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狄更斯
长篇历史小说，1859
［英国］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这是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背景写的长篇小说，因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两个城市，故名《双城记》。
法国医生亚历山大·梅尼特是巴黎很有名的外科专家。1755年他24岁时与一个英国女子结了婚，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17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他被强迫到巴黎近郊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家中出诊。在那里，他得知了侯爵兄弟因霸占一个农民的妻子而害死3条人命的罪行。出于一个正直青年的正义感，他觉得如果不揭发侯爵兄弟的罪行，就不能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负担”，于是他秘密写一封揭发信寄给一位大臣。谁知这封信竟落入了侯爵兄弟手中，于是，未经任何法律手续，梅尼特就被送进了巴士底监狱的“北塔105号”这个单人牢房中。入狱后，他妻子生下了女儿路西。为了营救梅尼特，妻子四处奔波哀告，但毫无结果。两年后她忧愤地死去，女儿路西成了“台尔生银行”所监护的孤儿，被接到了英国伦敦安身。
梅尼特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8年。在这不见天日的18年里，他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直到1775年才被释放出狱。尽管这时他才44岁，但是已成了一个枯瘦的白发老人。他丧失了记忆，神志不清，整天浑浑噩噩，只知道做鞋，连自己的姓名也记不得，只记得“北塔105号。”出狱后，他从前的仆人、现在以开小酒店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得伐石把他收留起来。得伐石暗中组织一些革命党人前来参观，让人们记住贵族阶级的罪行。
后来路西把梅尼特接到英国居住，在女儿爱的温暖和精心护理下，他逐渐恢复了健康和神志。于是，梅尼特又重操旧业，开了一间诊所，重新在病人中树立起了声望。但是，他心灵上的创伤并没有愈合，他对那噩梦一般的往事讳莫如深，因此，连他的女儿也不了解他入狱前后的一段经历。
在英国，路西认识了一个法国青年查理斯·代尔那，两人真诚相爱。原来，查理斯·代尔那是侯爵厄弗里蒙地兄弟中那个哥哥的儿子，他因在学校接受民主思想，同时受到母亲的影响，不满意自己贵族家庭的暴虐无道，便脱离家庭，放弃贵族特权，改从母姓代尔那，到英国去当家庭教师，以教法兰西语言文学为生。梅尼特虽然知道了代尔那是曾经迫害过自己的厄弗里蒙地侯爵的后代，但因女儿路西热爱着他，而女儿又是自己的命根子，所以不愿违背女儿的意愿；同时想到代尔那已经脱离了那个罪恶的家庭，是一个品行端正的青年，因此也就同意了代尔那与路西的婚事。只是，在婚前梅尼特与代尔那订了一个密约：任何时候代尔那都不能公开他是厄弗里蒙地侯爵的后代这一身份，除非得到医生的允许。1780年代尔那与路西结婚，婚后小两口仍然与梅尼特住在一起。一年后路西生下一个女孩，名“小路西”，一家人过着十分美满幸福的日子。
不久，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得伐石夫妇都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领导者。得伐石的妻子本名狄尔斯，生于农民家庭，她的父亲、姐姐和哥哥都惨死在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人躲藏在外幸免于难。她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对贵族阶级仇恨的种子。革命爆发后，她手中拿着斧头，腰间挂着手枪，率领妇女们冲锋陷阵。她的丈夫由衷地赞美她是“伟大的女人，倔强的女人，堂皇的女人，了不得的女人！”
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所有贵族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代尔那的父亲早在革命之前就死去，他的叔父因驱车狂奔压死一个小孩而被小孩的父亲刺死。革命爆发时，因侯爵家族无人，革命者便把他们的管家逮捕了。管家在狱中写信给远在伦敦的代尔那，要求他回到巴黎来说明情况，以免自己代人受过。代尔那得信，为了不使管家受累，又以为自己早已脱离贵族家庭，放弃贵族特权，只要说明情况就会得到谅解，更重要的是他还想要到革命的中心去“设法阻止流血，维护仁爱和人道”。于是，他背着路西和梅尼特，只身前往巴黎。一入法国境内，他便受到盘查，在身份被弄清后，他立即被押送到巴黎，关进了军事监狱。沿途的所见所闻，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陷于比他离开英国时候所想象的种种危险更大的危险之中”。他后悔不该作这次旅行，同时“在朦胧之中他仍然怀着未知的希望”。
梅尼特和路西知道了代尔那的去向，立即赶到巴黎去营救。梅尼特自信“在巴黎，或在法国，凡是知道我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人是绝不会惊动我的，除了热烈地拥抱，或得意地把我高举起来而外”，自信一定“能够帮助查理斯脱离一切危险”。他保持一个外科医生的地位，作了三个监狱的巡察医师，“在医院里和监狱里，默默地，仁慈地，适当地，对于杀人者和被杀者同样实施他的手术”。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代尔那，就这样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代尔那终于受到了公开的审判。他被检察官控告为流亡者，按照共和国的法令应该处死。他申诉自己早已自愿放弃了爵位，脱离了家庭，在英国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并提出了梅尼特医生为证人。
