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六经皆史与艺术史料

中国古代艺术的含义需要分开理解，文言文是单字词，艺术二字分别具有独立的含义。《后汉书·伏湛传附伏无忌》：“永和二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匠、方、卜、筮。”书、数、射、御属于《周礼》六艺。匠、方、卜、筮属于工匠技术、堪舆方术、占卜方术、巫师筮术。

汉以后，确立了儒家六艺的经学地位，乐归于经，书为《尚书》，数为《易经》，射、御地位被《诗经》、《春秋》取代，术之匠、方、卜、筮，即工匠、堪舆、卜筮地位发生变化，不能够与五经并立，《晋书·艺术传序》：“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六艺上升为经，匠、方、卜、筮众术归于艺术传，不入经部。

冯天瑜先生说：“一个民族首次系统而非零碎地、深刻而非肤浅地、辩证而非刻板地表达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并且用典籍的形式将这种思考加以定型，即为元典。”中国元典包括六艺、诸子百家等典籍著作。中国古代文献的元典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大约在东周时期，所以说东周是中华元典时代，即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典籍由混沌整一，走向具体分工。

从六艺到十三经列表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六艺，六经也。”《乐经》久佚，故为五经。后世六艺其实只有五经。五经是儒学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是儒学的五部经典著作。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收集有文字以来的各类典籍，增删整理《诗》、《书》、《礼》、《周易》、《春秋》，述而不作，形成儒学经典文献的文本。六经之学主要是礼、乐、诗、书、易、春秋，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学⁽¹⁾，《乐记》之学，《诗经》之学，《尚书》之学，《周易》之学，《春秋》之学。《宋书·乐志》：“秦焚典籍，乐经用亡。”六经成为五经。礼为乐之用，“礼乐”合一，成为通论。

汉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前，是六经皆史的“有史无经”时期。《尚书》、《春秋》皆是史书。⁽²⁾经与史的关系是“经史不分”，“经即史”，“五经皆史”、“六经皆史”。明代学者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经史一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借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经之所自出。”清代章学诚也认为“六经皆史”，六经皆可以归于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³⁾，汉室萧何收集六国文书，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图书分为六类，即《七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汉文字学；诸子是诸子关于哲学政治的学术，称为诸子学；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括天文历法；方技是医学；艺术包含在诸子学、诗学之中。此时六艺还没有被尊为经，诸子、诗赋、数术、方技与六艺并立，六经独尊的局面还没有形成。

随着六艺上升为经典，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并列子部，即诸子百家之学，不能够与儒家经典并立，诸子学术地位下降。经史分离。清《四库全书》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经学，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涵了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为文学。四部分类法中子部文献最为复杂，包含内容最多，兵家军事学、农家农艺学、医家医学、天文历法、艺术、宗教等全部合为子部，其特点是强调了经学，重视了史学，忽视了自然、军事等学科地位，独尊儒术，重道轻技，造成中国忽视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的重大缺陷⁽⁴⁾，这是现代科学技术未能产生在中国的根本原因。

五经始称于汉武帝时期，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五经独尊地位⁽⁵⁾，开始了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由此延续到隋唐。宋代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对孔孟言论汇集著作《论语》、《孟子》，四种著作合并成为《四书》。朱熹又作《四书集注》，开创“四书”时代。《大学》的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是通过修身使人恢复善良的本性，亲民即新民，通过道德教化为新民。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清代，经学笼罩了一切，尊经厚古成为学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