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简帛史料
简帛是简牍和帛书的合称，简帛是造纸术发明以前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礼记·曲礼上》曰：“史载笔，士载言。”(37)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西周文书称简牍或简策。简，狭长的竹片或木片，所以称为竹简、木简。竹指竹简；木指木牍；牍是方形的木片。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策”通册，《仪礼·聘礼》贾公彦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篇之称。”简册通常用丝、麻或牛皮绳编联。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文》：“韦，兽皮之韦，可以束。”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度为一尺，称为“尺牍”。大的木版叫作“业”，现在所说的毕业，就是从古代的书册制度演变而来的，毕业就是指大版子书读完了。
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扩建宫殿，“坏孔子宅”，在拆除孔子住宅时，从孔宅墙壁的夹壁中发现大批简册，皆是战国时代六国古文字的竹简。孔子后裔孔安国得知以后，对简牍进行整理研究，整理出《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古书。这本《尚书》与汉代通行的伏生所传《尚书》不同，多出了十六篇，而且有七百多字不一样。书以古文字抄写，称为《古文尚书》。后来形成了“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的两大学术流派之争，成为经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有人盗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大量竹简，除了作为照明烧掉以外，官府收缴了数十车。后由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研究，整理出古书十六种，得古文献七十五篇，有七篇因竹简坏损不能够知其题名。其中《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鲧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还有《周书》、《周食田法》、《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等杂书十九篇，统称“汲冢书”。其中有魏国的编年史，被命名为《竹书纪年》。今存《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后开舞九招”的记载，夏后启饮食宴乐时，应该是包含了许多庆祝礼仪，“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湖北襄阳楚墓被盗，发现十余枚《考工记》竹简。我们习惯上把秦汉简牍依其出土地和朝代分作敦煌、酒泉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泊汉简，睡虎地汉简等。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察队争相前往我国新疆沙漠深处访古探宝，出现了一场抢劫掠夺我国文物文献的探险热，在我国发掘获得大批简牍。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楼兰遗址发现汉晋木简120枚，现藏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民族学博物馆。1920年由康拉第（Conrody）整理发表《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国文献和其他文物》。1901年1月在尼雅遗址的发掘，及同年3月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的发掘，使一个深埋于流沙之下1600余年的古代王国——鄯善的面目呈现出来。
1900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印度任职。从1901年起，斯坦因四次进入我国西北，在于阗遗址获得晋初木简40多枚，其中有字书、文书、方技、《论语》等内容。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外长城获得汉晋木简700枚，即著名的“敦煌汉简”。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又获得汉木简150多枚。他将获得的汉晋木简运往英国，现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知名汉学家沙畹（Chavannes）对木简进行解读，于1912年出版《斯坦因所获中国简牍考译》。在汉晋木简研究史上，沙畹的研究是欧洲简牍研究的不朽著作。(38)
1906年法国人伯希和到新疆、甘肃，写有《中国西域探险报告书》。俄国人科兹洛夫、日本人大谷光瑞、法国人韧柯克也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在掠夺的文物中有汉晋简牍。1905—1928年，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又来到楼兰、尼雅两地，美国人亨廷顿（Huntington）、日本人橘瑞超、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也纷纷前来考察探宝。特别是斯坦因较为系统的调查发掘，揭示了鄯善王国境内一系列的城池、官署、烽燧、寺院、住宅、种植园和墓地。当地出土的遗物极为丰富，有汉代丝织艺术精品云纹“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字样的绵、绫、罗，有颇具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华丽毛纺织物，有雕刻犍陀罗艺术纹样的建筑构建和家具。伯希和在遗址中发现了大批汉文、佉卢文（Kharosthi）、粟特文（Sogdian）、婆罗迷文（Brahmi）木简、残纸。这座荟萃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沙漠宝库被发现后，有“中亚庞贝”之誉。(39)
楼兰、尼雅发现的汉代文书有：斯文·赫定发现的270件，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58件，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349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在楼兰发现的44件，共计728件。先后由六个国家的学者参与文字考证翻译，全部著录历时半个多世纪方发表。斯文·赫定1903年发表《中亚与西藏：通向圣城拉萨》两卷，由伦敦出版社出版；1905年出版考察报告《1889—1902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八卷；楼兰考察报告为第二卷《罗布淖尔》；1920年出版《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中国文书及其他发现》。1935年贝格曼《斯文·赫定所获楼兰木简及其他发现》全面介绍楼兰文书的出土情况。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负责人玛雅尔女士整理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1973年发表了《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长篇论文；1983年在巴黎出版专著《中亚的石窟和建筑》；1986年在《东西方艺术比较》上发表《论古代中亚的绘画》一文。
