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林胜集”及参与者的书法实践

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在杭州居住的文人鲜于枢、白珽、仇远、邓文原、张楧等人，在雪天宴饮并赋诗，并留下了一份墨迹手稿，即《武林胜集诗卷》（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此卷首段为白珽行书序文，后依次为张楧、邓文原、有在、仇远（张坰抄录）、鲜于枢、俞伯奇、白珽，按“飞入园林总是春”分韵赋诗并书，最后仇远自书己诗。

关于这次文人雅集，白珽序云（图2-1.1）：

大风振屋，积雪压头，余方拨榾柮，课二雏，读袁汝南传。闻户外策策有除雪声，吾西溪子也，顾余曰：王马曹中夜哥（歌）招隐，思戴安道，便孥舟归往，及门而返，何其兴之易尽也。我则不然，道阻且长，不见不止。俞伯奇北道主人，在上人方外友，闻而载酒肴来，相与赏会。……因拆“飞入园林总是春”为韵，人赋五言。仇仁近、张仲实、邓善之皆周旋人，闻此亦为我助，喜用原韵徴之。

“西溪子”即鲜于枢，因乐西溪山水，遂以自号。当日鲜于枢兴致大发，冒雪访白珽，从而引发了元初的这次著名而且重要的文人雅集，因为雅集地点在杭州，故称为“武林胜集”。这次雅集，本是文友的盛会，但因为参加集会的鲜于枢、邓文原、白珽、仇远、张楧等，同时也是元初的重要书家，所以这个诗卷对考察南宋遗民在元初的书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武林胜集”的参与人员

1．鲜于枢

这次雅集的召集者鲜于枢（1256—1301），字伯幾⁽²⁾，号困学民，渔阳人。至元二十一年（1284）后任浙东都省史掾，宦居杭州。当时鲜于枢在杭州的文化圈中颇为活跃，而他在书坛的地位也并不低于赵孟。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鲜于枢行草书《秋兴诗》，卷首书“次韵仇仁父晚秋杂兴，枢拜呈”，仇仁父即仇远，此卷虽无书写时间，但其中“北望空思汴，南游未厌吴”，表明他当时在江浙一带（鲜于枢少年时曾居汴梁）。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行草书《秋怀诗》，卷末书“近作如此，奉湛渊作者一笑”，湛渊即白珽。《武林胜集诗卷》中的鲜于枢书，同为行草书，俊爽劲健，三件书风极为接近，书写时间应该接近。这也是鲜于枢与仇远、白珽等诗文往来的另一批实物佐证。

鲜于枢年长赵孟两岁，两人关系极为亲近。至元十四年（1277），鲜于枢于扬州出任江南诸道行台御史掾，至元十八年（1281），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从汴梁赴扬州，四月十一日途经淮安时卒，应鲜于枢请，周砥作《鲜于府君墓志铭》，赵孟为之书写铭文并篆盖（图2-1.2），这是鲜于枢与赵孟交往可考的最早实物资料。⁽³⁾此外，赵孟还为鲜于枢本人作墓志铭，并书《哀困学》五言古诗一首，均见于叶盛《水东日记》卷四记载。

鲜于枢与赵孟书法观近似，且互相推重。大德五年（1301），鲜于枢跋《赵孟书赤壁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近世诸贤书画不能俱传，李伯时亦善书，今独称其画；王黄华亦善画，今独传其书，盖以长掩其所短故也。子昂学士书画，但到他日，必能俱传无疑。”鲜于枢跋赵孟小楷书《过秦论》中，更把赵孟推到一个极高的地位：

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此卷笔力遒媚，备极楷则，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邪？斯又古今之一奇也。至元辛卯（1291）十二月七日鲜于枢伯幾父记。⁽⁴⁾

同样，赵孟对鲜于枢也敬重有加。鲜于枢作《御史箴》，赵孟展玩再三，曰：“人皆知伯幾书之妙，而不知其所妙，惟我知之。叹赏良久。”⁽⁵⁾至大三年（1310），时鲜于枢已逝，赵孟见鲜于枢《临鹅群帖》，感慨道：“仆与伯幾同学草书，伯幾过余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⁶⁾鲜于枢又曾书《草书千字文》，未能书毕，后由赵孟补全，据称“松雪闭门临仿者阅月，始为续成，复跋其尾”⁽⁷⁾。赵孟跋云：“余谛翫龙跳，深愧狗续，然进之之请既勤，伯幾之亡已久，此则不勉，后必难全，辄忘珠玉在侧之讥，庶尽生死之交情云尔。”⁽⁸⁾在这里，赵孟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亡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后人所传赵孟在私下以自己的两张字换鲜于枢的一张字，换到手即焚去的说法⁽⁹⁾，多半是出于好事者的编造。

