书籍。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流亡者的历史是非常痛苦并且屈辱的。比如但丁，尽管他的命运最终还算不错，却也品尝到了“别人家的面包味道是多么咸”[12]的滋味。再比如焦尔丹诺·布鲁诺，在被敌人抓捕并迫害以前，他曾在国外受到相当的尊敬，但也常常遇到那些试图诋毁和陷害他的人。更不用说马志尼[13]了，本已郁郁寡欢的他在流亡途中变得愈发憔悴不堪。

本世纪以来，流亡者的命运似乎开始好转。一方面，流亡者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忧郁且不羁的魅力，就像那些该死的诗人和可恶的美学家一般：直到上个世纪，这两类人的境遇都还极其悲惨——住在阁楼里，或身患肺结核；但在本世纪，他们却变成了抢手货，被众多大家族和文化基金会争相邀请到各类晚宴、游船航行以及一些带有反叛色彩的会议等场合中。另一方面，民主意识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欢迎、支持甚至特别优待流亡者，因为他们是反对专制政权的活生生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宗教流亡者和政治流亡者的境遇从大体上说来即使算不上令人满意，至少也是可以让人接受了（除了因思乡而产生的烦闷之外）——甚至对于有的人来说，流亡反而是件好事。于是他们伪装成流亡者，因为这样至少能从某个特务组织那里获得一份津贴。

上述现象应该是从俄国革命时期开始的。那些俄国大公流亡国外之后，有人只是在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不错，甚至还很受想攀高枝的贵妇们的欢迎。且不说那些流亡到迈阿密的古巴人过的是多么舒心的日子，只要想想近几十年来，人们是多么乐意向某个党派宣称自己是捷克、智利或阿根廷的政治流亡者，或者是所谓“地下文学”的作者。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于流亡者的热情（或冷漠）便随着政变、革命或叛乱等事件而时起时落。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拉什迪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该事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权力，借助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宣布针对某个人的死刑裁决，那么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片流亡之地都将不复存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这并不是意味着流亡者的境遇将由本世纪典型的“金色流亡”倒退回前几个世纪的“残酷流亡”，而是说地球上将不再有任何流亡之所，无论逃到何处，始终逃不出敌人的领地。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座被人遗忘的小岛，让你不受任何其他游客的干扰度过一个清静的假期了。如今，哪怕是在最遥远的角落，也会有一帮凡托齐[14]式的人物进行包车旅行——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结果：你潜在的敌人渗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等着你的到来；只要用手机打一通电话，或在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中发送一条看似无奇的密码短信，就可以通过电波发出杀害你的指令。

“让世界停止转动，我要下车。”[15]时至今日，这句台词已变成了一句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绝望的呼喊。这就是麦克卢汉[16]所说的“地球村”的真正含义。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电子手段与千里之外的爱人相恋，而是因为很多人能够从这种同一性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我们之所以把世界看做“地球村”，并不是因为我们幻想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是因为在这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你的敌人，他不与你亲近，与你爱好迥异，甚至不满足于你伸过去的另一侧脸，因为他正直直瞄准你的心脏。

然而你是无法中途下车的，这转动的地球没有中途停靠站。这个没有流亡之地的村子叫做“地球村”，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追杀你的人从脚踝边甩掉，而只能绝望地感觉到他正如影随形。一旦得到指令，马上就有某个人准备向你逼近了。

一九九二年

帝国覆灭的代价

这几天，我读到了很多谈论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暴行的文章，感到十分痛心，同时我也想起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与雅克·勒高夫[17]进行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已经预感到苏维埃帝国正在分裂，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切会由于去年八月那一场愚蠢的政变而来得如此令人始料不及。

那时，勒高夫着手编纂一套由四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关于欧洲史的丛书，正与合作者们商量选题的相关事宜。于是我建议他也编写一本关于帝国覆灭代价的书。我想他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某位学者。我当时的意图在于通过了解以往的帝国在坍塌时所付出的代价，以便从一定程度上预见苏维埃帝国倒台将引起的诸多后果。如今，已经没有预测的必要了，倒不如将这几次事件直接对比一番。

帝国总是专制独裁的，这就好比强压在一锅沸水上的锅盖。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锅盖就会跳起，并产生一种类似于火山爆发的现象。我并不是说锅盖不跳就是好事，因为通常来说，锅盖是因为热学原因才会跳起的，而物理上的原因并没有道德与非道德之分。我只是想说，只要锅盖还没有跳起，那么对于压迫者来说就仍能保持一定的秩序，锅盖一旦跳起，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罗马帝国的瓦解导致了欧洲的危机，这种毒害一直延续了至少六个世纪。事实上，一些恶劣影响甚至蔓延到了六个世纪以后。或许今天在巴尔干发生的事件（东欧的东正教徒与西欧的天主教徒之争）也是其恶果之一。而哥伦比亚和秘鲁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现状，包括拉丁美洲不把美国放在眼里的现实，这些都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缓慢瓦解所造成的后果。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就更不言而喻了，它的缓慢消解甚至让中东地区付出了代价。我不敢计算大英殖民帝国的坍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但意大利的统一确实与昙花一现的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不无关联。

曾显赫一时的奥匈帝国的覆灭至少导致了纳粹主义的产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还导致了今天巴尔干半岛上的情况（当然，曾经有五个帝国都在那里覆亡：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苏维埃）。

总之，当一个帝国倒台时，其影响会波及之后的许多个世纪。我们且不去列数苏维埃的覆亡在国际上造成的主要后果，包括整个东欧国家及语言的分崩离析（尽管可以理解），统一后的德国所面临的严重麻烦，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的灾难，甚至布什的倒霉事——人们见他已经失去了对抗帝国的功能，便开始以他的情人珍妮弗为题说长道短……我们只要看看苏维埃倒台后在意大利造成的混乱局面就足够了：社会党、前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危机，原先当权政府与黑手党（自从西西里登陆起）之间协议的破裂，老一代黑手党的垂死挣扎以及新一批黑手党组织的宣言——说政府无法继续打着抵抗共产主义的旗号，因此也无法再依靠——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们这个不幸国家里的一切都是由苏维埃的倒台引起的，这与年轻的哈维尔[18]所面临的情形同样令人痛苦。甚至联盟党的诞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政权[19]、塞尔维亚的大屠杀和斯洛伐克的邪教也都是苏维埃覆亡后所产生的“结晶”。

我并不是说只要了解一个帝国覆灭的后果就能减少其付出的代价。但为了预见到将来的灾难，我们最好还是预先了解它。虽然历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绝不会时而上演悲剧，时而上演喜剧，它只会导致不同形式的悲剧。毕竟，历史学家还是以非常科学的方式严肃地总结出了某些历史事件的规律，以及某些“作用—反作用”法则。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一九九二年

