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Preface（序言）
在本书出版之际，有必要使用中文撰写一篇序言，作为全书导读和研究方法阐释之辅助，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英文版本时，预先对全书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便于读者在学术消费选择中用较短时间做出判断。
本书研讨当代美国小说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病理现象，解析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权力再生产所导致的主流或共享价值观念及行为系统的病理性特征，尝试探寻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理论作为治疗这种文化病理的新批评方式，主要涉及作家包括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和唐·德里罗。
“文化”是人类认知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系统的总和。这种广义层面的“文化”虽呈现为相对静止的历史沉淀，但在每一个时代却都表现出强烈的能动性。在某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权力话语之下，这种总和性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系统常常被转化成“活的”“能动的”“可感知的”“具有控制力的”文化，可称其为“流通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常常作为主流文化的流通文化从本质上讲是病态的，原因在于权力话语或意识形态在宏观社会层面上对主体进行引导、支配、控制、统治，在微观心理层面上对主体进行凝视、疏通、遏制。正是由于权力话语的渗透、撒播、塑型，才使流通文化本身表现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权力幻影或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才使这种权力幻影或意识形态成为主体习得的文化模式，成为一种遏制策略，压制主体的自然属性、能动性、创造性、颠覆性，并产生如下后果：1.摧残自然主体之肌体；2.残害自然主体之精神；3.导致社会发展长期萎靡不振、停滞不前；4.使整个社会的群体性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行为系统出现严重问题，在此称其为“文化病理”。主流话语为了维护其复制或再生产，通常粉饰、宣传、强化这种病理性的价值观念或行为系统，不断地制造某种“虚假意识”使自身的存在持续性地合法化，并依靠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性翻译或意识形态的复制与遏制来完成其控制整合。由此，各种社会功能失调乃至社会及群体心理功能障碍之源就在于流通文化本身的病理结构及其功能，因为这种病理性文化相悖于阿诺德、理维斯、威廉斯所分别定义的“世界上最精华部分的人类思想与言说”“人类最微妙、最优秀、最深邃然而也是最容易腐烂的那部分传统”及“能够体现永恒秩序，或对普遍的人类生存具有永恒参考意义的那些价值”这样的“理想文化”。正因其脱离自然功能，无视自然功能及其必然性，“文化的病”是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功能失调和主体心理障碍的根源，需要建构一种走向“文化病理学”的批评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在人类文明史或文化史上，从整体论、系统论及“人类大历史”层面反思人类文化，斩断文化谱系对旧权力结构的形态复制，特别是阻抗作为历史沉淀的文化成为新统治方式的尝试和努力一直存在，只是其作为一种“静悄悄的革命”“长期革命”或“微观革命”，因不像刀光剑影、充满暴力与血腥的结构性变革那样剧烈，常常使人难以察觉。站在19—20世纪门口、对当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此类型理论大师是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或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弗洛伊德雄心勃勃但未完成的“群体病理学”或“社会病理学”的精神分析。他们都以其博学智慧、无畏勇气、历史担当为继续拓展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思路。
文化病理源自权力，权力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在腐蚀文化。文化病理基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地域、国家、年龄、身体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二元对立而存在。本书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差异关系，将其放在当代美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以具体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作为例证，观察泛历史阶段和泛社会形态的文化病理特征。
作为杰出的当代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以其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类文化肌理的透彻洞察深受批评界赞誉。本书首先从“年龄”的二元对立出发，通过重读其《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及《赫索格》三部经典作品，剖析西方成长类小说叙述结构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探讨基于年龄差异二元对立所建构与传承的人类文化机制，期望能够探索出一种颠覆文化病理的青春诗学。
