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终入朝堂，谢衡兴谢氏名望

一、华夏谢氏之始祖

历史上有诸多传奇家族，他们名声赫赫，人才辈出，家族之名久盛不衰，令人羡慕其家族的兴旺。这其中有一户谢氏人家，更是将家族荣光传唱了千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望族。也许你对谢氏家族不熟悉，但你一定听过谢安、谢玄和谢灵运等人的名字。

谢氏的“谢”字，要追溯到周宣王时期。周宣王的舅舅申伯被封在谢邑（今河南南阳一带），后因诸多政见与他人不和，遭到陷害，以至被一贬再贬，连爵位和封地都不保。后代子孙沿用了当时谢邑的一个“谢”字为姓，一直使用至今。

《诗经·大雅·嵩高》曾记载了申伯出任谢邑时的情景。申伯出事之后，谢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谢氏的再次崛起，也是谢氏一门的真正发迹，要追溯到谢缵一代。历史中对于谢缵的记载并不多，后人只能在史书典籍的夹缝之中寻找关于他的足迹。

谢缵生活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曹魏建立后，谢缵被推选入洛阳太学，毕业之后担任农官。当时乃魏蜀吴三国相争之际，几方势力明争暗抢，水火不容，都想成为天下霸主。而魏国的新政权也刚刚形成，正是人心动荡、暗潮涌动的关键时刻。此时的魏国内忧外患，急需整顿朝纲、稳固政权、大兴社稷。

三国时期战事极多，今天的地盘明天就可能易主。除了士兵和武器，各国最紧缺的就是粮草。此时的魏国为了保障士兵的口粮，也为了解决农民没地可种的窘境，开始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推出了一项政策——屯田制。谢缵便是当时负责农业生产的官员之一，除了管生产还要管税收。其后，谢缵被提任为典农中郎将，官属五品，秩比二千石。

谢缵的升官除了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和贵人提携外，还要感谢当时的选官制度。此前魏国采取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没有明确的选拔制度和晋升标准。长此以往弊端开始显露，人为因素对选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真正有学识之人却往往没有机会。随后朝廷重臣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制，改变了原有的察举制，用选拔代替察举，大大提高了官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也为魏国选出了一大批优秀官员。

谢缵是谢氏家族中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却也是极容易被忽视的一位。虽然他没有后世子孙的成绩耀眼，却是真正将谢氏子孙领入庙堂之中的人。谢缵升官之后，谢缵的两个儿子谢衡和谢澄的眼界也跟着高了一个台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谢衡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就。谢缵的孙子谢鲲同样青出于蓝，载入史册。虽然谢缵至死也没有在自己的政治履历上再多添一笔，但是他对于谢氏的作用不容小视。

年事高了以后，谢缵心满意足地从原来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到洛阳养老，此时他的儿子谢衡已经能在朝廷中独当一面了。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谢缵安然离世，谢衡扶灵柩回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老家安葬，并为父亲守孝三年。谢衡在父亲的墓旁修了间茅草屋，一边守孝一边攻读儒学，丝毫没有因为丧假在家就无所事事，反而潜心学问、收获颇丰。

初入官场时，谢衡跟父亲谢缵一样，也是担任农官，但是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和父亲一样的职业生涯里。在地方任职时，他就开始疯狂地充实自己，诸子百家、史书典籍均有涉猎，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儒家思想的推崇者。虽然谢衡痴迷读书，却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书呆子形象。读了万卷书，他还行了万里路。年少时他便开始游历四方，增加了不少的阅历，也正是在此时结交了左思，成为彼此的挚友。

谢衡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许多年，其政治生涯比父亲谢缵更成功。谢衡共有谢鲲、谢裒、谢广三个儿子，三子都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航行。其中，谢鲲最为耀眼，堪称大才，年轻时就名气极大，而谢裒便是谢安的父亲。谢氏家族就是从这几位开始开启了他们传奇的门阀时代。

二、破旧制力荐佳作

千年炊烟，袅袅绕环，谢氏一门虽从谢缵处起有史可考，其光耀之时却当从谢衡之处讲起。与谢缵的状况相似，历史上无论是《晋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没有为谢衡立书作传，但千余载的历史资料中，却经常可见谢衡“硕儒”的称号。比起无名之辈和耳熟能详之士，这件事令历史看客们多了份遐想。