晚餐时刻，绞刑直播

对于有关机构未能批准拍摄美国最近一次绞刑的执行实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甚至认为应该在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八点把犯人绞死，这样纽约的观众就很有可能在享用晚餐的时候看到直播；美国中西部的观众可以在晚餐后（因为他们通常很早吃晚餐）拿着一杯啤酒在电视机前欣赏；加利福尼亚的观众可以在游泳池旁一边品着龙舌兰酒一边观看；而由于意大利正处于夜里，我们就只能在第二天收看晚间新闻里的转播了。

观众必须坐在餐桌边观看绞刑直播的场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犯人脖子的断裂声、腹部的抽搐声以及双腿的踢腾声必须与观众咀嚼食物的声音相融合；如果是电椅，则要让罪犯吱吱呀呀地尖叫几秒，最好与在炉子上煎黄油鸡蛋时所发出的噼啪声相呼应；假如是毒气，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观众早已知道罪犯要深深吸上一口毒气，整个场景将具有足够的视觉效果，另外还会配有些许呻吟；我不太建议使用注射法，因为它无法表现出直播的视觉效果，只要通过电台转播就可以了。

意大利的迪斯尼公司刚刚通过了一项规定，作者不能再让老唐老鸭对小唐老鸭说“掐死你这只该死的鸭子”，因为这句话具有暴力倾向。因此，我明白在这个时候提出直播死刑的建议是没有多少人会响应的。为了票房而去拍摄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面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些会惊扰到无辜者（或导致精神脆弱者产生异常举动）的虚拟游戏和报纸报道的义务进行区别对待。

至于是否要设立死刑，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反对死刑者（例如我）和支持死刑者。对于那些胃部虚弱的反对死刑者来说，他们大可以在播放死刑实况时把电视机关掉，但他们至少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被处死，所有人都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这个事件，不管`是在祈祷，还是在家里高声朗读帕斯卡的作品。他们应该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恶行。如果他们看到了实况，则会更加深刻地谴责这种野蛮的行径，而不仅仅限于说一句“我不同意死刑”——这就好比当每个人看到电视屏幕上饥饿难耐的非洲孩子时，都会产生怜悯之情。

另外，还有一些支持死刑的人。这些人更应该观看现场直播。我料想到会有人反对，他们会说：“我知道做阑尾手术对病人有好处，但你别让我在吃饭时看到这幅场景。”然而，大家都会同意，死刑跟阑尾手术并不是一回事。它是一个关乎情感、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古人在这点上更加坦诚，他们会买票观看执行死刑的实况，如疯子一般欣赏这样的血腥场景。而你如果支持死刑这种极刑，就必须也像古人那样“欣赏”：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喝酒、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可以一面支持死刑的合法性，一面又假装这刑罚没有发生。

有人问：“如果我的妻子堕胎了呢？”这又有何难？新的教义手册承认国家可以合法设立死刑，同时也规定孕妇只有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我认为，因为观看绞刑而流产，则算不上是罪过了。

一九九三年

纽约，纽约，美丽的城市！

我喜爱并且愿意经常前往的外国城市有很多，例如巴塞罗那或阿姆斯特丹。但如果有人问我，我最愿意在哪座外国城市生活——我是指长期生活，并在那里安家——那么我的选择将会有不分伯仲的两座城市：巴黎和纽约。这不仅仅因为这是两座美丽的城市，而是因为如果要选择一个终老之地，必须确保在那里不会感到牵肠挂肚。而恰恰就在那两座城市里，你从来都不会怀念什么。因为那里应有尽有，又有什么可怀念的呢？在那里，即使足不出户，你也会感觉置身于世界的中心。当你出门的时候，也不需要确定一个目的地，走着走着，总能看见新鲜的东西。

“New York, New York, what a beautiful town,”歌曲中如此唱道，“The Bronx is up and the Battery is down!”[20]纽约是又脏又乱的。你从来无法确信上星期光顾过的餐馆这星期是否依然存在，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周里，可能整栋建筑或街区都已被拆毁，甚至还会有人突然把你砍伤（当然，这不会发生在每一个街角，生活在纽约的一大好处就在于你甚至可以了解到一般哪条街道不容易发生暴力事件）。天空可能是醉人的天蓝色，风有点急，座座摩天大楼光芒四射，显得比帕提侬神庙更加光辉灿烂，身边每一座建筑都变得恢弘壮美。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你就像生活在一种jam session[21]中。即兴和偶然也会产生秩序与和谐。在纽约，就连恐怖感也是一种迷人之处。我们可以尝试着想象一下这种魅力。

如果你了解纽约，就会知道在这座城市里转过一个街角就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之前还都是韩国人，转眼间就全成了波兰人，之前你看到的尽是钟表，之后却变成满眼的鲜花。在某个时段，你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挤满了戴着黑帽，蓄着胡子，留着鬈发的正统派犹太人，两分钟之后，夏加尔[22]画中人组成的熙攘人群就消失了，但如果你走进一家道地的熟食店，又会再次遇见他们。接着，你再步行十来分钟，就会在中央公园旁边看到一群来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孩子们正在上演一场小型巴罗克音乐会，继续往前走一点儿，你会看到一个旧书摊，走下两级台阶，便能坐在被好似卢瓦尔河城堡群的高楼大厦环抱着的湖边喂小松鼠了。纽约是座暴力之城，也是座宽容之城。它接纳所有人，让有的人死去，也让有的人幸福。但千万不要侵犯他人的隐私，因为这不仅是百万富翁的理想，也是街头乞丐的理想。有人曾经做过一个试验：他们让一个测试者从头到脚穿上中世纪的盔甲，随后把他送进一个电话亭。十分钟后，门外等得不耐烦的人开始敲玻璃门，但这仅仅是因为里面的“武士”占用了太长时间，至于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旁人毫不在意。纽约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总之，纽约是一个奇迹。或者说它曾经是一个奇迹。如今，虽然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会再次前往（因为经常有工作需要），但我肯定会尽量少去那里。因为纽约州恢复了死刑。

我怎么能生活在一个教导人们不要杀戮，而自己却在杀戮的城市里？这个城市为了确保别人不朝我的腹部捅上一刀，却要让我面临另外一种危险：一个无法预知的司法错误就足以让他人朝我的胳膊（或其他部位）上注射致命的一针！这是一座被“死亡合法化”的阴影所笼罩的城市，我怎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找到生机？在我眼里，从我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刽子手的牺牲品，然而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命运颇感满意，因为对于那些向他们许诺死亡的人，他们亦投出了赞成票。