1907年至1908年，斯坦因相继发表了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1907年他委托法国学者沙畹研究考证翻译，写成《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年，沙畹发表考译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的汉文文书《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文书》，包括斯坦因重访尼雅、发掘楼兰遗址获得的文书。1917年沙畹去世，斯坦因第三次考察获得的汉文文书研究由他的学生马伯乐（Herni Maspero）继续研究，于1953年发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
斯坦因在广漠无垠的中亚戈壁沙漠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卓越的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佛教艺术文献，在欧洲考古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斯坦因所获得的文献大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英国学者贝利爵士（Sir Harold Bailey）用毕生的时间，破解了古和阗文字的秘密。学者贾尔斯（Jurs）将斯坦因所获的文书编成目录。法国人的研究重点在文字考证和翻译方面，在艺术、史地、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民俗、俗文学领域取得了成果。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合著《流沙坠简》。《流沙坠简·序》说：
清光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博士访问我国新疆、甘肃，得汉晋木简千余以归。法国沙畹博士为之考译，乃印行于伦敦。
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对西域简牍开展研究，王国维1923年发表《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使李柏书稿跋》、《罗布淖尔北城所出晋简跋》、《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著名论断，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简牍的论文。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见到孔好古和马伯乐整理的文书，因此王国维《流沙坠简》所论并不是楼兰、尼雅出土文献的全部。中国学者张凤先生在旅法留学期间，于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刊行之前，获得了简牍文书照片和出土地点编号，于1931年带回国内，刊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34年贺昌群先生著《流沙坠简校补》，次年著《流沙坠简补正》。
1930年，中国—瑞典联合组成西北考察团，团长斯文·赫定，考古学班班长贝格曼（Bergman）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畔的汉代烽火燧遗址居延地区发现木简一万余枚，贝格曼出版考察日记《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旅行和田野考察考古——1927—1934年日记》。贝格曼去世后，于1951年至1958年出版《根据斯文·赫定所领导的在中国西部各省科学考察团的报告》。1930年至1934年，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黄文弼发现汉简71枚，据之著《罗布淖尔考古记》。
1944年，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再次获得汉代木简数十枚。居延汉简是1927年到1930年由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以及斯文·赫定等人组成的史地考察团前往新疆考察获得的。他们在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和肩水都尉辖区发现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的木简约14000余片，称之为“居延汉简”。对这些汉简，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曾分别释文，由劳干编成《居延汉简考译》。1931年汉简运到北平，抗战前夕运往香港，后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简帛资料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其中著名的有1956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六号东汉墓出土的竹木简504枚，被称为“武威汉简”，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他出土的简牍内容有田律、编年记、秦律、日书、兵书、诗经、论语、周易、辞赋、年表，等等。
1973年至1974年，在居延遗址又发现了20000余枚汉简，其中一个6平方米的文书档案室出土900枚木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献史料四大发现之一。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的11号墓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有1155枚以及80片残片。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外，湖南长沙五里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竹简”，山东临沂出土“银雀山汉简”。迄今中国发现的简牍资料已经有30多万枚，需要几代人来研究。
研究简牍的角度有历史、法律、制度史、书法艺术史、绘画艺术等多种维度。简帛资料覆盖了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简帛资料的性质可以分为简帛书籍、简帛文书、简帛绘画三大类。西北烽燧屯戍遗址出土的简牍主要是文书档案，内地出土的简帛中，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都属于文书类。墓葬出土的简帛，是墓葬主人生前阅读的书籍，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定县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多系珍贵典籍。