谢衡所处的年代十分混乱，前有曹氏的你争我夺，后有司马家族的虎视眈眈，如何在其中坚守谢氏家族成为谢衡的主要任务。值得钦佩的是，他没有因此唯利是图，没有为了结交权贵断了与旧友的联系，不仅如此，对于情义二字他看得更重了，也让“硕儒”的称号名副其实。

一日，谢衡与左思同游孟津，远远望去，大河汤汤，谢衡十分感慨：“圣人逢水必观，观必有言。夫水，奔流不息，哺育一切生灵，它有德；水流无定形，其势向下，它有义；水流归东海，难见涯际，百折不回，它有志；茫茫水流，穿山崖，过石壁，从无惧色，它有勇。水，真乃君子，不可不观。”

左思听了他的话同样感慨良多：“儒学博士，名不虚传。言谈之论，深得孔夫子学说真谛，话不离经，每言必有哲理。观水而悟出人生所向，如此下去，将来必为硕儒。”

两人相视一笑，随后，左思将十年既成的《三都赋》拿与谢衡看。谢衡的“硕儒”身份当从他与左思的交情谈起，两人自认识以后，私交一直很好，视对方为知己，《三都赋》既成，谢衡自然成了首批读者。

《三都赋》中包含了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多年的风情和历史，参考价值颇丰，实在是十年终成的大作。谢衡读后感慨良多，连连赞叹：“昔者荀子作《蚕赋》，赋体始兴。汉魏中兴以来，为赋者众多。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两赋在前，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在后，其作或理胜其辞，或文过其意，炫博耀奇，汪肆宏富。未若君之《三都赋》，分写蜀都、吴都、魏都，拟集数家，文辞达义，典雅精致，博而不空。诗缘情，赋体物。此赋有情有物，堪称佳作，其名不在班、张之下。”但他替左思高兴之余，心中难免也有些担忧。

在他之前，已有几位权贵看过《三都赋》，但对该书的态度与谢衡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左思是在哗众取宠，对《三都赋》嗤之以鼻。但谢衡坚信好友的文采，也在其中看到了左思的抱负和才略，他深为自己的朋友高兴，同时也想尽份力将此作公之于世。当时文章传播只有一种方式——口耳相传，一篇文章的传播程度不仅与听众文化程度有关，连方言都能影响其传播，如此境地下传播起来着实不易。

谢衡想到了高密王司马泰，司马泰是当时的名臣，位高权重，且对人才极为重视。司马泰的下属王衍也是朝廷重臣，尤其喜爱清谈之学。谢衡认为，左思的《三都赋》只要能够得到此二人的支持，一定会传扬于世。

谢衡与左思整理了行装，约定时日一同前去拜会司马泰。司马泰听说有人来拜会，打消了出游的念头，见了二人。二人没有想到此次见面并不成功，司马泰并非传闻中的样子，而是嚣张跋扈，甚至烧掉了二人的坐床，以示羞辱。二人自知在此处再无可能，便拂袖而去。谢衡也因此事与司马泰等人结怨。

谢衡与左思接着拜访了侍中府，这里的待客态度虽然稍有礼貌，但对《三都赋》的态度仍然不乐观。左思有些心灰意冷，谢衡极力安慰他，并立志要打破这种门第之规，让天下的读书人公平竞争。在谢衡的鼓励下，左思也渐渐走出困扰的情绪。

随后，谢衡与左思一同去泰山游历了一番。泰山之巅，万物沉浮脚下，左思想到自己的十年之作，感叹当前景色，随口而吟：“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谢衡自然能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也跟着感叹《三都赋》的命运不顺。两人正感伤之际，谢衡突然想起一人。

此人正是皇甫谧，是魏晋的有识之士，虽在朝为官，但为人颇为清雅。两人去拜会他时，正遇到著作郎张载和中书郎刘逵，三人将《三都赋》看了又看，连连点头。随后皇甫谧肯定地说：“此赋才章美茂，文辞畅丽。山川土域，草木鸟兽，珍奇异宝，风情物产，皆由精研落笔，纷披深义，可与班固、张衡同列。大赋佳作，几个月前已经写就，为何不早早面世？”