纽约城具备的那种自由的意识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尽管它已经习惯了那股从肮脏凌乱的清洁袋里发出的味道，但面对死亡的霉味，这座城市一定会有所反应，也一定不能容忍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变成墓地的火把——虽然目前的情况尚未发生改变。

多么痛苦啊！“New York, New York, what a terrible town! The Bronx, the Park, and the Battery are down!”[23]

一九九五年

“撒旦的犹太教堂”和《锡安长老会纪要》[24]

我对于帕帕拉尔多主教以及他大力推行的改革运动一直怀有极高的敬意。但我却发现，他在将一些有罪之人革出教门时曾使用了“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似乎这只是一句具有修辞功能的俗语。然而这却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至于意大利的犹太人团体对此感到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主教先生为什么不说“撒旦的教堂”或“恶魔的庙宇”，而会想起“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呢？事实上，这种说法自有其历史渊源。我从报纸上读到，有人认为该说法来自《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书是排犹主义的“圣经”，更曾是希特勒的枕边读物。然而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纪要》里的内容虽然要更糟糕，但却不可能采用上述说法。因为这本书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用第一人称写的。因此，若要让这本伪书看起来逼真，其中的犹太人绝不可能自称为“撒旦的密使”。倒是该书的真正编者——俄国人谢尔盖·尼卢斯于一九〇五年评价这本小册子时，曾说以色列的凯旋王（即敌基督）曾“使用撒旦的恐怖力量倾尽全力”去接近掌控宇宙大权的宝座。

传统排犹主义认为，犹太人与魔鬼有约，因此撒旦或敌基督才会特别青睐犹太教堂。这种说法在中世纪时期的典籍中随处可见。然而“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提法却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排犹主义言论。

一七九七年，巴吕埃尔神父曾写过一部名为《雅各宾主义发展史回忆录》的作品，旨在说明那场连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人物都竞相参与的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一场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25]和共济会[26]的阴谋。巴吕埃尔并没有提及犹太人，但事后某位西莫尼尼将军又向他指出那场革命的幕后黑手其实是阴险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追寻“山中老人”（有可能是个穆斯林）的传统。从这以后，许多人都把犹太人看做是引起所有革命暴动的罪魁祸首。一八六八年，一个反动的普鲁士人赫尔曼·古德切曾以“约翰·雷德克利夫”的名义写了一本小说《比亚里兹》，其中描述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代表在布拉格公墓里进行夜间会面并商定要征服世界的场景。不久以后，这段描述性的文字又作为真实的记录出现在英国外交官约翰·雷德克利夫的文件里。在布尔南的《犹太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八八一年）一书中，作者把这段颠覆性的文字记在了犹太拉比约翰·雷德克利夫的头上（不过，这回雷德克里夫的名字中只有一个f[27]）。这段假造的文字后来被《犹太研究杂志》再次引用，经过多次作伪处理之后，最终出现在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上。

在天主教学界，这种说法曾多次出现在古热诺·德穆索[28]的诸多作品中，尤其是那部《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徒的犹太化》（一八六九年）里。另外，他还因此得到了教皇庇护九世的特殊祝福。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大主教——耶稣会士默兰阁下于一八九三年出版《共济会，撒旦的犹太教堂》一书之后，“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便流传开来。在这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这位高级天主教士首先对希伯来的占卜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将其与传统诺斯替教和摩尼教相联系，最终把共济会的诞生归结为希伯来人的发明。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撒旦在共济会集会处现身的场景，从而表明共济会与希伯来神秘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至于这种观点是如何通过这同一系列的伪造文集从德国和俄国的反动群体传播到法国和意大利耶稣会作者以及法国极端右派群体中间的，诺曼·柯恩在《种族灭绝的许可证》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本人人都应阅读的作品，由伊诺弟出版社翻译出版。自然，柯恩将那些谎言一一戳穿，但仍有一些文人用同样的证据来维护原先的神话。比如内斯塔·韦伯斯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秘密组织和破坏性运动》就曾风靡一时。在这部书里，作者把共济会、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危险性（就像之后的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一样）统统搅到了一起。

总之，“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表达方式主要流传于十九世纪的正统天主教学界中，而且还受到了一些通俗小说流派的影响。在那些布满尘埃的主教图书馆里，还残留着许多这些小说中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句子，即使是在特定的说教场合使用，我们也能听出它背后的来龙去脉。

一九九二年

再论“撒旦的犹太教堂”

彼得·德里奥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教授，我尤其欣赏他针对中世纪的伪造文书进行的研究。最近，他在《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我在上期专栏里所写的那篇关于“撒旦的犹太教堂”的文章中，曾把上述表达方式归结为十九世纪反动作家的发明，或顶多是一些中世纪的教会领袖著作研究学者所使用的术语，而他则认为这种说法来源于圣约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得没错，实际上，当我还在写上一篇文章时，所有的报纸都明确提到了《启示录》。只是由于当时有人提到《锡安长老会纪要》中也使用了该说法，我才就此事发表我的观点。另外，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这样认为）在主教先生面前，把该术语归结为一种旧有的教士阶层的说法，要比归结为一句《圣经·新约》中的引文显得更加礼貌些。

然而德里奥教授认为由于圣约翰在写《启示录》时使用的是希腊文，因此“犹太教堂”一词在当时仅仅指“秘密集会”之意。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黑手党只有在进行集会典礼时才能被定义为黑手党。”我想，如果把这句引文直接呈现给主教先生，他恐怕是不会高兴的。圣约翰所写的文字（按照皮耶罗·罗萨诺[29]的解释）含义其实如下：“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身边的一群乌合之众。”罗萨诺解释说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其实是希伯来人，因为圣约翰认为真正的以色列人都是基督徒。因此，《启示录》应该在反对犹太教论战的背景下阅读。

圣约翰本人也是希伯来人，因此，他自然有权批判他曾经的同教者[30]——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大致说来，他认为《旧约》在《新约》中才能获得生命，而这个假设也构成了整个基督教的基石。不管你是否愿意，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应该相信这一点。曾热切期盼各种信仰融合的尼古拉·古萨[31]曾向希伯来人提出建议，如果他们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作为补偿，基督教会将会对所有基督教徒实行割礼。这当然是在希望各种信仰融合的圣火照耀下的一些美好而热情的想法。如果抛开一些生态问题（如何处置那成百万上千万的包皮）不去考虑的话，古萨先生的想法倒是非常令人敬佩，至少是为促进两种同根而生的宗教信仰的融合而作出的尝试。