鲜于枢虽然没有完整的书法理论表示对晋人特别是“二王”笔法的回归，但是他在实践上已决然摒弃两宋及辽金流风，力追晋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和赵孟的友善关系，在观念上无疑会互相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鲜于枢本人作为一流书家的卓越见识。鲜于枢《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称：

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这段文字也是鲜于枢的重要书论。在鲜于枢看来，“守法”和“古意”才是书法的两大高度。对于怀素而言，需要守的“法”，自然不是唐法，而是晋法。对于唐人而言的“古”，也应该是晋。在这里，鲜于枢明确表达了对晋人的仰视及对宋人的批评，而这种观点，也正与赵孟的复古观相合。

鲜于枢书写时间最早的作品，是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的《跋颜真卿祭侄文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2-1.3），书体为楷书；书于次年的《武林胜集诗卷》，书体为草书。在这两种书体中，鲜于枢都已经表现出浓郁的晋人法则，所以鲜于枢也是元初回归晋人书风重要的倡导者之一。

2．白珽

白珽（1248—1328），字廷玉，号湛渊，钱塘（今杭州）人。白珽在宋末便有诗名，咸淳后，与仇远并称。入元，得宰相伯颜、南台御史程钜夫、南台中丞刘宣诸人的赏识，但是白珽却拒绝了他们的多次推荐，直至李衎极力荐举，方才出仕。致仕后，退隐杭州西湖金沙滩，寓舍以“湛渊”为名，又以此为号，晚年寓栖霞山，故又号栖霞山人。白珽因诗文出众，来往者皆为名流，除“武林胜集”参与的众人外，他还与方回、戴表元等人交好。

《武林胜集诗卷》由白珽执笔作序，究其原因，一是文名，二是他是这次雅集的缘起——“武林胜集”是由鲜于枢访白珽而引发，三是他年龄较长（在诸人中仅次于仇远）。这三个因素里，并没有书法的因素，因为他在当时的书法水准肯定逊于鲜于枢与邓文原。

《武林胜集诗卷序》书于1287年，从白珽三十九岁的这件作品，到至治三年（1323）书《陈君诗帖册页》（故宫博物院藏，图2-1.4），直至他去世前一年（1327）所书《跋魏了翁文向帖》（上海博物馆藏），历经四十年，白珽的书法面貌主要是由纵势向横势转变，同时用笔更为老到果断，除此以外，书体、书风竟无明显变化，连签名方式都基本一致。而体势由纵势向横势转变，也是判断白珽其他没有年款的书法作品大致书写时间的途径之一：《跋保母砖》（故宫博物院藏，图2-1.5）体势纵长，神采俊朗，其书于早年无疑，而《拟题莫景行西湖写真画》（《元五家赠莫维贤诗文卷》之一，故宫博物院藏，图2-1.6），笔有横势，线条多见苍茫之意，则为晚年书无疑。

图2-1.5　白珽《跋保母砖》

图2-1.6　白珽《拟题莫景行西湖写真画》

白珽也服膺赵孟，其跋赵孟《临褚遂良枯树赋》云：

禇公书擥六朝众长而成一家于代，何独《枯树赋》而已。子昂后五百年一振毫，顷夺其符而代之，岂规规学禇而能之，抑胸中有所谓擥者也。⁽¹⁰⁾

不过白珽似乎并没有接受赵孟的书法观，他书学米芾，且极为专一，白珽书法存世仅行书一体，面貌自始至终都是米芾一家。米芾曾临唐玄宗《鹡鸰颂》，临本传至白珽之手，白珽为之长跋，这个跋文，也是他书法观的最好阐释：

余生平见米氏真迹将八九种，皆晚年放纵之作，其摹学古人者惟诸石拓中见之，墨迹不多得。迩来得见此帖，然后知米氏之剑拔弩张，悉从小心翼翼中来也。论者谓元章之书，沉著痛快，超妙入神，不亚于唐玄宗，当并肩齐驱耳，何故摹之？吁！此以管窥天，未知书之奥妙者也。凡天下事，最忌自满，器满则盈，舟满则覆，故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君子戒于阙党也，况右颂笔法结构，遒媚精神，骨立不狃于世习，得自然丰度，亦有元章所不能到者。今截长补短，更觉神韵不凡耳，所谓至宝必百镕炼而后成者耶？⁽¹¹⁾