几番闭门羹之后，《三都赋》终于得到了认可。谢衡与左思感伤至极，左思甚至说不出一句话。

皇甫谧听了他们的遭遇后十分同情，也很气愤，慷慨直言：“门阀品评，坑才多弊，刘仆射上帝疏，已将其弊端一一指陈。但士族积弊日深，相沿成风，积重难返。谢博士不愧攻读圣人儒学，慧眼雅量。谧自叹不如，虽是才拙，愿为其作序。”随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

此事一出，《三都赋》名声大了起来。西晋诗坛的“太康之英”陆机看了皇甫谧的序，又通读了《三都赋》，大为赞赏，甚至将其临摹装裱，挂在正堂，常常观之。此后一些文人雅士争相效仿，《三都赋》终于被大众接受。

在此过程中，谢衡与左思两人几方游走，受尽讥讽冷眼，最终促成了这桩好事。《三都赋》和左思的名气渐长，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为朋友尽心尽力，甚至得罪了一些权贵，谢衡此举堪当一个“儒”字。四方游走之时谢衡并未想过自己会因此一举成名，从而走上仕途。

终于，《三都赋》传到了晋武帝的耳朵里。一日闲来无事，他看过此文，大呼过瘾，并评价左思：“慧智灵心，二篇长诔，追溯杨后圣德，光嫔晋宁，深表寡人伉俪悲怀，令寡人落泪动容。《三都赋》又胜才人一筹，秘书郎不愿升迁，可赐书一车。”

晋武帝给寒门学子左思一个机会，也顺便给费心费力的谢衡一个机会，授谢衡为国子博士，命其主持太学。

左思和谢衡最终因为《三都赋》走上了更坦荡光明的仕途，这是他们推荐《三都赋》时不曾想到的。毫无功利之心的他们用文章和真诚感动了众多朝廷官员，虽然朝中也有反对之声，但有晋武帝的支持，其大展拳脚的机会已经到来。

谢衡也因为此事结交了一群不慕功名的好友和朝中官员，这些好友为其之后的仕途之路助力甚多，这是他用儒的姿态获得的人生财富，也是谢氏一门重要的文人品性。

三、得君赏识入太学

太学相当于古代的国立大学，是古代最高的教育机构，能在这里讲学也说明了晋武帝对谢衡的重视。

太学自西周兴起，有“帝入太学，承师问道”之责任。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在太学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子学，史称国子监。旨在树立积极的文风，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

谢衡在太学当老师对于朝廷来说是很合适的，读书多、政治方向正确，又能慧眼识英才，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心里难免有些委屈。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正想要在朝廷上大展拳脚之际，却被派到了学堂，虽然是升职，但是心理落差还是有的。

在太学待了一段时日，他发现此处教授的课业过于缥缈。他虽对左思等人的文人性情赞赏有加，但在培养人才方面，谢衡认为此举不可取。放浪形骸、率性而为能让文人的才情得以彰显，却于庙堂政治毫无益处，对百姓的大事小情来说亦是无用。此前太学多倡导清谈之风，他想改变这一局面。

这里的“清谈”是指文人志士寡言国事民生，所谈大多为玄学问题，越是有识之士越是如此。他们认为，“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民间也形成此种风潮，纷纷效仿名士。在谢衡的眼中，此举实属偷闲之举。如果人人都避而不谈俗世民生，虽于个人之运无害，却于国家社稷和百姓民生绝无益处。谢衡更愿文人能将一己之力用于社稷民生，救百姓于水火，献良策，匡正业。

太学内也因此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竹林”之风为目标，另一派则是以谢衡主张的实用为主。谢衡希望太学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致力于解决民众难题。几堂课下来，他的教育理念受到了许多师者和学生的追捧。

谢衡率先在太学内教授儒学，学生或因好奇，或因兴趣，来了许多人。他生动的讲述，让学生欲罢不能，儒学逐渐成为太学里最重要的一门课。与此相比，满口玄学的老师的课堂上，学生寥寥无几，太尉王衍的课堂上也是如此，后者心里自然不舒服。