尽管圣约翰用词的意图相当单纯，我们还是看到那场关于耶稣是否是救世主的争执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演变成了种族偏见和迫害行为（我似乎还记得）。自从那些伪《启示录》预言敌基督将从犹太人中诞生时（作者为某个署名“伊波里托”的人），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而纳粹分子所宣扬的排犹主义雏形也正是从这些关于千禧年之说的文章中逐渐演化而来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词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imbecille”[32]一词的原意是指“衰弱的，没有权力的”（尽管德沃托[33]曾对这条词源学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丁和切科·达斯科利[34]也曾按这个意思使用过该词。但如果今天有人胆敢用这个词训斥一位身份很高但行走不便的老先生，那就很有可能遭到起诉了。这是由于当埃斯基罗尔[35]医生把这个词作为精神病学术语时，就让该词带有了明显的贬义（该说法摘自科特拉佐·佐里出版社出版的《词源学字典》）。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sinagoga”[36]一词上。该词的词源学本义是指集会之场所，喻义是秘密集会，但该词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特指犹太教教堂，并转喻为犹太教之类的含义。后来，由于大众排犹主义的影响，还有“混乱，嘈杂”等含义（参见《意大利语词汇》《德沃托—奥里词典》《津加雷利词典》等辞书）。

既然“犹太教堂”一词的含义曾经历如此之多的变迁，那么在十九世纪那些反动作家的言论中，这个词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贬义。我认为，把“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的含义，按照历史时期从古至今追根溯源地考察一遍是有道理的。词汇所代表的含义是由历史赋予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米兰大教堂称为“哥特式”教堂了，因为“哥特”的原意只能指“哥特人”。

如果在这个术语中，“sinagoga”一词指的是“蔓足纲囊胸目的甲壳动物”（我刚刚才从字典中查到这个含义），那么这些希伯来人倒是可以安然了。可这一切又跟黑手党有什么相干呢？

一九九二年

身体与灵魂

最近，有人让我定义什么是我认为最不可容忍的事情。于是，我就努力寻找一个尽量能让持有各种信仰及理念的人都能接受的定义。后来，我把可否容忍的标准定在了对身体（自己的身体当然包括在内，但尤其是指别人的身体）的尊重上。我们每天都要说话、倾听、走路、吃饭、喝水、站着或躺着、上厕所、按照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与其他人的身体相结合、睡觉。而阻止他人睡觉、把他人倒吊起来，让他屎里卧尿里眠、阻碍他说话、妨碍他视听、强暴他、杀害他，这些都是十分恶劣的事情。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一个无神论者，还是对于一个教徒来说，这样一条普遍性的基本道德准则都是可以接受的。

切萨雷·卡瓦雷里就我的这一言论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贝加莫的回声》和《未来报》上），他担心我太看重身体，却忽略了灵魂，从而沦为一名“俗人”（几天前，该词被一名波兰教士定义为一个丑陋的词汇）。但卡瓦雷里却忽略了一点，事实上圣洁的托马斯[37]圣师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世人来说，灵魂的力量仅仅表现为“语言和行动”。因此，尊重他人说话、倾听和选择的权利就是尊重他人的内心。

卡瓦雷里（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天主教徒，尽管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那一连串的论断中居然包括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一条异端邪说和一种在上帝面前叫嚣复仇的渎神言论。其愚蠢之处在于认为我对于身体的过分重视是一种翻版的灵知主义。在他看来，正是灵知主义者最早提出了人的肉体法则是道德法则之根源的理论。可事实上，灵知主义者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却是对于身体和物质的蔑视（而虔诚的基督教徒却相信肉身可以复活）。当然，卡瓦雷里并不是一定得了解这些知识，毕竟“人无完人”嘛（除了那些灵知主义者），但他至少可以做得稍微好一点，在写下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东西之前先去查查词典。另外，他本人的“身体—灵魂观”似乎也有些“身心不分”，因为他说我的诡辩让他产生了荨麻疹的症状。

现在，我来说说他言论中的“邪说”。卡瓦雷里始终不愿承认身体是神灵赐予我们的礼物。他这种态度分明有些“灵知主义”，我感到他是多么害怕让身体的生理法则成为道德法则之源！我想请卡瓦雷里先生好好想一想《摩西十诫》中的篇章。我自问：对于杀戮、抢劫、干肮脏之事以及作伪证的禁忌从何而来？最后还有一条是不可贪恋他人的女人，而卡瓦雷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写下了最混蛋的言论。

我曾在无意间说过强奸是一种对于他人身体（以及自由）的暴力，卡瓦雷里就此评价说：“强奸怎么算是对他人身体的不敬行为呢？在强奸过程中，身体或许还能获得快感，而首先被冒犯的则是灵魂。”能说出这番话来，只能有三种情况：第一，卡瓦雷里没有被强奸过，而他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描述过在那种情况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可不止是荨麻疹那么简单！）；第二，他是站在一个强奸者的角度来说话的，因此他以强奸者的身份，而非被强奸者的身份认为强奸能让人获得快感；第三，由于遭到强奸的人通常是女性，因此卡瓦雷里认为所有的女性全都是婊子，因此，当强奸者对她们施暴时，她们都在享受——只消事后去忏悔一下（注意：是被强奸者去忏悔！）就足以拯救她们那遭到冒犯的灵魂了。

然后，卡瓦雷里（他丝毫没有想到持有他这种想法的人会像一只纺锤一般直接栽到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又引用了《真理的光辉》通谕中关于人性统一体的几句话，他理解到这种统一体并不是指简单的生理标准。然而，这段话实际是指“道德不能完全以物质享乐和生理冲动为基础”。可卡瓦雷里并没有按照最明显的意图去诠释它，而只是把这句教皇的通谕断章取义地放在了文章里，丝毫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们要绝对尊重生命，这种义务的基础源自人的尊严，而不仅仅出于人类为了维持生命的自然本能。”由此，我们发现卡瓦雷里把我的观点曲解了，在他眼里，我只是想把道德建立在自私的吃饭、排泄和做爱权利（即使是这些权利我们也不能丢弃）的基础之上。然而事实上，我所说的是他人的身体，也就是基督耶稣所说的，不要去用耳光报复，而要用超过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如果可能的话）去爱护、去尊敬的他人的身体！

这一点是卡瓦雷里从来都没想到过的。

一九九三年

政治正确还是政治狭隘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过“政治正确”——这一产生于美国，旨在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以保护被压迫的少数派权利的名词正在演变成一种新的激进主义，认为对于真理只能有唯一一种解释，而把其他观点都看成是邪说。因此，尽管该主义并不一定是狭隘的（它能够容忍其他非基要主义者的存在），但却很容易变得狭隘，从而游离在那些所谓没有“正确”理解真理的大众群体之外。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他是一个吸烟者，由于学校禁止师生在大学室内吸烟，所以他常常利用课间去室外吸烟。那些吸烟的学生也会到室外去，于是老师便会和这些学生交谈十来分钟。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的授课时间是两小时，因此我会在两堂课之间安排一次十分钟的休息，然后到花园里或路边去吸烟，并会与那些同样拥有这种恶习（显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恶习，但大家都认为如此）的学生闲聊一会儿。