缣帛，即丝织品，类似的纺织品还有绢素。缣帛文献是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帛书帛画是战国时代的书写绘画方式。中国是丝绸之国，缣帛包括帛、素、缣等，帛书也称素书、缣书，先秦时期往往是以简帛并论，《墨子·明鬼》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墨子》一书两次出现“书于竹帛”一词。《韩非子》说：“先王治理于竹帛。”说明在战国年间帛书就已经与简册并存于世，帛书的使用时间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3世纪大约近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两汉，宫廷和贵族都藏有许多帛书。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简帛仍然与纸张并行使用了很长时期，一直到南北朝以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帛书又称“缯书”。帛书、帛画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开始盛行。缣帛价格昂贵，轻便，但藏于地下容易腐烂损坏，难以长期保存，所以现代考古发现的帛书出土很少，简牍传世数量相当多。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不轻易使用。西汉末年，刘向校勘整理群书，“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一）。古代书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可以修改，帛则无法修改。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普及，取代了简牍与缣帛，纸质文献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但是在绘画、刺绣艺术方面，缣帛与绢素一直作为书法、绘画的一种载体形式，历代的绘画作品都有绢帛本。
我国最早出土的帛画作品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的战国帛画，长47厘米，宽38.7厘米，呈深褐色，四周是以各种颜色绘成的神怪图像，全画共有蝇头小楷900多字，其中有帝名、神名、四季名称，并且用黑、白、青、朱四色绘制，以表示四时。画的四周有十二神像，代表十二月，每一个像下注明神名、职司、该月禁忌，是十分珍贵的古代帛书艺术文献。此帛画原件已经流失至美国，国内仅有摹写本与依据照片的临摹本。1949年在湖南长沙的另一座楚墓，出土了一幅高28厘米、宽20厘米的战国帛画。画巾为一妇女穿细腰长裙，头上有一鸟一兽相斗。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一件长20.5厘米、宽9.2厘米的彩色帛画。1973年在1942年的长沙楚墓遗址再次发现人物帛画一件，1976年在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帛画。以上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帛画情况。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内容可以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地图六类。其中有《周易》、《老子》等典籍，抄写于汉高帝至汉文帝初年，计12万余字。还出土了汉代帛地图三幅，为地形图、驻军图、域邑图，地形图制图区域范围横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有山川、河流、居民点、道路等，还有驻军的布防、防区界限和指挥城堡。这些帛书、地图对研究战国、西汉的文化、艺术、思想史、科技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帛书、帛画还具有非常珍贵的艺术文献价值。迄今中国发现的帛书有数十件，尽管出土不多，但是代表了中国书法、绘画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特殊的丝绸材质，造成了帛书、帛画的特殊效果。史学界将简牍与帛书之学合称为“简帛学”，中国艺术学可以将帛书帛画作为专门的艺术文献载体进行研究。帛书称为卷，便于收藏；竹木简册称为册。我国南方产竹，北方产木，竹木简的书写文字文献方法是便利可行的。中国文献有简、策、簿、符、笺、签、篆、箴都从竹；札、检、榜、柬、牍、版、牒、牌等从木，片为“判木”，即半木为片。竹木简册是纸发明以前的书籍，中国成语所说“汗牛充栋”的藏书，指的是竹木简册。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对书的释义是：“著于竹帛谓之书。”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说：
周时史策之外，宫廷文书，类用木板，盖便于更换，不复编缀，而学士所习，则多用竹。故《周礼》每言方版，而六经则皆称简策。其篇策也，用韦与丝。
出土的竹木简以战国简、汉简为多，简册的书法以篆、隶书法为特色。竹简要烘烤防霉，称为杀青。大体上编简绳有韦与丝两种，上品用韦，下品用丝。两汉竹帛并行，始于篇与卷不甚分。后来竹木简策被纸、帛代替，以卷代篇。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书册装潢考》说：“大抵春秋以前，书籍皆用竹策。至六国以后始有竹帛者。”《墨子》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战国时期一号楚墓出土了800余枚楚国竹简，其中有文字简730枚，整理发现这批楚简计有道教学派著作《老子》、《太一生水》；儒家学派著作《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等。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弥补了先秦哲学的缺少环节，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诗经与书经、礼乐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新认识的可能。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到1200余枚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经过专家整理，于2011年起，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为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地下出土的简牍文献具有历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书法艺术学价值，可以从历史学、文献学、书法艺术学等学科方向进行研究。对于简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1．简牍作为历史文书，是当时官吏记载的历史文献。简牍对于历史文献的辨伪具有文献证据作用。其中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非常重要，艺术学学科要努力争取破译西亚少数民族艺术文献，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2．简牍是中国汉字书法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环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种书体艺术。这是将简牍文献列入艺术文献的理由。
3．汉简书法的艺术价值非常之高，代表了汉代书法艺术的风格。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一云：“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划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画家金农创漆书，也应是受到秦汉竹木简的启示。今天的书法家写秦汉简，模仿秦汉书法风格，成为书法艺术的一种样式。
4．绘画艺术的研究。战国帛画是最早的绘画实物遗存，绘画技法风格已经成熟。
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牍资料的出版，对历史文献、书法艺术均有重大的意义。中华文明探源与艺术的起源有密切的关联，夏商周历史的断代需要都城遗址、墓葬出土文物、简牍文字的证明。艺术学研究要随着考古学的新材料、新文献的发现而不断发展。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新的资料发现可以正经补史，中国艺术学要利用简帛学的研究资料，丰富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