王衍与谢衡同为太学教员，前者极为倡导“清谈”之学。谢衡开课之后，王衍学生渐少，他心中愤然，便想去找谢衡兴师问罪。他带着几个得意门生，来到谢衡堂前。此时，谢衡正在堂授课，神情严肃而真挚，他介绍道：“晋朝灭吴，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已多历岁月。如何巩固这个得之不易的王朝，延缓再度分崩离析之祸，这是朝廷大事。可叹国家重臣，社稷栋梁，衣冠楚楚，济济一堂，或空谈，或骄奢，如此下去，必出新乱。”

随后他介绍了晋平定了吴地之后的情况。天下分为19个州和173个郡，每州设有刺史，刺史之下设别驾、治中、从事等职；每郡设有太守，太守之下设有主簿、记室、录事等职。举国之职竟有千余之多，其职责却大同小异，实在是对人才和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大小官员无一例外，甘愿充当皇帝陛下的耳目，监察同僚，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大臣的关注点不是在政绩之上，而是关注自己有没有什么把柄落在同僚手上。朝廷成了一言堂，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谢衡将这种思量告知学生，正讲到“子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危邦。’身为朝……”，便被王衍打断。王衍硬声问道：“危言耸听。何谓一言兴危？你可有一良言呈献陛下？你耻豪奢，自己为什么游山玩水？”周围支持“清谈”之学生纷纷附和，指责谢衡无稽之谈。

面对士族之士的责难，谢衡既没有气愤填膺，也没有回避忍让，而是板起面孔，异常严肃地反问王衍如何一言兴邦。看到王衍并未回答，他给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辅佐之臣若能了解自己的重任，得知百姓的艰辛，君臣一心，匡扶社稷，令百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则社稷兴也，此乃一言以兴邦；反之，辅佐无能臣，官员只关心仕途晋升之路，向上孤行，向下谋私，于江山全无半点建设之言，百姓生灵涂炭、老无所依、幼无所养，人人啼饥，此近于一言而危邦。

两者相较，利弊兴害，一目了然。谢衡侃侃而谈，让在座的有识之士无不思考。朝堂之上有所作为，实属应该；王朝初启，百废待兴，此乃立业之时，官员却骄奢淫逸，敛财无数，实属不该。接着他提到王衍“抱本唯有一言，君称钱为阿堵物”一事继续回击。

此乃王衍家中一件趣事。王衍为人自恃清高，从不提财物，更不提“钱”字，却不忘敛财，家中珍宝数不胜数。一次，王衍之妻郭氏想逗夫婿一乐，便在王衍睡着后，命仆人将铜钱串成长串，在床周围围成一圈。郭氏想夫婿醒来，定会命人拿走铜钱，必定会提到一个“钱”字。没想到，第二日王衍醒后，只对仆人说：“举却阿堵物。”此后，“阿堵物”便成了“钱”的代名词。此事也被人时常提起，讥讽王衍表里不一，嘴上不提钱却大敛钱财。谢衡提到此故事，王衍自知理亏，无可辩驳。

随后，谢衡就王衍提到的“游山玩水”解释道：“太学生出京适郡，观山望水，实是考察民情，知晓世风。”

谢衡将王衍辩得哑口无言，王衍只得败兴而归。这一场辩论，在朝中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学生慕名而来，向谢衡学习如何为官，如何为社稷出力。

晋武帝也得知此事，于是召来谢衡。二人所谈，既有学宫之事、经书传文，也有宫闱礼仪、千秋基业。谢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引经据典，将一腔抱负说与帝王听。晋武帝看谢衡一身正气，有上接青云、下怀江河之势，是个济世之才，便放下猜疑，悉心请教。

谢衡看晋武帝诚心待己，便开始委婉地指出晋武帝的不妥之处。他认为，平吴之后，晋武帝应该韬光养晦、勤于政务，不该自视甚高、过于享乐。庙堂之上，本就是波谲云诡之地，宦海沉浮，生死一线，世事无常，难有定数，今日奢靡便是明日之祸，万不可掉以轻心。