如今，那些不吸烟的学生却向校长投诉了我的这位美国朋友。理由如下：由于他经常与吸烟的学生聊天，因此会与他们建立一种更加亲近的关系，从而损害了不吸烟学生的利益。这种特殊的亲近关系破坏了“公平原则”。因此，这位教授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审查的。正如大家所见，在该事件当中，并不是要尊重那些少数的受到排挤的弱势群体，却是要保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大众对于一小部分优势势力的担心。

我们可以察觉到，这样一种过分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的担忧将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局面，会使人们对于任何人都无法容忍。打个比方，法律中可以加上一条，说我不能娶我所爱的女人，而必须与指派给我的女人结婚，以此来保护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中国人都已经结婚了，那么我就必须娶印度女人或芬兰女人，但就是不能跟中国女人结婚，从而保证所有少数种族的机会均等）。

罗纳德·德沃金[38]是激进自由主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包括那些选择放弃生命的人的权利）的主要代表人物。上个星期，他获得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他在演说中所讨论的恰恰就是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大学的产生（中世纪时的大学也正是在博洛尼亚诞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它确立了独立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教育机构不仅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权力，而且其中的教师也应具备独立于大学本身的各种思想和理念。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想法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进步。

但如果要遵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原则，这种自由就会受到质疑。例如，一个英国文学教授将会被禁止讲授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因为书中的那个黑人[39]是个嫉妒鬼，而且还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将会激怒那些不是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也不能讲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显，因为在那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点大众化的排犹主义思想（尽管夏洛克是个出色的人物形象）。他甚至没有勇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这意味着他忽视了某些非洲民族的哲学和神话（而这些非洲民族的后裔却在大学里就读）。

毫无疑问，在大学里既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又教授多贡族[40]神话，这是完全正确的。只可惜所谓的“政治正确”却要惩罚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人，而奖励教授多贡族神话的人。这就体现了一种盲目主义和基要主义，这种观点与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现了人类理性，而多贡族神话只是一种野蛮思维的极端观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的确，大学和中学都应为所有理论的教学提供空间（因此，我很久以来就认为一所好的学校应该让学生了解《圣经》、福音书、《古兰经》和佛教典籍的基本内容）。但若是仅仅因为《圣经》与《古兰经》互不相容，就禁止某人谈论（他非常了解的）《圣经》的话，就表现了一种危险的狭隘性，只不过表面多了一层“尊重不同观点”的伪装而已。

一九九七年

一场诉讼

否定论[41]者经常用各种推理来“否定”诸多关于二战期间存在灭绝犹太种族行为的证据。就在我写下本文的同时，有一位符号学博士正在就一篇关于否定论逻辑的论文进行答辩。我曾建议这位答辩者不要表明自己是否相信二战期间存在犹太人集中营，也不要断然判定前人所引用的证据是否“确凿”（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在她这篇论文中，只要把否定论者在分析某些文件和证据时，所运用的逻辑步骤展示出来就足够了。[42]

在这里，我只引用否定论者的两个典型论题。第一个论题：否定论者试图证明安妮·弗兰克[43]的日记是伪造的（因为这些日记经过多次编辑和删改）。以下是他们最为有力的论点：如果王子运河地区的藏匿者不得不焚烧各自的垃圾，那么炉膛中升起的黑烟将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从而向德国秘密警察告发。的确，要让这些黑烟不被人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这些日记是伪造的话，这一点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否定主义者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后的确有人发现并向秘密警察告发了，因为不久以后，他们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

第二个论题：一个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证明，在特列布林卡集中营里，有一座高约三十五至四十米的用衣服堆成的山。否定论者认为，这样的高度相当于一座十五层的楼房，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衣服是不可能堆到那么高的；另外，拥有如此高度的一座山，其底部直径也应达到约一百四十米，因此其占地面积将达到四千八百零五平方米，而在集中营里是没有空间来容纳这样一座山的。由此可见，这个证人在撒谎。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推理，然而从常理的角度来分析，这番言论却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一点：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了某种残暴，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都对此无法忘怀的人）都有进行夸张的本能趋势。这就好比某个人讲述某次经历，说到自己突然头发倒竖，而我们却非要依据毛发学的理论证明头发无法直挺挺地垂直立起一样。很显然，这个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想通过自己的夸张表明那里的情况有多么恐怖，令人生畏。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理智进行分析，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金斯伯格在上一期《微观大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拜读了他创作于索菲力案件一审判决之后的那本书[44]）似乎有些类似于否定论者的推理方式。这些否定论者从认定大屠杀的虚假性出发，就始终坚持任何证据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解读，批驳。

我并非是由于玩世不恭才把索菲力的案件与大屠杀相比较的。因为这将是一起涉及三人的案件与一场殃及众多的历史悲剧之间的对比。我所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推理方式。金斯伯格的推理能够让那些即使与索菲力毫无瓜葛的人（既不曾并肩作战，也不是莫逆之交），比如我，也感到十分信服。他的推理让那些按常理进行分析的人感到担忧。因为在他看来，索菲力案的数次审判结果（当然，当我谈到索菲力案件时，自然也包括邦布来希和彼得罗斯特凡尼）尽管谈不上是蔑视法律，却忽略了一种天然的直觉——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能凭这种直觉判定，当一个人说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明他很害怕，而其他的只是修辞手法而已。

那些按照常理进行分析的人会感到：索菲力的判罚是有误的。我之所以说他是被“误判”，是因为我想保留一种可能性，即索菲力确实有罪，但在审判中所出示的罪证却是有误的。

索菲力诉讼案为何会引起广大公众如此高度的敏感（即使他们与被告非亲非故）呢？这与当年布莱班蒂案件（尽管当时的政治氛围与现在截然不同）引起相当一部分公众（人数相对有限）关注的原因颇为相似。大家或许还记得那起诉讼，若是不记得，则不妨去看看我当年所写的一本相关书籍。一位不知名的教授——我自始至终都不认识——因“拐卖”罪被起诉，然而他的真正罪行却是诱骗两名青年（请注意，是两名成人）与他发生同性性关系——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生活放浪，肆意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哲学家（原文如此）巴鲁克·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