白珽是元人中少见的单一取法宋人的书家，也正是因为白珽对米芾用功之深，才有这般深刻的剖析。白珽认为米字的痛快从谨慎中来，可谓得书法要旨；而书法更要取长补短，也是确论。

3．仇远

仇远是“武林胜集”参与者中最为年长者。仇远（1246—1327？），字仁近，一字仁父，号山村民，钱塘人。早在南宋咸淳年间，仇远即以诗名见称武林，大德年间出为镇江路学正，后迁溧阳州学教授，以杭州路知事致仕。

仇远早年书法瘦长，书于至元十五年（1278）的行书《自书诗》（故宫博物院藏，图2-1.7），是他最早的书法作品，时仇远三十二岁。这幅作品，体势纵长峻健，结体收敛严谨，在间架上欧书意态明显；至元二十三年（1286）《跋保母砖》（故宫博物院藏）时，结构已由长向方转变，下笔含蓄，精气内敛；在其至元二十九年（1292）所书《和义山诗札》（美国程可庵氏藏，图2-1.8）中，首段楷书数字，字体扁方，完全是钟繇笔意。仇远最晚的一件书法作品，是书于泰定四年（1327）的《莫景行诗引》（《元五家赠莫维贤诗文卷》之三，故宫博物院藏，图2-1.9），此幅是仇远少见的行草书，在行书中夹杂草书，体例上类似陆柬之《文赋》，而其中的草书颇似《十七帖》。

图2-1.8　仇远《和义山诗札》

图2-1.9　仇远《莫景行诗引》

仇远曾观苏轼《春帖子词》并书跋文⁽¹²⁾ ，另苏轼书《东武小邦帖》后有楷书一行“南阳仇远家藏”，可见此帖曾为仇远所藏，但仇远的字势由长转方，并非受到苏轼的影响，因为他的笔法与结体并没有苏轼的影子，仇远的变化应该还是因为吸收了晋人的营养。

赵孟的好友石岩曾藏有赵孟小楷书《过秦论》一卷，大德五年（1301），仇远为石岩作跋，文曰：

予十数年前游白石披云庵，南谷杜先生出示子昂所书黄素《黄庭经》，楷法端劲，今复见《过秦论》于民瞻，字画比黄素尤缜密，实为二妙。

又跋《赵孟临兰亭序》云：

余见子昂临《临河序》何翅（啻）数百本，无一字不咄咄逼真，如郢人运斤成风，庖丁奏刀批郤导窾，因其固然，如轮扁老于斫，如大马捶钩，不失毫芒。得之心，应之手，在夫熟之而已。⁽¹³⁾

在这段跋文里，仇远抒发了他最重要的书学思想，就是学习书法的途径在于“熟”，“熟”方能得心应手。而仇远判定书法以“缜密”为上，其书写亦以“收敛”为特质，正如他在读王羲之法帖时，忽视了一般人常见的韵或者逸，而评之曰：“藏锋敛锷，正中年妙境之书。”⁽¹⁴⁾

4．邓文原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因绵州地处巴蜀西部，故人称邓巴西。邓文原早年即已迁居杭州，入元后，因高克恭举荐入仕，至元二十七年（1290）辟为杭州路学正，因在杭州居住时间较长，所以在南方也颇有书名，但直至大德二年（1298）春，因赵孟举荐，与赵孟同赴大都书写《藏经》，书名方大显于天下。

邓文原是赵孟书法理论与实践的最忠实的拥护者。1287年的《武林胜集诗卷》是邓文原所书的最早有纪年的作品（图2-1.10），虽然书法和后来成熟时期相比，尚显稚嫩，但还是可以看到邓文原对晋人古法的学习。邓文原对“古”的推崇，还明确表现在他的斋号上。邓文原曾和张楧合用“学古斋”，学古斋本是张楧的斋号，戴表元为之作《学古斋记》云：“先是巴西邓善之与仲实（张楧）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题其扁曰学古斋，相与读书玩义理于其中。”⁽¹⁵⁾邓文原从学古斋迁出以后，另设一斋，名曰“尚友斋”，牟应龙为之作铭，铭曰：

士所何事，尚志而已，己志不立，不足为士。勿甘自弃，勿安小成。脱去凡近，游于高明。驽骀龌龊，栈豆是恋，天马腾骧，籋云抹电。莺鸠決起，抢彼榆枋，黄鹄冲举，天汉翱翔。小而一乡，大而一国，虽以善称，未究其极。善盖天下，心犹欿然。乃所愿欲，友古圣贤，颜慕大舜，孟学孔子，为百世师，盖由于此。吾乡之秀，邓氏庆长，卓有奇志，不蹈故常。耻为今人，尚友名室。我作铭诗，劝之进德。⁽¹⁶⁾