尔后他还讲了自己对于宫闱礼仪的见解，从仪式典礼到饮食起居，无不涉猎，言了许多官员不敢言之事。

此番深谈，晋武帝心中知晓谢衡堪当大任，遂称其为“硕儒君子”，并升任其为太子少傅。此乃“硕儒”的由来，自此谢衡开启了自己和谢氏家族的名望。

谢衡能在当时被称为“硕儒”，绝非只此一二事，无奈惊涛拍案，史迹难寻，我们只得管中窥豹，猜得一二。“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禹尊九州汤伐夏，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如今，谢衡早已成为天地间一抔泥土，只留下“硕儒”的名号任凭谢氏子孙和今人遐想。

四、君子直言得圣赞

一日，晋武帝叫来谢衡，询问他对太子的评价。

谢衡身为太子少傅，肩上的担子并不轻。于他来说，能够教授国之储君，是个难得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份刀尖上跳舞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卷入皇权争斗。

谢衡是个聪明人，教了太子一段时间，对太子的品行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是，此时皇帝的问题摆明是个陷阱。如果谢衡一番美言会给皇帝留下敷衍了事、阿谀奉承的印象；如果指出毛病似乎也不合适，人家毕竟是父子俩，多说一句被贬官还好说，得罪了下一代储君或者现任皇帝，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就不好了。

左思右想之际，谢衡决定试探一下。他先歌颂了一下现在的太平盛世，看到皇帝的脸上并无喜悦之色，便向皇帝说了太子妃和皇后不合之事。

太子妃贾氏和杨皇后本就不合，一个仗着自己是皇后，一个仗着自己是未来的皇后，再加之家族的利益纷争，两人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暗潮汹涌。

皇后与太子妃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家事，但关系到国事，谢衡想借此事了解皇帝对于太子的容忍程度。如果说晋武帝对于这些完全不知，那是小看了他的政治力量，他一直默不作声无非是看事态不严重。此时谢衡提起此事，其实是为了让晋武帝看到他不曾注意到的那些事。

太子无能，满朝皆知。太子膝下仅有一子司马遹，司马遹聪明伶俐，有帝王之相。当所有人将目光放在太子和皇位上时，只有谢衡看到了太子之后的力量。但宫中却有一个人看不惯司马遹，这人便是位高权重的贾氏。

贾氏自入东宫以来，一直未能生子，看到太子唯一的儿子自然气从中来，甚至感受到了将来的威胁，因此处处与司马遹作对。谢衡对此事有心无力，只能旁敲侧击让晋武帝知道，用更大的权力压制贾氏。

谢衡的办法果然奏效，此事之后司马遹的境地好了许多。

谢衡第一次见到司马遹是在太子府中，但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大堂之上。一日，晋武帝召来谢衡询问太子学习的情况，碰巧司马遹也来拜见晋武帝。此时，司马遹年仅六岁，他有条不紊地上前跪拜行礼，行云流水，不卑不亢，一身正气。晋武帝看到也甚是喜爱这个皇孙。

但对于晋武帝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太子。对于太子的学习情况，当时谢衡直截了当地回复：“圣质稍进，仅得皮毛，开国事多，守成更难。太子朴诚，虽有古风，恐不能决断陛下家事。”

随后两人还谈了当朝之事，司马遹也一直安静地在旁倾听。聊兴正酣，突然有人来报殿外失火，晋武帝想要起身去看看，司马遹立马起身，挡在晋武帝的身前，稚气地说：“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能让火光照见人主。”他的意思是外面火光照人，晋武帝在此尤为显眼，如果周围有图谋不轨的人会很危险。

晋武帝和谢衡都有些惊奇地望着这个小大人，只见他一脸真诚，表情坚定。谢衡由衷地称赞道：“圣质聪明，决断英特，奇节大略，伏膺儒学，社稷良才。”晋武帝也十分高兴，爽朗地笑了几声：“皇孙奇才，酷肖宣帝，必能继大统。太子不堪造就，皇孙敏慧。太子冢嗣，不可无尊位。”

此事后，谢衡对司马遹留心观察，愈发喜欢这个孩子，也更加相信这个孩子是可造之材。

谢衡入宫的事被贾妃知道了，她得知谢衡未在晋武帝面前替太子美言，便开始处处刁难谢衡。好在谢衡是武帝钦点的太子少傅，未受大辱。

几次询问过后，晋武帝看谢衡直言不讳，并非趋炎附势之人，对谢衡更加看重。为了帮助太子肃清敌野、巩固朝纲，晋武帝将其他几个儿子陆续封王，派驻各个封地，并封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寄予厚望。