该名教授的行为似乎很难与“拐卖”扯上什么关系，而更应该被认定为“诱骗残疾人及弱者”（至于引诱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是否应被起诉，我们尚不太清楚）。但凡是仔细阅读过那成百上千页卷宗以及最终判决书的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场诉讼有多么不符合逻辑和理性，简直就是因果倒置。法官们甚至把该教授研究蚂蚁的生活，以及在抽屉中收藏一些怪异物品也作为他的罪证。[45]

公众在这起诉讼案中做了他们唯一可以做也是应该做的事情，即逐字逐句地审阅相关文案，并指出审判中的弊病。与其说这是一些审判上的弊病，倒不如说是一些思维上的弊病。最终，布莱班蒂被免于起诉。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人们认同该教授的同性恋行为。大众对于他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之前的罪名并不存在——除非同性恋也算是一种罪行。而审判过程就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显得异常混乱。

我为什么要在此提起这桩案件呢？因为公众舆论所做的这些一针见血的批判（即审判体系已是弊病缠身），最终确实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走向，使被告得到了更加公正的裁决。相反，如果人们看到大批同性恋者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布莱班蒂，那么我想布莱班蒂教授可能至今仍在遭受牢狱之灾吧。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索菲力诉讼案。在众多支持索菲力的言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类型——“我非常了解他，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我认为这样的言论对于被告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任何一桩诉讼案中，“出于道义上的信任感”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原则上说，任何一个犯罪者在进行犯罪活动的前一秒钟都不能算是罪犯（当然，激进的隆布罗索[46]派人士可能不这样认为）。道义上的信任感对于个人来说非常有力，在法律诉讼中却一文不值。最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当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这种信任感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为法官们会感到一种来自与被告有同谋关系的人群的心理压力，而产生一种抗拒心理。真是好心办坏事啊！

当然，对于“我非常了解他”这类辩护反感可能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但我认为，如果某人被控有罪，那么那些想帮助他的人就必须立刻向法官出示他并未犯罪的证据；否则，若是只存在道义上的信任感，那么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这在法律面前毫无用处。法律保障者并不会为道义上的无辜者而行动，只会为保障法律裁决的迅速和公正而斗争。

另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可笑说法，即不应该因为二十年前所犯下的罪行而判定一个已完全改过自新的人有罪。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不等于说时间能够消除罪恶吗？同样可笑的是那些宣称索菲力无罪的人一方面坚信索菲力是无辜的，应该得到释放，而另一方面却准备让步，即只要认可索菲力如今已脱胎换骨，就可以承认他当年是有罪的。又是好心办坏事啊！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为了争取共和国总统的特赦而进行的努力都是自相矛盾的。所幸的是本案的被告率先拒绝了这类帮助，我认为他们的态度非常明智，并为他们感到骄傲。这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宣称自己无辜，那么我便不能接受所谓的“特赦”，我所需要的，只是承认我的清白。而给予我特赦则恰恰证实了我的罪过。再说一次，还是好心办坏事啊！

另外，在这桩案件上，我们还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利害一致。索菲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利用，作为否定诸多法律程序的挡箭牌，他所获得的优待也成了索取其他优待、否定其他审判程序的工具。指出布莱班蒂案件的审判中存在的弊病并不等于要为用尸体制作肥皂的女人[47]或罗马盐之路上的变态杀人狂[48]翻案。它仅仅意味着“这一桩”案件的审判过程没有遵循法律程序——显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像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所做的那样，对审判过程进行审查，这是理性的公众应享有的权利以及应承担的义务。这恰恰也是卡罗·金斯伯格在一九九〇年的审判之后所做的工作。因此，反复阅读他写的这部作品，并将其在报章上广泛刊载要比忙着签署抗议宣传单重要得多。尽管金斯伯格最初曾真诚地表现出他对被告的信任（我们甚至可以将其定义为过于轻信他人的弱点），并坦言他写这部作品的首要原因是他与被告之间的朋友关系，但在之后的行文过程中却不再带有任何感情因素。他对证词、审判记录、线索、证据以及复查材料逐一进行分析，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心悦诚服地相信那场诉讼确实留下了许多疑点，因为法官们对所有线索的判定都采取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态度，即对所有与自首犯人的证词不相符合的辩护线索和证据都一律不予考虑。

金斯伯格在书中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对比了陪审团的审核过程与一名严肃的历史学家在面对掌握的诸多线索时所应进行的考证过程。金斯伯格是相当严谨的，他声明这两种过程并不能完全等同。最终，他表明一次严肃的史学考辨过程与审判过程之间存在着相当令人不安的差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本文的开头针对否定论者的推论方式进行逻辑分析的原因。其实，两种分别想要证明某人曾经犯罪或不曾犯罪的推论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即它们在论证中的弱点。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但要保护被告或受害者的权利，更要保障“通情达理地（而并非纯理性地）思考”的权利。我认为在索菲力案件中所使用的推论方式不够通情达理。

显然，我们能从金斯伯格的这部书中所吸取的经验还远不止这些。但至少告诉人们，我们所能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我听说有一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审判过程中的文字资料。我不清楚该出版社是否要出版所有资料，因为那将会是一本大部头的作品。但我们确实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这也是被告唯一能寄予希望的援助——尽管他们非常清楚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我再说两句。我并非出于“道义”上的原因才相信索菲力案件的审判过程确实有问题。这是我在了解了一系列审判资料之后所作出的合理假设。当然，我并不能保证我对于这些程序的理解不带有我个人的“偏见”。事实上，即使我不带有情感偏见，也会带有理性的偏见。“理性的偏见”并不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们经常从考察某件事物出发，制定出一种推理模式，之后就会觉得应该按照这种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假设和思考。

在此我要说明在我的偏见中所包含的“情理”因素。我所指的并非狭义的“情理”。因为与许多人一样，我也认为情理因素会影响对事物的理解。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情节层面，也存在于感官层面，我们在理解某种现象时总是希望了解一段比较“符合情理”的事实发展情况。如果今年春天我在草地上看到了一朵以前从未见过的花儿，我会更加“符合情理”地认为是去年秋天，大自然的力量把一粒种子运送到了此地，而不会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园艺工人半夜三更偷偷地把这朵花移植到这里。与第二种解释相比，第一种情节更加真实，因此也就应按照第一种情节进行假设。