当代学术界对占文化统治地位的主体一般指的或为男性，或为主流族裔，或为统治阶级，或是其他主流利益集团，但在贝娄这三部小说中，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统治主体：老龄群体。这是一个镶嵌于各种利益与情感范畴中的复杂群体，通常难以辨析。贝娄小说所探询的文化离心力完全超越性别、种族、阶级等二元对立，蕴含着一种更核心、更基本的文化颠覆力量。《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人物塑造就是按照年龄差异这一二元对立结构展开的，其中老龄形象几乎全部被塑造为丑陋、贪婪、吝啬、世故、邪恶、好色、崇拜权力，而以奥吉·马奇为代表的青春形象则是英俊、健壮、天真、纯朴、好奇、充满大爱和勇气、敢于开拓创新、具有颠覆精神。前者代表正统社会，代表主流文化价值，而后者则代表社会与文化离心力。在这种由老龄形象与青春形象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贝娄总是把青春形象塑造为正面的，而老龄形象却是反面的、消极的，甚至妖魔化的。这反映出作者无意识层面的一种厌老情绪，或源自人类文化进化史的象征性弑老情结。
代表新生文化价值的年轻形象在权力关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遭受老龄群体的教化、管理，甚至暴力。本书把老龄群体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规范“教育”青春群体的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的暴力复制”。面对这种文化软暴力，青春形象始终在寻找颠覆的可能性，或暴力反抗，或象征性拒绝，或逃避流浪，或绝望甚至死亡。在《雨王汉德森》中，批评家经常会提出这两个问题：什么驱使汉德森去非洲？他在非洲找到了什么？汉德森去非洲的外在原因是他无法承受以老龄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对他的控制，内在原因则是他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神秘的、骚动声音的驱使。正是在非洲这块神秘的大陆上，特别是在他所抵达的未被开化的非洲部落，汉德森从他们的雕塑、舞蹈、仪式以及部落习俗中找到了这些难以捉摸的真理，也就是艺术评论家汤普逊所总结的“青春主义”。简言之，汉德森所经历的是一场象征着进入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非洲之旅，并在非洲找到了“青春主义”美学，学到了“生活的智慧”。
作为贝娄小说最典型的自传性主人公，赫索格通过其现实生活经历以及对同时代现代主义甚至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哲学的批判，颠覆了西方文明史的文化根基，但又在英国或欧洲浪漫主义以及美国超验主义中找到了某种文化离心力的暗示。赫索格书写了大量没有寄出的信件，这不仅记录了他的整个精神之旅，亦展示了他与当代及历史大家的心灵对话。这些精神之旅与心灵对话透露了两个核心观念：一是文化是病态的；二是必须在诊断文化病理的基础上积极探寻一种被压抑、被边缘化、被程式化的新文化话语。对赫索格本人的无意识解剖发现，赫索格追求纯真的现实生活、崇高的欲望满足、散发青春活力的青春主义。这种被文化长期控制与疏导的话语模式，成为《赫索格》一书探索文化的主旨与动机。
这三部小说都是基于“成长类小说”的叙述模式，从年龄增长、社会阅历增长、心理与精神成长等方面剖析社会文化对成长主体的建构、妥协、对话、遏制。这种叙述模式在文学中普遍存在，反映了人类心理结构的共同特征。巧合的是，与贝娄同时期的美国作家也通过他们的作品向主流文化宣战，而宣战主体同样是青春群体，青春主义话语似乎是一种深受作家偏爱的叙事策略。更加巧合的是，这些以青春诗学为文本策略，并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并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反文化运动。
当代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2004年出版的经典作品《反美阴谋》以自己犹太家族的“小叙事”言说方式，通过反事实的“假设性历史书写”，虚构了1940年至1942年间的美国历史进程，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本书聚焦罗斯作品“假设性历史书写”的真实意图，从其“小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性出发，研讨美国文化与当代恐怖主义文化的契合性，揭示美国主流文化的恐怖主义病理特征。
在当代理论视野中，美国文化与恐怖主义都是基于其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语模式”。本书截取当代批评界关于美国文化阐释的学术共识，以个人主义、民主价值、普世主义作为其文化核心，探讨个人主义作为美国民族性格、民主价值作为美国文化身份、普世主义作为美国群体性行为在《反美阴谋》中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反美阴谋》亦采用当代学术界对恐怖主义本身的基本认识，以偏执妄想、阴谋主义、群体性癔症作为其核心特征，分别探讨了个人主义与偏执妄想、民主价值与阴谋主义、普世主义与群体性癔症及其暴力之间的契合关系，其具体论证如下：一是作为美国个人主义代表的林德伯格、亨利·福特、伯顿·维勒、比利奈尔·本格斯多夫、主人公的父亲赫尔曼、媒体专栏作家和电台主持沃尔特·温切尔，甚至罗斯福总统本人，均体现这种偏执妄想障碍的共性，反映了美国主流个人主义作为美国国民性格的偏执性；二是小说中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弱势群体，都以民主价值为名义，而实际背后都是诸多潜规则或阴谋主义的实施者，诸如美国政府臭名昭著的“正义公民”“美国优先”“公地法案”及“睦邻友善”等各种社会运动都是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控制，而弱势群体的反抗也带有深刻的阴谋主义逻辑，所以阴谋主义替代民主价值就成为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三是偏执与阴谋所导致的全社会混乱及歇斯底里般的相互残杀与暴力，更证明了美国群体性行为在普世主义文化逻辑下的客观现实。
体现美国民族性格的个人主义蜕变为群体性偏执妄想，代表美国文化身份的民主价值成为不折不扣的阴谋诡计，反映美国大众行为的普世主义演化为持续的混乱与暴力，这种偏执、阴谋、暴力作为当代恐怖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准确地定义了美国文化的本质与核心，印证了当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的“恐怖主义情景转换”和齐泽克的“普世价值作为恐怖主义”的认知判断。这一分析揭示了美国文化潜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文化本身的认知视野。其次，以当代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出发，分别就其个人主义、民主价值、普世主义等进行审视、分析和解构，揭示了偏执型的个人主义、阴谋型的民主价值及暴力癔症式的普世主义作为美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为读者进一步认识美国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随着“9·11”事件之后国际与美国国内各种对立情绪的叠加与强化，21世纪的美国文化及美国人的认知图式越来越凸显严重的群体性偏执、阴谋论及暴力癔症的特征。