晋武帝欣赏谢衡的还有一点，即谢衡对儒礼研究透彻，对朝廷上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提出的做法也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当时朝廷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晋书限断”。“晋书限断”问题源于司马家族，虽然司马家族早已掌握朝局，但是直到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才正式登上皇位，史称晋武帝，其后追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司马炎算是司马家族真正登上皇位的第一人，其他人只不过是死后追加，这令史官很为难，即晋朝的历史到底该从哪一年开始算起。这场长久的争论史称“晋书限断”。

这件事在朝廷上分出了三派，一派主张从司马懿与曹爽争兵权算起，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开始；另一派主张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开始算起，也就是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第三派则主张从司马炎正式登基算起。几次争辩之后，以谢衡为代表的第三派获得了胜利，确定以公元266年司马炎即帝位为晋史上限。

此时谢衡的官职为国子祭酒，体现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学术水平，同样也是时代教育和前景的缩影。谢衡以儒学立业，但是此时上层社会中玄学正盛，吸引了众多学生。加之谢衡此时虽风光无限、政绩斐然，十分接近权力中心，但出身卑微，士族权贵仍然对他不屑一顾。

但此时谢衡心中满怀希望，晋武帝对他信任有加，太子虽无才能，但皇孙司马遹聪明伶俐、有帝王之相。谢衡如今近距离地接触着晋王朝的政治中心，让他产生了错觉，他以为这是一切的开始，实际上这已经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之后的晋王朝几经波折，有无尽的繁华，也有人间地狱，但这一切都与谢衡无关了。

晋武帝为太子安稳了四方和朝廷后，以为基业稳固，开始懈怠政务，沉迷酒色，身体也愈发不好了，于太熙元年（公元290年）驾崩，谥号武皇帝。同年4月，太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立贾妃为皇后。8月，晋惠帝立司马遹为太子。次年，谢衡被封为国子博士，旋迁国子祭酒，元康中擢太子少傅。

五、避乱世落藉东山

晋惠帝无能满朝皆知，登上皇位之后晋王朝的权力表面上掌握在他的手中，实际上真正做主的是贾后和几位位高之臣。对于这些晋惠帝早已习惯，但贾后却在再上一层楼后寝食难安了。有野心之人，越是接近权力，越是害怕失去。

一日，太子与朝廷四大臣一同拜见晋惠帝和贾皇后。正谈论间，贾皇后忽然唤出士兵，杀了在场的杨骏、杨珧、杨济等人，后又将他们的党羽一并诛杀。权力落入贾皇后手中，晋惠帝也彻底沦为了傀儡皇帝。晋惠帝被诱导下令杀了当朝大臣司马玮，谢衡也被贬为散骑常侍，逐出东宫。

少了太子少傅的教导，也就失去了约束，虽然还有其他老师的教导，但对于司马遹来说他最信任和尊重的依然是谢衡。谢衡也一样，他将心血都倾注到司马遹的身上，如今却被逐出了皇宫。谢衡回到府中，心中忧虑。想起自己多年来不肯与同僚同流合污，不愿践踏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头来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再也无政治希望，此时的他不可谓不绝望。在朝堂之上，谢衡超越了家族的前人，取得了更好的成绩，但与他的后代相比，少了殊途同归的气魄，晋升阻力也自然大了一些。

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无人能够自保，权力易主，官员们都在等待贾后的下一步行动。

贾后终于将毒手伸向了太子，她给太子送去了众多美女和娈童。太子年轻，虽天资聪颖，但自制力不足，对于人心也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尤其是在复杂的政治舞台中央。贾后一向不满司马遹，便在他身边安排了许多太监充当眼线。她让这些太监教坏司马遹，诱导他玩乐骄横。渐渐地，原本聪明正直的司马遹变得奢靡残暴。

司马遹在自己的宫中开设集市，卖肉卖菜，学着商贩做起了老板。他对钱财毫不在乎，随手赏赐手下人，花钱从不看数目，每个月的俸银都提前用光，偶尔还会变卖宫中财物以供开销。