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索菲力和继续战斗党的情况。无论你是否认同或参与实现该党的理想，只要你读过当年的《继续战斗报》，你就会发现该报以及该党的典型特征。六八年运动前后，当其他刊物都在使用教条性的语言，甚至淹没在一片谩骂声中时，《继续战斗报》在语言风格、遣词造句以及标题的设计上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报刊体例[49]。因此，该党派中相当一部分前任领导后来都成为了新闻界中的重要人物，这种现象绝非出于偶然（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媒体会如此团结地站到索菲力一边）。在六八年运动前后，《继续战斗报》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报章文风，那在当时的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把该文风定义为“劝导型”。那是一种调解性的语言，也是媒体所具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读者们应该被文章所劝说、打动、引导、说服。不能假设读者的认同，而要制造这种认同感。这种劝说性的文风——我是指他们关注读者的态度——构成了《继续战斗报》区别于其他党派报纸的一大特色。

那么继续战斗党当年针对卡拉布雷西的计划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是控告卡拉布雷西，把他拖上被告席，控诉他杀害了皮内利[50]，至少是说服尽可能多的民众，让他们相信卡拉布雷西是有罪的，让他和他所象征的权威身败名裂。人们可以认为继续战斗党选错了典型，可以认为该党太过冷酷无情，为卡拉布雷西罗织了这个罪名，并让他遭到千万人的仇恨，但必须承认这就是继续战斗党的目标。

因此，继续战斗党需要卡拉布雷西继续活着，并且背负最大的罪责，卡拉布雷西的存在甚至成为了该党存在的条件。鉴于该党的领导及党报的编辑都有着很强的媒体意识，他们不会不明白卡拉布雷西的死亡恰恰是他们所不希望的。因为被谋杀的卡拉布雷西将不再是一个罪人，反而会成为一名受害者，他将不再是一个坏人，而会变成一名英雄——这样的推理合乎情理，尤其是合乎新闻界的情理。当然，谁都不能排除有疯狂的可能，但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索菲力并没有在那桩诉讼案中表现出任何受到精神疾患困扰的迹象。我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有一个神秘杀手在电影院大厅里安放了连环炸弹，我们可以怀疑凶手是任何人，甚至那些毫无嫌疑的人，但影片的制作方和电影院的管理者应该是最后被怀疑的。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非但得不到任何利益，相反还最先因此而蒙受损失。

金斯伯格说：“他们希望卡拉布雷西活着，只要象征性地杀死他，而不需要他真正死亡，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为他哭泣。”我明白，这种推理显得相当不恭，但事实的确如此，不过任何现实主义的推理都很不羁。只要不出现反面的证据，我们都会设想索菲力和他的同伴会按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行事。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某位读者可能会误解了这些文字，并在冲动之下展开报复。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索菲力本人也曾经就此自我反省。

就像看待其他案件一样，在这桩案件中，我认为应该考虑到罪犯所犯的罪行究竟能给他带来怎样的好处。然而，法院的审理和裁决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故事：所有的主角集体自杀。我看这可不太合乎情理。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合情理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对于“是否合乎情理”的怀疑构成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因为之前讲述给我们听的那个版本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一九九七年

科索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了一场由世界文化学院牵头组织的会议，议题是国际干预行为。与会人员不仅有法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政治家，还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保罗·利科和雅克·勒高夫）、“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如伯纳德·考彻纳）、曾经遭受过迫害的少数派人士代表（埃利·维瑟尔[51]、阿里尔·多夫曼[52]、托妮·莫里森[53]）、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54]、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55]和豪尔赫·森普伦[56]），总之是各种各样从来就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将来亦不想看到战争的人士。

人们曾经一度害怕使用“干预”一词，因为这个词与“干涉”太相近（当年的萨贡托[57]事件也是一种干预，使罗马能够将迦太基人驱逐出去），人们更喜欢称之为“国际救援”或“国际行动”。纯粹是虚伪的表现吗？不，出手援助萨贡托的只有古罗马人，然而在那次大会上，人们讨论的却是这样一个事件：一个国际组织，即一系列国家在认为地球上某个地方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时，决定进行干预，从而结束那件被大家公认为“罪行”的行为。

但究竟哪些国家是所谓“国际组织”的成员，而哪些又是所谓的“公认限度”呢？诚然，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杀人都是一种恶的行为，但这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比如，我们欧洲人以及天主教徒都认可以正当防卫为目的的杀害行为，中南美洲的古代居民允许用活人祭祀，而当今的美国公民也接受死刑。

那次令人饱受折磨的会议所得出的结论是干预就像一场外科手术，它意味着有效地阻止和消除丑恶行为。外科手术旨在救人，但它所采用的手段却是残忍的。那么，“国际化的外科手术”能否得到认可呢？所有现代政治哲学都告诉我们，为了避免一场让所有人都相互敌对的战争，国家就应针对某些个体采取一定的暴力措施。但这些个体受到社会契约制约。然而，在那些并非处在共同契约控制之下的国家之间，究竟又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通常说来，一个自认为掌握普遍价值观的团体（也就是我们说的民主国家）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设定可否容忍的界限。比如，对政治犯处以死刑是不可容忍的，大屠杀是不可容忍的，对女性进行阴部缝合是不可容忍的（至少我们家无法接受）。因此，这个团体会对那些遭受到不可容忍的恶行荼毒的对象采取保护措施。但很显然，这种关于可否容忍的标准是“我们”的标准，而不是“他们”的标准。

我们是谁？基督教徒吗？不一定。有些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不是天主教徒）也很支持米洛舍维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所谓的“我们”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条约来限定）。这是一个根据某些价值观组合而成的团体。

因此，当我们决定按照某个团体的价值观来干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赌博，赌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划分可否容忍的界限是正确的。这与那些承认革命或诛戮暴君行为合法化的历史性赌博并没有什么两样：究竟是谁给我权力，让我去重建我认为被侵犯的公道？对于反对革命的人来说，为一场革命正名毫无意义；只有那些投身于其中的人才会相信其价值，并打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在决策是否采取国际干预行为时，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让所有人在这些天里都陷入了焦虑。现在，存在一种可怕的恶行（种族清洗）必须抵制，但武力反抗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为了阻止非正义的行为，必须要发动战争吗？按照正义的原则，的确如此。可按照仁爱的原则呢？我们再次面对一场赌博。如果用最少的暴力能够阻止一个骇人听闻的非正义行为，那么我将按照仁爱的原则采取这样的暴力措施，就好像警察开枪射击疯狂的杀人犯，以拯救众多无辜者的性命。

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赌博。一方面，赌的是我们的标准与大众一致，即我们想要镇压的对象确实是所有人都认为不可容忍的行为（如果有人根本不明白却要点头称是，那么事情就更糟糕了）。另一方面，我们要赌的是我们所采取的暴力措施能够阻止更大的暴力行为。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先简要谈谈第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简单，但我想提醒大家本文并非长篇大论，而是一则报刊文章，会受到版面空间和可读性的限制。换句话说，第一个问题是相当严重和令人担忧的，不能也不应该放在小报上讨论。于是我姑且认为，为了阻止诸如“种族清洗”之类的恶行（这种行为是其他罪行的先兆，我们在本世纪都已经见识过），采取暴力措施是正确的。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武力形式是否能遏止更大的暴力行为。这里，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关乎道德的技术问题：如果我采取的非正义措施不能遏制更大的非正义行为，那么我所使用的非正义措施还是合法的吗？