邓文原的两个斋号，都表现出他对于复古的强烈愿望。之前和张楧合用的“学古斋”斋名含义已极明显，而第二个斋号“尚友斋”，按其好友牟应龙的解释，则是以古圣贤为友。以古为师、以古为友，对古人进行全方位的师法：学问、道德、文章，当然也包括书法。

邓文原在书法上学习晋人，所以邓文原也藏有褚遂良《临兰亭序》一类的墨迹。⁽¹⁷⁾但是后来，邓文原已经把书学晋人改换为书学赵孟，他的一些作品，如《跋赵孟临黄庭经》《题范仲淹书韩愈伯夷颂诗帖》（故宫博物院藏，图2-1.11）、《跋赵孟补唐人临瞻近、汉时二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跋徐浩书朱巨川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宽博雍容，已经完全是一派赵氏风气。以邓文原这样天资颖慧之人，都以赵孟为师法对象，元代的书坛后来逐渐笼罩于赵氏书风之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除上述诸人以外，此诗卷的书写者尚有张楧、张坰、有在、俞伯奇等人。张楧在诗卷中的书写虽字势飞扬、朝气有余，但韵味尚嫌不足。邓文原与张楧共同居住多年，作为元初重要书家的邓文原，本该在书法上给张楧以良好的影响，但他们同居学古斋之际都较为年轻，邓文原此时自身书艺也尚未成熟，所以张楧的书法留待后文详述。至于另外数人，张坰的字尚有晋人遗意，有在和俞伯奇二人，则均书学宋人——有在诗文中的“题”字（图2-1.12），与黄庭坚几无二致；⁽¹⁸⁾至于俞伯奇的行书，虽脱胎于米芾，但又延续了南宋末期书法狂怪的余绪。

二、“武林胜集”所反映的元初南方书家群的书法观念

“武林胜集”是元初南方书家群重要的标志性的活动，而《武林胜集诗卷》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书家们的书法观念与书法实践。

在“武林胜集”书家群中，书家们已经分为两种意识倾向：一种是对南宋书法的继承，他们仍以北宋书法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如白珽、有在、俞伯奇等人；另一种是对魏晋古法的回归，如鲜于枢、邓文原、张坰等人。至于张楧、仇远等人，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书学取向，但在后来，还是逐渐向晋人书风靠拢。

《武林胜集诗卷》所反映出书家们的各自面貌，代表了元初期南方书坛的典型状况，就是一部分书家延续了南宋书家对唐宋尤其是北宋诸家的取法，而另一部分则开始向魏晋复古，并且复古才是当时书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赵孟在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有《临王羲之黄庭经》一卷，是为束季博所临者，二十年后的至治二年（1322），赵孟阐述了当时的创作理念：

临书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廿年前为季博临《黄庭》，殆过于谨，今目昏手弱，不能作矣。⁽¹⁹⁾

此处的“肆”与“谨”是个相对的概念，“肆”指恣肆，“谨”并非拘束，而是用笔规范、法度谨严，“肆”与“谨”所对应的正是宋代书法与魏晋书法的特征，赵孟“与其肆也宁谨”一句，提倡放弃对宋人的学习，改而取法魏晋。其后一句更是意味深长，“殆过于谨”四字似为自谦，而“今目昏手弱，不能作矣”一句则知实为自诩，赵孟所要表达的，是二十年前乃至今天对“谨”的一致推崇。

元初南方书坛的稳步发展，和当时在杭州的两位大书家鲜于枢、赵孟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两人对文人雅集的频繁参与，既树立了他们在文化圈中的领导地位，也扩大了自己书学思想的影响，复古观念得以从个体推向了群体，继而从群体影响到了个体，张楧、仇远的书法在日后逐渐向晋人书风靠拢就是例证。

鲜于枢在大德三年（1299）书大字行楷《赵秉文御史箴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其后有元诸家跋文，书写时间多在大德八年（1304），跋者仍为赵孟、邓文原、张楧、仇远、白珽等人；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赵孟坚《水仙图》，原有鲜于枢、周密、张楧、邓文原、仇远等跋文并赵孟“松雪斋”鉴藏印⁽²⁰⁾，鲜于枢跋于元贞二年（1296），诸家跋文当大多在此前后，这些名单和时间的相近，都说明南方书家群体的存在。

南方书家群体的稳定存在并多次开展活动，另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当时周密藏有一册王献之《保母砖》拓本，周密将此拓本约请名家题跋，这些跋文的作者，与“武林胜集”的参与者，几乎完全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