司马遹的几位老师看不下去了，诚心劝谏，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对老师冷眼相待，完全看不出少年时的真诚敬重。舍人杜锡诚心规劝他修德行、纳善言，却引起他的厌恶，他派人在杜锡常坐的毛毡下放了许多针。杜锡被扎得鲜血直流，有些太监都看得不忍，司马逾却乐得哈哈大笑。在后园之中，他不顾形象，经常纵马疾驰，每当吓到他人，他还十分得意。

时日久了，大臣们渐有不满，开始上书太子的不端之事，司马遹仍然不知悔改，与儿时的志向背道而驰。大臣们商议为太子娶位太子妃，用来约束太子。

大臣们主张选王衍之女为太子妃。王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长相更美，却被贾后的外甥贾谧抢先娶走，司马遹只得娶王衍的小女儿为太子妃。司马遹因此事记恨贾谧，贾谧心中怨恨，同时害怕太子会加害于他，便打算提前动手。

一日，贾谧入宫拜见贾后，诬陷太子要对贾后动手，还要铲除贾氏一脉。贾后本就对太子提防有加，听到如此消息，更是勃然大怒，动了杀心。贾后开始四处寻找太子图谋不轨的证据，甚至在朝廷上散播太子不轨的谣言，“于是朝野都知贾后有废太子意”。

这一日终于还是来了。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贾后以惠帝身体不适为由，将太子骗到宫中，让宫女诱导他吃下醉枣，并命人模仿司马遹的口吻写了一份大逆不道的文字。醉了的司马遹被哄骗着抄了一遍，文字被贾后拿到晋惠帝的面前，晋惠帝看过后勃然大怒。张华等人知道事有蹊跷，贾后怕事情败露，提议将太子贬为庶民，晋惠帝同意，并将其软禁在许昌。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后看司马遹失势、无人问津，便命人杀了他。毫无疑问，司马遹是个悲情的太子，他不仅与皇位无缘，还丢了性命。司马遹留给历史最正面和成功的形象大概是那个在大火前挡在晋武帝身前的年仅六岁的孩童。

随后，朝廷就晋惠帝是否该为太子服丧展开了争论。对于皇家礼仪、国家制度方面，当朝官员中没有人比谢衡更懂了，这与他熟读儒学经典有关。一轮轮争辩，从礼法到王法，谢衡尽了他最后的职责。

司马遹虽死，但他对王朝的影响仍在荡漾，晋朝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八王之乱”中。

谢衡经常与好友左思相聚，这一日，两人相谈甚久，感叹时局，面对长时间的权力争斗，谢衡终于落泪。他望着左思忧虑的神情，悲痛地说：“赵王司马伦滥杀臣民，刑诛同室，必有异志，宫廷政变将要转为皇权争权。从此以后，国无宁日，京都将难以存身……”

虽然猜到了结局，却无力改变这一切，这是有政治抱负的谢衡和左思最为痛心的事。事态发展印证了谢衡的猜想，除了士族的争斗，外邦势力也参与其中。

左思已经没有退路，他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处于政治中心却无力抗争的谢衡在多次失望之后，迫于无奈也决定离开，但他的两个儿子选择留下。谢衡再三嘱咐儿子：“洛阳非久居之地，宜向南迁。八王之乱，接下去的就是胡族之乱，中原再无宁日。为父先行，于山水间了却残生，也算足矣！汝辈兄爱弟敬，要相互扶持，若暂时不想动身，为父尊重你们的选择。”

他看着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心中感慨油生，记忆中他们还是孩童的模样，如今早已结婚生子、成家立业，顿感欣慰和年华易逝。

谢衡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带着家眷离开了洛阳。一路长途跋涉，最后来到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山，在当地的国庆寺旁挑了处宅地，安家落户。

谢衡远离了朝廷的政治斗争，也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关于他离开洛阳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没有记载，只有《谢氏族谱》上有零星的记载。与谢衡同样离开京城的还有许多文人官员，他们或是因为对当权者心灰意冷，或是在权力争斗中败下阵来。他们的人生也许有遗憾，但早已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唯有我们偶尔拾起。

考古学家至今没有找到谢衡的安葬之所，他晚年的故事也无处可寻觅，任由我们猜想，但他对于谢氏一门的重要程度无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