这就涉及战争的功用。我所说的战争是指那种枪林弹雨的、传统的、以敌方的彻底覆灭和己方的最终胜利为终点的战争。我们很难说战争没有用，因为似乎所有采取战争行为的人都认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为了治愈病态的现象。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欺骗。比如，如果某人说塞尔维亚所有的灾难都是由米洛舍维奇的独裁引起的，只要西方的特务组织能干掉米洛舍维奇就能在一天之间解决一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认为战争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他一定不拥护米洛舍维奇，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人站在这个立场思考呢？原因有二。其一，总体说来，全世界的特务组织都是窝囊废，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刺杀卡斯特罗或萨达姆，而继续在他们身上耗费公众的钱财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其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绝不是由一位疯狂的独裁者决定的，这关乎上千年的种族仇恨，不仅他们，其他巴尔干民族也卷入其中，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具有悲剧色彩。

我们现在回到战争功用的话题上。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所谓的“传统战争”究竟有着怎样的结局？——击败敌方，然后从其失败中获取好处。这需要三方面的条件：首先，不能把己方的实力和意图透露给敌方，以便出其不意地进攻；第二，要保持阵营内部的高度团结；最后，所有的力量都要用于击溃敌方。因此，在传统战争中（包括冷战），交战双方会对向敌方通风报信者处以极刑（玛塔·哈里[58]被击毙，而罗森堡夫妇[59]则被送上电椅），会杜绝对方阵营的宣传（收听伦敦电台广播的人遭到监禁，而麦卡锡则对好莱坞的共产主义分子判刑），还会惩处那些在敌方阵营里从事有害于己方之事的人（约翰·艾默里[60]被处以绞刑，而埃兹拉·庞德[61]则被终身隔离）——因为民众的意志是不能被削弱的。军方向人民宣扬的言论总是敌方一定会被消灭，而战报也只会在敌军完全被击溃时才漫天飞扬。

然而，随着第一场新型战争——海湾战争的爆发，这些条件陷入了危机。人们曾归咎于有色民族的愚蠢，说他们不该出于虚荣或者腐败让美国记者进入巴格达。如今，不再存有这样的误解了。意大利往塞尔维亚派遣空军，但同时又与南斯拉夫保持外交关系。北约组织成员国的电视节目每小时向塞尔维亚居民通报哪些美军飞机正飞离阿维亚诺基地[62]，而塞尔维亚的官员也能通过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对敌方政府的言论表示支持，意大利记者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从贝尔格莱德发送新闻的。可这种让敌方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宣传的战争还算是战争吗？在新型战争中，战争双方在各自的阵营内部都会发现敌方的踪迹，他们不断为敌方宣传，从而使己方的民众灰心丧气（而克劳塞维茨[63]曾强调，全体战士的思想意志统一是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从另一个方面说，即使媒体被封锁，那些新型传播技术也会形成大量无法阻挡的信息流——我无法想象米洛舍维奇如何能够封锁敌方电台的广播，就更不用说互联网了。

我所说的一切似乎与弗里奥·哥伦堡[64]先生于四月十九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那篇大作格格不入。他在文中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十三日死去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手机、卫星和空间间谍等仪器的世界里，一切都必须依靠某位国际组织官员的战地手机，而这位官员却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塞尔维亚人偷偷潜入了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我们对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而塞尔维亚人对我们也是如此。阿尔巴尼亚人根本看不见在浩荡的入侵队伍的头顶上还有些什么，马其顿把难民当成敌人，将他们统统误杀。”可这究竟是怎样的战争，是每个人都对对方了如指掌，还是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两种说法都没有错。

阵营内部是透明的，然而前线却是一片迷茫。米洛舍维奇的发言人在盖德·勒纳[65]的节目中发言，然而前线的将军却不能再如从前那样举着望远镜看清敌军的动向，如今，一切情形都不得而知了。

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传统战争是以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而告终的话，那么新型战争的一大典型特征就是尽可能少杀人，因为伤亡过多会招致舆论谴责。在新型战争中，双方不急于消灭敌人，因为面对敌人的伤亡，胜利的一方会遭到媒体攻击。如今的伤亡情况也不再是遥远而模糊的描述，而是无可辩驳的清晰数据。在新型战争中，一切战略部署都要以“博取同情”为原则。米洛舍维奇宣称损失惨重（墨索里尼会耻于承认），而北约一名飞行员失事就足以让大家心生怜悯。总之，在新型战争中，杀戮过度的一方将在舆论面前落败。正因如此，前线才会没有人去面对、去了解对方的情况。说到底，新型战争必须像一枚“智能炸弹”，要在不出现伤亡的条件下将对方击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我们部长的言论：“我们与敌人发生冲突了吗？没有的事！”至于事后仍有大量民众死亡，那就是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型战争的缺点就在于虽然有伤亡，但却没有胜负。

难道就真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指挥一场新型战争吗？当然，绝无一人。恐怖的制衡培养出了一批打核武器战争的将军，但却没有培养出迫使塞尔维亚屈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将帅。这就好比五十多年来，都灵理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都在设计电子游戏，如今，你还能信任他们的水平，让他们设计一座桥梁吗？最后，新型战争的滑稽之处并不在于部队中没有年龄足够大的现役军人学习如何作战，而在于始终不可能有人学会如何进行一场新型战争。新型战争是一种必输无疑的游戏，因为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要比操纵它们的人脑复杂得多，哪怕是一台简单的电脑（虽然那不过是一台白痴的机器），也能跟它的操作者开出无数始料不及的玩笑。

对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罪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战争或许是一种过于迟钝的武器。也许人类对于财富的贪欲才是唯一的希望。如果说在传统战争中，军火商人能趁机大赚一笔，并凭借这笔收入弥补战后短暂的商品贸易阻断，那么在新型战争中，虽然也会有强加而来的军火交易（在那些武器还没有被淘汰之前），但包括航空运输、旅游、媒体（失去商业广告）在内的所有第三产业都将陷入危机。因为如果说军火交易需要紧张的氛围，那么第三产业则需要和平的环境。迟早都会出现一位比克林顿和米洛舍维奇更加强有力的人物来说上一句“够了”，让冲突双方丢一点脸面来保全大局。这样做虽然很痛苦，但却是正确的。

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