由于医生在法国公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以侯爵家族受害者的身份证明代尔那确实早已自动放弃了特权，并且一直对贵族政治抱着反对的态度，从而使代尔那得以获释。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庆贺时，当晚代尔那又成了“共和国的囚犯”，并于第二天再次受到审判。这一次，得伐石夫妇拿出了一份攻克巴士底狱时在“北塔10号”的烟囱里找到的控诉书，这是梅尼特医生在关入监狱的第十年时，用锈铁尖蘸着烟囱里的煤炱和灰烬、合着血写成的文字。其中以确凿的事实控诉了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对农妇一家（即得伐石太太一家）的残害及对医生本人的迫害。控诉书最后写道：“我，亚历山大·梅尼特，不幸的囚徒，在1767年最后一夜，在无可奈何的苦恼中，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至他们这一族类的最后一人：有一天必须负起这一切罪责。我向天堂和人世控告他们。”控诉书当众宣读之后，法庭被最热烈的复仇情绪所笼罩，梅尼特医生丝毫也无申辩的余地。
法官表决时，每投一票就引起—阵咆哮，最后一致通过把代尔那这个“共和国的仇敌”在24小时之内处死。梅尼特还想作营救的最后努力，但是已经毫无希望了。他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于是旧病复发，又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鞋匠。
这时，有一个叫西得尼·卡尔登的英国青年来到巴黎。他是一个著名的皇家律师的助手。他的相貌与代尔那酷似，简直如孪生兄弟一般。他早就热爱着路西，但深知路西爱的是代尔那，他曾向路西表白：“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为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如今他看到代尔那已被判处死刑，认为是自己实践诺言的时候到了。于是，为了自己深爱着的路西的幸福，他买通了狱中的警察，暗中把代尔那换出。第二天，卡尔登含着微笑，顶替代尔那走上了断头台。
在法庭判处了代尔那的死刑之后，得伐石和他的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得伐石太太认为：路西是代尔那的妻子，小路西是代尔那的女儿，同属厄弗里蒙地侯爵家族的成员，理应一起处决，斩草除根。得伐石则同情梅尼特医生的痛苦，主张“到此为止”。得伐石太太的回答是：“去告诉风和火在什么地方停止，不要告诉我！”因为“自幼年以来，她就满怀被凌辱践踏的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机会一到她就变为一只母老虎了。她是绝对没有怜悯的。倘若她原来曾经具有这种德性，那是早已被摧毁净尽了。”
得伐石太太并不知道，代尔那已经被救出，并且连夜与梅尼特、路西和小路西一起乘马车逃往英国去了。得伐石太太怀藏着一支实弹手枪，腰间隐藏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昂然前去捉拿路西母女。路西的保姆普洛斯女士为了不让得伐石太太前去追赶路西，便奋勇地抱住她并与之搏斗。在两人扭打得难分难解时，得伐石太太胸前的手枪突然走火将自己打死。
作品介绍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如《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以其曲折的情节、幽默的语言、浓厚的人情味和深广的社会内容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广大读者。
《双城记》是一部直接表现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面对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社会现实，透过当时英国社会繁荣的表面现象，敏感地察觉到广大工人的日益赤贫造成的不满情绪将会孕育出革命的风暴，而且认为这种形势与法国大革命前那种危机四伏的形势极其相似，因此创作了这部小说为英国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作品一方面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的暴虐统治和残酷剥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和暴烈抗争，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通过对18世纪末法国历史的再现，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醒统治阶级不要压迫太甚，不要把人民逼上梁山，劝喻人民群众不要采取暴烈行动，以免造成玉石俱焚的严重后果。狄更斯曾经公开宣称，他的意图是“使正在相互虎视眈眈的双方（指贵族和平民）接近起来，努力沟通两者之间的深渊”。他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甚至是美好的，但却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