罗斯的《反美阴谋》这部著作不仅给当时的美国人以建设性的提醒，也为我国针对美国的对外宣传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作家。本书通过对德里罗的三部小说《名》《白噪音》《天秤星座》的文化病理学阐释，解读了美国的社会机制、社会心理、文化表征，诊断美国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所遭受的文化病理侵蚀，探索作品所蕴含的文化病理治疗方式。本书认为，在美国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下，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通过新技术与媒体的广泛渗透，使主流文化退化为一种纯粹的权力遏制，并使主体习得的文化模式成为一种遏制策略。这种“文化”的主流形态，服务于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表现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幻影，因而产生了使整个美国社会陷入诸如群体性偏执、大众失语、恐怖主义等走向毁灭性的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及文化表征。面对这种走向死亡文化病理的“危险时代”，德里罗试图探索通过某种文化批判来治疗的写作策略。
在小说《名》中，德里罗聚焦当代美国文化病理的社会机制，认为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意志通过媒体与影像进行全面渗透，使社会主体空心化、符号化及暴力化，导致美国社会进入比历史任何时期都严重的病理状态。这一文化病理的社会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是美国社会的存在性恐慌导致美国主流文化的“邪教化”；二是小说所书写的“疯狂结构”体现了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群体性偏执”；三是当代媒体与影像对社会主体的共谋式控制抵达“几乎完美”的状态，以暴力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意志使社会文化进入合法的“暴力与恐怖化”状态，国家意识形态镶嵌导致美国文化的“集体性暴力与恐怖主义心理情结”。作为权力边界的国家权力通过媒体的完美渗透，不但导致美国社会本身的恐怖主义或邪教化，更导致美国社会群体性偏执症的形成。
在《白噪音》中，德里罗从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追踪社会主体的心理病机制，他认为服务于非自然功能的社会与文化权力，通过媒体与影像对社会主体现实生活的全面渗透与异化，导致各式各样的、以“死亡”为心理驱动力的集体性精神综合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主人公杰克和慕里为典型代表的“希特勒人格障碍综合征”，症状表现为偏执、嗜权、暴力、歇斯底里；二是以杰克夫妇及其家庭成员或同事为典型代表的“群体性死亡恐惧症”，症状表现为心理狂躁、死亡场景附身及对死亡的迷恋与幻想；三是令几乎所有小说人物困惑与成瘾的“技术狂热症”及其相生的“媒体综合征”，具体表现为拒绝现实、迷信技术、机械化地盲从物质主义及对媒体的痴迷。除这些外，这些后现代语境下的“畸形人”还患有包括身体自恋症、身体畸形恐惧症、购物狂躁症、创伤后精神障碍及各种各样目前还难以定义的怪异症状。这些以集体性心理走向变态或死亡为特征的文化病理是美国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所生成的畸形心理。
在《天秤星座》中，德里罗聚焦当代美国文化病理的话语特征，认为统治阶级权力生成一套话语系统来遏制社会主体，导致出现社会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失语”现象，其病理在此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囚禁性话语”，即要求“言说与阐释高度统一”的命令型主流话语，是一种类似军队条令式的、严格按照主流权力话语逻辑表达的话语模式；二是“操纵性话语”，是一种基于掩盖事实或反对公众阐释的话语模式；三是“惩罚性话语”，是一种基于驯服、惩戒、遏制社会主体反抗的话语模式；四是“含混性话语”，即旨在歪曲事实、导致阐释障碍，进而试图永恒掩盖事实的话语模式，其特征是含混、空洞、远离现实。正是主流话语的上述病理性特征导致社会主体的文化性失语症，因此作为文化失语者，德里罗通过其小说叙述演示了美国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权力导致失语的过程及方式。
总而言之，本书借鉴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及诸多现代和后现代批评理论，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社会分析，结合当代批评话语对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剖析，从社会机制、心理机制、文化表征及文化病理治疗方式等层面进行研究，揭示了美国文化本身的病理本质，显示了文化病理学批评的深刻透视力。尽管如此，将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作为典型案例来阐释文化所固有的病理属性，也只是一种案例分析，从泛历史阶段和泛社会形态的文化病理角度来分析其学术利益性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本书只是在此领域进行了初步尝试，具体分析还存在诸多不足，甚至谬误，恳请志同道合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应感谢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长的大力支持，感谢学院科研学术处和四系领导积极安排出版资助；其次，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董颖主任的专业性指导和技术性帮助。笔者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美国改革文学”的研究工作，此书是该项目的方法论基础，与笔者即将出版的《19世纪美国文学史论》与《文化病理学导论》一样，亦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方成
2018年9月初于南京板桥镇